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为什么出了《于无声处》，我知道2014-09-19 08:04:07 来源：南方周末
1978年11月16日，话剧《于无声处》在北京首演，瘦高个子的天安门英雄韩志雄（右三）来到排练现场，举起手里的当天人民日报大声说：天安门事件平反了！在场的剧组人全都跳了起来。与韩志雄握手者为编剧宗福先。 （作者提供/图）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虚构了主人公夏建国和田源为了排演话剧《惊雷》，到上海看话剧《于无声处》，并在后台见到了编剧宗福先。本报邀请宗福先回顾话剧《于无声处》当年真实的创作和走红过程，给历史作个注脚。至于电视剧中让《于无声处》变《惊雷》，是否妥当，读者诸君可见仁见智。 坐在过山车上的《于无声处》其实，36年前的那一声“惊雷”，第一个被吓到的，是我自己。因为仅仅二十天，我就从一个最最底层的小工人，飞升到了被伙伴们调侃成“跟西哈努克齐名的中国电视新闻明星”。最要命的是我一直没弄明白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坐过山车，总得有副安全带吧？总得让你手里抓住点什么东西吧？裸转，那是什么滋味？
一切变化都从1978年10月28日开始。那时，我们上海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队的四幕话剧《于无声处》已经演了一个多月了，在文艺界和观众中口碑不错，门庭若市，一票难求。来看戏的有黄佐临、吴仞之、朱端钧、袁雪芬、吴强、茹志鹃、邵滨孙、筱文艳……戏受到观众喜爱和老师们褒奖，这让我有一种简单而饱满的幸福感。
10月28日，不对了。《文汇报》开始连载三天发表剧本，这倒是两天前报社领导告诉过我的。但是头版出现大标题：“《于无声处》响起时代最强音”，回头一看，《解放日报》头版也是一条大标题：“《于无声处》轰动上海文艺界”。我心里真是“咯噔”一下。
另外，我们的戏今天突然从简陋的小剧场换到上海友谊电影院演出。快开演我才知道，是市委书记王一平、韩哲一陪同胡乔木同志前来看戏。演完了他握着我的手说：这个剧本写得很好。
11月初，文化部副部长刘复之特地从北京赶来上海看戏，上台接见我们第一句话就说：怎么样，到北京来演吧？文化部邀请你们进京公演！台上一片欢腾！
11月3日、4日、5日新华社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纷纷发表了关于《于无声处》演出的消息。
11月7日，中央电视台破天荒地第一次要求上海电视台向全国实况转播我们的演出。演出就在上海电视台的演播厅，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彭冲现场观看了演出并接见了我们。
在演出前，我和导演苏乐慈被通知要端坐在指定位置，说实况转播话剧以前，将首先向全国电视观众播出我们两个人的形象。电视台导演说，这是中央电视台特别要求的。
聚光灯亮了，对准了我……那个年代，没有录像机、没有回看，影像资料也早已遗失，我永远没有机会看看当时这位“作者”的嘴脸了。但是，我知道当时的自己，脑子里一片空白。
那天夜里，下来以后我对已经成为朋友的周玉明说：我害怕，我怕《于无声处》成为样板戏，历史的经验证明，样板戏绝无好下场；我怕自己成为暴发户，历史的经验证明，暴发户绝无好下场。周玉明写了内参，有领导表扬我冷静，其实我是冷静不下来，完全看不清是怎么回事。
也是在那些天里，全国天南地北来了二十多个省市的不计其数的艺术团体观摩演出，还来了许多位著名的作家艺术家看演出，如李准、田华、徐晓钟、夏淳……常香玉老师给我写信，要我答应她把《于无声处》改成豫剧，我受宠若惊，赶忙答应。
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也来到上海，跟着我们拍纪录片。据说，因为用的是胶片，现在《于无声处》舞台演出的影像资料只有他们有了，论分钟卖，很贵。2008年他们一位编导要我配合他们做节目，我要求复制一点资料自己保存，保证不提供给任何单位使用，这位编导同意了。但是最后还是说：领导讲，你要，也得花钱买。我哪儿买得起啊。
11月13日，我们剧组登上了北上的列车。14日中午，北京火车站，首都文艺界二百多位前辈与朋友们夹道欢迎，队伍中有吴雪、金山、赵寻、阿甲……记得有一份报纸列出的欢迎名单中排在最后一位的是于是之。他们与我们热情握手拥抱，抢着帮我们拿行李，一路簇拥着我们这些最最普通的青年工人……
到了住处便有人告诉我，我最崇敬的老师曹禺，正在他的寓所里等我。那晚曹禺老师和我促膝长谈，整整两个钟头。曹禺老师详细地询问我的创作经过。我一再说是学习了老师的创作技巧，曹禺老师则一再说：技巧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剧本来自生活。你这个剧本最大的成功之处就是敢说话、说真话，说出了别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文革”我们大家都经历过来的，为什么这些话由你一个工人先说出来了？可见禁区难以打破，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11月16日，《于无声处》要在北京首演，我们正在剧场走台，一个记者陪着一位瘦高个子的青年走到我们当中介绍：这位是韩志雄。