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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毛选第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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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 发表于 2014-10-27 08: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关于农业机械化-备战备荒为人民*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二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就农业机械化问题致刘少奇的信
少奇同志:
三月十一日信〔1〕收到。小计委〔2〕派人去湖北,同湖北省委共同研究农业机械化五年、七年、十年的方案,并参观那里自力更生办机械化的试点,这个意见很好。建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也各派人去湖北共同研究。有七天至十天时间即可以了。回去后,各做一个五、七、十年计划的初步草案,酝酿几个月,然后在大约今年八九月间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才有可议。若事前无准备,那时议也恐怕议不好的。此事以各省、市、区自力更生为主,中央只能在原材料等等方面,对原材料等等不足的地区有所帮助,也要由地方出钱购买,也要中央确有原材料储备可以出售的条件,不能一哄而起,大家伸手。否则推迟时间,几年后再说。为此,原材料〔钢铁〕,工作母机,农业机械,凡国家管理、地方制造、超出国家计划远甚者〔例如超出一倍以上者〕,在超过额内,准予留下三成至五成,让地方购买使用。此制不立,地方积极性是调动不起来的。为了农业机械化,多产农林牧副渔等品类,要为地方争一部分机械制造权。所谓一部分机械制造权,就是大超额分成权,小超额不在内。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又此事应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否则地方有条件也不会热心去做。
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
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
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
所以,农业机械化,要同这几方面联系起来,才能动员群众,为较快地但是稳步地实现此种计划而奋斗。苏联的农业政策,历来就有错误,竭泽而渔,脱离群众,以致造成现在的困境,主要是长期陷在单纯再生产坑内,一遇荒年,连单纯再生产也保不住。我们也有过几年竭泽而渔〔高征购〕和很多地区荒年保不住单纯再生产的经验,总应该引以为戒吧。现在虽然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是最好地同时为国家的办法,还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3〕的老话〕的口号,究竟能否持久地认真地实行,我看还是一个问题,要待将来才能看得出是否能够解决。苏联的农业不是基本上机械化了吗?是何原因至今陷于困境呢?此事很值得想一想。
以上几点意见,是否可行,请予酌定。又小计委何人去湖北,似以余秋里、林乎加〔4〕二同志去为宜。如果让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也派人去的话,似以管农业书记一人计委一人去为宜。总共也只有大约七十人左右去到那里开一个七天至十天的现场会。是否可行,亦请斟酌。
注释
〔1〕指刘少奇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一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中共湖北省委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设想的文件和主席的批语,已印发给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并发给包括计委、经委在内的各有关部委及华北局有关同志研究。在有各在京副总理参加的中央常委会上谈了这个问题,大家意见,要小计委就这个问题对有关各方面情况先摸一摸,提出一个方案,中央再来讨论,并要提交下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加以讨论,以使各地方的努力更加符合实际。周恩来同志已要小计委派人到湖北,同省委共同研究他们提出的方案,先在湖北进行试验。刘少奇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
〔2〕小计委,是一九六五年初毛泽东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一个工作机构,主要任务是研究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问题,拟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任务等。后来在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过程中,由小计委实际主持国家计委的工作。
〔3〕见《论语·颜渊》。
〔4〕余秋里〔一九一四——一九九九〕,江西吉安人,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小计委负责人。林乎加,一九一六年生,山东长岛人,当时是小计委成员。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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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工人 发表于 2014-10-27 18:00 | 显示全部楼层
2.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日〕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关于不参加苏共二十三大
苏联二十三大我们不参加了。苏联是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开这个会。我们靠自力更生,不靠它,不拖泥带水。要人家不动摇,首先要自己不动摇。我们不去参加,左派腰板硬了,中间派向我们靠近了。二十三大不去参加,无非是兵临城下,不打,就是笔墨官司。不参加可以写一封信。我们讲过叛徒、工贼。苏联反华好嘛,一反我们,我们就有文章可作。叛徒、工贼总是要反华的。我们旗帜要鲜明,不要拖泥带水。卡斯特罗无非是豺狼当道〔1〕。
〔有人问:这次我们没参加,将来修正主义开会,我们还发不发贺电?〕
发还发,发是向苏联人民发。
〔二〕学术问题,教育界问题
过去我们蒙在鼓里,许多事情都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过去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改变了过去苏区的政策。这个政策是灵的,正确的。应该把他们区别开,如果把他们等同起来是不对的。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解放后,我们把他们都包下来,当时包下来是对的。现在要搞革命。要保几个人,如郭老、范老〔2〕,其他的人不要保了。发动年轻人向他们挑战,要指名道姓。他们先挑起斗争。我们在报上斗争。
现在每一个中等以上的城市都有一个文、史、哲、法、经研究部门。研究史的,史有各种史,学术门门都有史。有历史、通史、哲学、文学、自然科学都有史,没有一门没有史。自然科学史我们还没有动。今后每隔五年、十年的功夫批评一下,讲讲道理,培养接班人。不然都掌握在他们手里。范老是帝王派,对帝王派将相很感兴趣,反对青年研究历史,反对一九五八年研究历史的方法〔3〕。批判时,不要放空炮,要研究史料。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要出修正主义。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如吴晗、翦伯赞〔4〕都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却反对共产党。现在全国二十八个省市中,有十五个省市开展了这场斗争,还有十三个没有动。
对知识分子包下来,有好处也有坏处。包下来了,拿定息,当教授、校长,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还有你那个北京刊物《前线》〔5〕,是吴晗、翦伯赞的前线。廖沫沙〔6〕是为《李慧娘》捧过场的,提倡过“有鬼无害论”。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包括报纸、刊物、文艺、电影、戏剧。阶级斗争很尖锐,很广泛,请各大区注意一下,报纸、文艺各方面都要管。
尹达这篇文章〔7〕发表出来了,写得好,各报都应当转载。尹达是历史所长,他是赵毅敏〔8〕的弟弟。他的文章是一九六四年写出来的,压了一年半才发表。对青年人的文章,好的坏的都不要压。对吴晗、翦伯赞,不要剥夺他的吃饭权,有什么关系。不要怕触犯了罗尔纲〔9〕、翦伯赞等人。
中专、技校、半工半读,统统到乡下去。
文学系要写诗、写小说,不要写文学史。你不从写作搞起怎么能行?写等于学作文,学作文就是以听、写为主。至于写史,到工作时再说。不要只读死东西,不搞应用。我们解放军的军长、师长,对宋朝、明朝、尧舜不知道,同样打胜仗。读《孙子兵法》,没有一个人照他那样打仗的。
两种办法:一种是开展批评,一种是半工半读,搞四清。不要压青年人,让他冒出来。戚本禹〔10〕批判罗尔纲,戚是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罗是教授。好的坏的都不要压。赫鲁晓夫我们为他出全集呢!
