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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吴永大 于 2014-6-29 05:40 编辑
潮起舟轻泛洪流
------ 纪念四十五年前的那一天
张冠立
二十五年前，我在母校音德尔一中任职，一位教过我的老老师在北京癌症确诊，做了开胸手术，我代表学校去探视他。那个年代，去北京的机会很少，一旦能去，大都要到天安门广场转转，拜谒心中神圣的地方。我当然也不例外，那次抽暇去瞻仰毛泽东纪念堂，驻足人民英雄纪念碑，眺望天安门，也到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前面逡巡，感受祖国首都的庄严。在历史博物馆的一角，一块标牌吸引了我，白底黑字，写着“北大荒知青展”。标牌不大，没有现在展览宣传具有的那种精美、奢华和豪壮，但就这五个字让我放弃下一步去王府井书店和商业区的打算，毫不迟疑地走进了展室。没想到展室很大，分上下两层，并被隔成许许多多的隔断，走在里面像进了迷宫，文字、图片、实物无穷无尽地铺排在你行走的路上。我一下子融入了这个世界，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不知过了多久，有人催促观众，说闭馆的时间到了，我才不舍地踏出房门，两眼不适应地站在了楼前，原来那已是秋天的向晚时分。还没来得及想怎样回驻地，一个决定蹦出在我的脑中，明天我还要来。
第二天我做好了呆上一天的准备，在背包里放进了面包、水和笔记本。我又从头开始，用本子抄下各个部分的导语，摘录了部分令我心动的解说词，认真细看了一组组的照片，从而感知了上世纪六十年代那场席卷全国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潮。大潮载着一代青年的青春和热血激荡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奔涌在农村、山乡和国营农牧场，高奏着一曲曲青春的凯歌。有潮涨就有潮落，几年之后，十年之间。这股大潮携带着股股小潮慢慢退去，留下了令人难忘的时代记忆。当年的弄潮儿更是刻骨铭心，没齿不忘，其中的感受是复杂的，有离乡的眷念，有“入世”的豪壮，有克难的艰辛，有成长的自豪，有落荒的迷茫，也有对捐躯战友的怀念。尽管情感中的主导成分不同，谁都逃不开成长中的喜悦和烦恼，并且谁也逃不脱当年必经的历史命运。
十年前，我在呼伦贝尔教育局工作，多次有机会到新巴尔虎右旗检查工作。我提醒自己到额尔敦乌拉的白音宝力格去一趟，并且也如愿地去了。我知道那里是天津知识青年张勇下乡并牺牲的地方。虽然没有了当年知青活动的身影，也看不到当年洪水滔滔、张勇奋身救羊的场景，但我确信那个时空里人物的投影仍然还刻录在那块大地上。旗政府为纪念张勇这位英雄，纪念知识青年对地方上的贡献，在城镇改造中建了一个广场，取名“思歌腾”广场。思歌腾是蒙语知青的音译，名字直奔主题。广场两万平方米，有室外构筑物和室内文化长廊两部分。一道长80米的浮雕墙，再现了知青历史，记载了他们上山下乡的整个过程。知青文化长廊内陈列着当年知青留下的上百件旧物，还有他们返城功成名就后旧地重游给第二故乡留下的新赠。那里的文字，图片，物件像北大荒知青展一样，对我仍有着磁石般的吸力，让我流连，沉思，慨叹。
前不久，我读《阿城精选集》，立即被其中的笔记小说三“王”，和散文《遍地风流》等文章所吸引，放下其他该做的事情，一气把它看完。我这样迫不及待，不仅仅因为他自成风格的语言诱人遐思，主要还是他写了亲历的云南知青岁月。
我醉心知青展，寻访英雄迹，迷恋下乡文，非为他，就是因为当年的知青大潮轻易地托起了我的生命之舟把我投进了那股激流，让我有了知青发端的特殊人生体验。对我个人来说，那个时间是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屈指算来，距今整整四十五年了。岁月茫茫，催生华发，刻出了脸上的皱纹，青春早已消失的无影无踪，但奇怪的是，青春的记忆却在胸中顽强地固守，只要你敲击某一根神经，它就会被敏感地唤醒，鲜活生动，疑似当年。对于那一天，我有着和北大荒知青展所描述的极为相似的记忆。车队，人群，送别，出发，含泪的双眼，挥而不止的手。我知道爸爸忙，离不开会计室里的账本，妈妈身体弱，不能出来走动，哥哥在外地读书，可能正在参加什么革命，弟弟和妹妹肯定挤在人群中送我。可能被区隔得太远了，我看不到他们，也听不到他们。