读毛选第七卷

13. 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准备答复红卫兵的信没有发出但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了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1〕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2〕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注释
〔1〕指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组织写的六月二十四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七月四日的《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表示造反有理，要一反到底。七月二十八日，清华附中红卫兵举行海淀区中学革命师生代表大会，把他们写的“论革命造反精神”的大字报和给毛泽东的信交给出席大会的江青，请她转交，并请毛泽东对他们的观点及与工作组的争论作指示。
〔2〕彭小蒙：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组织“红旗战斗小组”的负责人之一，她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的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大会上，发表了批判工作组的演讲。

地藏王菩萨发普渡众生之大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

诸位再看毛主席后面这段话：＂。。。。。

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佛家的大慈大悲与共产主义信仰同出而异名。这与毛泽东早年就有拜菩萨行为，发愿普渡众生，，，绝对分不开！

14. 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不许镇压学生运动〔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
不许镇压学生运动*
〔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节选
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1〕。这与陆平、蒋南翔〔2〕有什么分别？！
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
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人家起来了又加以镇压。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
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许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对“六·一八”的批语〔3〕有意见，说不好讲。
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4〕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给外国人看见。”其实除了机密的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不让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允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看来，我不相信〔现在的中央〕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格处理。
注释
〔1〕一九六六年六月初到七月底的五十多天中，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以历来的官办政治运动的方式搞文革运动，方法包括：派工作组、给群众进行“左、中、右”排队、把敢于给领导提意见的人打成“右派”、“反革命”、整他们的黑材料等等，在全国各地发生了如西安交大六·六事件、清华大学六·七事件、广西六·八事件、北京地院六·二○事件、北师大六·二○事件、林院《谈话纪要》事件等学生与工作组对抗、工作组和党委镇压学生的普遍现象。仅清华大学就有800多学生被打成“反革命”。
〔2〕陆平，原任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蒋南翔，原任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两人都镇压本校的文化革命运动。
〔3〕“六·一八”：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北大工作组正在开会，群众离开工作，揪斗了四十多名校领导人和教授，有些粗暴行动。工作组制止了他们，“明确指出避开工作组乱打乱斗的做法是有害于革命运动的行为，并指出这种做法会被而且已经被坏人利用。”并规定今后“斗争人要经过工作组批准”，见《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加批语后转发各地：“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4〕雪峰：李雪峰，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贴出来后，李雪峰当晚赶到北大，随后召开会议指出：“北大出现了故意泄密的大字报，我很不满意。文化大革命不是你想怎么胡来就怎么胡来，而要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有步骤地进行。贴大字报也要经过批准才行，不要把内部和外部问题的大字报都贴在一起，党内问题贴大字报，涉及到党和国家机密的，不要在外面张贴，要内外有别嘛。”“党有党纪，国有国法，我们搞文化革命不是乌合之众，不能乱七八糟，北大要组织好，炮火要猛，要打中要害，但要有组织，北大的党委要把运动领导好。”并把讲话稿上报中央。

