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逝的记忆 40团王乐众

                                              笑  脸

                                                                            作者  王乐众

       1968年11月3日下午，一列满载着近千名哈尔滨上山下乡青年学生的列车，顶着风雪，驶离了哈尔滨的站台。火车爬山过河，一路向东行驶了20多个小时，终于喘着粗气，停在一个名叫兴凯的小站台上。

刹时间，平静的小镇喧闹起来，从车站到农场机关大楼区区几百米的砂石路上，挤满了身穿黄棉袄黄棉裤的城市知青，他们大包小裹，相互呼唤着拥向了8511农场场部。农场的职工、干部，兴凯乡的农民都被这从未有过的热闹场面所吸引，纷纷来到场部大楼前一睹这些城市来的青年学生的“风采”。

“上车饺子，下车面”，为了迎接这批200多名哈尔滨知青的到来，农场机关食堂准备了午饭——面条。但是一则由于餐具少，知青人数多，根本不可能同时进餐；二则要想使200多名知青同时进餐，也不可能有那么大的锅。所以，一时间食堂里秩序大乱，局面不好控制。

午后，还没有公布分配名单时，我利用这段空闲时间踏着融化的积雪，沿着通向修配厂的小路漫无目的的走着。无意中我发现一个戴着新四军军帽，穿着新四军军服，打着绑腿的同学坐在积雪的路旁伤心地啜泣，两腿之间放着他那绣着红五星的军用挎包。

看到如此情景，我的心里突然一沉，当大家与亲人离别的伤感情绪刚刚散去，脸上的泪痕被欢声笑语替代的时候，这个一路上逗大家开心的17、8岁的小同学，却在无人处独自饮泣，我被此情此景深深打动了，再也没有心思去领略这异乡的美景。火车上的情景象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从我眼前闪过。

哈尔滨火车站，火车汽笛的刺耳鸣叫，打开了车厢内同学们泪腺的阀门。从未离开过父母、家乡的青年学生，还没有完全做好踏上人生道路的准备，便被上山下乡的大潮卷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们伤感、我们彷徨，甚至于想逃离。

车厢内，同学们的情绪糟糕透了，就是集体学习毛主席语录也无法排解同学们的低落情绪。哭声过后，就是死一般的宁静，空气象被凝固住了。

此时，只见一个头戴新四军军帽，身穿新四军军服，打着绑腿，背着绣有红五星军用挎包的大男孩站了起来。没有语录，没有说教，只见他说着样板戏中的台词，手舞足蹈地比划着。在狭小的空间里时而说笑话，时而讲评书，大家的注意力渐渐被吸引到他身上。他用充满阳光但又满脸稚气的孩子脸，给每一位同学送上微笑。他努力地表演着各种小节目，调动着大家的情绪，抵消着大家的不愉快。渐渐地大家被他的情绪所感染，车厢内终于又有了欢笑声，出现了只有青年同学扎堆才能出现的活泼场面，沉闷的空气终于被朝气蓬勃代替了。

我被他的表演吸引了，我被他的乐观情绪感染了，我开始注意这个看起来比我要小得多的陌生同学。他的表现与他的年龄有着太大的反差。一晚上，他从未表现出悲伤的情绪，也未看到他泪眼婆娑。他用积极、健康的情绪感染着大家，把全车厢100多个知青从消极情绪中带了出来，重新给了我们欢乐，使我们暂时忘记了与亲人的离愁别苦，可他也只是个大男孩呀！

然而，此时此刻，当所有人都忘却离别的痛苦，脸上展现出兴奋的笑容时，他却在偏避的地方暗自垂泪，独自承受着对父母、家乡的思念。同学们三三两两地从他身边走过，无动于衷，甚至都没有看他一眼。我也实在不忍看下去，但又不能给他以任何帮助，我只能尽快地离开他，让他在一个人的世界里喧泄一下情绪吧。但是我记住了他的新四军军帽、新四军军服、绣有红五星的军用挎包、打着的绑腿和那张孩子气的脸。