就这样我和同批下乡的同学被缓行的汽车载出了大街，人影模糊了，房子模糊了，家乡的小镇消失了。那时我忽然意识到真的离开家，离开家乡了，心中一阵酸楚，但年轻人心中总有一把火，燃烧着未来的希望。有人号召唱起了歌儿，歌声是止痛药，歌声是兴奋剂。我加进了合唱，并不甘示弱。歌声伴着我们在漫漫的山路上前行。岭南的六月末，夏意满山遍野，绿草如织毯，山花似锦绣，黄色的砂石路在碧野中像蜿蜒的飘带，未来在何方是车中人梦一样的期待。一个个村落迎接了我们，又送走了我们。它们的名字输进了我们的头脑化作永不消退的记忆。他们是朝鲜屯，莫力根，七家子，马家窝铺，付窑，阿本格勒，摸黑儿，石灰窑，庄家屯，新发七队，最后到达新发屯，我们下乡的公社所在地。
公社党委对首批知青去安家很重视，安排我们当日留在公社，开欢迎会，吃特色饭，看地方景致。欢迎会上公社革委会的领导讲了话，介绍了前去接我们的各大队的领导，他们都笑容可掬，满脸礼貌，我第一次感到自己已正式被当成大人看待。吃饭时，我们被分到各个农户，有人嘱咐他们给我们做当地的攥汤子。据介绍，做法是把苞米碴浸泡发酵，磨成米浆，将稠米浆捧在两手掌间，合掌挤攥米浆，让它从戴在掌上的一根细管里射出，注入烧沸的汤锅里，煮成筷子粗的长面条。发酵过的苞米甜酸滑腻，带上调汁的汤水味美可口，让人对落户的新家先有舌尖上的认识。新发屯东傍一条大河，又让一条公路从中间通过，公路走向由南往北，起点是音德尔，终点是扎兰屯。那里离两旗的边壕很近，北面就是出名蛮荒的头道关门山和二道关门山。新发屯其他三面环山，有一条沟曲曲弯弯地通向西方，内中隐藏着另外四个生产大队。新发屯不小，有新发大队的五个生产队在那里聚集，再加上公社机关和直属单位也颇有些阵势。当晚，我和几个同学被分配住在公社卫生院。次日清晨，我心中有事，老早醒来，推窗外望，才知道远不及农民起得早。村外通往远山的道路上已有三五成群的年轻人骑车荷锄在那里狂蹬，喊声叫声，呼朋引伴地很有生气。我心想自己马上就要加入这样的劳动大军了。早饭后，起早过来接我们的各生产队的马车已在等候。我们三十六个人按分好的青年点儿去找自己的车，然后向南，向西，向北各走各的路，开启了自己的新生活。
可以说，这个日子，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九日是扎赉特旗知青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一九六四年，全国曾有一次下乡运动，典范是邢燕子那批人。扎旗初高中毕业生也有些人响应号召，集体去了五家户。后来出了名的，我记得有范喜城，李忠兰，张玉华等。但这批人数少，只像一股活水，远不是潮流。没想到我们自愿下乡的两个月后，上山下乡就酝酿成大潮，有了破竹之势。那形势几乎不容城镇学生再做选择，不下乡的学生犹如战时不能应征的对象，胆胆怯怯，需要编造种种理由去申请留城。很快的，我们听说附近的四里八村都有了新青年点儿。接着有人造访我们，那是育林二队点儿的徐英林几人，说了音德尔的形势。我们对自己能领潮先走一步很自豪，既然已经没了选择，当时的选择也就是无憾的必选。此后，不仅音德尔的学生下来了，林区克一河、甘河的学生也下到这边来了，边城满洲里的学生也接踵而至，再后，听说天津的知青也来到了扎旗。
冬天回家过春节，我们坐上了客车，一路增加了许多见闻。那时所谓的客车并不是现在的“巴士”，只是把大“解放”调来拉人。空旷的后斗里，乘客席“地”而坐，怕颠的人则把随身所带不怕压的东西坐在身下，好似有了沙发椅，汽车运行中的提速、刹车、转向都会弄得你东倒西歪，和别人磕磕撞撞。更要命的，车后搅起的黄色沙龙随时会随风扑进车斗，给乘客从上到下着上黄妆，眼角、鼻侧、耳蜗挂带厚厚的尘土，活像个小鬼儿。日后的酒场，有人给外出的人接风洗尘，我因为那时的经历理解得既深又切。可惜真正需要洗尘的人从来都得不到这样的机会，而那来自车厢和机舱的人本来一尘不染，却又可以频频洗尘，令人心生不平和哀叹。那个年代的车速不高，可能只有六、七十迈，因为扎旗有名的开快车的司机才获得个“张八十”的外号。冬天，呆在敞车里，冷得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脸冲前，车行带来的冷风像一把钢针扎你的脸，背过去，后脊梁上的棉袄一下子就被风打透。那时我想起母亲常说的话，“捆着发麻，吊着发木，怎么也不好受”，三个小时旷野上的奔行，简直是一场“炼狱”。能够分散痛苦感的只是路上的新信息。不同的站点会上来知青模样的人，一张口，听出来是天津味儿。