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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1964—— 赵战利的青春,去哪了? 五常双桥北土知青赵战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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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情结 发表于 2014-7-31 15:0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知青情结 于 2014-7-31 15:09 编辑

               赵战利青春,去哪了?
                                  五常双桥北土知青赵战利
      接到插队50年庆典筹备组的邀稿通知,我翻箱倒柜找出尘封了半个世纪,屈指可数的几张老照片和当年已泛白的红旗。看着自己扎两个羊角辫子、满脸清纯稚嫩的样子,思绪立刻被唤醒,那个豪情满怀、意气风发、苦中作乐的青春年代顿时浮现在眼前。  
      当年,我是哈尔滨市第六中学一九六五届高中三年一班的毕业生。放弃了报考大学的机会,举着红旗,唱着革命歌曲,来到黑龙江省五常县农村插队落户。
      我之所以放弃高考、下乡插队,那还得从我的家庭说起,我出生在一个革命干部的家庭里。母亲是抗战干部、父亲是抗战之前的老红军。1946年,我出生在晋绥边区贺龙120师后勤土货公司纺织二厂(爸爸任厂长,妈妈是指导员)。(看看这张老照片中,年纪最小的,戴着八角帽,身着统一制服的我,只有三岁,妈妈和大姐,那时已经都是老八路了。)我们从小过着供给制的生活,条件虽苦,但也能温饱无虑。所以父亲总爱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言外之意,是说我们不是穷人的孩子,不懂人生艰难,不成熟,不懂事。他还常说:你们千万不要成为八旗子弟。为此,当毛主席提出:“知识青年应该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时,父亲十分支持我不考大学去农村接受再教育。并以当年毛主席送儿子岸英到陕北农村为榜样,让我上农村锻炼几年,再回来读书。
       1965年高中毕业前夕,王田校长对我说准备进京啊!班主任吴学苏老师拿着高考志愿表追着我填写,急得要亲自为我填报,而我却在校长、老师、同学和亲朋好友的一片惋惜声中,毅然决然地放弃了报考大学的机会,到五常县双桥公社北土大队第五小队插队落户。
      记得,我们是农历八月十六日来到农村的。晚上看到挂在天上的月亮特別大特别亮,那是我见过最大最圆最亮的月亮,听着虫鸣蛙叫真是又新奇又有些悲凉。但因为是怀着改造自已,接受再教育的思想来插队的,所以做足了吃苦受累的准备。那时候,脏活累活都抢着干,刨粪、扬粪、挨家收尿、挖水渠、扛麻袋、薅地、锄地、割地、打谷、扬场、扒包米,削甜菜疙瘩,磨豆做豆腐……虽然辛苦,可总有让我不能释怀的快乐。
刚到农村,正是秋天,生产队叫我们去割土豆秧子。我们几人拿镰刀正割土豆秧子呢,忽见一只比鸡小比雀大的、花色如麻雀的鸟儿窜出来,我们几个城里青年扔下手中镰刀就去追赶。知青老杜是玩鸟高手,他告诉我们那是鹌鹑,躲在这儿一定会有窝,于是我们开始搜寻,果然让我们找到了一窝鹌鹑蛋。对于我来说,这太新奇太兴奋了,农村可真有意思。
      那时,男女社员,有时是一起下地干活,比如种地、收割;有时是分开干活,比如薅地、间苗,是女社员干,铲地、犁地是男社员干。妇女队长是干活打头的人,她掌控速度,跟上的人每天记10分。干不了那么快的,可以干一半,叫半拉子,只能记5分。还得有一个身体强壮的男社员,叫拉棍的。他一方面监督女社员们间的苗是否均匀、干净;另一方面要为我们挑水送饭。从村里要挑着百多斤的担子,往返要走十几里路,每天至少二、三趟。我们再渴,也只能等他挑水来,才有的喝。倘若,附近有萝卜地或青苞米地,则是件美事。大热天从地里拔出大红萝卜,搓搓泥就啃,或掰下玉米杆当甘蔗啃,什么干净不干净的,解渴就好。如若地头上有棵树,那也是美事一桩。休息时寻些荫凉来乘,否则只能在烈日下干晒。但美事不常有,平常只好躺在垄沟里,把鞋脱下来,枕在头下,把草帽扣在脸上,休息一会儿。如此多地晒太阳,也为身体在适当的年纪存储了足够的钙量,直到五十多岁,我体内的钙量还远远高于指标上限。