              夜  班
    来到农十连已经快两个月了，终于盼到了从事真正意义上的农活——玉米脱粒。
北方的12月，早已是冰天雪地。白天，太阳懒懒地晒着，并没有给人以温暖的感觉。到了夜间，寒气逼人，空旷的黑暗使人心理上更增加了一股寒意，心里阵阵缩紧。
我们知青二排的同学们都为第一次打夜班而兴奋不已，早早地穿戴整齐。我们把面袋子撕开，把头部和脖颈严严实实地围起来，找一根绳子把棉袄拦腰扎紧，既利索又保暖。可女同学们还是出于爱美的本能，仍然把“刘海”露在外面。
场院上的玉米棒堆成了几十个一人多高的大垛，上面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宛如连绵不绝的雪山。几只白炽灯泡在寒风中摇来摆去，飘忽不定。发出的灯光在寒夜中显得那么微弱。玉米垛在灯光的映衬下，似乎获得了“灵性”，在黑暗中扭动着巨大的身躯，象头挣扎在痛苦中的怪兽。
脱粒机隆隆地响起来，我们扒开积雪，用双手把玉米棒扒满簸箕，端到脱粒机旁，递给站在喂料口旁的老职工，由他们倒进喂料口。
开始时，我们各自为战，往返在玉米垛和脱粒机之间。这样干了一会儿，觉得跑路时间多，效率太低。于是我们又调整了做法，一字排开，采取传递的方法。果然，效率提高了，但时间一长，大家又有些冻脚。于是我们交替合用两种不同的做法，既保证了效率，又使周身暖和起来。
热火朝天的脱粒场面挑战着天寒地冻的寒冷黑夜。我们起劲地来回奔跑着，卷扬机皮带把玉米粒在空中抛出了一条条金黄色的抛物线，在灯光的照映下，象一条飞舞的巨龙，又象一条熠熠闪光的金链子挂在夜空中。这斑斓的色彩，这奇特的景象，在隆隆的脱粒机发出的声音伴奏下，激励了我们这些少见多怪的城市学生的斗志，焕发了我们知青劳动的热情。我们忘却了劳累，不顾手套湿透而带来的冰凉感觉，加快了喂料进度。同学们欢快的喊叫声，鞋底与雪地摩擦发出的“咯吱”声，电动机负载的“突突”声，玉米棒子脱粒机的撞击声混合在一起，组成了使人振奋的脱粒交响曲。这首旷世交响曲冲破了寒夜的寂静，搅热了冬季的夜空，显示了知青学生们的朝气蓬勃的青春活力。
随着玉米垛子的缩小，老鼠们相对多了。受惊扰的鼠辈们到处乱窜。城市来的知青哪里见过这么多鼠辈。男青年仗着胆，也是为了在女青年面前表现一下勇敢精神，拿着木锹追打一番。女青年则是惊恐地睁大眼睛，唯恐躲避不及。
老鼠喜欢黑暗，又有钻洞的习惯，情急之下，人们的裤腿自然成了鼠辈们的首选。一只昏了头的老鼠一不小心钻进了一个女青年的裤腿中，女青年登时被吓得连声尖叫，我们也都傻了眼，束手无策。一个老职工赶过来，在裤子外边摸到了老鼠的位置，使劲一捏，趁老鼠糊涂之际把它抖了出来。此时，这个女同学才魂魄归体，“哇”地一声哭了出来。班长过来安慰她，说这是经常发生的事，不用害怕。城市知识青年哪有过这个经历，怎能不害怕？情绪一时受到了影响。
班长要大家用绳子把裤腿扎紧，见了老鼠更不要吓得一动不敢动，此法果然有效，再也没有谁的裤腿进了老鼠的事发生。
吃、喝、拉、撒乃人之本能。
夜班解手，通常是几个人结伴同去，场院建在村子边上，又因为夜间黑暗，一个人不敢去。
我们几个男青年绕到玉米垛后面灯照不到的地方解手。尚未完事，又有脚步声走来，听说话声是几个女同学，不约而同，她们也选择了这片黑暗地来方便。此时，我们站也不是，走也不是，只好原地挺着挨冻，大气也不敢出。
谁知她们匆忙解决问题后，竟然有闲心观察起周围的环境来，一个女同学眼睛适应得快，突然发现有几个黑影在黑暗中若有所动。这个女同学大吃一惊，慌乱中来不及认真辨认，以为是狼，一声尖叫后，她们象受惊的小鹿，不顾一切地逃离现场，赶快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
我们匆匆起身，若无其事地从另外一个方向绕回场院，正碰到她们向其它人讲述刚才发生的一幕。见到我们回来，她们又向我们讲述了一遍刚才的险境，只是增加了不少夸大的成份，居然要我们千万小心。我们开始还郑重地表示感谢，后来终于忍不住笑了出来。她们起初莫名其妙，进而从我们的笑声中悟出了什么，突然脸一红，也大笑起来，迅速跑开。唉，我们这群“狼”呀，出现的真不是时候！

