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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1964——为了忘却,也为了纪念双城兰陵倪家窝棚刘志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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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情结 发表于 2014-8-2 13:1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知青情结 于 2014-8-2 13:24 编辑

                                   为了忘却,也为了纪念
                                                           双城兰陵倪家窝棚插队知青刘志仁
      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忘却也是为了纪念。为了忘却五十年前那不堪的往事,也是为了纪念、纪念那一段在农村插队的蹉跎岁月。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四日,我们一行十八个人,来到了双城县兰陵公社倪家窝棚插队落户。十八个人中,年纪有大有小。最大的二十六岁,最小的只有十六岁,文化程度也参差不齐,有高中毕业的、初中毕业的、小学毕业的,还有一个没上过学的。下乡之前的身份也各有不同,有应届毕业生、有往届毕业生、还有专业文艺团体精简下来的演员、学员,还有几个临时工。就这样的十八个人,组成了兰陵知识青年点。
      我们这些人大多是因为一些不得已的原因到农村插队落户,所以我们并没有改造农村的雄心,也没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觉悟。现在来说往事,只能讲讲我们经历的故事。
      一、积肥和推广良种。刚下乡的时候,农村肥料不足,而积肥也是对知青的考验。我们青年点的女生打响了头一炮,她们两三个人一组,到农民家里收尿。每天一大早,她们抬着尿桶走家串户。开始社员也不习惯,时间长了社员不等青年点的人上门,他们就早早的把尿桶摆在了门口,男生则到厕所刨粪。那时的厕所都有专门的人掏,我们只能去偷。记得公社的厕所归五队管,我们就天不亮去公社厕所,跳下粪池连刨带搬,也不管脏不脏,臭不臭了,蹭到身上、崩到嘴里都全然不顾,简直就是“屎迷心窍。”100斤大粪到生产队是可以记十分的呀!这思想和农民可是统一的,不是有句话嘛:“分、分,社员的命根。”
      一九六七年,我们知识青年点搞了试验田。队里拨给我们几垧地搞实验,当时的试验项目有玉米株间距由一尺八变成一尺,每埯留双苗叫“一埯双株”,用化肥保障养分充足。农民认为我们简直在瞎胡闹,说什么:还“一埯双株”呢,我看就是“一埯双瞎。”结果半年过去了,到收成的时候了,一垧地打了一万一千七百斤玉米。社员傻了,当时按农民的种法,这些地也就是六七千斤的产量。所以一九六七年以后,农业新技术在农村推广起来了。什么新品种、新技术、化肥、农药,甚至还搞了“一埯四株”。农民们眼见为实,再加上我们和农民一样吃生产队的粮食了,农民更容易接受了。
      二、小四队的篮球队。倪家窝棚有两个生产队,我们插队落户就在这两个小队。非常巧,我们喜欢打篮球的都集中在第四小队。公社举行篮球赛的时候,都以大队为报名单位,而我们却以倪家窝棚为单位报了名,所以人家就叫我们的球队“小四队。”
      农村的体育活动本来不多,我们屯子里原来的蓝球场利用率不高,会玩的不多。我们来到屯子以后,篮球场就热闹起来了。每天晚上收工以后,我们总要玩上一场。要么是三队四队打,要么就是几个篮球爱好者“斗牛”。社员们晚上吃完饭,也会三三两两的来到球场周围驻足观看。特别是有外屯的篮球队到我们这打球的时候,屯子里就像过节一样,可热闹了。看到社员一张张笑眯眯的脸庞时,我们会为给他们枯燥的生活带来一丝生气而感到快乐。
      我们的“小四队”的篮球在附近越打越出名。一九六七年,我们还拿了全公社的冠军。当时大队还为我们篮球队每个队员买了一件背心。每到农闲的时候我们就到其他大队去打球,也交了不少朋友,我们倪家窝棚的社员,以我们小四队篮球队为自豪。
      三、倪家窝棚的宣传队。在兰陵公社更为有名的是我们的宣传队。刚下乡的时候,每周知识青年都要举行一次晚会,因为我们青年点有几个专业的演员,所以我们的节目演的是有模有样。徐荣伟的小提琴,王慧敏、王喜林的京剧,单连荣的大鼓都是每次演出的保留节目。后来还编了一些反映农村生活的二人转、小快板什么的,深受农民欢迎。
      为了加强节目效果,徐荣伟用旧收音机改装了一台扩音器,效果极佳。他还做了一台幻灯机,为农民放起了幻灯,把文艺演出和宣传教育结合了起来。后来随着劳动强度加大,文艺晚会时间不长就自消自灭了。但是随着样板戏的兴起,我们青年点的宣传队就又活跃了起来。
      一九六六年冬天,我们第一次排了折子戏《沙家浜》智斗一场,《红灯记》斗鸠山一场,当时就受到了好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拍样板戏成了政治任务,我们又排了《沙家浜》的全场戏,《智取威虎山》的全场戏。当时很多社员也参加了宣传队,他们和我们一起排练、演出,到公社汇演,到各大队巡演,真是演得不亦乐乎。当时甚至有人说,兰陵知青宣传队比双城评剧团都强,当然他们是指样板戏。现在想起到各大队演出时吃的面片,那可是真香啊!那时我们一年才能吃上十斤麦子呀!
