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1964——我和我的知青战友们 水泉知青高宝生

                                        我和我的知青战友们

                                                                 水泉知青高宝生

        一、    前言

      五十年前，我们放弃了升大学的机会，满怀天真烂漫的理想，响

应党的号召意气风发地到农村去“改天换地，”之后在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潮，从那时起，中国出现了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知识青年。

      在经历了奋斗、曲折、彷徨、迷茫、无助又无奈后，我们结束了那段难忘的知青岁月。但在那个年代结下的深情厚谊把我们牢牢地联系在一起，直到今天。

转瞬间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的青春时光也一去不复返了。每当战友重逢在一起，好像又回到了昨天，往事清晰地浮现在眼前，那朝夕相处的一串串趣事，那一个个亲切鲜活的面容激起我心底的重重波澜……

         二、   我和马大姐

       马桂兰是我们知青点的老大姐。姓马，属马。比我们大两三岁。

大家都管她叫马老太太，其实那时她并不老。

六十年前我就认识她，我们俩都在哈尔滨马家沟小学读书，同级

不同班。

      她是全校有名的学生干部，三道杠。不像我，小学三年级了才混上个一道杠，还没当上俩月就让老师给撸了。老师不喜欢调皮捣蛋的淘气鬼。

每逢学校有什么活动，代表学生上台讲话总少不了她，那小嘴嘎嘎的。难怪老师们都喜欢她。

      中学我们不在一个学校，到了高中我们又碰到一起了，她在三班，我在四班，一墙之隔。

真正熟悉是在1964年以后，我们都放弃报考大学，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干革命。到农村后又分到了一个知青小组，这也算是缘份。

      可能是从小就当干部的缘故，她对自己要求严格，积极上进，所以对我们这些知青战友也不例外。一来二去的，总觉得她有点婆婆妈妈的，事多。

那时的我年轻、任性，时不时的就自由主义了，用她的话说是放松对自己的严格要求，自由散漫。所以在小组里我就成了她的“重点帮教对象。”她也可谓是不失时机、苦口婆心。时间长了，有时也产生逆反心理，也知道她是对我负责，说的在理，但有时仍是心服口不服的气她。

      我还记得那次不欢而散的谈心。

“……你吧哈，真是优点很多，聪明、劳动能吃苦、乐观风趣，但是还要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优秀的共青团员，一个好样的知识青年……。”

      “这么说我现在是一个坏团员，坏知青了。”我反问道。

      “你看，你又把意思理会错了，我是说我们时刻都要严格要求自己……。”

一如往常的苦口婆心。

      “我觉得我最近表现还可以，有什么不足你可以指出来。”

“那我可就说了。你爱开玩笑，但要注意分寸和场合。你还记得民兵训练那天，休息时你拿个扎枪怪模怪样的斜着往天上捅。嘴里学着韩排长：突气、气、瞎！（韩排长大舌头，是突刺、刺、杀！）别人哈哈大笑，你却觉得很有意思不是？真是不严肃，也不尊重人。”

      “韩排长平时也常和我开玩笑，再说都什么年代了，扎枪能上战场吗？”我好像还挺有理的样子。

      “我们要的是严格的组织纪律性，要的是常备不懈的备战精神。”马大姐也不让步 。

      “还有什么接着说。”我也有些来气了。

      “说就说，你到社员家帮助盖房子，这是好事。可你也不该喝酒呀，还喝醉了，让大家替你担心。”

      “你是不知道，不喝不行。”

      “我就不信，你不喝他们还能揪着你耳朵灌。”

      我真的不耐烦了，“得了，我在你眼里就是块骨头，啃着费劲，扔了又不甘心。”说完我抬腿走人了。

      这次帮教谈心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生活中我们有很多值得回味的往事。

      一次吃晚饭，我拿起一个小辣椒一掰二半，大的一半塞进嘴里，一边嚼一边若无其事地说：“苦了吧叽，真没意思。”马大姐高兴的拿起我扔在桌子上的一小半，笑嘻嘻的说：“正好，我不能吃辣的，咱也尝尝鲜。”说完咬了一小口，只见她圆瞪着两眼睛，舌头象吊死鬼一样伸出老长，半天才说出一句话，“哎呀，辣死我了，你小子真坏。”

