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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边的话：今天是三月初四，后天就是甲午年的清明节。每逢这个日子，中国人都会祭奠故去的亲人。远在天涯海角的我，此刻更是怀念生我养我的父亲毕宝忱、母亲张兰春。他们的养育之恩，每每触动我的神经，我都会感慨，人生真的短暂，当父母亲永远地离我而去，会有千古之隔的感觉，许多心里话再也无法倾诉了。5年前，我在博客上抒发了这样的感受，是因为妈妈的一张早年照片触动了我。今天，我将这篇博文复制，重发在我们北大荒知青网，是因为原忠兰的文章《我家那些年那些事》感动了我。这个日子，我以这种方式纪念我的母亲张兰春。）
我的母亲28岁的照片
“这是咱妈！”二哥告诉我。我第一眼看见这张黑白照片，不禁潸然泪下。 不知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楚，从二哥的手机上看到它，我就不能自己而泪流满面。 二哥讲这是妈妈28岁时的照片，我掐指细算了一下，是59年前的事情，正是母亲生我不久拍照的。 世上的事情居然会这等的巧，此前我从未见过它，当然更不知道它与我有关，更不会想到它会在我过59岁生日这天，让我见到它！难道世间的事情都要这样巧合的发生吗？蓦然间，我感觉到母亲的关切，意识到她的存在，似乎她并没有离我们而去，她还在这个世上，就在我们五兄妹的中间。肯定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不然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呢？ 这张老照片使我的心灵产生强烈震撼，以至让我这几个月来，一直都想把这个感受说给妈听。二哥毕国顺是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从《黑龙江日报》去《深圳商报》的。这次回哈尔滨省亲，我们一起给妈扫墓，事先我并没有讲7月6日正是我的生日，想必他们也不会记得这个日子。回来时，饭间谈到母亲，二哥将这张老照片拿给我看，我才知道59年前，母亲在生我不久后拍下这张照片，可它一直保存在妹妹手上，母亲在世时为什么一直没有拿给我们看，为什么她要选择那个时候拍这张照片，她一生并没有拍几张照片，那时拍这一照片意味什么呢，又是在哈尔滨哪家照相馆，都不得而知了。我越想越觉得，妈在冥冥之中注视着我们，至少是热切地关切着我。 我是出生在哈尔滨道里区的外国六道街（现为道里区的大安街紧挨着大安商店的一幢保护性建筑的二楼）。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不知道在这条中央大街附路上发生过多少与我生命相关的故事，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家又搬迁至只是一街之隔的外国五道街（现在的东风街33号）。 童年的记忆里，甜和苦总是结伴而至，但苦难更多一些。在那个包括我家在内只有四户中国人家的院落，中国人、俄罗斯人、尤太人和朝鲜人组合成一个并不算大的“联合国”，彼此相处得并不很和谐，俄罗斯孪生兄弟经常欺负我，打不过小耍伴又无计可施，也只能以吃不饱肚子来自我解脱。后来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院里的俄罗斯人、尤太人一夜之间都逃离了中国，外国人似乎是怕挨饿，童年的理解能力就是这样，因为每天都要在饥肠轆轆中煎熬着。那个年代，为了解决永远也填不饱的肚子，大多数人家改为两顿饭。吃什么，什么时候吃，怎么能吃饱，是每个家庭每天生活的重要内容。 母亲给我留下的记忆太多太深，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她的印象却永世难忘。那时全中国人都在挨饿，我们家当然也不例外，更何况是男孩多的多子女家庭，父亲母亲压力大则不言而喻。口粮就那么一点点，缺口太大呀，当野菜被人很快挖光，酒糟、豆腐渣、甜菜丝便成了代食品。即或是这样，国家下放的口粮也顶不到每个月的月底，每每到了月末，我们大眼瞪小眼渴盼吃饭的目光，常常把母亲逼到好邻居好婆家，在二楼好婆家门口徘徊而难以启齿的窘态，是妈最不能忘记的事情，更是她一生之中最最艰难的生活经历。 