〔林彪:我们搞物质建设,他们搞资产阶级的精神建设。〕
把新生力量,如学生、助教、讲师、一部分教授,都解放出来。剩下一部分死不转变的老教授孤立起来。改了就好,不改也不要紧。还是尹达讲得对。尹达讲,年纪小的、学问少的打倒那些老的、学问多的。
〔朱德:打倒那些权威。陈伯达:打倒资产阶级权威,培养新生力量,树立无产阶级权威,培养接班人。〕
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11〕、戚本禹、尹达。谁融化谁,现在还没有解决。
〔陈伯达:接班人要自然形成。斯大林搞了个马林科夫,不行,没等你死,他就夭折了。〕
就是不要这些人接班,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
〔三〕工业体制问题
有些问题,你们想不通。你们能管得了那么多?在南京,我和江渭清〔12〕谈了,打起仗来,中央一不出兵,二不出将;三有点粮也不多,送不去;四又没有衣服;五有点枪炮也不多。各大区、各个省都自己搞去。要人自为战,各省自己搞。海军、空军、地方搞不了,中央统一搞。打起仗来还是靠地方,你们靠中央,靠不住的。地方搞游击队,还是靠斗争武器。
华东工业有两种管法。江苏的办法好,是省不管工业,南京、苏州就搞起来了,苏州十万工人,八亿产值。济南是另一种,大的归省,小的归市,扯不清。
〔刘少奇:如何试行普遍劳动制?普遍参加劳动,参加义务劳动,现在脱产人员太多,职工八十万、家属也是八十万。〕
现在要做普遍宣传,打破老一套,逐步实行。
我们这个国家是二十八个“国家”组成的,有“大国”也有“小国”,如西藏、青海就是“小国”,人不多。
〔周恩来:要搞机械化。〕
先由中央局,省、地、市等你们回去鸣放。四、五、六、七四个月,省、地、市等都要鸣放。大鸣大放要联系到“备战、备荒、为人民”,不然他们不敢放。
〔周恩来:怕说他们是分散主义。〕
地方要抓积累,现在是一切归国库。上海就有积累,一有资金,二有原料,三有设备。不能什么东西都集中到中央,不能竭泽而渔。苏联就是吃竭泽而渔的亏。
〔彭真:上海用机器支援农村,由非法变合法。〕
是非法要承认合法,历史上都是由非法变合法的。孙中山一开始是非法的,以后变合法;共产党也是由非法变合法的。袁世凯是合法变非法的。合法是反动的,非法是革命的。现在反动派就是不让人家有积极性,限制人家革命。中央还是“虚君共和”〔13〕好。英国女皇、日本天皇都是“虚君共和”。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针。就是大政方针也是从地方鸣放出来,中央开个加工厂,把它制造出来。省、市、地、县、放出来,中央才能造出来。这样就好,中央只管虚,不管实,或是少管实。中央收上来的厂收多了。凡是收的都叫他们出中央,到地方上去,连人带马都出去。
〔彭真:办托拉斯〔14〕,把党的工作也收归托拉斯,这实际上就是工业党。〕
四清都归你们,中央只管二十三条〔15〕。
……
什么军区政治部,你们有什么经验?军队还是靠地方军,以后才变成正规军的。我没有什么经验,过去三个月总结,半年总结,还不都是根据下面报告?搞兵工厂都是靠地方搞出来的。中央只生产精神。比如解放战争时期,中央什么也没有,没有一个人、一粒粮、一颗子弹,只有来源于你们的实践经验,根据你们打胜仗打败仗的经验,出点精神。现在是南粮北调,北煤南调〔16〕,这样不行。
〔周恩来:国防工业也要归地方。总的是下放,不是上调。中央只管尖端。〕
飞机厂也没有搬家,打起仗来,要枪,也送不出去。一个省要有个小钢铁厂。一个省有几千万人,有十万吨钢还不行,一个省要搞那么几十个。
〔余秋里:要三老带三新:老厂带新厂,老基地带新基地,老产品带新产品。〕
〔林彪:老带新,这是中国的道路。〕
这好象抗战时期带游击队一样。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个人主义。
〔彭真:小钢厂有四千个,给中央统光了。〕
你分人家的干什么?统统归他们。
〔彭真:明年搞个办法。〕
等明年干什么?你们回去就开个会,凡是要人家的,就叫他去当副厂长。
〔周恩来:现在搞农业机械化,还是借东风的。八机部搞托拉斯,收上来了不少厂子。〕
那就叫八机部的陈正人〔17〕去当厂长嘛!
有的对农民实在挖得苦,江西一担粮收税三回,我看应该打扁担。一文一武开个会,对苛捐杂税准许打。
中央计划要和地方结合起来。中央不能管死,省也不能统死。
〔刘少奇:把计划拨出一点归地方。〕
你用战争吓唬他。原子弹一响,个人主义就不搞了。打起仗来,《人民日报》还发得出么?要注意分权,不要竭泽而渔。现在是上面无人管,下面无权管。
〔陶铸:中央也无权呀!〕
现在我们允许闹独立性。你对官僚主义就闹嘛!要象戚本禹等人那样闹独立性,对错误的东西闹独立性,你宣传部长不要压嘛!学生要造反,要允许造反。文化革命要搞群众运动,让学生鸣放。我赞成挖他们的墙角,包括挖部长的墙角。有一个化学教授的讲稿,给学生读了几个月还不懂,大学生问他,他也不知道。学生就是要挖他的墙角。吴晗、翦伯赞就是靠史吃饭的。学生读过的明史,吴晗没有读过呢!俞平伯〔18〕一点学问也没有。
〔林彪:还是要学毛主席著作。〕
不要学翦伯赞的那些东西,也不要学我那些。要学就要突破,不要受限制;不要光解释,只记录;不要受束缚。列宁就不受马克思的束缚。
〔林彪:列宁也是超。我们现在要提倡学毛主席著作,是撒毛泽东思想的种子。〕
那这样说也可以,但不要迷信,不要受束缚,要有新解释、新观点,要有新的创造。就是要教授给学生打倒。
〔林彪:这些人只想专政。〕
吉林的一个文教书记,有篇文章对形象思维批判,写得好。《光明日报》批判《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批判得好,把大是大非讲清楚了,《官场现形记》是改良主义。总之,所谓“谴责小说”是反动的,反孙中山的,保皇的,使地主专政。他们是要修正一下,改良一下,是没落的。
把农业机械化的文件发到各省去议,在这里就不讲了。
注释:
〔1〕菲德尔·卡斯特罗,古巴领导人,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三日出生于古巴东方省比兰镇。他一九五○年毕业于哈瓦那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卡斯特罗领导发动反对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武装起义,失败后被捕,在法庭上发表了举世闻名的辩护词《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一九五五年,他流亡美国、墨西哥,在墨期间筹划“七·二六运动”。卡斯特罗一九五六年回到古巴,在马埃斯特拉山区创建起义军和根据地。一九五九年一月,他率领起义军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成立革命政府,出任政府总理〔后改称部长会议主席〕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卡斯特罗一九六二年起担任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第一书记。一九六五年该党改名为古巴共产党后,担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豺狼当道”典出《后汉书·张纲传》,东汉末年,外戚诸梁姻族满朝,大将军梁冀专权。朝廷派遣张纲等八人分道巡按各州郡,纠察收审贪官污吏。张纲衔命出洛阳,叹道:“豺狼当道,安问狐狸?”遂将车轮埋于都亭,起草弹劾梁冀的奏章。意即:祸国大盗正在那儿当道呢!何必去抓小偷啊!