      在知青点我们轮流在家值班做饭料理家务。这天轮到马大姐了。那是初春时节，我们四个男知青刨茬子，包工活，提前收工了。回到家是又饥又渴。晚饭是大碴子粥，征得马大姐同意我们几个就先吃了。本来都吃饱了，剩下的也够她们几个女生吃了，我看看锦光，德才和孙慕迪，说：“咱们四个每人再来两碗，保证吃光，女生回来让马大姐重做，今天不是她值班嘛。”他们也同意了。女生收工回来锅空了，再煮大碴粥来不及了，马大姐只好又给她们贴的大饼子。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我们怎么那么能吃。

      知青点解散后，我和马大姐好长时间互无音信。再次相见是在1975年冬，我到通辽县去看我父亲的老战友张叔。在哈尔滨火车站遇见了多年不见的马大姐，老战友加老同学碰到一起，自然都很兴奋，她显得有些憔悴了，但还是那样热情，得知我去通辽她更加高兴了，一趟车，一趟线。

      交谈中，我知道她结婚了，爱人是部队转业干部，在革志监狱工作，她在革志当老师。

      谈起当年我们这些战友在那汗水浸透的土地上共同生活、共同劳动的一桩桩往事，想起那些情同亲兄弟姐妹的战友，真是百感交集。时而开心动情，时而伤感悲凉。不知不觉四五个小时过去了。

      列车喘着粗气停在一个小站，马大姐朝窗外看了看，象是依依不舍的对我说：“你到站了，这趟线我常走，比较熟悉。”

      亲切的握手道别后，我下车了。

      来到站台上，我向一个拿红绿旗的铁路工人打听去兴无黑龙江省粮食厅干校农场怎么走，那人打量一下我说：“粮食厅干校在兴无，是下一站，你怎么提前下车了呢？”这时列车已开出去很远了。我站在那里，傻了。

      马大姐呀马大姐，你可把我坑苦了。

      得知当天再也没有去兴无的车后，我沿着铁道线顶着小雪走了四、五个小时，到兴无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后来听说那一带常有狼出没。我真庆幸没让狼吃了。

      多年后提及此事，马大姐轻轻地晃荡着脑袋，笑眯眯地说：“我真的不是故意的，车开了我才发现不对，晚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她从革志回到哈市，到母校十三中当老师。我也被调到双城市粮食局，之后又到双城市粮油贸易公司。

      现在我们都退休了，每年我们都能聚几次，见面大家都亲切地叫她马大姐。

      三、我的同学、战友、朋友—马孝哆
大队成立了一个打井队，抗旱保收浇地用。工地在东南三节地（离
村三里地远），我是早班，半夜十二点接班，早八点交班。
      早晨的天气真好，阵阵微风扑面而来。虽然蚊叮虫咬的熬了大半夜，也没觉得劳累和困乏，倒倍感舒适。
      抬头看，从村口处走过来一个人，走近些看清了，还挑着一担水，到跟前一看，是她，马孝哆。
      现在还记得，那时她那标准的村姑打扮：蓝底白花的便装上衣，裤角恰到好处的挽到七分处，一双草绿色胶鞋洗刷得有些发白了。
看到是我她才放下水桶，抬手擦了擦脸上细微的汗珠。
      “你是打井才交班吧，我们的妇女劳力在三节地干活，我给她们送水去，你喝不喝点？管够。”
      “干嘛挑这么满的两桶水，多少人喝呀？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去饮牛呢。来吧，我替你减轻点负担。”说完，我解下拴在桶梁上的茶缸舀了半缸。
      “你刚才还说饮牛呢，牛没来，你来了。”说完用手背半掩着嘴，咯咯地笑了。
      从村口到脚下，足有一里多路，她一口气挑到这里，水却没洒多少，还是满满的，若不是遇到我，她可能一直挑到妇女干活的地里，真让人心生敬意。又聊了些无关紧要的话题之后，她挑起扁担说：“我得走了，地里的人还等着我的水呢，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看着她迈着稳健的脚步，没歇气，也没换肩，消失在小路的尽头。我顿时发觉，眼前的一切，是多么精美的一幅画面：蓝天、白云，风吹玉米刷刷响，远处秋虫的鸣叫声，飘然而至的挑水姑娘，渐行渐远地飘向前方。
      “小扁担，三尺三，姐妹们挑上不换肩……，好像大雁冲向云天……。”
我和马孝哆是高中同班同学，睿智、文静、朴素、大方，是给我的第一印象，时间长了，我逐渐了解了关于她的一些情况：家庭条件优越，父亲是当时全国有名望的科学家，资深教授，科学泰斗钱学森的好友。日常学习生活中半点也看不出她是高干子女。处事低调，待同学热情，有求必应。每天总是早早来到学校，认真打扫完卫生后就开始自习功课。
      她的学习成绩特好，全学年也是前几名。学校和班里的各项活动她都是积极参与者，学校歌咏比赛，她带领全班同学认真排练，并取得优异成绩，校运动会她是我们班唯一挑战８００米长跑的女生，班里的墙报让她办得有声有色。
      高三快毕业时，她出人意料地决定，放弃高考上大学，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干革命，太不可思议了。学校领导和老师、她的家长、她的好友都力劝她谨慎考虑，她只是淡淡一笑，婉谢了众人的劝说，毅然决然的到了农村。
      就这样，北京的重点大学少招了一个品学兼优的高材生，广阔天地来了一个意气风发的女知青。
      在生产队，她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各种农活，群众口碑极好。鉴于她的突出表现和自身能力，上级领导安排她到中学任数学老师。学生把她当做自己的知心人，尊崇、信任、爱戴她，钦佩她的教学方法和教学质量，公认她是全县知名的数学教师之一。
      1979年，她调回哈尔滨，在母校哈十三中教数学，卓越的工作成效和严谨的工作作风，1996年她被当之无愧的授予哈尔滨首届“功勋教师”称号。
      风风雨雨几十年过去了，她退休安享晚年了，一切也都是过眼烟云了。
      我的老同学、老战友、老朋友，你好吗？祝你晚年幸福、健康长寿。