                        夏  锄
五月下旬，夏锄开始了，知青们个个跃跃欲试，恨不得马上到地里去尝试铲地的滋味。我挑了一个锄板宽厚，锄勾粗壮的新锄，自以为得计，心想，这把新锄一定能帮助我铲在前边。
笔直的垅台上排着一眼望不到头的玉米苗，有的根是白色的，有的根是紫色的。淡绿色的条形叶子卷成喇叭状。一颗颗硕大的露珠盖在喇叭口中，闪耀着晶莹的光泽，放大着喇叭口里面的秘密。
我们一字排开，一人一条垅，学着老班长的样子，开始了生平第一次的农业劳动——铲地。
长长的锄杠，弯弯的锄钩，宽厚的锄板好象欺生，根本不听使唤，我刚一用力，锄板不是深陷土中，双手拉起来费劲，就是在土表面划过。时常出现伤苗情况。越是想努力控制锄头，越是控制不住。看看老班长不紧不慢，灵活地摆弄着锄头，就象绣女摆弄着绣花针一样。锄头在苗间穿行，锄头所到之处，草被锄掉，留下了青一色的玉米苗。看他轻松自如的样子，我心急如火，恨不得马上撵上他。越是着急，越是力不从心，只觉得锄头越来越重。时间不长就感到腰酸臂疼，手掌也起了水泡。
我停了一下，回头望去，看不见地头，向前望去，看不见终点。来时的热情早已不知去向，不由得心中烦燥起来，怨恨这把锄头！怨恨玉米地为什么这么长！甚至于怨恨锄地的发明者，不锄不是照样长吗！
无际的陇沟，单调的劳动，疲劳的身体，越发觉得锄头的沉重。腰部的酸痛，手上的水泡，头顶的烈日，滚烫的泥土都在毁灭着我的信心，消磨着我的意志。
班长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有意地帮我带了半条垅。由于有了“救星”的帮忙，我重新调动了情绪，赶了上去与他并肩前行了。
老班长样子很老，但实际年龄并不老，只比我们大十多岁。平时不苟言笑的他与我攀谈起来，当然先是安慰与鼓励，我觉得他很有人情味。
他看了一眼我的锄头，我以为他能称赞我选的这把锄头，谁知他说：“你这个小青年，怎么挑了这么个又大又笨的锄头？”他把他用的锄头拿过来说：“你看我这把锄。”我一看是把旧的不能再旧的锄头了，我很不以为然。
他说：“你的这把锄是新锄，锄板又宽又厚，表面不光滑，多费劲呀！”他接着讲了新锄的缺点，旧锄的优点。大致是说：旧锄杠已经磨出来了，光滑得很，锄板也很光滑，而新锄头杠磨手，容易起泡。新锄板表面发涩，既费劲又容易伤苗。
听着他的讲解，我若有所思：在铲地的第一关——工具选择上，我显得多么幼稚与无知呀。
他接着讲了锄头的用法，什么是“夹板锄”，什么是“花锄”，什么叫“提”，什么叫“蹬”。听着他断断续续的讲解，真想不到看似简单的铲地竟然也有这么多的学问。
真正让我折服的是他的铲地“水”“火”论。
铲地这项农活，不客气讲，我认为是最简单的农活了，更谈不上有什么科学的理论根据，无非就是松松土而已。
老班长可不这么看，他非说锄头底下有水又有火。他看我疑惑的样子，就说了起来。大意如下：旱天，地面蒸发量大，地面以下水份很容易通过虹吸现象升到地面而损失掉，造成墒情严重缺乏，影响苗期生长，铲地正是切断地下与地面的输水管道，达到保墒目的，起到了保水的作用。涝天，地面湿润，地温低。此时铲地，促进蒸发速度，提高地温，促进苗期生长，起到了“火”的作用。
听着他的讲述，品着他的“水”“火”论，真的小看眼前这位农工班长了。我上了十几年学也从未听到这种理论，我这个所谓的知识青年在他的面前，实在是一个“无知青年”。
道理弄明白了，气也就顺了，虚心战胜了狂妄；踏实代替了浮燥。休息一会儿之后，当我再拿起锄头时，发觉它似乎轻了许多。
几十年过去了，作为当年知青，我对接受再教育的第一课竟是这样地记忆犹新，第一课的内容竟是这样丰富，第一课的教师竟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农场老职工。想不到看似极为简单的一项农活，竟然蕴藏着这么多哲理。一个普通农场职工头脑里装着这么深奥而又浅显的理论。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在课堂上书本里学的知识，只是，在农场农业劳动中才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跟 车
1969年春节前夕，正是滴水成冰的数九天气，我被分配跟马车拉柴禾。
来到了马号，老板子看了看我，一声没吱便出去了。从他的面部表情可以猜出他对面前的这个城市来的知青没有什么好感。
这也不怪他，因为当时相当多的农场贫下中农职工曲解了毛主席的指示原意，把“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看成是“接受贫下中农监督劳动改造的对象”，把自己摆到了不适当的位置，认识上发生了偏差。
在屋内等了一会儿，不见他进来找我套车，我只好出去看一下有什么事。出得屋来，只见他正侧卧在车旁，赤着手在拧汽门芯，由于天冷，汽门芯冻在了汽门箍上，他憋得脸红脖子粗，也没有拧动。
金属的导热性极强，赤着手握住金属，瞬间手上的热量就被金属吸走，手会感到刺骨的寒冷，他不时抽回手来回搓着，并向冻僵了的双手吹着哈气，脸上现出痛苦的表情。
看着他如此这般地毫无希望的拧着，我不由得想帮他一把，又考虑到自己是一个被教育的知青，欲说还休。
过了一会，我实在不忍心再看他既痛苦又无效的折腾了，轻声对他说：“师傅，你旁边不是有钳子吗，你用钳子拧一下试试。”老板子听到了我说的话，抬起头，白了我一眼，很不情愿但又确实地拿起了钳子，轻轻一拧，汽门芯掉了下来。
修好车，套上马，他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说：“上车！”这是我到了马号以后，他对我看的第二眼。
从山上下来的路上，他主动地与我聊了起来。他说他名叫刘继胜，快40岁了，赶车也有几年历史了，年轻时跟亲属闯关东来到东北，如今已是两个孩子的爹了。
我饶有兴趣地听着他的叙述，看着他潇洒地挥动着系着红缨的长鞭，熟练地驾驭着马车，一个极为普通的农场职工。
不一会儿，我们彼此熟了起来，他终于忍不住，跟我问起了早上的事儿。我无法把杠杆原理讲给他听，只好搪塞他，说他一时蒙住了，忘了身边有钳子的事。但他听出我的话的意思，他说：“我看你这个城市学生和他们说的不一样，你要不说用钳子，我永远也想不到用它！”看他对我的印象有了转变，语气也热情了许多，我就简单而又浅显地给他讲了为什么用钳子可以很轻易地解决问题的道理，进而又讲了杠杆原理在其它地方的应用。他认真的听着，脸上的冷漠逐渐被绽开的笑容代替。他说：“这个小青年知道的真多！你要不说，我哪知道这些事儿！下回跟车还是你来！”

                        椭  圆
忘记是哪一天的事了，我路过木工房，看到潘师傅在屋内跟其它几个木工正在比划着什么。
因为我跟潘师傅较熟了，我也就顺便进去坐了坐。屋内有一个半成品大衣柜，材料考究，门板是水曲柳的，内墙是楸子的，背板则用的红松，几何图形的上檐，老虎腿，燕式拉手，一切用的都是上等木材。只是正面穿衣镜处的椭圆镜框两头尖尖不扁不圆，煞是难看。
潘师傅见我如此欣赏他的杰作时，毫不掩饰地露出了微笑。材料固然上乘，手艺也不含糊，但从正面看，总是觉得不协调。
我说：“潘师傅，中间的镜框好象不太正规，要是再改一下就好了。”潘师傅说：“我也觉得它不好看，可是改了几次，也没弄成个样子。这不，我们几个还在比划这椭圆哪。”
这时，我想我可以大显身手，卖弄一下自己的知识了，要他们不要小看我们城里来的小青年。我要来两棵钉子，一根细绳，在一块木板上表演起来，我先在木板适当位置钉上两颗钉子，把细绳的两端分别系在钉子上，调好松紧，然后用铅笔绷紧绳子，在木板上移动，一个漂亮的椭圆出现了。潘师傅和其它几位木工师傅不由得兴奋异常，拍着手说：“还是你们城里有知识的小青年好呀，我们为画好这个椭圆，研究了好长时间了，怎么画也不象样！”
接着他们又提出问题，可不可以把椭圆画得瘦一点或胖一点，我说：“太简单了！”我随意调了调细绳的松紧和钉子的距离，胖瘦不同的椭圆立即出现了。这一下木工房里沸腾了，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一齐看看木板上的各种美丽的椭圆，发出了一遍又一遍的赞叹声。赞叹过后又用异样的眼神打量着我，不知我的脑袋里都装些什么！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
我也为能帮他们做点事情而感到高兴，只是恨自己做得太少了。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农村也的确需要知识，更需要知识青年！