中苏论战时,古巴保持中立,其实,卡斯特罗在内心对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不满,对苏联国内的经济改革看不惯,认为是革命的蜕化,在这些问题上他和毛泽东倒是完全一致。古巴的另一个领导人格瓦拉甚至公开说中国的人民公社为古巴和第三世界树立了榜样。但古巴经济严重依赖于苏联〔古巴这个当时仅七百万人口的小国最多时从苏联获得的收益相当于每年人均四百美元〕,不得不最终站到了苏联一边,卡斯特罗一九六五年三月发表演讲点名批评中共是“修正主义者”,两党关系中断,两国间也恶感日盛。
毛泽东起初主张“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认为苏联才是危险的“豺狼”,而像古巴不过是“狐狸”,应该“分化瓦解、多多争取”,此后便认为古巴也变成了“豺狼”,后公开予以批判。
二○○七年,卡斯特罗在其口述新书《我的生活》中说到:“我真希望跟毛泽东结识,但因为中苏当时矛盾和分歧而变得不可能。在世界最伟大的政治战略家中,在古往今来所有的军事领袖中,你一定不能漏掉毛泽东。”
〔2〕郭沫若,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文学、史学界权威。范文澜,著名历史学家,时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主编《中国通史简编》,并长期从事该书的修订工作。两人同为国学名家。
〔3〕一九五八年,史学届爆发了以“厚今薄古”为口号的“史学革命”,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成为历史研究的指导理论,经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传统的旧史学被整个地翻了案,几千年来被剥削阶级颠倒了的历史终于被再颠倒过来了。劳动人民成为创造历史的主人,农民起义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帝王将相统治阶级则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如过去被旧史咒骂的发匪拳乱,在新史中是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旧史中被尊为“完人”的曾国藩之流,则被还了反革命刽子手的真面目。范文澜为二保论者〔即保“王朝体系”,保“帝王将相”〕。范老在一篇未刊稿中指出:所谓“二保论”,一是按中国历史上朝代作为顺序编写历史;二是中国历史各朝代的统治者,政权代表的皇帝、大臣、名将等,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有人主张打破王朝体系,我不赞成,因为王朝体系打不破,也没有法子打破。”但范文澜也支持“厚今薄古”,曾于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
〔4〕吴晗是明史专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曾编写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鼓吹“老百姓应指望清官”。翦伯赞,历史学家,时任北大副校长,反对姚文元对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批判。
〔5〕《前线》,北京市委刊物。此处的“你”指彭真,时任北京市委书记。
〔6〕廖沫沙:时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曾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在《北京晚报》发表文章《有鬼无害论》。
〔7〕尹达:原名刘火翟,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时任考古研究所所长。人民日报在一九六六年三月二日转载《红旗》一九六六年第三期他的文章《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作者自注文章作于一九六四年八月。文章说:
“史学长期掌握在剥削阶级手里。……长期积累下来的历史资料,经过剥削阶级史学家的加工、整理、选择、淘汰、删节和阐释,就必然注入其阶级偏见,字里行间无不充满强烈的阶级性。”
“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重新研究和改写全部历史,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批判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史学思想,进行史学革命,是一件关系重大的事情。史学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千百万人民群众中彻底清除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的问题。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史学思想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一种潜在力量,只有彻底进行史学革命,才能把它清除。”
〔8〕赵毅敏:原名刘焜,一九六一年苏共二十二大之后,中苏关系更加恶化。一九六二年意大利共产党召开党代会,为了配合苏共压制中国共产党,只邀请一位代表与会。赵毅敏受命作为中共代表参加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会上,对于一些人煽起的反华合唱,赵毅敏孤身一人,据理抗争,捍卫了中国共产党的尊严和荣誉。毛泽东写下的“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诗句,其中的“独”有指他的意思。
〔9〕罗尔纲:著名历史学家,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曾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忠王李秀成投降实为苦肉缓兵之计》,认为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是假投降曾国藩。李秀成被清军俘获后,五、六天时间内写了三万多字的“自述”,后人命名《忠王李秀成自述》,其中多称颂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希望他们收降部众,“不计是王是将,不计何处之人,求停刀勿杀,赦其死罪,给票给资,放其他行”,屈节求生,向曾国藩表示愿意招降太平军余部,所写笔供中有“收复军部,而酬高厚”之语,被俘十七天后,曾国藩还是把他杀了。
〔10〕戚本禹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红旗》杂志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批判了翦伯赞“超阶级”的“历史主义”观点,文章说:
“没有超阶级的历史研究。以往一切统治阶级,都是根据他们自己阶级的利贫来解释历史的。他们的阶级利益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那样地不调和,同社会发展的要求是那样地不一致,因此,他们不可能认识历史的真象,而且要歪曲历史真象。趴在历史故纸堆上,踏着前代历史学家的脚印,亦步亦趋地去进行历史研究,势必要变成前代历史学家的俘虏,替他们去宣扬那些陈旧的、与时代精神相背离的观点。
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就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有没有这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我们的历史研究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
戚本禹在一九六三年《历史研究》第四期发表了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并与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的商榷》一文,文章根据李秀成自述,提出,李秀成“形容自己是‘骑在虎背,不得下骑’”,“做了元帅以后的李秀成并没有保持他艰苦朴素的作风”。“忠王府是个未完的工程,几千个工人长期建筑了三年多,到苏州陷落时仍未竣工”,“李鸿章见了忠王府也不禁叹道:‘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如神仙窟宅’”,“同一时代,同一种历史条件,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物。一种人宁死不屈,慷慨赴义,另一种人投降变节,屈膝媚敌”,断定李秀成是真投降,“认贼作父”,《人民日报》在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做了摘要转载,毛泽东看了戚的文章后,专门调读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写下批语:“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
〔11〕姚文元:时任上海《解放日报》的编委,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说,吴晗身为明史专家却不惜歪曲历史史实编造出一个完美形象的假海瑞,剧中的“退田”和“平冤狱”都不是史实,历史上的“退田”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保护了一些中小地主和富农,而剧中却说成是保护贫雇农,历史上退休内阁首辅徐阶的儿子徐瑛只被判处充军,也不是海瑞判的,而剧中却说海瑞“下了决心,把徐瑛处死”,身为共产党员不去提倡阶级斗争,却去鼓吹“清官救民”的封建论调,把剧中的贫雇农说成是只会恳求“大老爷与我等作主”,向海瑞叩头高呼“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很明显,吴晗是用自己的资产阶级观点改造了这个人物:
“海瑞不过是地主阶级中一位较有远见的人物,他忠于封建制度,是封建皇朝的“忠臣”。他看到了当时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尖锐矛盾的某些现象,看到了当时本阶级内部某些腐化现象不利于皇朝统治,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削弱农民反抗、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为了维护封建皇朝的根本利益,他敢于向危害封建皇朝利益的某些集团或者某些措施进行尖锐的斗争。在若干事情上,他同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一致,抑制豪强地主,目的还是为了巩固整个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维护皇朝的利益。这是海瑞的阶级本质,是海瑞全部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
“如果在新编的历史剧中,能够真正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用阶级观点,对这类史料进行科学分析,去伪存真,按照海瑞的本来面貌去塑造这个人物,使观众看到他的阶级本质是什么,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认识历史人物的阶级面貌,也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从破除许多歌颂海瑞的旧小说、旧戏的所散布的坏影响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可是吴晗同志却不但违背历史真实,原封不动地全部袭用了地主阶级歌颂海瑞的立场观点和材料;而且变本加厉,把他塑造成一个贫苦农民的“救星”、一个为农民利益而斗争的胜利者,要他作为今天人民的榜样,这就完全离开了正确的方向。”
“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
“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请他明确回答:在一九六一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曾经过毛泽东同志的亲笔润色,使其分析更深刻,更尖锐。
〔12〕江渭清:时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
〔13〕“虚君共和”,毛泽东认为中央高度集权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并提出了“虚君共和”的构想.这一构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彻底贯彻,建构了中国计划体制中的中央高度集权,形成地方政府成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体制,从而使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别于苏联模式。
〔14〕托拉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建议试办托拉斯〔垄断企业〕,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六日,煤炭工业部向中央提出在徐州成立华东煤炭工业公司,试办托拉斯,四月三十日得到中共中央批准,我国试办的第一个托拉斯企业正式成立。一九六四年六月,国家经委在反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草拟了《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报告〔草稿〕》,获得批准,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共全国试办了十六个全国性和区域性托拉斯,但试办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主要有三大方面:全国或跨地区的托拉斯与地方的矛盾,托拉斯内部统一经营与的所属企业分级管理的矛盾,托拉斯同原有经济管理体制的矛盾。托拉斯是和毛泽东的“虚君共和”主张相对立的。