15.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写于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的一张大字报并作为全会文件印发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1〕，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2〕，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3〕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4〕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注释
〔1〕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反对北大党委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经毛泽东的同意，该大字报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在全国广播，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并加了评论员的评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全文如下：
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揭穿了“三家村”黑帮分子的一个大阴谋！
“三家村”黑店的掌柜邓拓被揭露出来了，但是这个反党集团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仍然负隅顽抗，用“三家村”反党集团分子宋硕的话来说，叫作“加强领导，坚守岗位”。
他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他们“坚守”的是他们多年来一直盘踞的堡垒。他们加强的是什么“领导”？就是指挥他们的伙计作垂死挣扎、力图保持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
宋硕的“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是一个信号。它反映了在这场摧枯拉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切牛鬼蛇神们的动态。他们是一步不让的，寸土必争的，不斗不倒的。
“三家村”黑帮是诡计多端的。在前一个时候，他们采取“牺牲车马，保存主帅”的战术。现在“主帅”垮台了，他们就采取能保存多少车马就保存多少车马的手法。他们妄图保存实力，待机而动。
为陆平、彭珮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已经到了五月十四日，陆平还传达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的所谓紧急指示，并手忙脚乱地进行部署，欺骗、蒙蔽和压制广大青年学生和革命干部、革命教师，不许他们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革命，彭珮云是一个神秘人物，上窜下跳，拉线搭桥。在这个事件中，她转入地下活动，来往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住地十三陵和宋硕、陆平之间，出谋划策，秘密指挥。
这一切，都说明“三家村”黑店的分号，“三家村”黑帮的“车马”们，还是有指挥、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顽抗。
陆平以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的身份，以“组织”的名义，对起来革命的学生和干部，进行威吓，说什么不听从他们这一撮人的指挥就是违犯纪律，就是反党。这是“三家村”黑帮反党分子们惯用的伎俩。请问陆平，你们所说的党是什么党？你们的组织是什么组织？你们的纪律是什么纪律？
事实使我们不能不做出这样的回答，你们的“党”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
陆平们这一套是骗不了人的。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关于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兴无灭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是我们必须坚决遵循的。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妄图阻挡这个潮流的小丑们，他们是难逃灭顶之灾的。
工农兵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以排山倒海之势，正在一个一个地夺取反革命的文化阵地，摧毁反革命的文化堡垒。那些什么“三家村”、“四家村”，不过是纸老虎。他们的“将帅”保不住，他们的“车马”也同样是保不住的。
北京大学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能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一定能够更加有力地团结群众进行战斗。
一时还看不清楚的人们，一定会迅速地提高自己的觉悟，参加到战斗的行列中来。北京大学广大师生的反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革命斗争，一定能够胜利。一个欣欣向荣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新北大，一定会很快地出现在人民的首都。
〔2〕五十多天，资产阶级专政：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北京的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制订了《中央八条》，包括“内外有别”等政策，限制和镇压学生的自发运动，在全国各地发生了如西安交大六·六事件、清华大学六·七事件、广西六·八事件、北京地院六·二○事件、北师大六·二○事件、林院《谈话纪要》事件等学生与工作组对抗、工作组将学生打成反革命的现象。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返回北京后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做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此后，六六年六月初到七月底被称为“五十多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3〕一九六二年的右倾：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会”上和一系列政策制订中，刘少奇等执行了经济、文化方面的“调整、恢复、宽松”等右倾路线。如主张放弃人民公社的集体农业，而实行分田单干的个体经济。
〔4〕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指一九六四年刘少奇制订的四清《后十条》提出“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整肃农村基层干部的形“左”实右的路线。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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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林彪的珍贵合影【组图】

16.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的决定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二、主流和曲折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
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
〔一〕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提倡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正确领导就是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由于毛泽东思想领先。
〔二〕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的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们是“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三〕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实际上，他们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
〔四〕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斜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的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作法是正确的，哪些作法是不正确的。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作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搞成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八、干部问题
干部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
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
十、教学改革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在各类学校中，必须彻底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
在进行文化革命群众运动的时候，必须把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传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同对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结合起来。
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其中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
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的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
文革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
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给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的思想。
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十五、部队
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
各级党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各级党委，要遵守毛主席历来的指示，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

17.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

关于第九次大会的问题，恐怕要准备一下。第九次大会什么时候召集的问题，要准备一下。已经多年了，八大二次会议到后年就十年了。现在要开九次大会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再开，现在要准备，建议委托中央政治局同它的常委会来筹备这件事，好不好？

至于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广大的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支持我们的，而过去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跟革命教师是抵抗的，我们是根据这些抵抗来制定这个决定的。但是，究竟这个决定能不能实行，还是要靠我们在座的与不在座的各级领导去做。比如讲依靠群众吧，群众路线，还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依靠，一种是不依靠；一种是实行群众路线，一种是不实行群众路线。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都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可能比过去好一些，因为过去没有这样公开的决定，并且这次有组织的保证。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议以及公报的实行。

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

18. 对四位外国专家的大字报的批语〔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

对四位外国专家的大字报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

林彪、总理、陈毅、陶铸、伯达〔1〕五同志：

我同意这张大字报〔2〕，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自愿的，一律同样做。如何，请酌定。

注释

〔1〕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总理，指周恩来。陈毅，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外事办公室主任。陶铸，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伯达，即陈伯达，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2〕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调查组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抄录的阳早等四位美国专家给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写的一张大字报。全文如下：

为什么在世界革命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推上修正主义道路？？？

美国：阳早、史克、寒春、汤反帝

是哪个牛鬼蛇神指使给外国人这种待遇？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不论他是哪个阶级，不论他对待革命是什么态度，都受到了这种“五无、二有”的待遇。

五无：一、没有体力劳动；二、没有思想改造；三、没有接触工农的机会；四、不搞阶级斗争；五、不搞生产斗争。

二有：一、有特高生活待遇；二、有各方面的特殊化。

制定这种待遇是什么思想支配的？这是赫鲁晓夫思想，是修正主义思想，这是剥削阶级思想。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结果又是什么呢？

