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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第二次当老师
从钢厂回来后，我的病又开始加重了，卫生员让我到团卫生队去住院，在团卫生队住了十几天院，病情连一点儿好转的迹象也没有，贾医生对我说：“你到裴德医院去确诊一下吧，确诊后就可以对症治疗了。”裴德医院的医生在做了初步检查后，让我去做肠胃透视，透视的医生让我第二天早上空腹来检查，第二天我没吃早饭，透视的医生递给我一杯白乎乎的面粥，我接过来皱着眉头看了看，不知是什么东西，放到嘴边不敢喝，透视医生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说：“这是一种专门检查肠胃病的透视剂，喝了就能查出你有什么病了。”我按照透视医生的要求，先喝下去一半，过了半小时后，又将另一半喝了下去。透视剂在肠胃中缓慢的向下流动着，每隔一个多小时就要透视一次，直到快下班的时候，透视医生说：“你的病检查出来了，是非特异性、溃疡性结肠炎。”为了增加我对这种病的了解程度，透视的医生还在透视单上画了一张图，大肠的降结肠和乙状结肠部分发生了病变，这两个部位明显变细，并出现大面积的溃疡状态。
我拿着检查结果和医生开的治疗方案回到了团卫生队，团卫生队的杨医生对我说：“这是个慢性病，一时半会儿也好不了，回连队去慢慢的治吧，不要干体力劳动。”连领导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对我说：“你还是到学校当老师去吧，这项工作挺适合你的，还可以养病。”一九七一年四月下旬，我离开了高射机枪连，调到十五连学校，任二年级的班主任。
和孩子们在一起每天都充满了欢乐，我的全部精力也都投入到了这些孩子身上，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当好一名小学老师，将领导交给的工作干好。但是，生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美好愿望和残酷现实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我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还有越来越重的发展趋势，每天下午和晚上开始发低烧，排泄物中也出现了暗红色的血液，吃完饭后感到浑身不舒服，恶心得很厉害。
我每天早上用手捂着肚子去给孩子们上课，看着坐在下面十几个孩子期盼的目光，肚子不疼了，呆滞的目光又焕发出了活力。学校的新校舍刚开始挖地基，我领着孩子们在一处没盖好的家属房里上课，没上门、没按窗也没抹墙，好歹房顶盖已上好，不用像去年教一年级孩子时，在露天地里上课，每天挨日晒雨淋了。二年级的语文课里有一篇课文，名字是《勇敢的小螺号》，我给孩子们讲完课文，坐在第二排一名叫王辉的小女孩举起了手说：“徐老师，大海是什么样的？”王辉在班级里是穿戴比较干净的小女孩儿，一副聪明伶俐的样子。其实，我也没见过大海，只能凭着以前看过的有关描写海洋的书，向孩子们讲述，海是蓝色的，蔚蓝色的天空上飘着几朵儿白云，海燕在大海上翱翔，渔民们划着船在海上撒网扑鱼。孩子们登大了双眼，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听我给他们讲大海的故事。王辉忽闪着一对大眼睛又问：“徐老师，我以后能到海边去看看吗？”我望着她和其他孩子期盼的目光，毫不犹豫的说：“能，你们不但能看到大海，你们还能坐船在大海上航行。”孩子们高兴的欢呼起来：“我们能看到大海了，我们能坐船了！”
我坚持着将这些孩子教到了期末，在上面不允许考试的情况下，为了掌握孩子们的学习情况，我简单测验了一下他们的语文和算数，感到王卉在语言方面有一定的天赋，如果我能将这个班教下去，或者是她的父母在这方面多下一些功夫，将来会很有发展的。可惜的是疾病已经将我折磨得快挺不住了，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看病，而且是越快越好。孩子们放假的第二天，我跟连领导打了个招呼，就来到了团卫生队，杨医生看了我的化验单，沉默了好大一会儿，表情严肃的对我说：“你马上到裴德医院去，千万别再拖了！”看着杨医生的样子，听着他有一点儿吓人的话语，我心里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没有了底。