我一下子跳起来：这不是大名鼎鼎的天安门英雄么？韩志雄举起手里的报纸大声说：天安门事件平反了！果然，他带来的当天的《人民日报》上头版头条大标题《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当时大家全都跳了起来：我们一切一切的辛苦与努力，不都是为了这一天么！而这天同在《人民日报》头版的，是一篇“本报评论员文章”：《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力量——评话剧<于无声处>》，罕见地长达一万六千字，好几个版面。还是这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曹禺老师的评论文章《一声惊雷》。
晚上，文化部、全国总工会为《于无声处》举行了首演仪式，苏振华、倪志福两位政治局委员出席，除中宣部长张平化、文化部长黄镇、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外，出席的北京文艺界泰斗们有周扬、曹禺、贺敬之、周巍峙、林默涵、冯牧、刘白羽、赵寻、张光年、李伯钊、周恒、金山、张庚、肖甲、阿甲、凤子、欧阳山尊……而我这个年轻的工人业余作者就坐在所有这些人的最最中间，左边是苏振华，右边是倪志福。在整个演出过程中，我始终不自觉地缩小自己的身形，我的理智与感情都告诉自己：宗福先，你怎么敢坐在这个位子上！
演出前，吴雪同志上台致辞：在今天，上海《于无声处》剧组在北京首演的大喜的日子里，我们迎来了特大喜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事件！
全场欢腾跳跃，整个剧场就像一个狂欢节！
我突然想到：这一切，难道真的全都是巧合？！
11月17日，我们剧组全体来到天安门广场。这是一场迟来的仪式。我们早就该来。面对人民英雄纪念碑，我们悼念周总理、我们朗诵犀利的天安门诗抄……
11月19日，剧组来到了中央工作会议现场——京西宾馆演出。对于我们这是一个十分神秘的地方，因为还没去，便对我们宣布了许多条纪律，说明这是一场重要的内部演出，不登报、不上台、不照相，我们也不能随意走动。演出前方毅、彭冲两位政治局委员来到后台看望我们，要我们解放思想，大胆演。演出后邓颖超同志打电话来说：演员的嗓子都哑了，北京干燥，要多给他们吃水果。从第二天开始，我们每人每天发一斤水果。后来，中宣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等部门制作的大型文献纪录片《伟大的历程》披露：那天晚上，210多位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领导同志观看了《于无声处》。
1978年7月四幕话剧《于无声处》的手刻油印排练本 （作者提供/图）
1978年11月16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还横跨一、三、四版刊登了一篇“本报评论员文章”《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力量——评话剧》，长达一万六千字。在第三版还发表了曹禺的《一声惊雷——赞话剧》。 （作者提供/图）
二十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后来，我才逐渐知道在这二十天里面围绕着《于无声处》究竟发生了什么。当代中国研究所张金才同志采访胡乔木当时的秘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佳木同志以后所写的文章《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胡乔木调话剧<于无声处>晋京演出始末》中有一个概要的叙述。
胡乔木同志看到了上海《文汇报》10月12日周玉明介绍《于无声处》的通讯，“认为这部话剧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框框，喊出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声音，值得重视。10月23日中午胡乔木到达上海。在从机场前往宾馆的路上，前来迎接的市委宣传部长车文仪问要安排些什么文娱活动，胡乔木提出能不能看看话剧《于无声处》。”于是就有了我前面说的10月28日的演出。
“临近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之际，广大干部群众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愈加高涨。胡乔木感到，此时调《于无声处》剧组到北京公演，对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对思想解放运动，必将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所以，他于10月底回到北京后，即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胡耀邦非常赞成调《于无声处》剧组来京演出。按照他们两人的意见，文化部和全国总工会向剧组发出邀请。
“在胡乔木指导和周巍峙等组织下，11月7日，中央电视台转播了《于无声处》的演出，在国内外引起轰动。