那个年代，为了不被饿死而拼命挣扎的人们，整个心灵、所有尊严、以至所有行为准则都对准了那个饭碗，我家也不例外，而且那一日两餐所盛下的内容更是甜酸苦辣，刻骨铭心！是妈每天在给我们分完饭后，最后给自己留下最小的份额，那是勉强维持生命的份额！她常常是用酱油兑开水来充填肚子，母亲给我的印象就是，特别能忍耐和特别能吃苦。以至于现在，我每每在吃饭时就会想起妈妈分饭时的愁苦、借粮时的无奈。 每次分饭对妈来讲，都十分为难，因为除了要保证不能饿死人，还要一碗水端平，这无疑是对她的一次次考试，当她发现有人不能公平地对待她5个孩子时，她就放下手上的外委加工活，来充当一个近似于法官的角色，以此体现她作为母亲的公平，或者说母爱。而这种公平或母爱是建立在牺牲之上的，她总是把最后份额最少、质量最差的一份留给自己，有时因为没有掌握好，没了自己的那份，她就用手去抺净那饭盆边上的殘羹。不过她也有特殊时候，给自己也盛了一份出来，然后又把其中的一部分再拨到我的碗里，她用地道的山东掖县口音嗔怪道：“就你的肚子大，饿死鬼托生的！”那个时候我还小，真的不懂事呀，我没有放弃母亲几近是生命的馈赠，我的回报是一声不响地坐在她的身边，帮助她绣锦旗至深夜。 那个时候，为了救济这个家庭，弥补父亲工资的不足，她在操持整个家庭的家务之外，还要牺牲大量的睡眠时间去干外委活——绣锦旗，她用整个生命艰难地帮助父亲毕宝忱支撑着这个家。那时我常常是流着眼泪鼻涕陪着她干到深夜，不是回报，更不是为了求得一时心里平衡，而是看到她的身体越来越消瘦，心疼妈会撑不过去的。 大概是1961年的冬天，当时的干白菜叶子已涨到10元钱1公斤了，相当于父亲工资的六分之一，可见当时形势多么地严峻。我的双腿和脸出现了浮肿。有天半夜，妈把我推醒，从一个竹筒子里舀一勺豆粉，往我嘴里送。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吃豆粉，第一次体会到世上居然会有这等好吃的东西。而还是睡眼矇矇的我，如狼似虎般地吞咽下去，它差点没把我噎死，那情景是可想而知的。我劝妈也吃一口，她却没有吱声，默不作声地把筒盖盖上。 当我捂着被子偷着乐时，也会想到一个问题，妈给我吃的这个小灶，是从哪来的呢？后来我发现妈的浮肿比我严重的多，用手指头捺她的腿，捺下去的坑比我的深得很多，而且半天不能恢复。再后来我才晓得，妈妈将自己手上包括结婚金戒在内的3枚金戒指都卖掉了，以每枚30元的价格。她的目的十分明确，这就是这个家不能饿死人，特别是五个孩子。这是她当时的生命底线，大局意识，更是一位母亲的伟大母爱。后来我想，我们这个家之所以能有今天，是父母的功劳，其中母亲的功劳更大一些。 正是有这种无法形容的爱的呵护，我们兄妹五个安全度过了那个三载荒年，活得似乎还很健壮。经常有人问我怎么会长到1.86（米），如果不挨饿会不会长得更高？每每这时，我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想到母亲张兰春，她不仅给了我的生命，还用她的健康和生命作为代价保护了我。如今当我们兄妹之中有人住进100多米房子时，开着高级轿车出没于一些重要场合时，或是我们中间有出人头地时，弄出几篇有响动的文章来，或是有人当上了领导，国家的高级干部，我就会强烈地感叹，如果爸妈还活着那该有多好。我们现在似乎有条件回报他们、孝敬他们，而这些个或许正是他们要的回报要获取的结果，可他们却那么早地悄然无声地离开了我们，又是那样地去意坚决。 这等情愫缠绕着我，让我十多年来常常感到一种不安和愧疚，却又无法向父亲母亲表达，可正是这张照片的出现，让我感觉到母亲的存在，发觉她的关切，他们一直都在注视着我们，关心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今天我把这种心情倾吐出来，虽然有如释重负的轻松，可我还是不放心，那么妈，您听得到我的这个述说吗？ 您的儿子 毕国昌
上边的照片，是母亲张兰春生下我后不太长时间的照片 下边的照片，是我为这篇文章，在我的出生地大安街老宅留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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