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一得斋 于 2014-10-14 20:30 编辑
联名请愿书 —— 为了知青子女回城曾经给时任哈尔滨市长、市委书记写信的回忆 张存灿
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和“知识青年返城”，是共和国历史上一段特殊的事件，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特殊的经历。作为当年知青的我，1970年至1977年，在大兴农场工作生活了八年，其中，有三年时间在三连，有五年时间在机关，1977年11月离开大兴调到兵团改制后的建三江管理局中心医院，转年的1978年和1979年在知青大批返城中，我选择了留下。1980年初，调到洪河农场参加新场的初期建设，1982年底又调回管局医院。为了子女回城，我在三江局工作期间，曾经给时任哈尔滨市市长、市委书记写过信。今天讲出来，不是要说明个人的作用如何，而是我的又一段难忘的经历。 据《建三江史志》记载“1977年以前，国家有关政策允许下乡青年办理困退、病退手续后返城。1978年底以前，由于政策掌握得比较严，按政策返城的人数并不多。到1979年，知识青年返城达到了最高峰。一年时间，仅建三江管局就有返城青年27739人，占接收‘知青’的62.79/。一夜间，城市知识青年突然地大批返城，使农场机关、学校、商店、邮局、托儿所、车队等很多工作无人顶岗。一时间，很多单位处于严重的停顿或半停顿状态。”面对这瞬间的历史性的突变，当时，我同许多留下的知青一样，曾经百思不得其解过。我们虽然不是出自内心地想做什么‘铁杆’、‘钢杆’的‘扎根派’，但由于种种原因毕竟没有抓住这一机遇来改变我们自己的命运。留下来的37.21/。大部分生活在农场的基层生产单位。随着农场改革的不断深入直到后来的兴办“职工家庭农场”，多数知青由于缺乏专业技术又没有经济实力，生活一度苦不堪言。对于这一点，我们中的多数人，曾经无怨无悔，还时常为自己当年没有给国家添麻烦、没有给父母添忧愁而感到聊以自慰。“有政府的返城风”过后，我和留下来的知青，继续在自己的岗位上参加三江平原的开发与建设。就是经过这一次残酷的打击，使我和我们中的多数人，开始对人生、对政治、对社会、对理想有了比较成熟的观念，独立生活、独立思考的能力与意识更强了。再后来，有了子女后，我们中有不少人清醒地发问，“我们献了青春，难道还要让我们再献子孙吗？”。没有人能回答。再后来，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我和留下来的知青一样，除了继续认真地工作和辛苦的劳作，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盼望有机会能让我们的子女回城。 1988年11月份的一天，几位哈尔滨的知青朋友找到我，递给我一份由北京市劳动局、公安局、教育局、粮食局联合下发的《关于解决在外地的远北京下乡青年子女回京九度入户的通知》（京劳青发字[1988]496号）和劳动局《关于当前知青工作中一些问题的解答意见》两份文件的复印件。在一份文件中用红笔划过的地方是这样说的：“我市历来非常重视解决老知青在外工作、生活中存在的种种实际问题。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同志亲自抓，曾先后多次派人到有关省区调查研究，并请示中央领导同志李鹏、胡启立，市长陈希同同志接见先进知青的代表，充分肯定广大知青在支援边疆建设、支援内地建设事业中的贡献，鼓励他们为各地的四化建设再立新功，使广大之情受到极大鼓舞。近几年来，我市还采取了不少措施，为知情办实事，解决实际问题，如，如允许‘夫妻分居的、丧偶的、大岭未婚的”等有实际困难的知青回京；每年春节期间对知青家长普遍进行慰问，对生活困难的家庭给与困难补助；在我市正值入学高峰的情况下，各中小学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挖掘潜力，优先安排知青子女的借读并免收借读生管理费等等，这些都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广大知青的关怀、照顾。为进一步解决之情的困难，我市这几年一直在积极想办法，考虑到知青所在地大部分是边远贫困地区，子女的抚养、教育、就业都有很多困难，他们普遍担心子女的前途，最近一年来，广大知青同党和政府密切配合，也为解决问题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因此现在有可能，也有条件解决知青子女回京落户问题。”文件中还对哪些人属于知青、怎样办理知青子女回京手续等问题一一作了明确的规定和详细的解释。当时，我并没有过分在意。 没过多久，留下的北京知青果然为他们的子女开始办理回京手续了。没过多久，上海知青也开始为其子女办理回沪的手续了。而天津、哈尔滨两个城市却没有任何消息。我开始有些沉不住气了。 1988年12月20日，由我执笔，以张志香、王鸿雁、赵桂文和我，四个人的名义，给时任哈尔滨市政府的李根深市长、市委宫本言书记写了一封请愿书。 记得书信中的开头，首先向两位领导问好，并预祝他们新年快乐。然后，开门见山地写道： “我们是建三江国营农场管理局的哈市下乡青年。二十年前，我们这些人还很年轻。哈尔滨，乃至全国‘轰轰烈烈’又‘浑浑噩噩’的社会状况和政治形势，让我们一时间头晕目眩、不知所措。