“事实上，《于无声处》的演出，已经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产生了重要影响。11月12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讲到了《于无声处》。陈云在发言中列举了6个应该由中央考虑并作出决定的比较重大的问题，其中第五个就是天安门事件。他说：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11月14日，剧组抵达北京。就在这一天，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并在次日的《北京日报》上公布。
“11月16日晚，《于无声处》剧组在北京虎坊桥工人俱乐部举行了到京后的首场演出。……这一天的《人民日报》还特意发表了胡乔木精心指导下写成的‘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力量——评话剧〈于无声处〉》。文章指出，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正在这个时候，上海《于无声处》剧组来到北京，为首都人民演出，这是人民力量的胜利。文章对话剧《于无声处》给予了高度评价。
“《于无声处》在胡乔木等的倡导下，通过进京演出，电视转播，震撼了整个文坛，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欢迎。全国各地争相演出，据当时的文化部统计，演出此剧的专业、业余剧组达2000多个。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中国，处于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于无声处》剧组的进京演出，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思想解放运动，对共和国伟大历史转折的实现起了促进作用。”
这最后一段是张金才个人之见，不足为凭。但是在清楚了所有事实真相以后我自己的脑子清醒了起来，心里也踏实了起来。以后的许多年里我一直坚持有两个《于无声处》，一个是我们上海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队伙伴们一起创作、排练、演出的一出戏，还挺好看的，受到观众、老师们的欢迎与赞扬；而另一个走向北京、走向全国、走上政治舞台的《于无声处》，它不属于我们，而是属于光荣的1978年，属于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是大实话。请试着想一想，如果我的剧本不是恰巧写于1978年呢？
我知道光荣归于谁，但是我个人也为自己有幸亲身经历了国家转折的重大时刻，感到自豪。哪怕一生我只做了这一件事，也没白活。我够了。
1978年11月17日，《于无声处》剧组全体人员来到天安门广场，面对人民英雄纪念碑，朗诵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天安门诗抄。 （作者提供/图）
上海人的《于无声处》在北京演出期间，就有人提出疑问：这戏怎么会出在上海？
北京这块壮烈的“四五运动”的爆发地为什么没有出现《于无声处》，我说不上来；可是上海为什么出了《于无声处》，我知道。
首先，上海是“四人帮”的根据地，是他们控制最严的地方。上海也是历来“管人”的经验最丰富的地方。上海人受他们的压迫最深。上海人受够了！
其次，上海人的这种怨恨，没有宣泄渠道。我们没有天安门广场。当然，有了，也未必全都敢去。但是，上海人也是中国人！《于无声处》的主题思想“人民不会永远沉默”，我就是从上海人的脸上读出来的。
第三，上海人特别崇敬“四五英雄”！鲁迅先生说中国人一向就“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少有“敢于单身鏖战的武人”，但是那些敢于在天安门广场上毫不畏惧地大声呐喊，挥泪悼念总理、洒血讨伐奸雄的四五英雄们，却是中国的脊梁骨！面对这些英雄，我们无限崇敬——或许也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如此的英雄举动的缘故吧，我们很想为他们做些什么——这也是我和我的工人伙伴们创作、排演《于无声处》的动机之一：讴歌他们，推动四五天安门事件早日平反！
其实，我真是认识一位天安门英雄。
1976年清明节的第二天，4月6日，我在上海北站对面的一个小旅馆里见到一位刚刚从北京天安门广场下来、直接上火车路过上海的陌生的朋友，当时他和我都还不知道他走后已经发生了“四人帮”残酷镇压的事件。他详详细细地告诉我，天安门广场上这些天每天都有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讨伐“江青、张春桥狗男女”！听他讲得如此热血沸腾，听他骂得如此大胆彻底，我心惊肉跳，却又兴奋无比：原来恨他们的人不是我一个人啊！原来有几百万人跟我想的一样啊！真有一种找到了队伍的感觉！他走后，我一整天跟他一样热血沸腾。
但是，第二天晚上七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宣布：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兜头一盆冰水。