〔15〕二十三条:一九六四年底到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讨论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二十三条”〕,将“四清”的内容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6〕南粮北调:北方的山西、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内蒙古、辽宁等省区及北京地区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但这些地区无一例外地都要调入粮食,江浙、两广、两湖一带南方自然条件好,粮食生产充足。国家长期实行南粮北调政策,进口的粮食也主要是接济这些地区。尽管如此,这里农民的口粮和收入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北方最严重的问题是灾害频发,其中尤以旱灾最为严重。从一九六八年开始,国务院全面部署华北地区打机井的工作,并以此作为扭转南粮北调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以后几年,每年以三十多万眼机井的速度持续建设。这是在华北平原上一项宏大的农田基本建设,国家在计划中给予资金补助,并提供设备材料,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文革中,华北大地上打了近二百万眼机电井,一亿多亩耕地提取地下水灌溉,大大改变了十年九旱的农业生产条件,加上化肥工业的发展,使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扭转了中国历史上长期的南粮北调局面。
北煤南调:我国煤炭资源多集中在山西、陕西及内蒙古西部,而用煤“大户”则集中在华东、华南地区。从而形成了北煤南调的格局。
〔17〕陈正人:时任第八机械工业部〔原农业机械部,一九六五年一月改称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
〔18〕俞平伯:著名红学家,与胡适并称“新红学派”的创始人,解放前二十年代即已成名,一九二三年俞平伯出版《红楼梦辩》,考证出《红楼梦》原书只有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所作,后四十回是高鹗续作,但他对红楼梦的研究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毛泽东对《红楼梦》不仅喜欢,而且颇有研究,也堪称是一位红学家,对于《红楼梦》,毛泽东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评判,俞平伯用实用主义哲学进行研究,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描写了很精细的历史、有丰富的社会史料,俞平伯认为《红楼梦》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的反映;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是古典现实主义小说,俞平伯认为《红楼梦》的性质与中国式的闲书相似;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中写得最好的,俞平伯认为《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是不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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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波荡漾 发表于 2014-10-27 19:10 | 显示全部楼层
欣赏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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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工人 发表于 2014-10-27 19:50 | 显示全部楼层
碧波荡漾 发表于 2014-10-27 19:10
欣赏了谢谢

个人感想,我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见证人,'文革'的'错误'有多大。。。值得我们这一代人反思,如果把正确的东西当成'罪恶'看待,将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前些年''公知''非毛甚嚣尘上,,,如今是还他以清白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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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工人 发表于 2014-10-27 19:56 | 显示全部楼层
对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批评*
〔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杭州同部分政治局委员的谈话
〔一〕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七日到二十日的谈话
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1〕。
《前线》也是吴晗、廖沬沙、邓拓〔2〕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判,到底有多少马克思主义?
〔二〕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到三十日的谈话
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定〔3〕,吴晗发表这么多文章,从不要打招呼,从不要经过批准,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偏偏要打招呼〔4〕?难道中央的决定不算数吗?
什么叫学阀?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就是学阀,包庇吴晗、翦伯赞这些“中学阀”的人是“大学阀”,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右派的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要是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5〕要解散。
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
去年九月〔6〕,我问一些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很可能的,也是最危险的。要保护左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培养左派队伍。
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
〔四〕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二日的讲话
我不相信,在文化革命中的问题只是吴晗问题,后面还有一串串“三家村”〔7〕。文化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是意识形态的斗争,触及的很广泛,涉及面很宽。朝里有人,比如中央宣传都、中央文化部都发生这方面的问题,朝里都有人。各大区、各省市都有。
在党中央各部门,包括大区、名省市,朝里是否那么干净?我不相信。
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不出或出,早出或迟出。搞得好可能不早出。早出也好,走向反面。
〔四〕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的讲话
北京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滴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对他的错误要彻底攻。这是必然的事,是从偶然中暴露出来的,一步一步深入的。历史教训并不是人人都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攻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的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捅倒他。“西风落叶下长安”〔8〕,告诉同志们不要无穷地忧虑。灰尘不扫不少,阶级敌人不斗不倒。
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问题就大了。
注释
〔1〕农村工作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于一九五三年二月组建,一九六二年被撤销。三年困难时期后,为走出困境,中央上层在农村工作上存在两个方向,毛泽东坚决主张巩固和壮大集体经济,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邓子恢〔农村工作部部长〕则坚持分田到户和包产,陈云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面见毛泽东,提出“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恢复只要四年,否则八年”,对此毛泽东没有盲信,经过详细调查研究后,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五日北戴河中心小组会议上,关于农业恢复时间问题,毛泽东说:“瞎指挥我们不干了,高征购改正了,农业恢复的时间会快一些,恐怕再有两年差不多了,主要是今明两年,六四年扫尾。”毛泽东的这个估计,跟后来的实际情况基本符合,到一九六四年底,中国的国民经济就全面好转了。当时刘邓陈邓三个常委都对困难估计得过高,没有看到积极方面,对人民公社失去信心,想退回到到个体的小农经济,后来,陈云曾致信毛泽东,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幸亏主席坚持了正确的方向。
毛泽东认为,农村个体小农经济,同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是不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农业合作化必须同步;否则,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将面临绝大的困难。包产到户、分田到户也不是不能增产,但“增产有限”。而且势必引发贫富两极分化。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在井冈山毛泽东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说: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所以,他坚决反对倒退到个体经济。邓子恢未向中央请示在中央党校和军队系统多次作报告阐述和传播包产到户主张,不仅工作犯错,而且违反组织纪律,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撤销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决定》。
〔2〕邓拓: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共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分管思想文化战线工作,主编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拒绝在北京转载《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邓拓一九五七年曾主持《人民日报》工作,反对鸣放,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毛泽东当面批评了他,“过去我说你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后被调离《人民日报》,邓拓怀恨在心,在与胡绩伟一次谈话中,攻击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自己讲过的话,可以翻脸不认账”,这种思想反映在《伟大的空话》、《专治健忘症》等《前线》的杂文中。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世界上极具影响的国外研究中国历史的权威著作,代表了西方的观点,其中也指出,“邓拓——另一个曾撰文影射毛的领导的北京市官员。”
〔3〕关于阶级斗争的决定:指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发布的公报,“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4〕打招呼: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一日,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根据彭真的意见在电话中向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杨永直责问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彭真说,“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5〕五人小组:一九六四年七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五人小组”,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下开展文化革命方面的工作,组长彭真〔中共中央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副组长陆定一〔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长兼文化部长〕,成员有康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扬〔中宣部副部长〕,吴冷西〔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这个“五人小组”起初并没有称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一直只称为“五人小组”。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批转全党时,才出现“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个名词。