     铲地和间苗,是最累的。薅地,从地头到地尾,有一里多长,猫着腰,站在垄沟里,横步前进,手拿二尺长三寸多宽的小薅锄子,一下一下的,把高粱苗,间成每隔10公分一棵。可时间一长,那腰疼的,有时趴地上起不来。知青们叫苦连天,可当地小女孩,却还是有说有笑,无所谓的样子。我忙问她:“你不累吗?怎么不喊腰疼呢?难道你腰不疼吗?”她的回答在我头脑里至今不曾抹去。她说:“能不疼吗!可说又有什么用呢。该疼不还是疼吗?”是呀!穷人家的孩子没有地方撒娇,没有人来娇惯她们,所以她们只能默默承受,只能选择坚强。这就是穷人的孩子,她们身上的担当和成熟,是我们这些比她们大好几岁的城里孩子,远远不及的。这时,我更深地体会到爸爸的良苦用心。
      再说说间苗,两脚分别站在两垄沟里,蹲下来骑在垄上,顺垄沟往前走,把谷苗用两只手的拇指和食指间成鸡爪形的间距,同时要清掉稗草。我是高度近视,只有趴得离地很近,才能分出苗和草,稗草叶子上还有一层绒绒毛,所以要看清了才能间干净。蹲一会儿就脚麻腿酸,只能双膝着地,跪着往前爬,很快裤子双膝便染成了草绿色。插队之初,真是太苦了,太难熬了。但只要坚持,很快也就熬出来了。
      下乡插队家务活也要干,而且是干好。挑水做饭、养猪养鸡养兔子和养小猫小狗、夹院墙、编炕席草帽和烟笸箩、下盘酱做酸汁腌咸菜和酸菜、种园子脱坯抹墙、打草苫房子……时间久了,过日子的活也都学会了。不论男人活女人活,我也都干过了。
    当时住的条件很差。冬天,外边下大雪屋里飞雪花,晚上用的毛巾早上成了冰棍,早上醒来被口一层霜;夏季,由于我们住生产队里,窗前就是马厩,空气中弥散着腐臭酸臊不说,蚊蝇之多难以言表,躺在炕上往上看,四壁天棚爬满蚊虫……
      最初吃粮由国库供应,每人每月只有2两油,几斤白面。后来与社员一样,没有供应,生产队有什么就分点什么,所以经常是大楂子就咸菜,或是捞小米饭。把土豆块下锅里,抓把盐,撒进去,架上锅撑子,蒸上小米饭,然后一锅连菜带饭全出来了。夏天好多了,自已种的小园里什么菜都有,吃不了的吃,只是油少,肉就更是难得一见。
      下乡插队不久,我就被选为大队妇女主任,有生以来第一次挨家挨户与家庭妇女打交道。让她们出来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让有缝纫机的妇女组织起来成立缝补组,为解放有孩子的妇女,我找地方准备成立托儿所、幼儿园……正当我干的来劲时,文化大革命来了,我成为保皇派,成为攻击大队长的靶子,大字报被贴上了墙,我成了众矢之地。加之父亲母亲的被调查、关牛棚,所以我只能默默地埋头干活了,乡人民代表的身份也被取缔。但这些我都没有太放在心上,因为我是来接受再教育的,是来改造自已的。最让自己感动的是,贫下中农对我的信任,不久生产队长找到我,一定要我管理生产队仅有的现金,我成为了生产队的出纳员。
      下乡五年后,我结婚怀孕了。正值初春,青黄不接,加之一群年轻人不懂过日子,存货已尽,所以,我除了照样下地干活外,连咸菜都没的吃,只能吃小米饭就咸盐水,从不吃辣子的我,也拌上了辣椒面就饭吃。可是当时怎么就不觉苦、不怕苦呢?一心只想:我要像穷人家的孩子一样,什么活都能干,什么苦都能吃,别人能受的,我也能受的了。但是由于经常过度坚持、逞强,所以,常常发高烧,有时超过40摄氏度,人已昏迷。知青刘亦英就摸黑到公社卫生院请大夫。记得后来一到农忙季节,我就高烧不退,连我自已都恨自已,身体不争气。有时发烧到摄氏39度多,我仍坚持在地里干活,结果累伤住进哈医大医院。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仍没有好转。最后,只好病退回城。直到现在,只要稍有劳累就高烧不退。就是那时留下的后遗症。
      如今看来,当年的苦和累成了我后来生存的法宝,无论回城后遇到什么困难,生活多么艰苦,我都不为所困。打烟筒、掏火墙、盘炉灶、洗衣做饭、操持家务,都是我来做,用很少的工资维持城市最低生活水平,凭证凭票的东西都买不起,也不觉得十分苦,当时的粮票、油票、布票、肉票、豆腐票……我都没用完,如今成为文物了。回城后的艰苦生活没有压垮我,我儿子穿的小连衣裤、女儿穿的时尚的连衣裙从设计到剪缝,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
我感谢八年的知青生活,它让我能吃苦、让我学习到在艰苦环境下生存的本领,让我变的聪明、成熟、自信。理解了先辈们的坚强、勇敢和坚持不懈。苦难是财富,让人成熟自信,知难敢进,懂得珍惜,知道感恩。