一、使要革命的外国人不能真正掌握毛泽东思想，只能在口头上说条条。

二、使革命的外国人革命意志衰退，滑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

三、阻碍在中国的外国小孩成长为坚强的革命者。

四、把革命的外国人和他们的中国阶级兄弟隔离开，破坏他们的阶级感情，破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我们认为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原则的问题。我们坚决反对这种待遇。我们决心要成为真正坚强的革命者，成为坚定的反修战士。为了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决心锻炼和考验我们自己。

我们的后代必须成为坚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绝不允许他们变成修正主义分子。因此我们要求：

一、以阶级兄弟看待我们，而不是以资产阶级专家看待我们。

二、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体力劳动。

三、帮助我们进行思想改造。

四、允许并鼓励我们密切地结合工农群众。

五、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三大革命运动。

六、我们的孩子和中国孩子受到同样的待遇和严格的要求。

七、生活待遇和同级的工作人员一样。

八、取消特殊化。

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成为毛主席所要求的革命者。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中国人民、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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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驻外机关也要革命化〔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
驻外机关也要革命化*
〔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涉外问题情况简报》第九号上的批语
退陈毅〔1〕同志：
这个批评文件〔2〕写得很好，值得一切驻外机关注意，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可以先从维也纳做起。请酌定。
注释
〔1〕陈毅：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外事办公室主任。
〔2〕指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秘书组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中涉外问题情况简报》第九号上登载的一位奥地利人写给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信。与这期简报一同报送毛泽东的，还有共青团中央机关文革筹委会、临时书记处九月八日印发的《—坦桑尼亚群众来信对我外事活动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提出尖锐批评》的材料，批评我驻坦使馆在外交活动中讲排场、摆阔气。毛泽东的批语写在第九号简报上。奥地利来信全文：
亲爱的同志们：
读到关于红卫兵支持你们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雄行为的报导等，我们非常赞赏。以你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智慧为基础的这一历史革命，对于我们这些致力消灭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人来说是一个鼓舞。但是我们认为有些更必要提醒你们注意，你们国内的革命斗争同你们在维也纳的商务代表的突出的资产阶级举止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是极不相称的。从他们衣着看来，很难〔即使不说是不可能的〕把他们同蒋介石走狗区别开来。精制的白绸衬衫和高价西服同先进工人阶级代表的身份是很不相称的。这些代表不仅占有一辆，而且是两辆“列尔来得——奔驰”牌汽车〔这种汽车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剥削者的标志〕难道具有必要吗？由于这一明显对比而引起了维也纳人的窃窃私语和嘲讽，使我们听了很痛苦。这样的资产阶级行为不仅损害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而且对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起了不好的作用。我们尊敬地并且迫切地要求你们把这种事到有关当局报告，并且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纠正。
致以同志的敬礼
奥地利《红旗》派的同志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维也纳