〔6〕去年九月:中共中央于一九六五年九月十八日至十月十二日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在会议期间,十月十日,毛泽东同大区第一书记谈了话,提出要战备。各省要把“小三线”建设好。不要怕敌人不来,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又说,如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
〔7〕三家村:北京市委刊物《前线》在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日开设《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由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人轮流撰稿,吴晗出“吴”字,邓拓出“南”字〔笔名“马南村”〕,廖沫沙出“星”〔笔名“繁星”〕,统一署名“吴南星”。这里的“三家村”是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集团。
〔8〕西风落叶下长安:唐朝诗人贾岛在《忆江上吴处士》中有一名句,“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三年一月九日写过一首《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
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这里指修正主义者处于萧条凄凉的境地,我们进攻的号角就要吹响了,“飞鸣镝”。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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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工人 发表于 2014-10-28 06:01 | 显示全部楼层
4. 学校一律要实行半工半读〔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
学校一律要实行半工半读*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1〕一文的批语
一切学校和学科〔小学、中学、大学、军事学校、医学院校、文艺院校以及其他学校例如党校、新闻学校、外语学校、外交学校等等,学科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二者的常识〕都应当这样办。分步骤地有准备地一律下楼出院,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工学农,读书。工读比例最好一半对一半,最多是四比六。因此读书的部分要大减。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师生一律平等,放下架子,教学相长。随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
许多无用的书,只应束之高阁。就像过去废止读五经四书、读二十四史、读诸子百家、读无穷的文集和选集一样,革命反而胜利了。譬如共产党人和我们的军事干部,一字不识和稍识几字的占了百分之九十几,而多识一些字的,例如读过三几年中学,进过黄埔军校、云南讲武堂、苏联军事院校的,只有极少数,大学毕业生几乎一个也没有。所以有人说,共产党“无学有术”,而他则是“有学无术”。这话从形式上看来是有些对的。但从实质上看,则是完全错误。共产党人曾经进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大学和革命大学〔即二十几年的战争与革命〕,而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
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分子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一些从事过一二次“四清”运动〔2〕,从工人农民那里取了经回来的人,他们自愧不如,有了革命干劲,这就好了。唐人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山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3〕有同志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经、史、子、集成了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状况,就宣告它自己的灭亡。只有几十万分之一的人还去理它,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回事,这是一大解放,不胜谢天谢地之至。
因此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当然要分步骤,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这类学校,以免贻患无穷。
注释
〔1〕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二日编印的《文电摘要》第一六八号上。这期摘要登载的《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介绍了中国音乐学院抽调一年级学生和部分教师分别到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北京分公司试行在工厂办学、到北京市海淀区温泉公社试行半农半读的情况。毛泽东的批语当时没有印发。
〔2〕“四清”运动,指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六年先后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工矿企业、学校等单位开展的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3〕这是晚唐诗人章碣写的七绝《焚书坑》。原诗是:“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里指不读书的刘邦和项羽就能打下天下。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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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工人 发表于 2014-10-28 07:09 | 显示全部楼层
5.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审定修改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的主要部分
一、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
事实上,在我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文化战线上都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我们党的历史上,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也都包括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王明〔2〕路线是一种曾经在我们党内泛滥过的资产阶级思想。一九四二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中,毛主席先在理论上彻底地批判了王明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紧接着,又在理论上彻底地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文化路线。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3〕,就是对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最完整、最全面、最系统的历史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我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毛主席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两篇著作,这是我国和各国革命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最新的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新发展。毛主席的这五篇著作,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时期了。
毛主席的前三篇著作发表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了,后两篇也已经发表将近十年了。但是,文艺界在建国以来,却基本上没有执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4〕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二、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从事京剧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向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进攻,锋芒所向,使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从思想到形式,都发生了极大的革命,并且带动文艺界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泥塑《收租院》等,已经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批准,在国内外观众中,受到了极大的欢迎。这是一个创举,它将会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产生深远的影响。它有力地证明: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也是可以攻破的,可以革命的;芭蕾舞、交响乐这种外来的古典艺术形式,也是可以加以改造,来为我们所用的,对其它艺术的革命就更应该有信心了。有人说革命现代京剧丢掉了京剧的传统,丢掉了京剧的基本功。事实恰恰相反,革命现代京剧正是对京剧传统的批判地继承,是真正的推陈出新。京剧的基本功不是丢掉了,而是不够用了,有些不能够表现新生活的,应该也必须丢掉。而为了表现新生活,正急需我们从生活中去提炼,去创造,去逐步发展和丰富京剧的基本功。同时,这些事实也有力地回击了形形色色的保守派,和所谓“票房价值”论、“外汇价值”论、“革命作品不能出口”论,等等。
近三年来,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工农兵在思想、文艺战线上的广泛的群众活动。从工农兵群众中,不断地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善于从实际出发表达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文章;同时,还不断地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歌颂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上的大跃进,歌颂我们的新英雄人物,歌颂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工农兵发表在墙报、黑板报上的大量诗歌,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划出了一个完全崭新的时代。
当然,这些都还只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初步成果,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为保卫和发展这一成果,把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还需要我们作长期的、艰苦的努力。
三、文艺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军队内部来,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决不可能例外。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依靠和希望。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因此,敌人一定会从各方面破坏它,也一定会利用文艺的武器,企图对它进行思想腐蚀。而有的人却在毛主席指出文艺界十五年来基本上没有执行党的方针以后,还说部队文艺方向已经解决了,主要是提高艺术水平的问题,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缺乏具体分析的。事实上,军队的文艺有的方向对,艺术水平也比较高;有的方向对,艺术水平低;有的在政治方向和艺术水平方面都有严重的缺点或错误;也有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八一电影制片厂就拍摄了《抓壮丁》〔5〕这样的坏影片。这说明军队的文艺工作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黑线的影响。同时,我们自己培养的真正过得硬的创作人材还比较少;创作思想问题还很多;组织上也还有些不纯。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作出恰当的分析和解决。