浴 火 机 炮 连

七月流火铸炮连，
弹指三十二年前。
黑水汹涌腾恶浪，
荒漠飞沙起烽烟。

百余知青成一统，
南腔北调誓同言。
敌忾同仇怒向北，
屯垦戍边卫家园。

“八二”昂首惊天阙，
“七五”低伸震人寰。
“德普”扫街开“胡同”，
步骑“点名”敌胆寒。

世事如棋局局变，
战友零落各天边。
壬午冰城聚旧部，
美狮园内酒正酣。

2002年初春，为了迎接原四十团机炮连连长王永昌夫妇莅哈，原机炮连的哈尔滨知青二十余人齐聚美狮园酒店，给王连长夫妇接风。这也是哈藉机炮连知青首次聚会，更值得欣慰的是还有仉德明，高荣华、张礼三位上海知青战友不期而至，真是皆大欢喜。自1969年7月9日组建机炮连至今已整整32个年头，当年的朝气蓬勃的青年已变成暮色苍茫的半百老者，唏嘘之余，有感而发，胡乱凑成一阕，以为下酒之资。
历史走进1969年，走进了中苏交恶的特殊年代。由于局势的紧张，地处中苏边界的劳改农场已完成了劳教人员的转移和内迁。为了适应变化的局势，黑龙江农场总局下辖100多个农场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肩负着“屯垦戍边”的双重任务。8511农场则改编为四师四十团，对外称铁字408信箱。
记得那一天是7月9日，正值盛夏，我们被点了名的三十几个十连知青来不及抖掉夏锄尘土，急切地踏上了通往集结地——九连的乡间小路。烈日当头，骄阳似火，我们一行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疾行，于中午前抵达了集合地点——农九连。
九连座落在宝密公路旁，距团部兴凯大约有12公里。连队建在坡上，南面是农田，北面是一座石头山，东面紧临公路，西面是通往十连、十一连、十二连的茅草道。全连中等规模，依坡建有数十栋房屋，但是很不集中，也不整齐。路边有一排小草房，大约有十来间的样子。草房墙皮脱落，烟筒东倒西歪，看来多时无人居住，房前有一片空地倒还平整，约有篮球场大小。此时，空地上站满了各连抽调出来的知青，他们仨一群俩一伙地低声议论着什么。几辆小型车来来往往运着他们的行李，整个空地气氛既紧张又活跃，知青们的脸上流露出既兴奋又神秘的表情。
大约11时左右，突然哨声响起，人群开始安静下来，一个自称连长的人手里拿着一叠记满人名的白纸，站在人群中间，他旁边站着一个年轻的退伍兵。连长个子不高，五短身材，年龄在40左右岁，操一口南方口音。他依次宣布各排的排长、班长、战士的名字，被叫到的人，站到队伍里去。随着时间的推移，散兵越来越少，队伍逐渐成型。眼见得没剩几个人了，怎么还没叫到我，是被落下了，还是我没听见呀？不可能呀！我正狐疑间，只听见连长大声喊到：“下面宣布连部人员，司务长梁书平，文书王乐众。。。。。。”我终于听到喊我的名字啦！我成了连部文书啦！下面连长再说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进去，满脑子只想着一件事：我是文书？文书是干吗的？我心里没底呀！
后来，连部人员逐渐熟悉起来，他们是连长谭远贵，58年转业军官；副指导员邱本武，当年退伍兵；司务长梁书平，牡丹江知青；通讯员刘俊华，哈尔滨知青；卫生员张雄初，上海青年；司号员付连春，北京青年。不久，张雄初调走，陈东江任卫生员；二排长调走，由我接任二排长。机炮连组建伊始，人员不过百人，营房就按班分配在路边的草房里。从这天起，四十团值班营机炮连正式成立，编号为铁字408信箱87分队。

