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徐凤云 于 2014-9-29 08:06 编辑
六十一、被分到积肥班干活
到了六月上旬，我干活的地方被确定了下来，连领导为了照顾我，把我安排在积肥班干活，这个决定是周副连长告诉我的。那天上午，他肩上扛着一把锄头，看样子是准备下地干活的，见我在宿舍门口站着，就走了过来，神情严肃的对我说： “经连党支部研究决定，你被分到积肥班，现在就可以去报到了。” 说完这句话，他将锄头换到另一个肩膀上扛着，好像还想再说点儿什么，见我没什么反应，就用手揉了揉鼻子，一声不响的低头走了。 我对干什么活是无所谓的，回到连队之前，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像我这种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人，是不会在意干什么活的，更不会在意别人对我有什么议论。 头一天到积肥班干活，心情还是比较舒畅的，我在连队四周转了一圈，也没见到积肥班的那几个人。路过马号时，旁边沤的一堆土粪吸引了我，我往跟前走了几步，看见积肥班的四男一女坐在土粪堆后面休息。见到我过来，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话，甚至连正眼看我的人都没有。我走到这几个人中间，看着这五个人脸上莫名其妙的表情，觉得挺有趣的，不由得笑出了声。我这一笑不要紧，五个人都抬起了头，十只眼睛齐刷刷地看着我，从射过来的疑惑目光中，我明显感到了他们心中的疑问：你小子都到积肥班干活了，怎么还这样高兴？我朝大家点点头说： “连领导让我来和你们一起干活。” 那个女的朝后面甩了一下短发说： “我们已经知道了。” 看样子眼前这五个人是不欢迎我的，好像是我的到来给他们增加了负担，我是白吃饭的样子货。 积肥班的活很简单，我们几个人每天早上扛着铁锹来到粪堆旁，将连里去年沤的土粪，一锹锹装到马车上，在跟着马车到菜地，将土粪从车上一锹锹卸下来。我一天说不上几句话，只是和大家一起挥锹装粪、跟车、卸粪，中间休息的时候，我从裤兜里掏出书来看，下班后扛着铁锹，低着头慢慢走回宿舍。然后是到水房打水，洗洗脸和简单擦洗一下全身，接下来就是吃饭、看书和睡觉了。 十几天后，积肥班的几个人看我干活挺卖力气，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象个哑巴似的，不给他们找麻烦，便都放下心来，看我的眼神也柔和了许多。 这几个人干活时很少说话，只是在休息的时候，相互间偶尔开几句简单的玩笑，更多的时间是闷头抽呛人的卷烟或烟袋锅子，似乎想从一个劲的抽烟中得到一种解脱。 通过和他们的接触，我对这五个人有了一定的了解。班长是那名唯一的女性，她是五十年代随父母从山东藤县移民过来的，看上去有三十岁出头的年纪，体型壮壮实实的，梳着一头短发，长着一张标准的四方形脸，满口山东话，是典型的农村妇女形象，因为身怀六甲，暂时被安排在积肥班干些轻活。 第二名有四十七、八岁样子，个头一米七六左右，穿一身磨得发白了的黑制服，头上没有几根毛，大家都叫他“亮秃子”。他曾经是一名老八路，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一九四九年解放天津时是解放军的连长。有一天晚上，连队驻扎在天津郊区的一个村子里，房东见他是解放军连长，便热情的摆酒招待了他，他喝多了以后，借着酒劲，摧残了房东的独生女儿，被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属于刑满就业人员。听说他刚结婚不久，新娘是一个从山东过来投亲靠友的寡妇，还带着两个孩子，由于处在新婚的蜜月里，脸上时不时露出甜蜜的笑容。 第三名是伪满州国的汉奸老王，五十岁出头的样子，个子矮矮的，眼睛暗淡无光，他毕业于伪满洲国的农业技术学校，毕业后任职于伪满州国政府，日本投降后，他被国民党抓进监狱，共产党掌权后，他还是被关在监狱里，直到刑满释放。 第四名的成份是富农，姓富，五十多岁，长得胖胖的，一看就知道年轻的时候没有受过苦。 第五名是北京人老许头子，年龄在六十五岁左右，五十年代初因窝藏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也是刑满就业人员。 我是第六名，一九六八年的下乡知青，在保卫和建设边疆的战斗中，不慎身患重病，经过几年治疗，现已病愈归队。 这就是积肥班的六个人，每个人的情况各有千秋，丰富多彩，随便拿出一个人来，都有讲不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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