那个夏天，我曾经请一位画家给我画一幅漆黑的夜中的鲁迅。“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画没有画成，但是刻在了我的心里。
那时候，我看看街上的老百姓的脸，怎么还是一个个低眉顺眼、麻木不仁啊！明明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中国老百姓的忍耐精神实在是太好了！
1976年10月我陪母亲去爬黄山，山中隔绝六天，音讯全无。出山时车子一个拐弯，陡然只见对面山上挂着大字标语“打倒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我连夜坐车回到上海：以为会大乱的上海平静如水，大街上许多打倒“四人帮”的大标语、大字报。
第二天，我走到人民广场和外滩看大字报，看着街上涌动的人群中，上海人脸上那种由衷的笑容，我突然意识到：我错了，人民不会永远沉默！
从那一天起，我就决心要写一个剧本——那时我在上海工人文化宫业余小戏创作班已经学习了三年戏剧创作——我要写一句话：人民不会永远沉默；我要写一件事：伟大的四五天安门事件；我要写一个人，一个陌生的朋友，一个在1976年夏天来到上海的天安门广场上的英雄！
经过一年多的酝酿，1978年5月我大病初愈，病休在家，用三个星期的时间，一口气写完了剧本初稿。
后来，有无数人夸奖我“敢于闯禁区”的“勇气”。在外交部、文化部为各国驻华使节组织的专场演出前的酒会上，也有某国外交官问我：是不是你有亲戚在中央工作，他们告诉你天安门事件就要平反了？
其实，我当时就是一个最底层的工人，生产第一线的重体力劳动者，一个月的定粮四十三斤（当时上海普通居民和一般职员、教师是二十六斤）。我的父亲“文革”中因为“派遣特务嫌疑”被批斗、隔离审查、监督劳动整整十二年，到我写完剧本时他还在上海到苏北的客轮上扫厕所，还没回家。我母亲是退休中学教师。所以我不但不可能知道“天安门事件就要平反”，连围绕着天安门事件要不要平反中央发生的激烈斗争也不清楚！我只是坚持一个最朴素的想法：悼念周总理有什么罪？反抗“四人帮”有什么罪？“天安门事件”不平反，没有天理！
至于勇气，当然是要有一点的，毕竟当时还是“反革命事件”，还没平反。
但是，仅仅我一个上海人有这种勇气么？
导演苏乐慈，是第一个看到并且支持这个剧本的。读完她就说：我一定要把这个戏排出来，因为它说出了我们大家要说的话！没有她，这个戏不可能那么快在舞台上立起来；很可能，从此没有了《于无声处》！
演员张孝中等人，看完剧本热血沸腾，说：这个剧本不排我们排什么？！他们都是厂里的工人，白天上班，晚上下班后啃两个白馒头就往市中心的工人文化宫赶。我用百度搜索，张孝中的上钢一厂在吴淞，距离市宫22.4公里；冯广泉的吴泾化工厂距离市宫19.1公里；施建华的重型机器厂距离市宫33.4公里……请记住，他们是在当年的交通状况下来回奔波了两个月！
有一次，张孝中对我说：哥们这么为你卖命，戏要是成功了，你可得请客。我说：成功了，我请你们吃饭；可是要是我“进去了”，你们可得管给我送饭。结果周围的演员抢着说：没问题，我们轮流给你送饭！
当时工人文化宫正在恢复，体制不全，业余演大戏却一定要领导批准，结果是文艺科的副科长苏兴镐点了头：你们就排吧。
还有我在热处理厂的工友们，都非常支持我。我们厂当时的党支部书记张序敏，还把它推荐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洪泽。
上海总工会副主席张伟强看戏以后，坚决支持，给予我们很多帮助。后来我们进京演出，她是剧组领队。
《文汇报》记者周玉明，看了戏兴奋地说：我要告诉天下人，你们演了一出好戏！她连夜采访，奋笔疾书，写出了通讯《于无声处听惊雷》，这是第一篇媒体报道，由此引起了胡乔木同志等有关方面的注意。以后，她成了我们剧组“一伙的”。
市委宣传部三位副部长洪泽、江岚、吴健，审查了我们的戏以后说：这个戏很好！一个字也不要改！就这么演！
《文汇报》总编马达，看了戏以后激动不已，下决心拿出三天的版面，连载剧本。当时，《文汇报》的全国发行量可是九十多万啊！这可是把《于无声处》洒向了全国啊！
最后，我一定要说一说的是巴老。当我得知要进京后，有一次说起：这次要是能够见到曹禺老师就好了。在场有一位作家协会的彭新琪老师，顺口把我这个话告诉了巴老。连她也完全没想到的是，过两天巴老给她一个信封，里面却是他替我写给曹禺老师的一封亲笔推荐信！当我读到这封信时，真的完全傻了：巴老根本不认识我，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一个业余作者……到京后第一天晚上我就见到了曹禺老师，恭恭敬敬地递上了巴老的亲笔信。事后我却后悔了，我怎么没有想到把这封信抄下来呢？两年前，在搬家的时候，巴老的女儿李小林却突然找到了当年巴老为我写的那封信的草稿——这信巴老还写草稿！还保存得好好的！巴老的信的全文如下：
家宝：
介绍宗福先同志来看你。他是《于无声处》的作者，这个戏你一定要看看。如果你还有时间，希望你同他谈谈。他喜欢你的作品，看来他对你的作品还下过功夫。你同他谈谈，对他会有帮助。
祝
好！
巴金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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