对于他老人家提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指示的真正含义似懂非懂。在口号震天响，实际并不理解的情况下，只凭着一股年青年特有的热情和对于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现的伟大领袖虔诚的爱，穿着政府发给的黄军装，带着大红花，漠然不视父母泪，义无反顾别故乡，嘻嘻哈哈地登上‘时代’的列车，离开了哈尔滨，来到了当时还是荒无人烟的抚远三角洲，开始了我们多秋的人生。二十年来，我们这些习惯了城市生活的青年学生，大荒月下吟诵过思念父母的诗句；骄阳似火和北风呼啸的季节里，战过天、斗过地。二十年来，我们有过悲观、彷徨，也有过欢乐、幸福。在蹉跎的岁月中，我们这些人，如同寒风中的小草，酸甜苦辣地度过了我们一生中最为宝贵的时光。” 在信中的第二段，坦率地汇报了我们对当年“有政府的返城风”的看法，以及“返城风”过后，我们是怎样思考怎样继续留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参加三江平原的开发与建设的表现，然后，满怀深情地表达我们对未来的理想与追求： “建三江是个好地方，是我们可爱的第二故乡。这里有我们的感情，有我们的希望。我们热爱这块土地、热爱我们同老一辈垦荒队员共同建设起来的正在发展的建三江。如今，我们中的多数人已近中年。随着农垦事业的发展，我们中的一些人，家庭生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精神生活也更丰富了。只是大家相聚在一起的时候，回顾以往、展望未来，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一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二是怕知识青年的子女将来没有知识。我们希望我们的子女，有一天，能够名正言顺地，回到他（她）们父母出生的城市，同没有我们这般经历的城市青年的子女同堂读书，并能朝夕侍奉他们（她们）已经风炷残年的祖辈，将来，代替他们的父母参加哈尔滨市的建设。最近，得到北京市政府有关解决知青子女可以回城的信息，我们心中万分高兴，如同从云逢里看到一丝霞光。我们盼望哈尔滨市政府也能做出类似的决定。我们希望党的关于对上山下乡知青的新的政策如同温暖的阳光，也能照耀到我们这些哈尔滨知青的头上。假如真的有这么一天，我们，连同我们的子女，将会焚香叩拜：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祝愿哈尔滨日益繁荣昌盛！” 在信的最后一段，还尖刻地写到： “我们知道，您们是深受哈尔滨市民衷心爱戴的好市长、好书记。今天，我们代表仍然生活在‘北大荒’的哈尔滨青年给你们写这封信，盼望在你们百忙的工作中对于我们提出的要求给予必要的关心与重视。书不尽言，企盼收到您们或者由您们的秘书代笔的回信。” 此信写好后，大家逐字逐句地进行了讨论修改并签字。在寄给市领导的同时，我还把它复印了若干份，分别寄送给了哈尔滨市各区的领导。 转年，即1989年的上半年，天津知青子女开始办回城的手续了，我把次子的户口落到了天津姥姥家。没多久，我又把长子的户口落到了哈尔滨爷爷家。再后来，我们一家四口终于有了同一个户口本，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作为两个儿子的父母结束了他们知青的历史，作为我的两个儿子也由“北大荒”的少年，成为大都市的市民。 回忆往事，讲出上述的故事，不是说如果当年不那样，就不会是这样，而是说，即使不“请愿”，当时的哈尔滨政府也已下发了有关文件并正在着手落实相关政策。联名上书，只不过是反映了我及与我有着相同经历的知青当年的无奈和为改变命运而不得不鼓与呼的急切心情。时至今日，我们回忆知青史，不能遗忘并且应当承认在1977至1979年后，我们少数留下来的知青的子女10年后回城的历史同当年大批知青集体返城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有着相同的意义。有的学者认为，一部完整的中国知青史，不仅包括知青的上山和下乡，知青在广阔天地的锻炼与成长，知青的当兵、上学、招工，直至知青的“困退”“病退”“接班”，也应包括部分知青的留下和个别知青的死亡。而我认为，一部完整的中国知青史还应该包括知青子女回城的历史。因为，知青本人通过不同的途径返城，改变了知青个人的命运；同样，作为当时没有返城的知青的子女的回城，在改变了他们（她们）的命运的同时，也改变了他们（她们）当年没有集体返城的父母们后半生的命运。 近几个月来，在家照看孙子时，一有空闲就打开电脑，浏览57团知青栏目中当年同在“大兴岛”上生活过的，来自几个大城市的熟悉与不熟悉的知青朋友的回忆文章和相互交流的帖子，情不自禁的联想到25年前奋笔起草“请愿书”的情景，依然心潮起伏、百感交集。 知青的时代，连同“文革”是一个早已终结的时代，但是，它仍然是让我们每一位还活着的当年的知青，以及我们的后人，今生都无法忘却和永远不应忘记的如梦如幻般的在共和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那个似乎已经久远的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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