      四、浩劫中的故事。我们下乡几乎是和十年浩劫连在一起的。农村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也跟着起哄,成立了什么“揭老底战斗队”,而且贴出了大字报,内容是第三小队卖黄豆糊弄国家粮库的事。本来批评这样的事也无可厚非,可这事偏偏涉及了社员的利益,于是惹起了三队社员的众怒。
      有一次召开批斗地主的会议上,把我和出身不好的徐荣伟也拉出来批斗,让我们和老地主、小地主站在一排批斗。喊着口号,叫着名字。徐荣伟的脾气比较暴躁,在批斗会上就操起剁叉,和批斗的社员对立了起来。其实当时参加批斗会的也只是一群孩子,大人不多。我们队的贫农代表王茂松就说:“青年还是不能斗哇,要犯错误的。”一边要批斗,一边不让批,又有人出来说话,我们也知道那张大字报打击的面太大了,再没有写大字报,这场批斗会就不了了之了。
      一九六九年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青年点也开展了一场革命。开始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青年点中有些矛盾。双城知青办也想对青年点进行一下整顿,就来到了我们点。当时是一九六九年年初,大批知青已经下乡来了,我们青年点就被当成了典型,而且矛盾也上升为青年该不该下乡的问题。问题扩大,变成原则问题了,当时差一点就有人被捕。后来县委书记说了句话:“知识青年还可以教育吗!”于是,我们就侥幸没 “蹲笆篱子”。这次办学习班以后,虽然青年点又集中开伙了,可人心也彻底散了。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四日,我们刚下乡的时候,青年点一共有十八个青年,九个男生,九个女生。一年后走了3个人。
  一九六九年,就是青年点办学习班的前后,女生坚持不住了,陈莹嫁给了一个供销社的职工,后来她也成了供销社的职工,留在了兰陵。孙茜、王慧敏、姜爱玲、吉红英都嫁给了当地人。
      一九七九年返城后孙茜进了哈尔滨烟厂。姜爱玲回城后当了服装厂的厂长,单连荣和姜爱玲在一个厂退休。王慧敏跟着爱人去了铁路大修队与我们失去了联系,吉红英两千年后才返城,王喜林在一九七零年调到了牡丹江京剧团,一直到退休。沈玉琴上了五七大学,后回到哈尔滨。
      徐荣伟、刘晓炎、刘志仁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留到了最后。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十四日被调到沙河铁厂,刘志仁刘晓炎在铁厂退休。徐荣伟后来调到黑龙江省歌剧院,在省歌退休。
  从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四日下乡,到最后一批人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十四日离开兰陵,共五年零七个月。时至今日只有陈莹留在那里了。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五十年的时光就这样转眼逝去。对 着镜中两鬓斑白的自己,回首这五十年的经历,我一直在思量:“在农村我们共同走过的这些时光里,我们给农村留下了什么?农村又给 了我们什么?”现在,我每年都要回去看看,那里有我青春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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