四、在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中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林彪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对文艺工作抓得很紧,作了很多很正确的指示;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中,明确地规定部队文艺工作的任务是:“必须密切结合部队的任务和思想情况,为兴无灭资、巩固和提高战斗力服务”;军队中有一批我们自己培养的、经过革命战争锻炼的文艺骨干;也创作了一些好的作品。因此,在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中,解放军一定要起应起的作用,勇敢地、坚定不移地,为贯彻执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而斗争。
五、文化革命要有破有立,领导人要亲自抓,搞出好的样板。资产阶级有反动的所谓“创新独白”,我们要标新立异,我们的标新立异是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我们有了这样的样板,有了这方面成功的经验,才有说服力,才能巩固地占领阵地,才能打掉反动派的棍子。
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有自卑感,而应当有自豪感。
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最后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因此,决不能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当成我们无产阶级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指导方针。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的中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6〕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当时的左翼文艺工作者,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过去,有些人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要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对资产阶级的现代派文艺的批评是很尖锐的,但是,他对俄国和欧洲的所谓经典著作却无批判地继承,后果不好。中国的古典文艺,欧洲〔包括俄国〕古典文艺,甚至美国电影,对我国文艺界的影响是不小的,有些人就当作经典,全盘接受。我们应当接受斯大林的教训。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拒绝研究是错误的,但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对十月革命后出现的一批比较优秀的苏联革命文艺作品,也要有分析,不能盲目崇拜,更不要盲目的模仿。盲目的模仿不能成为艺术。文学艺术只能来源于人民生活,只有人民生活才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的历史过程,证明了这一点。
世界上从来是新生力量战胜腐朽力量。我们人民解放军开头也是弱小的,终于转弱为强,战胜了美蒋反动派。面对着国内外大好的革命形势和光荣的任务,我们应该以做一个彻底的革命派而感到自豪。要有信心,有勇气,去做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因为我们的革命,是一次最后消灭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和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我们要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去创造无愧于我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新文艺。这是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最光辉灿烂的新文艺。
但是,要搞出好的样板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对创作中的困难,我们在战略上一定要蔑视它,而在战术上却一定要重视它。创作一部好的作品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抓创作的同志决不能采取老爷式的态度,决不可掉以轻心,要同创作者同甘共苦,真正下一番苦功夫。要尽可能地掌握第一手材料,不可能时也要掌握第二手材料。要不怕失败、不怕犯错误,要允许失败、允许犯错误,还要允许改正错误。要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经过长时间的反复实践,精益求精,力求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在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逐步掌握各种艺术的规律。不这样,就不可能搞出好的样板。
我们应当十分重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题材,忽视这一点,是完全错误的。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及其他重大战役的文艺创作,也要趁着领导、指挥这些战役的同志健在,抓紧搞起来。许多重要的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急需我们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创作。《南海长城》〔7〕一定要拍好。《万水千山》〔8〕一定要改好。并通过这些创作,培养锻炼出一支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骨干队伍。
六、在文艺工作中,不论是领导人员,还是创作人员,都要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提倡“群言堂”,反对“一言堂”,要走群众路线。过去有些人搞出一个作品,就逼着领导人鼓掌、点头,这是一种很坏的作风。至于抓创作的干部,对待文艺创作,应该经常记住这样两点:第一,要善于倾听广大群众的意见;第二,要善于分析这些意见,好的就吸收,不好的就不吸收。完全没有缺点的作品是没有的,只要基调还好,要指出其缺点错误,把它改好。坏作品不要藏起来,要拿出来交给群众去评论。我们不要怕群众,要坚决地相信群众,群众会给我们提出许多宝贵意见的。另外,也可以提高群众的鉴别能力。摄制一部电影要花费几十万元或者上百万元,把坏片子藏起来,白白地浪费掉了,为什么不拿出来放映,从而教育创作人员和人民群众,又可以弥补国家经济上的损失,做到思想、经济双丰收呢?影片《兵临城下》〔9〕演了好久,也没有人批评,《解放军报》是否可以写篇文章批评一下。
七、要提倡革命的战斗的群众性的文艺批评,打破少数所谓“文艺批评家”〔即方向错误的和软弱无力的那些批评家〕对文艺批评的垄断,把文艺批评的武器交给广大工农兵群众去掌握,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在文艺批评中,要加强战斗性,反对无原则的庸俗捧场。要改造文风,提倡多写通俗的短文,把文艺批评变成匕首和手榴弹,练出二百米内的硬功夫〔10〕;当然也要写一些系统的,有理论深度的较长的文章。反对用名词术语吓人。只有这样,才能缴掉那些所谓“文艺批评家”的械。《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要开辟定期的或不定期的文艺评论专栏,对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要热情支持,也可以善意地指出它的缺点;对坏作品,要进行原则性的批评。对于文艺理论方面一些有代表性的错误论点,和某些人在一些什么《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京剧剧目初探》之类的书中企图伪造历史、抬高自己,以及所散布的许多错误论点,都要有计划地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怕有人骂我们是棍子,对人家说我们简单粗暴要有分析。我们有的批评基本正确,但是分析不够,论据不充分,说服力差,应该改进。有的人是认识问题,他们先说我们简单粗暴,后来就不说了。对敌人把我们正确的批评骂做是简单粗暴,就一定要坚决顶住。文艺评论要成为经常的工作,成为开展文艺斗争的重要方法,也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重要方法。没有正确的文艺评论,就不可能繁荣创作。
八、文艺上反对外国修正主义的斗争,不能只捉丘赫拉依〔11〕之类小人物。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12〕,要敢于碰他。他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他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对中国的部分作者和读者影响很大。军队是否可以组织一些人加以研究,写出有分析的、论据充分的、有说服力的批判文章。这对中国,对世界都有很大影响。对国内的作品,也应当这样做。
九、在创作方法上,要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不要搞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
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涌现的工农兵英雄人物,他们的优秀品质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我们要满腔热情地、千方百计地去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要塑造典型,毛主席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不要受真人真事的局限。不要死一个英雄才写一个英雄,其实,活着的英雄要比死去的英雄多得多。这就需要我们的作者从长期的生活积累中,去集中概括,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来。
写革命战争,要首先明确战争的性质,我们是正义的,敌人是非正义的。作品中一定要表现我们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但是,也一定要表现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不要在描写战争的残酷性时,去渲染或颂扬战争的恐怖;不要在描写革命斗争的艰苦性时,去渲染或颂扬苦难。革命战争的残酷性和革命的英雄主义,革命斗争的艰苦性和革命的乐观主义,都是对立的统一,但一定要弄清楚什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否则,位置摆错了,就会产生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倾向。此外,在描写人民革命战争的时候,不论是在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的阶段,还是以运动战为主的阶段,都要正确地表现党领导下的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的关系,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的关系。
选择题材要深入生活,很好地调查研究,才能选对、选准。编剧要长期地、无条件地深入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导演、演员、摄影、美术、作曲等人员也要深入生活,很好地进行调查研究。过去,有些作品,歪曲历史事实,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有些作品,写了英雄人物,但都是犯纪律的,或者塑造起一个英雄形象却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个悲剧的结局;有些作品,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实际上是落后人物,丑化工农兵形象;而对敌人的描写,却不是暴露敌人剥削、压迫人民的阶级本质,甚至加以美化;还有些作品,则专搞谈情说爱,低级趣味,说什么“爱”和“死”是永恒主题。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必须坚决反对。