                 机炮连成员除连长和副指导员是本地人，其余人员全是知青。他们来自上海、宁波、北京、天津、哈尔滨、牡丹江、齐齐哈尔等各大城市。彼此语言不熟，生活习惯不同，常出现矛盾和闹出笑话。上海青年喜爱干净，经常洗头、洗澡、洗衣服，可他们居然可以在脸盆中喝水，这又是北方青年不能理解的事情，无论如何不能认为这是卫生的；而北方青年生活上的不拘小节又是南方青年不能接受的，各自用不同的语言讥笑对方的事时有发生。文革遗留下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和由于地域不同产生的地区观念在所难免。但是知青的理智和连队的纪律约束着我们的行为，更主要的是屯垦戍边的神圣使命统一了我们的意志，部队的纪律规范着我们的行动。
一排由三个班组成，共有二十多人，火器配置为三门口径为82mm的迫击炮；二排由三个班组成，共有三十多人，火器配置为三门口径为75mm的无后座力炮；三排由三个班组成，共有二十多人，火器配置为三挺德普式重机枪；四排是步兵排，三个班组成，共有二十多人，且全是女知青，配备折叠式冲锋枪和苏制步骑枪，各班配有马拉炮车一辆。每班住一间屋子，南北炕上面架上二层铺，总算安顿下来。
不久基建队付连长调来任连长，他原是1958年十万官兵进军北大荒的一员，中等身材，瘦削的脸庞，操着一口山东口音，行事作风干练泼辣，大有军人遗风。他最大的特点，也是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同知青同甘苦、共患难。抹墙、盘火炕、砌炉子全是亲自动手，我们只配打下手。建食堂、搭厕所、盖马厩无一处不显现他的身影。他家在团部，孩子又小，但他坚持与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知青战士都佩服他，他就是继任连长王永昌。
当时，机炮连的任务是军训为主，生产为辅。军训科目为走分列式、行军拉练、操炮演练、投弹射击；生产项目为垦荒、建点、打马草及参加农业连队的农活等工作。
机炮连既然配置了炮车，马匹的来源就成了难题。战备形势高于一切，机炮连炮车用马从各农业连队选调。为了配合形势的需要，各连队只好忍痛割爱，将最好的马匹献了出来。我们二排分得了最好的三匹马：四班分得的是一匹青骢马，名叫“菊花青”，该马膘肥体壮，屁股滚圆，硕大的身躯只能勉强的套进炮车。五班分得一匹全身炭火一般的枣骝马，性情较温和，它原来的主人竟然跟了来，千叮咛万嘱咐，就怕我们亏待了它，最后恋恋不舍、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六班分得的马恐怕最值得大书一笔，该马全身漆黑油亮，无一根杂毛，足有一米八高，马头高昂，眼大口阔，是一匹产于新疆的“伊犁三河马”。炮车在它身后象老鼠拖一只火柴盒，又象拖一个玩具车，实在不般配。有了车马，就得配驭手，并且全部由知青担任，知青学生哪里干过这个差事，甚至连见到别人赶车的机会都少有，被逼无奈，“赶鸭子上架”，只好边干边学，连学边干了。
知青当驭手是新人新事物，六班驭手是上海知青孙阿根，他吆喝着连北方人都听不懂的南方话赶马车的声调，马哪里会听他指挥，他一急就下意识的挥了一下鞭子，这下马看明白了，你这是让我跑呀！于是黑三河马拉着小炮车在公路上狂奔，阿根只好上气不接下气的追赶，结果还是碰上了老职工才把马拦住，避免了一场事故的发生。五班的驭手可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也是上海知青，名叫徐阿龙，一次训练中，他的马拉着车返回驻地，因为此马是九连选送的，老马识途，在回连的路上，径直朝九连马号跑去，在狂奔中，束马的带子松脱了，竟将炮车拖翻，一直将车拖到马号被大门挡住才算停下。阿龙也摔得浑身是土，气急败坏的跑到马号，还好身体没有受伤。从那以后，驭手们再也不敢随意晃动手中的鞭子了，努力通过喂食草料的办法和马套近乎，建立感情。当然，这些事情也就很少再发生了。
“五七”无座力炮是口径为57mm的线膛炮，炮管较长，弹道低伸，射程可达几千米，炮尾有四个喷火孔，发射炮弹时向后喷火以抵消炮的后座力，所以叫无后座力炮。但真正无座力炮是没有的，只是通过技术手段减小后座力而已。此外，还有一对助锄，以防止座力的产生。炮管放在轮架上，可以自由移动，击发器手柄前有瞄准镜架，便于瞄准击发。炮弹全长约50厘米，重约10公斤。平时，弹体与引信分别发置，战时把引信按需求拧到弹体头部，按种类分为瞬发引信，短延期引信。每班有班长一名，手拿标尺，指挥全班动作，瞄准手一名，装填手一名，炮手若干名，弹药手若干名，驭手一名。
真正的演习发生在十月份，清晨，天气较晴朗，全营各连队荷枪实弹，全副武装，头戴树枝编成的伪装圈，齐集在四公里地段。首先由营长王景春通报敌情，据侦察员报告，距我营地十公里的东发大岭发现了敌人的摩托声，判断为敌先头部队。命令：四十团值班营所属各连队迅速赶往东大岭，抢占有利位置，阻击西进之敌。教导员作了简短的作战动员，各连跑步赶往兴凯东大岭。一时间六百多名身着兵团战士服，携带各种轻重武器的队伍单排行进在公路两侧。人人面色严肃，表情凝重。路人皆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驻足观看，进而猜测，恐慌莫名。长长的队伍，夹杂着炮车，一路向东进发，恰似“南征北战”镜头里出现的情景。
步兵连队迅速占领了公路两侧高地，形成了对公路钳制的态势。我率领“七五”炮排，卸下火炮，把炮车隐蔽在公路两侧林中，人拖肩扛选择好适当位置，架起炮，直指公路远方敌人可能出现的地方。再看我的战士，个个汗流浃背，气喘吁吁。炮筒很重，平地上两人肩扛行进尚很费劲，何况爬山。轮架也有几十公斤重，炮手们按实战规则，各就各位，静候命令。这时我才有时间观察我们的位置是否合理，火力能否形成交叉，炮后有否阻碍喷火的障碍，有否转移路线等。我发现一些不利因素，马上与各班班长钟苗发、贺明成、王洪志研究，准备马上重新布置火力点，各班长也立即明白了我的意图，带领各班准备展开，正在这时听到了演习结束下山集合的号声。
演习结束了，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演习带给我的启示是必须尽快提高军人素质和军事素养。
随着中苏关系的缓和，边境局势已不再剑拔弩张，作为战时的预备队，生产建设兵团的准军事组织——值班连队也随即由“戍边”为主转为“屯垦”为主。1970年6月，机炮连被林业队接管，集体过渡为林业工人，只有一年历史的机炮连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以全新的面貌在全新的舞台上继续书写着全新的历史。