如果凑在了一起，有一种要说两句话的冲动，相互都没有冒昧的感觉，“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马家窝铺有栋房子靠在道边，前脸上贴着大字快儿，“志存胸中耀红日，乐在天涯战恶风”，一看就猜到这是一个青年点儿。这种豪言壮语是当年知青最愿意引用的诗句。不知引言的人有心还是没肺，造反的时代已经过去，你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天涯要战的是哪门子“恶风”。后来还真听说了，外地的有些知青，造反派的脾气不改，在“挖内人党”的运动中，把当地的老百姓弄得和尚不得睡姑子不得安，可谓大战恶风了。哀哉，“助纣为虐”，少年轻狂何时了。从七家子到莫力根一带毗连巴达尔胡公社的乌兰毛都。经过那里时，常走的人会望着一片荒原，讲述着所闻。道西，春天着过荒火，大队组织扑火，当时烧死过人，他们是知识青年。打火要先放火，烧出一条火道，防止火势蔓延。他们没有经验，追着火打，没想到突然变了风，烈火扑向他们，夺去了他们的生命。看北大荒知青展火场献身一节，我立刻联想到乌兰毛都的知青，他们才是真正的天涯战恶风的英雄。壮哉，“初生牛犊”，敢以激情降烈火。这一方人讲述着这一故事，有怜悯，更有赞叹，知道他们为保护百姓的生命财产牺牲了自己。一路回家，充盈耳目的都是知青的见闻，这使我确信上山下乡在全国已蔚成大潮，我们正荡舟其中，领略着波澜壮阔和洪流奔涌。
我没有想到我在育林四队的青年点干了三年活儿，又在新发屯里的公社中学教了四年书。这七年农村生活的历史就是从那一天开始一页一页地写起的。七年对于人的一生不算长，但对于青春阶段不算短，可以说我是在农村度完青春和年少的。从那里出来时，我已经携家带口，人近中年了。
七年的农村生活，尤其是三年庄稼汉的日子，对自己的人生有何意义，奠基，锤炼，抑或耽搁，消磨？这成了我一生中经常自问、思索的课题。当年的上山下乡，势如破竹，堪称一项运动。党中央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反修防修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战略需要。社会有识之士看作减少城市社会压力，解决就业难题的大移民。家长则把它看作从无出路中找出路的无奈之举，所以舍弃身边的指靠，听凭子女远离。知识青年本人想了什么？这些他们可能都想过，只是年轻，对很多问题想不透，是躁动于心的青春追求让他们勇往直前地蹿身跳进了涌潮。中国的农村太大了，它真的能海纳百川，收容了这千百万学生青年，让他们“就业”，给他们饭吃，教育他们现实地看待人生。中央、社会、家庭交给它的任务它全完成了。十年之后，它送走了它教育过的一代人，看着先前的涌潮一波一波地退去，在自己的土地上只留下当年涛声的记忆。
十年摔打，练出了铁一般的腰脚；艰苦折磨，让人不信还有更大的困难；困难极处，领略了人间确有真情。我们这批从农村走出来的人，没人侈谈自己成了反修防修的战士，也没人埋怨岁月轻抛青春无为。成熟了的我们知道历史有其必然。过往的历史，你不能对其假设。假设没有这次上山下乡，正像我们的父辈假设没有解放前后的种种战争那样毫无意义。既然如此，我们无怨无悔于上山下乡那段经历，相信那句话，“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一九七四年，我返城到母校音德尔一中教书，工作态度、处事方式、思维情感，无处不反映着知青岁月打下的种种印痕。
镇里靠烧煤过日子，入冬时需备下全年的引柴。附近农民赶着毛驴车，装着自留地里种的“毛嗑”杆（gai）子到街里来卖。我妻把讲妥价的车领到家，卸车后进屋里付账。我赶上了，总要对卖柴的人客气一番，倒点儿开水，问我妻人家要了多少钱。记得一次，她回答说“七块”，我听了建议说，给他十块钱吧，天黑了，让他再买点吃的，不能空肚子回家。妻子笑着说，“讲的是七块钱呀”，但她还是掏出了十元钱（当时我的工资是37元）。妻和我在同点儿下乡，她理解我的心情和用意，并且也是她自己就有的体会。
七十年代的学校，组织社会实践、下乡支农是家常便饭，占校历中很大比重。带学生干活让许多老师头疼。生产队希望多出活儿，而学生玩心重，干活中心猿意马。我带学生铲地，不像多数老师那样当监工，有点儿像当年打头的那样，第一个排垄，一锄也不比学生少铲。学生看老师同样干活，干多少，干多久，再无怨言。我不监督让他们感到一种信任，倒养成了他们的自觉精神。如果没有当年农村的锻炼，自己怕苦怕累，不知会把学生带成什么样子了呢。