      四、在科研室的那些日子
      大队成立科研室了，崔晓天是主任。
      晓天是哈师大附中毕业的。和我们一样是个放弃高考升大学的铁杆知青。“科研人员”是由从各小队抽调的几个知青和有经验的贫下中农组成的。晓天是个办事认真、责任心强、心细、能吃苦的好姑娘。在她的带领下，科研室的工作搞得红红火火，有声有色。
      我们刚来时，村上粮食平均亩产三百多斤，遇上年成不好就要有几个月吃了上顿愁下顿。社员一年四季起早贪黑，一滴汗珠摔八瓣，到头来收获的是不到一年的口粮，细想起来让人心酸。
      在科研室的带动下，生产队都引进优良品种，尤其是那玉米杂交种——“黑玉46，”使粮食产量翻着跟头的增长。那首：“四十六、三万三、埯种把粪加硝铵、不打一万打八千”的顺口溜全村人都会，也都信。你说她得费多大的心思，让那不见兔子不撒鹰的农民对科学种田深信不疑。
      科研室的劳动繁重。种子田里的玉米抽穗时拨除母本植株上的玉米蓼（了）是一件细致而又辛苦的活。天刚亮就披着露水穿行在５００米长的玉米地里，衣服湿透了不算，还有那可恶的蚊子，一不小心就送你个大包。玉米叶子也时常在你的脸上、手上留下一道道伤痕。而这工作要死看死守很多天，直到把母本玉米蓼拨净为止。晓天就这么干着、守着，还得跟大伙唠叨着、直到秋天，从不掉以轻心。
      共同的劳动生活把大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劳动时互帮互助，有问题大家协商解决，休息时无拘无束地谈天说地。这天劳动休息时，大家找了个背风的地方席地而坐。
      我凑到晓天身边，笑嘻嘻地问她：“你牛大叔还好吗？”
      “哪个牛大叔？”晓天不解的问。
      “就是那个身上长毛、头上长角的牛大叔呀。”
      晓天回过味来了，一把将我推了个仰八叉。女知青中晓天是胳膊粗力气大的那伙的。
      孙慕迪在对面慢条斯理地说：“好家伙的，本来想再给你介绍个马大婶，算了，领教了。”
      “慕迪，来，你过来。”晓天招呼他。“免了，过去怕没什么好事。”慕迪还是很知趣的往后退了退。
      这是个真事。一天晚上，生产队散会后，晓天在回青年点的路上，看到前面影影绰绰走过来个人。出于礼貌，晓天主动搭话：“这么晚了上哪去呀？”没想到对方却哞的叫了声，着实吓了她一大跳，原来是一头没拴住的牛跑到大街上让晓天碰到了。
      “高宝，当初报名下乡时，你想到过农活这么苦、这么累吗？”晓天两眼望着远方，不知心里在想啥。“想过，但没想太多。”
      “是啊，农活又苦又累，一辈又一辈的农民的希望在哪呀？”我说：社员不怕大干苦干，可他们怕白干，一年到头所剩无几就没指望了。   晓天说，那我们推广科学种田一定要慎之又慎、慎之又慎，一定不让农民的希望打了水漂。
      可能是晓天的话题沉重了些，大家都默不作声，我坐起身慢悠悠地对大伙说：“我昨天做了个梦，和咱们科研室有关。说说，说说，慕迪嚷着。
      我梦见科研室发展壮大了，地里种了好多参天大树，这些树都叫不出名字来，好家伙的，树上结的果实是玉米、大豆、谷子。苞米棒子一尺多粗，谷穗足有一米多长，豆荚也尺把长。还有膘肥体壮的猪，下双黄蛋的鸡。鱼池里养鱼养鳖。规模大、人也多了。晓天任命了玉米组长、谷子组长、养猪组长……。唯有这个养鱼鳖的组长没人干。为什么？有人问，“怕人家管他叫王八组长。”本来大伙听的津津有味，顿时哄的笑声一片。还有人说，就知道你小子嘴里吐不出象牙。
      孙慕迪接过话茬说：“你还别说，高宝说对了一样，非洲还真有一种树，结的果子和面包一个味道，就叫面包树。”回头看看晓天问：“崔大主任，你能不能鼓捣出一种树，不结面包结窝头也行。”大家又一阵笑声。
“也许能，但不是现在，也不是我，到了我们孙子的孙子那个年代可能会变成现实。好了，时间到了，干活去吧。”
      一晃四五十年过去了，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玉米亩产两千多斤，这是那时想都不敢想的。农民生活有了巨大改变，低矮的土坯房都变成了砖瓦房、小楼房。家家可谓丰衣足食。机械化程度的大力提升使农民的劳动强度大大减轻，一年种地的时间也就三俩个月，其它时间就到城里打工。
      中国又新兴了一个社会阶层——农民工。