王乐众，下乡到兵团四师40团，后到团部中学任教，曾被评为牡丹江农管局模范教师。

谢谢小鱼的转发，谢谢王乐众。顺祝新年快乐！

李再林 发表于 2014-1-1 06:33
谢谢小鱼的转发，谢谢王乐众。顺祝新年快乐！

——女  排  轶  事
1969年伏天，燥热难耐，晒了一整天的营房与大地到了晚上依旧不见凉爽，各班只好开着房门睡觉。
女排各班没有统一存放枪支的场所，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枪挂在自己铺位的墙壁上，从窗外看得清清楚楚。晚上休息时，还不关门，在那个紧张的年代，由于麻痹大意而发生武器被窃，后果则不堪设想。为了提高大家的警惕性，克服麻痹思想，连领导想了一个“高招”，夜间去女排“盗枪”。
那天晚上有活动就没有照例开会或学习，晚点名结束后，各班就休息了。天气仍然一如既往地热，各班的门也一如既往的开着，下弦月弯弯地挂在天边，熄灯号过后，整个营区显得非常寂静。
夜深了，下弦月不见了，黑暗笼罩着营区，全连人员进入了梦乡。
连领导开始实施他们的“盗枪”计划，只见他俩蹑手蹑脚地来到女排宿舍旁边，生怕发出一点声音，更不能打开手电，怕暴露行踪，无法达成他俩的计划。
他俩在黑暗中摸索着来到外屋的门旁，小心翼翼、一步一挪地向挂着枪的里屋摸去。也许是过于小心，也许是靠墙边行进，总之，没有费什么劲很顺利地就进入了挂枪的房间。二人正在考虑如何把枪搞到手，不想惊醒了一个女兵，朦胧中她似乎感觉到情况异常，有人进屋，立即睡意全消。大喊一声：“谁？”突如其来的喊声把两个注意力全放在偷枪上的“贼”吓得一哆嗦，立刻僵住了，紧接着在全屋女兵还没有反应过来之际，转身拨腿就往外跑。来时容易去时难，慌乱中他们踏中了女兵们预设的“地雷阵”，只听得“乒乒乓乓”、 “稀里哗啦”，一时间，脸盆被踩翻倒的声音、盆与盆互相撞击的声音、盆中水泼洒而出的声音、灌满水的鞋踏地的沉重脚步声音惊醒了全部女兵。女兵们象受惊了的蜂巢，立即炸了营，两个“贼”深一脚浅一脚地逃出了女排宿舍。女兵们爬起来想追赶，可又没有那么大的胆子，想开灯，可穿得少而又少，只好仗着胆大声呼喊。一切归于沉寂之后，她们才想起挂在墙上的枪，于是纷纷穿上衣服，点上灯查看，好在枪一支也不少，才觉放心，但已经是一点睡意也没有了。
天亮后才发现外屋地上一片狼藉，脸盆东倒西歪，有的底朝上，水全部洒光，有的盆里还剩有洗脸水，掉瓷的，掉漆的，磕扁的，象商店器皿部的货架倒了一样，惨不忍睹。但是女排的“地雷阵”倒是显现了作用。她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挫败了一起预谋已久的“盗枪”计划。
女排宿舍分里外两间，外屋洗漱，里屋休息。她们并不麻痹大意，每天晚上，她们把洗漱过的水不泼掉，而是积攒在一些盆中，睡觉前沿着外屋门一个接一个的排列起来，一直排到里屋门口，全摆在外屋的通道上，这一秘而不宣的“地雷阵”沿续了好久，除了女排知青知道这个秘密外，别人一概不知，甚至瞒过了连队的领导。谁知道第一个“中招”的竟然是连队领导！“偷鸡不成反失把米”，这件事几乎成了全连知青的笑柄。从这件事以后，大家对女排刮目相看，充满了敬意。

——火 场 惊 魂
事情发生在1969年11月中旬，那天大概是休息日，知青战士们有的洗衣服，有的缝被子，有的在九连球场打球，有的在路边散步。机炮连驻地的营房前一片难得的平静。
大约中午时分，忽然有人高喊：“不好啦！草甸子着火啦！”突如其来的喊声犹如晴空霹雳，打破了营房的平静，大家放下手中的活，向西望去，只见距九连两公里左右的草甸子上空浓烟滚滚，情况万分紧急！
司号员来不及吹集合号，知青战士们也来不及听候命令，大家立即冲出营房，有的人拿铁锹，有的人拿扫帚，有的人边跑边在路边折些枝条作为扑火工具，还有的人来不及找到任何工具，干脆赤手空拳，快速向西边跑去。
九连西边不远处是个坡地，坡下面是广阔的草甸子，半米多高的草已变成枯黄色，倒伏在地上，被割过的地方也是毛茸茸的盖在土地表面。此时，几百米宽的火头贪婪地吞噬着枯草，过火的地方青烟缕缕，散发着难闻的焦糊气味。我们磕磕绊绊地迎着火头跑去，用手中的工具不顾一切的扑打，火舌肆无忌惮地扑向干枯的野草，跳跃着的火头足有一米多高，炙热的温度烘烤着我们的脸和手臂，让我们根本无法正面靠近，只好侧着身体从上风头扑打。火头烧到了割过的草地，势头有所减弱，这时也正是彻底灭火的最佳时机，大家满可以松口气了。
可是突然风向一转，火头改变了前进方向，径直烧向草垛，这几百个草垛是给战马准备的过冬饲料，由于没有运力，暂时还在草甸子里垛着。如果饲草化为灰烬，我们全连半个月的劳动白干了是小事，一个漫长的冬天拿什么喂马？冬季的军训如何进行？战备工作如何落实？再看灭火的战士们已经是筋疲力尽，口干舌燥了，满脸灰尘被汗水染成了各种脸谱，裤子和鞋子已看不出原来的颜色。
眼睁睁看着一垛又一垛的马草被燃成灰烬，全连官兵心急如焚。浓烟深处晃动着一个瘦小的身影，这是我们的连长王永昌，长时间的扑打已经耗尽了他的全部体力，烟熏火燎已使他极度缺氧，他扑打的频率越来越慢，终于昏倒在火场上。
三排长董柏林手中已无任何工具，树枝抽打光了，怎么办？他毅然躺在地上，滚向火头，用身体去压灭荒火。衣服着了，头发也焦了，他是被战友背出火场，抬上救护车的。
战士们真是急红眼了，他们不停挥动着手中的工具，迎着火头，无所谓惧，用树枝抽、用衣服扑、甚至用脚去踩灭余火。火场上，没有人哭喊，没有人退缩。为了尽可能地保住草垛，他们拼了。经过半个下午的战斗，荒火终于被扑灭了，饲草损失了不少，但毕竟保住了一大部分。
回驻地的路上，知青战士们倒拖着铁锹，风掀动着他们撕破的衣裤，露出的胳膊上、腿上、手臂上伤痕累累，脸上都沾满了灰尘。黑色的是炭黑，白的是草木灰，红的则是鲜血。
王连长、三排长为此住院了，连队卫生所挤满了伤员，忙坏了同样混身是伤的卫生员陈东江。他已没有给自己疗伤的机会，因为有更多的人需要他的照顾。机炮连全体官兵在荒火面前经受住了血与火的考验，思想上受到了一次血与火的洗礼。