三十五、我患了什么病
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我开始了在裴德医院的住院生活。我住在内科十二号病房，这个病房有十二张床位，病号来自四师所管辖的各下属单位。住院的头几天，按照医生开的透视和化验单子做各种检查，接下来就是每天不停的吃药、打针和输液，转眼四个多月过去了，病情总是好好坏坏的，摸不出有什么规律。低烧走着波浪形，时而高时而低的，让人烦躁不安，肚子也是好几天坏几天的，让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程医生问我在什么情况下肚子能好一些，我说：“我也搞不清楚，有时高兴了就好一些，心情不好的时候就重一些。”程医生看着我说：“不会是精神作用吧？”我摇一摇头，又点一点头，脑海里混酱酱的，什么也说不清楚。
有一天早上刚上班，就呼啦啦的进来了六、七个医生，其中有一个老医生在我肚子左侧反复的按着，还不时让我将左腿抬起来，并让我深吸一口气，再慢慢地将气运到腹中，旁边站着我的主治医生程医生，她不停的向这个老医生小声介绍着我的病情，都说些什么我也听不太清楚，但看着他们一个个紧紧皱着的眉头和老医生一言不发的神态，我的心凉了半截，是不是得了不治之症，要是那样的话，可得先回家看一下父母，父母含辛茹苦将我养大，不见上他们一面是死不瞑目的！程医生看着我紧张兮兮的样子，忍不住笑了，说：“你住进医院里了，还害怕什么？”医生们走了后，我越想心里越没有底，就从病床上爬起来，偷偷地溜到医生办公室的门外，站在走廊里，侧着耳朵听里面说话声，只听老医生对程医生说：“腹部比较柔软，没有触及到肿块，你按新治疗方案，给他治两个疗程，要注意观察疗效。”听到这里我紧张的心情松弛了下来，没触及到肿块，就是说还没有得绝症，暂时还没有生命危险。从此以后，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有事儿没事儿的喜欢揉一下肚子或用力按肚子的各个部位，以此来确认我是否得了不治之症。
不知是精神作用还是新治疗方案起了作用，我的病一天天的好起来，低烧也降下来了，上厕所的次数也减少了，头也没有以前那样疼了，恶心呕吐的感觉也没有了。程医生高兴地对我说：“没想到你这病说好就好得这么快，在治疗一段时间就可以出院了。”我说：“我也觉得很奇怪，是不是和精神因素有一定关系？”程医生说：“我也想到了这一点，查了一些医学资料，都对非特异性疾病的论述不多，这种病在医学上还属于盲区，发病因素可能和过敏有关系，要是把你的病治好了，我就可以写论文了。”我说：“我这不马上就好了嘛。”程医生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陷入沉思之中，好半天才说：“你这个病说好好得太快，说坏又坏得太快，一切都来得那样突然，在医学上太不可思议了。”我很有信心地说：“这次就彻底好了，你准备写论文吧。”程医生叹了一口气说：“论文写好了也没地方发表，你的病在医学上还是一个待解的迷，恐怕这篇论文不是我能写好的。”我说：“我配合你将这个谜解开，不就是为医学做贡献了嘛。”程医生看着我天真的样子开心地笑出了声。
三十六、我的病友是“右派教授” 我对面床上是一位姓张的六十四岁老人，是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一位教授，戴着一副眼镜，一副骨瘦如柴的样子，从表面看上去，也就有八十多斤，斯斯文文的，一副老学究的派头。他以前是北京一所大学的教授，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中，他一直谨言甚行，没敢多说一句话，顺利的过了反右斗争的高峰期，到了运动的后期，他感到已经平安无事了，思想上便放松了警惕。有一次，和他的助手，一名年轻教师一起吃午饭，年轻教师告诉他系里的一名教授可能要划成右派，他听了后，不加思索的说了一句：“这个人挺老实的。”