一九七九年，音德尔一中恢复文革前的传统，开始对农村招生。学校安排我担任新高一农村班的班主任。那时我已经是省级优秀教师，我明白这种安排是对这个班的重视。其实，学校可能没想到，我的知青经历让我对农村孩子别有深情，是他们的父兄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关心了我，并且诚心诚意。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需要用同样的情感回报给他们的子弟身上。
三十多年后，我退休在家，有一天，一个与我同住海拉尔的学生给我领来一位客人。客人似曾相识又叫不出名字。后来他的自我介绍让我忆起了他是当年那个农村班的学生，叫张志友，一中毕业后考入齐齐哈尔师院。他大学毕业后，几经辗转，到了北京房山的一家大型国企里当了领导。此次到呼伦贝尔来，有多种愿望：游草原，见老师，会同学，以偿多年的期盼。他给我拎了贵重的礼物，离开时还在茶几上留下五百元钱，并执意请我出去参加他们当晚聚会。席上有他的妻女、单位同志，有远近来聚的他大学、高中时的同学，共十多人。作为东道主，他提酒时深情地讲述了一个故事。他说，那年我很幸运考取了旗里一中，全家人兴奋不已，大人说砸锅卖铁也得凑钱出去念书。我知道钱来的不容易，省吃俭用不说，还像保命一样保管着那点儿钱。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的钱不翼而飞了。莫名的恐慌头脑一片空白，接下来的思路是没钱买不了饭票，吃不成饭就念不成书了，于是我哭了起来。同学把情况飞快地报告给了班主任。张老师找了我，问明了情况，劝我别急。当天，张老师在班级说了一句话，“男儿有泪不轻弹呀，张志友的哭说明他非常着急，你们应当帮他忙。谁捡到了，一定交给他，或交给我。”过了两天，张老师很高兴地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很幸运，你的钱找到了，拿去吧。”失而复得，使我喜出望外，高兴得不再多想。很久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那钱根本没找到，是张老师用自己的钱来安慰了我。
今年，海拉尔我的一个学生，女儿结婚，她把当年的同班同学有联系的都请来喝喜酒，游草原。我应邀参加婚宴，和三十五年不见的那批学生见了面。和我同席邻座的一位叫梁富斌，是从鄂伦春旗诺敏镇坐一天火车赶来的。他说自己风尘仆仆而来，有一个愿望能顺便见一见班主任张老师。他说，“和张老师喝一杯酒吧，有一件事使我永远忘不了你和你家的刘老师。那年我在学校不慎把胳膊弄折，被迫住院接骨。那天是张老师给我送的饭，我清楚的记得炒的是土豆片，装在铝饭盒里。刘老师把自己的头巾摘下来给了我，让我吊起胳膊做保护。”他说着这话，眼圈红了，有泪水流了出来，自己伸手轻轻去抹。散席的时候，要分别了，他要求和我拥抱一下，我们深情地拥抱了。他说，“你知道我在诺敏住了，希望你能到那里串门，别见外，我们都像你的孩子一样。”说这话的他，已经是五十开外的人了。
张志友和梁富斌讲的故事遥远得我已经忘却了，可他们还念念在心。我能这样做，做得真心，完全出于对善待我的农民的感恩。情感的承传流转，维系着社会的亲和。没有下乡，难说我会自然天成地能和农民建立浓厚的感情，进而把农家子弟看成亲人。承传的链条，说不定在我这里会脱节，让社会少了一份应有的亲和。
人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每迈出一步，都为下一步确定方向，奠定基础。上山下乡的岁月给我的人生留下一串串深深的步痕，它像岁月给树木积累的年轮一样，也构成了我生命的年轮。每层年轮相互依傍融为一体，让我生命之树质地坚硬，抗得起风雨的折磨，从而挺拔自立，笑傲自然。因此，我不会忘记那些年轮的起点，四十五年前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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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文章有分量啊！感谢你的转载。我去过“思歌腾”广场，在知青纪念碑前拍照留念。有诗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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