向东 发表于 2014-1-1 08:08

——情系“六 一八”水库
翻开黑龙江省地图，在S205省道密山县境内，可以找到一个名叫“青梅山”的小林场。它就座落在风光秀丽的青梅山下，妩媚的偏脸河畔。
偏脸河一路东来，绕着青梅山转了一个90度的弯，恋恋不舍地向南奔去，汇入穆棱河。沿途滋润着广阔的沃野。为了开发偏脸河的水利资源，实现下游的水田建设，团里决定依托青梅山，截断偏脸河，兴建水库，为纪念毛主席6.18批示，命名为“六一八”水库。
1969年初春，雪还没有化尽，三支兴建水库的队伍齐集青梅山下，拉开了水库战役的大幕。我们机炮连无座力炮排（二排）荣幸地成为三支队伍中的一支。
经过漫长的冬季，北方的冻土层几乎接近一米深，河滩淤地显得尤为坚硬，一镐刨下去，只是徒增一个白点而已。锹镐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只能通过打炮眼放炮取土筑坝。
每个班分得一根钢钎、一柄大锤、锹、镐、大土筐等工具。打炮眼、放炮这项工作对知青来说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即新鲜又刺激。人人争先恐后抢着抡大锤，很少有人主动去拿钢钎，生怕无情的大锤砸到自己手上。
六班副任荣芳是第一个敢于把握钢钎的人。他是上海知青，平时显得文弱少语，没想到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作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
四班的陈建星和外号叫“小姑娘”的孙小昌也不惧危险，轮流把握钢钎。五班付胡平贤也身先士卒，不甘人后。他们没有经验，但不缺少勇气，先拿到大锤的知青同样没有经验，在战友的鼓励下，只好轻举慢落，积累经验。就是这样小心翼翼地进行，砸手的事还是时有发生，伤痛和鲜血的洗礼，非但没有吓倒我们这些知青，还让二排在锤打声中成长着！
把握钢钎看似简单，但是我们的握钎手却总结出了一套握钎窍门：一是每打一锤，钢钎旋转一个角度，避免钢钎被钉死在冻土里；二是握钎不能握死，手臂不能僵硬，要给钢钎的跳动留有余地。
炮眼的位置与倾斜角度也是知青总结出来的又一个经验。炮眼之间的距离不能太远，又不能太近，炮眼太远，炸点之间形不成连带松动；炮眼太近，炸点互相影响，浪费工料不说，效率也不高。炮眼的倾斜角既不能与地面平行，又不能与地面垂直。平行则炸药力量不足，揭不开冻土，垂直则形成“冲天炮”，效果不大。
点火放炮既是一项危险的工作，同时又是一项相当刺激，表现勇气的工作。导火索必须留得够长，保证点火者在点火后能顺利跑到安全距离外。
四班的李春点燃了二排在水库工地的第一炮。“万事开头难”，李春虽然只点一个炸点，但毕竟是首次点炮，不管事前显得多么勇敢，可他在炸点旁静候点火口令时，拿在手中的烟头明显在抖动。
后来，我们的知青战友能点火的越来越多，一次负责点燃的炸点也由一个增加到四个。
炸碎的泥块遍布河滩，小些的用筐抬到堤坝的位置，大块无法用筐抬，战友们直接用手搬。早晨，天气冷，泥块表面没有融化，楞角分明，既干净又不粘不滑，搬运起来很顺利。接近中午，泥块表面被太阳晒化而失去了楞角，又脏又粘又滑，与加热后的沥青块并无二致。每个人的手套上，衣服上，裤子上沾满了柏油一样的东西。到了下午，天气渐渐冷下来，我们的衣服象古代武士的铠甲，油光乌黑又坚硬得无法屈伸。
夏季的到来给了二排大显身手的机会。
各班自行组成了若干组搭档，两人一付杠，杠的直径都在8厘米左右，筐的直径约为0.8米，深为0.3米左右，每筐土重约一百来斤。
二排的几付硬杠当属六班的徐宁生、付自军，五班的贺明成、付阿康，四班的钟苗发、殷乃成等。上海知青徐宁生身高一米八以上，身高力大，绰号大模子。付自军宁波青年，比徐宁生还显壮实了一些。阿康个头虽小了一点，但晚上闲暇时还练举重，可见力气不小。六班长王洪志善于组织调度本班人员，五班副胡平贤也善于动脑，经常提出一些工作中的合理化建议。大家抬起百十斤重的土筐，一路小跑，没有停歇。我与六班的上海知青孙阿根一付杠，他没有我个子高，他抬前边。虽然他没有徐宁生的身高，没有付白军的强壮，但有一股超常的毅力和不服输的理念。我庆幸我有这样一个好的搭档，我们的工作效率没有落在任何人的后边。
工地上最精彩的片断是全团水库大会战。
挂锄后，趁农业生产不忙的时机，团里组织了为期十多天的水库大会战，各连队纷纷组织精兵强将开赴工地。一时间，青梅山上下红旗招展，偏脸河畔号声震天，铲运机的轰鸣声，人喊马嘶声，阵阵的冲锋号声不绝于耳。新兵上战场的那股兴奋情绪与我们二排“老水利工作者”形成鲜明对照，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出水才看两腿泥。
步兵一连在其指导员牛继福的指挥下，采用了大兵团集体冲锋的战法，各付扛装好土筐，在一阵尖厉的冲锋号声中，跑步冲上堤坝，如此一波又一波地发起冲锋。
其它连队也学步兵一连的战法，但没有冲锋号声的激励，显得有些照猫画虎。
工地一隅的二排不为情势所动，我们默默地，有条不紊的重复着我们习惯的工作节律。但是，每付抬筐却由原来的一个变成了三个筐摞在一起，杠棒也变得更粗了，两个人担负的重量增加了三倍。杠棒不断地被压折，土筐也不断地更换。装土的战士不失时机地寻找土源地，开辟着新的战场。每次的运土量增加了，运土次数的密度也有所提高。凡是看到我们机炮连二排工作的会战人员，无不佩服我们的工作效率。使他们感到震撼的是我们一付杠居然抬起三个摞在一起的土筐，更使他们目瞪口呆的是发现我们抬筐的人后脖颈上都有一块馒头大的肉球。
在机炮连一年的生命历史上，二排在水库工地上奋战了近三分之一的时光。奋战在水库工地的日日夜夜，我的二排战友克服了种种困难，做了积极的努力，表现出了不同地域的知青不同的特质。  上海知青头脑灵活，思路敏捷；宁波知青任劳任怨，踏实肯干；京津青年善于思考，勇于建言；东北知青则是热情，豪爽、梗直简单。所有这些不同的特质的交融，形成了攻得上、守得住、打不垮、拖不烂的二排精神，铸就了二排的灵魂。
在水库工地施工的四个多月里，二排完成了一万多立方的土方量，创造了日人均五立方的记录。抬断杠棒二十多根，磨损土筐三、四百个，绳索、锹、镐把无数。手上的老茧，肩头上的肉球宣示着我们的资格，述说着我们的经历。伤残情况无从知晓，但我返哈后曾被哈四院通过拍片确诊为陈旧性压缩性腰椎骨折。至今仍受着伤痛的折磨，肩头上的肉瘤，至今仍清晰可见。
建成的“六一八”水库，水面宽阔，碧波荡漾。在波光粼粼中有二排知青战友们的汗水在闪光，青梅山下笔直的大堤里铸进了二排知青战友们的青春年华而显得格外壮丽。
我怀念你——“六一八”水库，怀念修水库的日子，更怀念同甘共苦的二排知青弟兄。