就是这无意中的一句话，被这个年轻教师反映到当时的反右办公室，“反右办”的领导正为完不成上面下达的反右指标发愁，接到这个年轻教师的举报后，马上把张教授找去核实此事，他认为这句话没什么问题，因为那个被划成右派的教授绰号叫“老蔫”，这是全系上下都知道的，不会有什么事儿的，他也没过多的去想，就很痛快的承认了。不久他被划成“中右”，在组织上向他宣布的时候，他小声的嘟囔了一句：“谁都知道他是“老蔫”呀。”声音虽然很小，还是被组织上听到了，经过反复认识，深刻检查后，他戴着“中右”的帽子，被下放到八一农垦大学当老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造反派又将这件事儿翻了出来，认为当年他被划成“中右”太轻了，经过一番批斗后，他被定为“漏网右派分子”，发配到学校的后勤赶牛车。
张教授刚一入院的时候身体很虚弱，看上去一阵风儿就能把他给吹倒了，有时到卫生间去一趟，回来都要喘上好大的一会儿粗气。我很同情这个老教授，经常给他打饭，有时也给他倒一下洗脚水，老教授很受感动，精神状态好一些的时候，就和我聊天，他对我说：“你是一个有同情心的小伙子，看问题喜欢站在对方的角度上，不喜欢计较小事儿，这样的人是很有发展前途的。”有时，他也和我讲一下自己家里的事情。他被打成“中右”后，爱人就和他离了婚，两个孩子也因为他受到了牵连，离开了政府部门，一个被下放到工厂当工人，另一个被发配到大兴安岭林业局当一名普通干部。说到这里，他那风烛残年般的老脸上，流淌着两行浑浊的泪水，过了好半天，他才无奈的摇摇头说：“我一辈子都非常谨慎，小心翼翼的做人，到头来还是落了个这样的下场，可能是前辈子作孽太多，遭到的报应吧。”没想到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老教授，还迷信了起来，我久久的望着他，百思不得其解。
我们俩儿说得最多的是各自病情，我惊奇的发现，张教授所患疾病症状和我的病一样，我们俩儿因此成了忘年的病友，几乎每天都在一起聊着各自病的症状，交流着治疗这种病的经验和想法，我问他：“张老师，你这病是怎么得的？”他苦笑了一声说：“那还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份的事情，有一天，我吃了一块西瓜，有点儿闹肚子，也没太当回事儿。几天后的半夜里，我正在睡觉，被一阵嘈杂的喊声和敲门声给惊醒，刚打开门，就冲进来一帮红卫兵，不由分说的将我拖走，经过一番批斗后，得了重感冒，病好后就变成这样了。”我望着他那张被眼镜占去了三分之一，布满皱纹的枯瘦老脸，心中暗想这下可遇到知音了。他摘下眼镜，掏出手绢擦拭着镜片，暗然无神的双眼闪动了几下，继续毫无表情的说：“到医院去看病，先是按慢性痢疾治，不见好，又按慢性肠炎治，治来治去的，不但没治好，到后来还发了低烧，最后一透视竟是非特异性、溃疡性结肠炎。”天呀，我和他真是同命相连了，得病的原因、症状、证断结论都是一样的，我说：“我得病这一年多来可没少想办法，中药、西药、能想到的偏方都试过了，就是好好坏坏的，有时不吃药就好多了，有时越吃药越利害。”张教授脸上出现了难得的笑容，他戴上眼镜，点了点头说：“我也是这样，心情好的时候和好人一样，心情不好的时候就犯病了，吃什么药都不管用，这种非特异性疾病能导致肠道阶段性的变形，致病原因很复杂，不是药物所能治好的。”听了张教授的话，我有点儿紧张兮兮的，肚子又疼了起来，起身就往卫生间跑去。 三十七、“右派教授”死了 八号病床的病号是四十三团一个连队的指导员，他有四十五、六岁的样子，以前是劳改农场的管教，可能是管过劳改犯的缘故吧，老是一脸严肃的表情，看上去凶巴巴的，给人一种不好接触的样子。他患的是糖尿病，每天只忙活两件事儿，一是不停的拿着热水瓶到水房打水，二是一个劲的上卫生间。他的床头上放着两个搪瓷缸子，每个缸子里能装半暖瓶水，我每次看到他的时候，他手里总是拿着搪瓷缸子，不停地喝着水。