      当然,苦中作乐,也是青春的记忆。我们青年点共有六个人,全是哈六中的高中毕业生,所以素质都很高。会乐器的有多半,二胡、笛子、扬琴、月琴、京胡……能自组乐队,我也是乐队成员。每到收工,队里的年轻人早早就来到我们青年点,等我们吃完饭,弹拉吹唱就开始了。他们向我们学歌曲、舞蹈、乐器、京戏,我们向他们学唱二人转。我们青年点成为大队乃至全乡青年的文化娱乐中心。我们的宣传队排了很多节目,小型的乐器演奏、小合唱、舞蹈、三句半、表演唱……还排演了大型歌剧《江姐》、京剧样板戏《红灯记》,都非常受欢迎。当时农村文化生活贫乏,只有二人转,而我们的节目,丰富新颖,有鲜明的时代感,所以特别受欢迎。临近的大队经常用马车来接我们,去为他们的社员演出。记得有一次,演出《红灯记》时,演到李奶奶一家准备赴刑场,我的台词是“咱们祖孙三代一起走”,突然上来几个人,其中一个在我耳边说:“我们救你们来了。”对突如其来的变动,我们机智地顺应了。下台后,才知道,因为社员们不希望李奶奶和李玉和被日本鬼子杀害,所以剧组临时改变剧情,让游击队员劫刑场,救下我们祖孙三人。多么朴实可爱的农民!
      下乡时爸爸给我们青年点买来幻灯机,我们在公社礼堂放映幻灯片时,挤了满满一屋子的人,真太出乎意料了。我利用自已的舞蹈特长,编导了不少歌舞,如我和刘奕英自编自演的《蝶恋花》就非常受欢迎,其中软翻、劈叉、燕式平衡等高难动作,让学校的孩子们还掀起了练下腰、劈叉的风潮。打乒乓球,也是我们来了以后,才在小学校里开展的体育项目。我们中有五人,担任过学校的教员,这些都对农村的文化教育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虽然每天劳动强度很大,可是我们几人和当地青年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排练节目到半夜,第二天天不亮,还要下地干活,真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大的精神头。我们当中有才的人太多了,去公社广播站当播音员的、卫生所当卫生员的、做木工的、写字绘画的、做木刻板画的、刻蜡板钢板的……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当年怎么就那么敢想敢干呢!只要想到了,就能干出来。自制乐器、自打箱柜、做毛主席头像……青年点中的乐事真是数不胜数。
      回顾五十年的经历,深刻感到,我们是年轻人,是奋斗过的人,是为共和国建设无私奉献过的人,是能吃大苦耐大劳的人,是有点高傲又有点自卑的人,是有过崇高理想的人,是经过风浪的人。
      退休后,我参加了原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李敏和几个抗联后代组建的“抗联精神宣传队。”宣传老抗联将士在白山黑水、冰天雪地中打鬼子的故事;讲他们几年都没住过房子;讲他们吃野菜挨饿受冻;讲“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经历;讲战士们自已砍掉冻坏变黑的手指脚趾的事情。踏遍龙江大地,寻找当年抗联的足迹,祭拜先烈们的墓地……相比之下,我们吃的那点苦,真是不值一提。他们经历的艰难坎坷,才是真正的磨砺;他们的坚强勇敢,坚持到抗战胜利的决心,才是我们永远的精神财富。
      时光荏苒,当初的青年已近古稀之年。真心地希望,我们的后辈,能够懂得苦难的意义,勇敢地去尝试、去磨砺,用自己宝贵的青春创造祖国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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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鹏影视 发表于 2014-7-31 17:24 | 显示全部楼层
我采访过抗联英雄赵尚志的亲侄女赵战利,她说:她下乡是她父亲支持她下去的。现在的官员们还有几个这样的父亲支持儿女到艰苦的地方去?他们的儿女都去哪儿了,都干什么了?经商,做大买卖,国外,留学,当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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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知青情结 发表于 2014-8-12 21:49 | 显示全部楼层
    他父亲不仅支持她下乡,还为她购置幻灯机让她们活跃农民的文化生活。
   一个老革命经常亲自下厨为下乡的知青们做好吃的,包括去她家的农民朋友们。
   从这些细微的小事上,看到老一辈革命家对后代的殷切期望。这和现在有些官员的做法是没法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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