20.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
〔一〕十月二十四日的讲话
你们有什么可怕的呢？你们看了李雪峰〔1〕的简报没有？他的两个孩子跑出去搞串连，回来教育李雪峰说：“我们这里的老首长为什么那么害怕红卫兵呢？我们又没打你们。”你们就是不检讨！
伍修权〔2〕有四个孩子，分为四派。有很多同学到他家里去，有时几个人或十几个人。接触多了，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觉得他们很可爱。自己要教育人，教育者应先受教育。你们思想搞不通，不敢见红卫兵，不和学生说真话，做官当老爷。先不敢见面，后不敢说话。革了几十年的命，越来越蠢了。少奇给江渭清的信，批评了江渭清〔3〕，说他蠢，他自己就聪明了？
〔刘澜涛〔4〕：红卫兵到处抢档案，查我们的历史问题，搞得大过火了。〕
你回去打算怎么办？
〔刘澜涛：回去看看再说。〕
你说话总是那么吞吞吐吐。
〔问李井泉〔5〕〕：你们四川那个廖志高〔6〕现在怎么样啊？
〔李井泉：开始不大通，全会后一段时间比较好了，从历史上看，他还是一贯正确的。〕
什么一贯正确？群众起来后你自己就溜了，吓得魂不附体，跑到军区去住。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搞。但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不知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
把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革命，允许改嘛。让红卫兵看看《阿Q正传》〔7〕。
依我看,这次会开得比较好些。上次会〔8〕是灌而不进，没有经验。这次会议有了两个月的经验，一共不到五个月的经验。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犯了多少错误？！死了多少人？！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十七年，文化革命只搞了五个月，最少得五年才能得出经验。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9〕，谁也没料到，连我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呜呼哀哉”。学生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们犯了错误。
〔问李先念〔10〕〕你们今天会开得怎样？
〔李先念：财经学院说，他们明天要开声讨会。我要检查，他们不让我说话〕
你明天还去检查，不然人家说你溜了。
〔李先念：明天我要出国。〕
你要告诉他们一下。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我看你精神有点不足。他们不听你们检讨，你们就偏检讨。他们声讨，你们就承认错误。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
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11〕。为什么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科夫〔12〕不成熟，在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次会议都只是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
〔陶铸：大权旁落。〕
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可他们不但不自觉，反而和我闹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与我商量，如土地会议、天津讲话、山西合作社、否定调查研究、大捧王光美〔13〕。本来应经中央讨论作个决议就好了，可是他〔刘少奇〕偏要自行其是。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一九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书记处、计委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六二年，忽然四个副总理就是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薄一波〔14〕到南京来找我，后又到天津，他们要办的事情我马上答应，后来，四个人又回去了，可邓小平就是不来。武昌会议〔15〕我不满意，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16〕，你们开了六天，我要开一天还不行，完不成任务不要紧，不要如丧考妣。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比较集中。三八年六中全会以后，项英、彭德怀〔17〕搞独立王国，那些事情〔皖南事变、百团大战〕都不打招呼。七大后中央没有几个人，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分两路，我同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刘少奇、朱德在华北，还比较集中。进城以后就分散了，各搞一套，特别分一线、二线后，就更分散了。一九五三年财经会议以后，就打过招呼，要大家互相通气，向中央通气，向地方通气。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与彭真不同。过去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罗章龙、李立三都是搞公开的，这不要紧。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都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上了，我不知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18〕是搞秘密的，搞秘密的没有好下场。
犯路线错误的要改，陈独秀、王明、李立三没改。不管什么小集团，什么门头，都要关紧关严，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团结就好。
要允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七大时，陈其涵〔19〕说不能把犯王明路线的选为中央委员。王明和其他几个人都选上中央委员了。现在只走了一个王明，其他人还在嘛！洛甫〔20〕不好，王稼祥我有好感，东崮一战他是赞成的。宁都会议洛甫要开除我，周、朱他们不同意，遵义会议他起了好作用，那个时候没有他们不行，洛甫是顽固的，少奇同志是反对他们的，聂荣臻也是反对他们的。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
你们有错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这次会议是我建议开的，时间这样短，不知是否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没想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就闹起来了这么大的事。学生有些出身不太好的，难道我们出身都好吗？不要招降纳叛，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如周谷城、张治中,一个人不去接近几个右派，那怎么行呢？哪有那么干净？接近他们就是调查研究嘛，了解他们的动态。那天在天安门上我特意把李宗仁〔21〕拉在一起，这个人不安置比安置好，无职无权好。
民主党派要不要？一个党行不行？学校党组织不能恢复太早。一九四九年以后发展的党员很多，翦伯赞、吴晗、李达都是党员，都那么好吗？民主党派都那么坏？我看民主党派比彭罗陆杨就好。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同红卫兵讲清楚，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孙中山搞起来的,那时没有共产党，是孙中山领导搞起来的，反康、反梁、反帝制。今年是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怎样纪念呢？和红卫兵商量一下，还要开纪念会。我的分一线、二线走向反面。
〔康生说：八大政治报告是阶级斗争熄灭论。〕
报告我们看了，这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单叫他们两个负责。
〔二〕十月二十五日的插话
邓小平〔虽然〕耳朵聋，〔但〕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一九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邓小平对我是敬而远之。