“糖尿病”是一个阶级斗争觉悟很高的指导员，他对我和张教授的接触很不满意，有一次，他趁着张教授去做透视的机会，把我叫到跟前，语重心长地说：“小徐，你可是贫下中农出身，头脑中阶级斗争这根弦一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哇！”我疑惑的看着“糖尿病”，不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糖尿病”喝了一大口水，加重语气说：“不是我批评你，那个老张头儿是右派分子，有些问题到现在还没向革命群众交代清楚，你却每天和他打得火热，时间长了要中毒的。”我笑了笑说：“他和我得的是一样的病，我们在一起互相交流一下，对治好我的病是有益处的。”“糖尿病”明显的提高了嗓门，非常严肃地说：“阶级斗争无处不在，病房里也充满了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儿，我看你快要被阶级敌人拉下水了。”我惊愕地看着他，觉得他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糖尿病”也感到自己话说得有一点儿重了，就缓和了一下口气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一会儿不讲就要出问题。阶级敌人时刻都在磨刀霍霍，妄想用糖衣炮弹来腐蚀我们，小徐，可千万不能放松警惕呀。”我点了点头说：“好吧，以后我尽量少跟他说话。”“糖尿病”见收到了效果，浮肿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用死鱼一样的眼睛盯着我说：“他都跟你说了些什么，你好好想一想，把想起来的写个材料，过两天交给我，如果他确实散布了反动言论，我们要在病房里开批斗大会，把他斗倒、斗臭，还要在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我看着“糖尿病”那张扭曲的脸和阴沉沉的说话语调，知道他不会就此罢休的。
过了几天，八一农垦大学来了两个人，说是要找张教授谈话，两个小时后，张教授回来了，他痛苦的捂着肚子，铁青着一张脸，呆呆的坐在床沿上，一句话也不说，我想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儿，还没等张口，便感到受过三角铁撞击的大脑，在轻轻的震颤，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张教授死去为止。
张教授病重了，他发着高烧，整夜的说着胡话，身体缩成了一团，不停的抖动着。我跑到住院处办公室找医生，医生过来看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过了一会儿，一名护士来给他打了一针，他安静了下来，慢慢的睡了过去。第二天早上他还没醒过来，就进来两个推着小车的护理人员，把张教授抬上车，随便的在他身上盖了一床被，就推走了。我跟着小车走到重症监护室门口，被护理人员拦住了，张教授被推了进去，门“砰”的一声带上了。
几天以后，张教授死了，他死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学校来了几个人将他的尸体拉走，随便找个地方埋了。这些消息都是我后来听护士们议论的，护士们还说他在学校里是“专政”对象，住院期间还到处散布反动言论，是一个死不悔改的老右派分子，死后能这样对待他已经是很够“意思”了。我明白了，“糖尿病”前几天不在床上躺着，一反常态的老往医院政治部跑，原来是去举报张教授，就是这个“糖尿病”害死了张教授，我愤怒的站起身，向正在大口喝着白开水的“糖尿病”走过去，刚走了两步，大脑剧烈的疼痛起来，我一头扎到床上，双手捂着脑袋，身体不停的在床上抖动着，此时的我，什么都是多余的了，能保住生命比什么都重要。
三十八、“糖尿病”也死了 张教授死后的第二天，“糖尿病”的病情也开始恶化了，他浮肿的双脚很快就变成了紫黑色，膝盖以下开始溃烂了，疼得他整日躺在床上“哼哼”着，靠护士每隔几小时给他打一针止疼药维持着。护士们私下里议论，他的病已转为尿毒症，活不了多长时间了。“糖尿病”似乎听到了护士们的议论，也感到自己时日不多了，他顽强的从床上爬起来，让我和同病房的一名天津知青搀扶着他，来到医院内科领导办公室，强烈要求出院回连队，内科领导问他为什么要出院，“糖尿病”拉着内科领导手，眼里含着激动的泪水，极为恳切地说：“我是一个受苦的穷孩子，在万恶的旧社会，受尽了地主老财的剥削和压迫，吃不饱，穿不暖，在寒冷的冬夜里，我钻进狗窝里和狗睡在一起。