十、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全国解放前,我们无产阶级在敌人的统治下培养自己的文艺工作者要困难一些。我们的文化水平比较低,我们的经验比较少,我们的许多文艺工作者,是受资产阶级的教育培养起来的,在从事革命文艺活动的过程中,有些人又经不起敌人的迫害叛变了,或者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烂掉了。在根据地,我们培养过相当数量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他们有了正确的方向,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在革命过程中起过积极的作用。缺点是,在全国解放后,进了大城市,许多同志没有抵抗住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文艺队伍的侵蚀,因而有的在前进中掉队了。我们的文艺是无产阶级的文艺,是党的文艺。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最显著标志。须知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不论是创作思想方面,组织路线方面,工作作风方面,都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同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划清界线,决不能和平共处。现在文艺界存在的各种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讲,是思想认识问题,是教育提高的问题。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联系思想,联系实际,带着问题学,才能真正学得懂、学得通、学到手。要长期深入生活,和工农兵相结合,提高阶级觉悟,改造思想,不为名,不为利,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要教育我们的同志,读一辈子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书,革一辈子命。特别要注意保持无产阶级的晚节,一个人能保持晚节是很不容易的。
注释
〔1〕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日江青以受林彪委托的名义,在上海召开了由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宣传部长李曼村、秘书刘景涛、《星火燎原》编辑部编辑黎明等参加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同志多次修改。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中共中央批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林彪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全文刊发了又经毛泽东多处修改的《纪要》全文。
〔2〕王明,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起,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后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是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到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国后,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会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在此期间,犯有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共产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放手发展人民军队,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由于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已经在全党占领导地位,王明的这些错误只在局部地区一度产生过影响。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立了全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和政策。
〔3〕《新民主主义论》见毛选第二卷,文章提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毛选第二卷,文章提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写于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作为附件随纪要一起转发,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曾刊发,内容不长: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见毛选第五卷,文章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选第五卷,文章提出“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
〔4〕指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发布的公报,“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5〕《抓壮丁》:国民党反动派打着抗日的招牌,在四川农村抓壮丁。某师管区负责抓壮了的卢队长,借机对老百姓敲诈勒索,奸污妇女,无恶不作。地头蛇王保长也贪赃在法,乘机大发横财。佃农姜国富为使独生子不被抓壮丁,用变卖家产的钱托地主李老栓向王保长求情。谁知李老栓为使自己的二娃子免抓壮丁,竞用姜国富的钱买通王保长将姜的独生子抓去当替身,无依无靠的姜国富无处伸冤,被逼自尽。贪得无厌的王保长又侵吞了李老栓大娃子寄给家里的一笔钱,还欺侮李老栓的儿媳妇三嫂子,由此引起一场狗咬狗的争斗。李老栓的大娃子在国民党军队里当上副官后回乡拉队伍,他封官许愿,与卢队长、王保长达成默契,要他们抓更多的壮丁,然后委任卢队长为营长、王保长为连长。虽然结尾处,受尽欺压的农民终于起来造反,以武装斗争维护自己的生存权,但本剧把佃农等一些群众也进行了丑化,从剧中看不出一点光明,整个中华民族被描写成了一团漆黑。
〔6〕“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之争:指一九三六年上海左翼文学界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这两个口号都是因日寇扩大对华侵略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为适应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要求而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先由上海文学界地下党领导周扬提出,并由此开展了国防文学运动和国防戏剧、国防诗歌活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由党中央特派员冯雪峰到上海和鲁迅、胡风等商量后由胡风撰文提出的。受到主张国防文学的一些作家的指责而发生论争。鲁迅撰文提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批评了主张国防文学的一些左翼领导人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错误。这是左翼文学界在新形势下围绕建立文艺界统一战线由于某些思想分歧而发生的论争。
鲁迅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在本身上,比“国防文学”的提法,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鲁迅进一步强调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正如无产革命文学的口号一样,大概是一个总的口号罢。在总口号之下,再提些随时应变的具体的口号,例如“国防文学”“救亡文学”“抗日文艺”……等等,我以为是无碍的。不但没有碍,并且是有益的,需要的。自然,太多了也使人头昏,浑乱。”并苦口婆心地跟徐懋庸那帮人作了解释:“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懂得这一点,则作家观察生活,处理材料,就如理丝有绪;作者可以自由地去写工人,农民,学生,强盗,娼妓,穷人,阔佬,什么材料都可以,写出来都可以成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无需在作品的后面有意地插一条民族革命战争的尾巴,翘起来当作旗子……。”
在这里,鲁迅正确地说明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关系,而且针对左翼文学队伍中有的人忽视、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特别强调了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意义。鲁迅同时认为,“国防文学”是“目前文学运动的具体口号之一”,这个口号“颇通俗,已经有很多人听惯,它能扩大我们政治的和文学的影响,加之它可以解释为作家在国防旗帜下联合,为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的缘故”,因此,“它即使曾被不正确的解释,它本身含义上的缺陷,它仍应当存在,因为存在对于抗日运动有利益。”
国防文学明显存在着右的错误和宗派主义倾向。他们否认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不提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统一战线的‘主体’并不是特定的,‘领导权’并不是谁所专有的。各派的斗土,应该在共同的目标下,共同负起领导的责任来。他们以是否赞成国防文学作为加入联合战线的条件,宣称凡是反对、阻碍或曲解国防文学的,都是其敌人,并错误地把当时的文艺划分为国防文艺和汉奸文艺。在民族矛盾急遽上升的历史转折关头,“国防文学”的某些倡导者还不能充分认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辩证关系,暴露出若干“左”的或右的不正确观点。
三十年代中期的这场争论是革命作家内部的论争,但当时却形成了几乎对垒的形势。周扬等人把持的《光明》、《文学界》等刊物主要发表“国防文学”口号的文章;《夜莺》、《现实文学》等刊物则主要发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文章。拥护“国防文学”口号的作家,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发表《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赞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作家,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其间双方发表的论战文章,竞有四百八十篇之多!出现了“一条战线,两个阵容”的不正常的状况。
〔7〕《南海长城》: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九日,毛泽东和江青观看了热门话剧《南海长城》,并予以充分肯定。该剧讲述了一九六二年国庆节前夕,大陆沿海大南港民兵连长区英才,率领甜女等守岛民兵,消灭了国民党派遣特务入侵骚扰的故事。同年八月,八一电影制片厂决定将这台话剧搬上银幕,特选派本厂实力派导演严寄洲执导,同时,还聘请江青为艺术顾问。由于创作思想存在着较多的分歧,在影片筹拍和外景摄制阶段,严寄洲常常与江青发生激烈的争论,致使影片创作进程迟缓。一九七五年十月,《南海长城》重拍摄制组成立,根据新的文艺原则“三突出”标准拍摄,由刘晓庆主演,一九七六年九月中旬拍摄完成,国庆后公映了。
〔8〕《万水千山》新中国第一部长征题材的电影,由八一电影制片厂于一九五九年摄制。由孙谦、成荫根据陈其通同名话剧改编。影片反映了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战斗生活,表现红军指战员在长征途中经受了严酷的战争和恶劣的自然环境的种种考验,胜利地完成了长征任务。影片以严肃的现实主义态度,真实地再现了当年长征途中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腊子口战役等雄伟壮观的战斗场景,以高亢激越的笔调讴歌了中国工农红军“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但本版电影只反映了一方面军,没有反映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毛泽东曾批评:“写了分裂主义,只写了一方面军,不写二、四方面军。草地一场,凄惨低沉,一个教导员还死了。”一九七七年严寄洲担任导演重拍了此片,增加了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内容,是一部完整的红军长征史。
〔9〕《兵临城下》:解放战争时期,孤守东北某城的国民党军队处于东北民主联军的包围之中。为了争取国民党非嫡系部队三六九师师长赵崇武起义,民主联军释放了被俘的赵崇武的亲信团长郑汉臣夫妇,并答应代为寻找他俩失散的孩子。郑汉臣深受感动。但他回到城里后,受到国民党嫡系部队二○三师的参谋长钱孝正的怀疑,使他十分反感。不久,郑太太被二○三师某连长所辱。消息传来,郑汉臣怒不可遏,欲与二○三师拼命,被赵崇武制止。民主联军姜部长以为郑汉臣送孩子为由,乔装前往三六九师驻地,力劝赵崇武认清形势,弃旧图新。赵崇武虽有起义之意,却无决心。这时,国民党军胡高参亲临孤城督战,当晚,钱孝正命令部下包围郑汉臣的家,准备逮捕姜部长和郑汉臣。但姜部长早已转移至赵崇武家,并连夜化装出城。胡高参命令三六九师担任突围主攻任务,二○三师执行破坏工厂和水电站计划。但三六九师突围时遭到民主联军迎头痛击,赵崇武负伤。民主联军向城内步步进逼,赵崇武深知大势已去,又看到蒋介石命令突围后将他铲除的密电,决定率部起义。他们逮捕了胡高参,击毙了钱孝正,二○三师被迫投降,孤城宣告解放。但这部电影采用的是旧的艺术形式,过分渲染惊险情节,对地下党的工作表现的也不符合实际,过分强调敌人起义是因为敌人内部派系之争,没有突出毛泽东思想,没有突出是我强大军事威力和政策威力的结果。
〔10〕二百米内的硬功夫:当时,我军在单兵战术训练上,重点放在培养战士的勇敢精神上,在二百米内掌握射击、投弹、刺杀三大基本技术。这里指具有勇敢战斗精神的文学作品。
〔11〕丘赫拉依:苏联导演,曾导演《第四十一》,剧中描写了红军女战士爱上了白匪俘虏,当白匪军来救这个俘虏时,红军女战士还是枪杀了俘虏,用来展示人性的复杂。