      五、老猫，你可真行
      知青点经历了分开又合并后，我和老侯（良彦）、老蒋（福爱）、老温（慕谨）、老猫（陈伟明）凑到了一个寝室。本以为从此我也就是老高了，可他们四个都不认可，时不时的故意叫我小高，欺人太甚，看来老高正名还需时日。晚上睡觉，老猫在炕头。之后依次是老温、老蒋、老侯，我在炕稍。
      那个年代，条件艰苦、物资匮乏，老温有台粉红色的收音机后来还丢了。生产队没有活动时我们早早地躺在炕上，睡不着就古今中外、天南地北的胡侃、海侃。
      那年冬天特冷，一天晚上照旧早早地开侃。
      老猫翻来覆去地折腾，说炕烧得太热。老温看了看他说：“别不知足，大冬天睡热炕头多美呀，你嫌热咱俩换换？”
      “暂时不换，都说孩子老婆热炕头，起码我有一拚，嘿嘿，你们有啥？”
老侯学着苏联电影《列宁在１９１８》里男主人公瓦西里，用标准的男中音说：“会有的，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逗的大伙都笑了。
      过了一会，老猫翻身起来说：“不行，太热。得垫上点什么。”我把身下的毛褥子抽出来递给他：“拿去，隔凉隔热的。
      又过了一会，“不行，还热。”老蒋把盖在脚底的毛衣拿过起来递给他，这回消停了一会儿。
      正当大伙迷迷糊糊要入睡时，老猫一个打挺起来了，一股什么东西烧焦的味道扩散到整个寝室。“烫死我了！”老猫叫道，大家赶紧起来一看，可不得了啦！老猫身下黑呼呼的一片，冒着青烟，不时还有火星闪现。“炕上茬了，快弄水来！”慌乱中不知谁喊道。上哪弄水去？大半桶水早就冻实心了。
      老猫也顾不上冷了，光着脚丫子，穿着裤衩子到外面弄来大半盆雪，大伙七手八脚总算把火弄灭了。
      清理现场结果发现，老猫厚厚的棉褥子，我的毛褥子，老蒋的毛衣都烧了个大洞，老猫的裤衩子和屁股都变色了。
      老猫的炕头不能睡人了，褥子也不能用了，大家往炕稍挤了挤准备睡觉了。
      老温一边往被窝里钻，一边自言自语，“只听说有烤羊肉的可没听说有烤猫肉的，我估计着也能好吃。”“现成的，半生不熟的，你要馋了，悄悄到老猫屁股上啃两口去。”说完我和老侯哈哈大笑。
      第二天，这事就在知青点被当成笑谈传开了。
几个女知青弄来些棉花和布，把老猫的褥子补好了。我的毛褥子彻底报废，老蒋的毛衣残存一些边角，后来马孝哆拆了些毛线织了一副五个指头的手套给我了。可惜在生产队干活时不小心弄丢了，让我心疼了好久。