对形势的看法，两头小，中间大，“敢”字当头的只有河南，“怕”字当头的占多数。真正“反”字的还是少数。真正四类干部〔22〕也就是百分之一、二、三。
〔周恩来：现在已经大大超过了。〕
多了不怕，将来平反嘛！有的不能在本地工作，可以调到别的地方工作。
河南一个书记搞生产，其余五个书记搞接待。全国只有刘建勋〔23〕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
〔三〕十月二十五日的讲话
讲几句话，两件事：
十七年来，有一件事我看做得不好，就是搞一、二线。原来的意思是考虑到国家的安全，鉴于苏联斯大林的教训，搞了一线二线，我处在二线，别的同志在一线。现在看来不那么好，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能集中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作了改变，这是一件事。以前，我处在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许多事让别人去搞，培养别人的威信，以便我见上帝的时候，国家不会出现那么大的震动，大家赞成这个意见，后来处在一线的同志，有些事情处理得不那么好。有些应当我抓的事情，我没有抓，所以，我也有责任，不能完全怪他们。
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
第一，常委分一、二线，搞书记处，是我提议的，大家同意了。再嘛是过于信任别人了。这件事引起警惕，还是在制定二十三条〔24〕那个时候。北京就是没有办法，中央也没有办法。去年九、十月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怎么办？我就感到我的意见在北京不能实行。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而在上海发起呢？因为北京没有人办。现在北京问题解决了。
第二件事，文化大革命闯了一个大祸，就是批了北大聂元梓一张大字报，给清华附中写了一封信，还有我自己写了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这几件事，时间很短，六、七、八、九、十，五个月不到，难怪同志们还不那么理解。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北大大字报一广播，全国都闹起来了，红卫兵信还没有发出，全国红卫兵都动起来了，一冲就把你们冲了个不亦乐乎。我这个人闯了这么个大祸。所以你们有怨言，也是难怪的。
上次开会我是没有信心的，说过决定〔25〕通过了不一定能执行，果然很多同志还是不那么理解。现在经过两个月了，有了经验，好一点了。这次会议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大家发言都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经中央同志讲话，交流经验，就比较顺了，思想就通了一些。运动只搞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也许还要多一点。
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开始搞民主革命，谁也不知道怎么个革法，斗争怎么斗争法，以后才摸出一些经验。路也是一步一步从实践中走出来的，总结经验，搞了二十八年嘛。社会主义革命也搞了十七年，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嘛，所以就不能要求同志们都就那么理解。去年批判吴晗的文章，许多同志不去看，不那么管。以前批判《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是个别抓，抓不起来，不全盘抓不行，这个责任在我。个别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前几个月，一、二、三、四月用那么多文章，中央又发了〔五一六〕“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引起注意，不注意不行了。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赶快总结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为什么两个月之后又开这个会？就是总结经验，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你们回去以后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
中央局、省委、地委、县委召开十几天会，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以为所有都能讲清楚。有人说，“原则通了，碰到具体问题处理不好。”原来我想不通，原则问题搞通了，具体问题还不好处理？现在看来还是有点道理，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作好。上次开会回去，有些地方没有来得及很好开会，十个书记有七、八个接待红卫兵，一冲就冲乱了，学生们生了气，自己还不知道，也没有准备回答问题，还以为几十分钟讲一讲，表示欢迎就可以了。人家一肚子气，几个问题一问不能回答就被动了。这个被动是可以改变的，可以变被动为主动的。所以我对这次会议信心增强了。不知你们怎么样？如果回去还是老章程，维护现状，让一派红卫兵对立，拉另一派红卫兵保驾，就搞不好。我看会改变，情况会好转。当然不能过多地要求中央局、省、地、县广大干部全部都那么豁然贯通。不一定，总有那么一些人不通，有少数人是要对立的，但是我相信多数讲得通的。
上面讲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讲历史，讲十七年历史，一线二线不统一，别人有责任，我也有责任。
第二件事，五个月文化大革命，火是我点起来的，时间很仓促。与二十八年民主革命和十七年社会主义革命比起来，时间是很短的，只有五个月。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不通！你们过去只搞工业、农业、交通，就是没有搞文化大革命，你们外交部也一样，军委也一样。你们没有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我看冲一下有好处，多少年没有想，一冲就想了。无非是犯错误，什么路线错误，改了就算了，谁要打倒你们！我也是不想打倒你们，我看红卫兵也不要打倒你们。
这次会议发的简报不少，我几乎全部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不好过，你们着急，我也着急，不能怪同志们，因为时间太短。有的同志说不是有心犯错误，是糊里糊涂犯了错误，可以原谅，也不能完全怪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他们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中央也没有管好，时间太短，新的问题没有精神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我看十七天会议以后会好一些。

注释

〔1〕李雪峰：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2〕伍修权，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3〕江渭清，时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刘少奇视察江苏，问江渭清对王光美向参加省委四届扩大会议的同志所作的关于“桃园经验”的报告,有什么看法？江渭清说：“从江苏的实际出发,符合情况的,就学习运用,如果不符合江苏情况,就不照搬。”刘少奇说：“那你们江苏就不执行了？”江渭清说：“不盲目执行。”第二天，两人就这个问题再次发生“顶撞”，刘少奇发了脾气。

江渭清于九月八日以个人名义给刘少奇写了封信,报告了江苏省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检讨了省委办公厅通知要各地市、县委学习江渭清的一篇讲话,是个严重的错误,并承担了自己的领导责任。九月三十日,刘少奇给江渭清去信批评江渭清“骄傲自满,固步自封”,指出：“你们必须重新了解本省情况,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才能进行当前的革命斗争。”十月二十日,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指示》。

毛泽东是支持江渭清的，十二月，毛泽东当着江渭清和刘少奇的面说：“少奇同志给你的一封信,是错误的。你的意见是对的。

〔4〕刘澜涛，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兼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并担任西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

〔5〕李井泉，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