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穷人闹革命，让我这个苦孩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成长为一名革命干部，毛主席的恩情比天大，比海深，我只要活在世上，就要坚决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斗，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内科领导听了他这一番话没明白是什么意思，只是紧紧地握着“糖尿病”的手说：“你是老革命了，思想觉悟高，对毛主席的感情深，我们要好好的向你学习。”“糖尿病”听了内科领导的话很受感动，眼里含着的泪水终于控制不住了，顺着松弛浮肿的脸颊流了下来，他不停的喘着粗气，额头上滚动着豆大的汗珠，好大一会儿才平静下来。我接过内科领导递过来的毛巾，为“糖尿病”擦去脸上的泪水和头上的汗水，并在他的后背上轻轻地拍了几下，“糖尿病”长长的喘了一口气，又接着说：“我的病是治不好了，过不了多久就要去见马克思，已经不能为党和人民做什么贡献了，却还在这里浪费国家的药品，这是极大的犯罪，我肯请领导不要再为我的病操心了，将药品留给最需要的人吧。”“糖尿病”说到这里，情绪激动起来，他加重了语气说：“我坚决要求出院，回到连队去，连队里的阶级斗争形势很复杂，我要回去抓阶级斗争，死也要死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办公室里静极了，在场所有的人都被“糖尿病”这一掏心窝子的话感动了，谁也没有说话，谁也不知道要说什么。“糖尿病”快要死了，内科领导是无法拒绝一个频临死亡病人最后要求的，一时间，办公室里陷入了死一样的沉寂。
经过内科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反复协商，“糖尿病”终于被批准回四十三团卫生队继续治疗了。出院那天的上午，“糖尿病”所在连队来了四个人，他们将“糖尿病”抬上事先准备好的担架，“糖尿病”在被抬出病房前，十分费力的把我招呼到跟前，非常动情的对我说：“小徐，我们在同一病房快半年了，我每天都在观察你，你是个干大事业的小伙子，要是不出意外的话，是很有发展前途的。”说到这里，“糖尿病”握紧了我的手，用尽全身的力量喊起来：“小徐，一定要记住我的话，以后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顺应形势的发展，不要逆潮流而动哇！”我没有说话，将“糖尿病”的手放回被子里，并把盖在他身上的被子往上拉了拉，默默的跟着担架，一直护送到汽车跟前。“糖尿病”在被抬上汽车的一瞬间，似乎在微笑，给我留下了一种极为平静的感觉。突然间，我对“糖尿病”产生了莫名其妙的好感，他不怕死，在死亡的威胁面前，想到的是把药品留给最需要的人用，他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糖尿病”回到连队后，没过多久便死了，听说他在临死前，还关心着连队里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准备拿不听话的知青开刀，揪出一、两个现行反革命。
十二号病房在短时间内死了两个人，整个病房笼罩着死亡的阴影，病号们每天都静静地躺在床上，谁也不多说一句话，似乎死神就在每个人的身边徘徊，下一个死亡对象是谁呢？大家都胆战心惊的默默等待着。都是“糖尿病”在病房里抓阶级斗争，才搅乱了病房安静的环境，张教授的死和他有直接关系，这是他无法推卸掉的责任，他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糖尿病”不是别有用心的人，更不是一个坏人，他不想浑水摸鱼，也不想捞到什么好处，他是有二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是不折不扣按上级指示去干好工作的老干部，只因为处在了一个特殊的年代，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就不一样了。我一直记着“糖尿病”被抬出病房前对我说的那几句肺腑之言，他是为了我好，他真心的希望我能有所发展，在当时的环境下，“糖尿病”的劝告还是很顺应“潮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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