      六、难忘的佳肴
      快吃晚饭的时候，良彦小声告诉我：“少吃点，晚上有好吃的等着咱们。”
我忘记了是谁回哈探家回来时带回来几斤挂面，这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对我们来说太是稀奇物了，要知道吃一回细粮不是件容易的事。
      天黑人静，大家动手开始煮面。没有锅，就用“畏得罗”（铁桶），没有灶，找几块土坯在地中央支一个，还真有些情调。
      水是我打回来的，“没多添点水吗？面条汤总比白水好喝。”老猫吩咐我。“不少了，我们喝完剩下的全归你，省得炕再上茬你还得上外面弄雪去。
      “你还说呢，干嘛把炕烧那么热，没和你算账就不错了。”
      “这事还真不怨我，那炕塌了那么大个坑你睡着也得劲。”
      “别打嘴仗了，”老侯一边烧火一边问：“你去打水没人看见吧？”
      “看见又能怎样？洗脸洗脚不都得用水嘛。”
      “我是怕别人说我们几个搞特殊，那影响不好。”
      “我还真就特殊一回了，我说猴哥，怕人家说你特殊你就别吃，你的那份我们几个代劳好吗？”
      “你小子真没良心，晚上是我告诉你有面条吃的，现在又要把我扔在外边，你好意思吗？”“说说而已，说说而已。”
土坯灶不太好烧，飘得满屋都是柴灰，从面汤里往外捞了几次还残留了一些。“没关系，柴灰都是碳水化合物，有益无害。”老蒋边说边找了个脸盆盖上才好了些。水总算烧开了，挂面下进去后我往里面扔了一把盐，大功即将告成。
      “多煮一会儿！‘出息’。”老猫叮嘱老蒋。“别听他的，煮太烂了不好吃。吃面条又不是喝面条。”半天没动静的老温搭话了。
      “你还别说，山东人真的是喝面条，多加些水，盖着锅把面条煮得稀烂。不过人家是就着馍喝，咱们上哪弄馍去。”老侯最后往灶里添了一把柴禾，站起身揉了揉眼睛，拍拍手说：“好了。
      “刺溜”声过后，风卷残云，点滴未剩，最后的一点儿面汤还真是让老猫喝了。老温有些胃下垂，坐在坑沿上，岔着两腿，拍着像孕妇的大肚子连声说：“美味佳肴，美味佳肴。”
      我比较偏爱面条，几十年过去了，那以后的年月，我吃过很多种面条，什么鸡汤面、打卤面、苏式牛肉面、意大利面条、日本面条、手撖面、方便面……   
      回想起来，还是那天晚上吃的盐水草木灰面别有情趣，令我终生难忘。

      后语
      重温昨天的故事，百感交集，一幕幕甜美、辛酸、似是似非的往事变幻般的簇拥着你我，终生相伴。那个年代凝聚的战友深情永藏心底。
      我心依旧，真情永远。

    读了宝生的文章，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想起了五十年前下乡的那段经历，虽然很苦、很累，但是非常美好，特别留恋。
    昨天我们又去了当年插队的地方——水泉，和那时相比，农村的变化非常大，农民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全部使用机械耕作，他们住进了楼房，生活得很滋润，和城里的差别越来越小了。我想这不就是我们当年下乡的初衷吗？
     谢谢我的战友、同学和朋友宝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