〔12〕肖洛霍夫::前苏联著名作家,作者对战争持一概否定的态度,过分地渲染了死亡和恐怖,因而产生了比较明显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倾向,曾把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描绘成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是“兄弟的自相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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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工人 发表于 2014-10-28 17:24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 ... =1&1=1#41404719
[转帖]毛选第七卷——6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

【注】《毛选》也成了屏蔽字,,,讽刺啊!
想起水浒里的晁天王。。。束之高阁,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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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工人 发表于 2014-10-30 07:03 | 显示全部楼层
7. 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五·七指示〔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五·七指示*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这是毛泽东通知对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语
林彪〔1〕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2〕;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3〕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注释
〔1〕林彪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
〔2〕社教四清:一九六四年底到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讨论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二十三条”〕,将“四清”的内容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3〕大庆油田:大跃进时期,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在松嫩平原上一个叫大同的小镇附近,发现了世界级的特大砂岩油田!当时正值国庆十周年之际,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的欧阳钦提议将大同改为大庆,将大庆油田作为一份特殊的厚礼献给成立十周年的新中国。一九六○年三月,大庆油田投入开发建设。大庆油区的发现和开发,证实了陆相地层能够生油并能形成大油田,从而丰富和发展了石油地质学理论,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落后面貌,对中国工业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四日,新华社播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新闻公报》,首次向世界宣告:“我国需要的石油,过去大部分依靠进口,现在已经可以基本自给了。”中国石油工业彻底甩掉了“贫油”的帽子,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文革时期,大庆人发扬“铁人精神”,石油产量逐年提高,到一九七六年大庆油田原油年产量首次突破五千万吨大关,进入世界特大型油田的行列,此后,年产五千万万吨的纪录,大庆人奇迹般地保持了二十七年。到二○○九年,五十年间,大庆油田生产原油超过二十亿吨,占同期全国原油总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为建立我国现代石油工业体系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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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工人 发表于 2014-11-1 07:43 | 显示全部楼层
8.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的党内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1〕,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2〕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这个提纲的主要错误如下:
〔一〕这个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
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这个提纲,不是鼓舞全党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继续冲锋前进,而是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二〕这个提纲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当报刊上刚刚涉及吴晗《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竟然提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他们又在各种场合宣称,对吴晗的批判,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涉及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问题,不准谈吴晗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彭真有意造谣,对许多人说,主席认为对吴晗的批判可以在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后再谈政治问题。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资产阶级经常宣扬的所谓“纯学术”讨论。很明显,这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而要突出资产阶级的政治。
〔三〕提纲特别强调所谓“放”,但是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又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这个提纲却把“放”同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揭露对立起来。它的所谓“放”,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只许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是包庇吴晗这一类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个提纲的所谓“放”,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
〔四〕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们用这个口号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否认真理的阶级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五〕提纲说,“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这种对学术不分阶级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错误的。无产阶级在学术上所掌握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过了和压倒了资产阶级。提纲的提法,表现了作者吹捧和抬高资产阶级的所谓“学术权威”,仇视和压制我们在学术界的一批代表无产阶级的、战斗的新生力量。
〔六〕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中建立和不断发展起来的。但这个提纲却强调“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这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针锋相对的,是同我们在文化战线上进行大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驰的,是不准无产阶级革命。
〔七〕提纲提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又说“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
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不要专政,不要压倒资产阶级?难道无产阶级的学术不要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难道无产阶级学术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就是“学阀”?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八〕提纲的作者们别有用心,故意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的目标,提出要对“坚定的左派”进行“整风”。他们这样急急忙忙抛出这个提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整无产阶级左派。他们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寻找各种借口打击左派,还想借“整风”的名义进一步打击左派,妄图瓦解左派的队伍。他们公然抗拒毛主席明确提出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强调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另一方面,他们却把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者、叛徒封成“坚定的左派”,加以包庇。他们用这种手法,企图长资产阶级右派的志气,灭无产阶级左派的威风。他们对无产阶级充满了恨,对资产阶级充满了爱。这就是提纲作者们的资产阶级的博爱观。
〔九〕正当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刚刚开始,而且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参加斗争,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提纲却反复强调斗争中要所谓“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这些都是要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一句话,迫不及待地要刹车,来一个反攻倒算。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章,已经发表的,他们极端怀恨,还没有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
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十〕当前的斗争,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文化革命的路线的问题。但提纲却说,“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指‘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道路”。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给我们无产阶级开辟了道路。提纲却认为毛泽东思想还没有给我们开辟道路,而要重新开辟道路。提纲是企图打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这个旗帜作为幌子,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
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3〕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通知,可以连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发出的错误文件〔4〕,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请他们展开讨论,究竟哪一个文件是错误的,哪一个文件是正确的,他们自己的认识如何,有哪些成绩,有哪些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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