风 雪 桦 树 沟
——安 家
一年一度的冬季采伐开始了，负担全团全年木料用量的采伐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我们林业队头上。
两辆“解放”敞蓬卡车在铺着厚厚积雪的山路上爬行，寒风裹挟着雪花无情地攻击着我们车上的每一个人。狂风撕开衣服的领口，袖口，雪粒趁机肆无忌惮地无孔不入。坐在车上的我们只有把衣服紧了又紧，缩着头，蜷着身，相互拥挤着抵抗风雪的袭击。
大约行了小半天的时间，颠簸的汽车终于不得不停了下来，我们赶忙从车上下来，一扭一拐地活动着失去知觉的双脚，尽力地拍着棉衣棉裤，似乎能把钻进去的寒冷驱逐出去。
放眼望去，周围林木稠密，拦腰粗的杨树、桦树、水曲柳、椴树满山遍野。眼前只有两种颜色，黑的树，白的雪，象极了一幅水墨画，显得单调又庄严肃穆。
车周围已没有路，没有其它的车辙，更没有人的脚印，只有一串串不知什么动物留下的脚印在洁白的雪地上显得那么突出。看来，这里将是我们的森林之家了。
大家开辟了一块空地，支起了帐篷。用砍来的树枝架起了“床”，割来枯草铺在树枝上当床垫。放上行李，“五星”级的林中“宾馆”开始接纳客人了。帐篷内架起两个大汽油桶当取暖的炉子，安上烟筒伸出帐篷外，放倒“站杆”，锯成半米长一节一节的，劈开后送进炉膛。
林中升起淡淡的烟雾，帐篷内逐渐有了暖意。炊事员又寻到了一眼山泉，砸开冰，辟为生活水源。一切那么信手拈来，一切那么顺理成章，大自然的神奇、美妙、万能以及给我们提供的一切都是人力所无法企及的。
林中第一夜总是给人以新鲜感，尤其是对由原机炮连改为林业队的我们知青来说，又增加了生疏、兴奋和好奇的心情。帐篷内汽油桶烧得通红，热浪逼人不敢靠近，躺在“床”上感到暖洋洋的，手向上伸去，立刻感到更高的温度。低头向“床”下望去，雪丝毫没有融化的迹象。我们快乐的象孩子，时而在“床”上站起，时而又躺下，时而把头伸向“床”下，体验着不同温度带来的不同感受，真可谓“篷内有四季，坐卧两重天”！

——采 伐
森林中的天蓝极了，雪白极了，树木高极了，空气清新极了，在这里听不到任何声响，一丝风也没有，真是太安静了！
两人拉的“快马子”在我和老职工尹德春手中来回移动着，锯板深深钳入到树根部位。随着一声声“顺山倒！”的喊声，粗壮高大的树木轰然倒下，造材工根据树干的长短、粗细，合理地进行取舍，截断，遂成原木。
伐木有几怕：一怕“坐桩”，树被锯断后坐在原来位置不倒下，使伐木者不敢贸然离开。二怕“打拌子”，树被据了一半或多一半时，树干突然劈裂被向上抬起，然后又落下，非常容易砸到人。三怕“穿箭”，树干被锯断之前，突然从锯口处折断，折断的树干顺劈裂部位向后射出。四怕“吊死鬼”，树被锯断，但树头被其它树头支撑不倒下来，树干悬在空中，使人受到莫大威胁。所以，在下锯前，先背对树干抬头向树冠望去，判断树冠的分配方向，在较重一侧先锯入三分之一左右，然后再在锯口上方5-10公分处的相反方向下锯，这样，既不容易发生树干被锯夹住使之无法拉动，又使树朝着预定方向倾倒，不致发生危险。
就是这样小心地工作着，危险还是发生了。我和老尹已经得心应手地随意锯断任何大树了，但是在伐一棵50公分粗细的水曲柳时，已经锯断了一半，眼看着就要完全被锯断了，突然，树干被锯断的地方象被触及了弹簧一样，发出了刺耳的“叭叭”声，瞬间向上裂去，露出了白森森的木质部。“快马子”被裂开的树干弹向空中，颤抖着横空划了过来，活象神话小说中被祭起的什么宝物。我们俩人吓得撒腿就跑，只听“哗拉”一声，“快马子”被其它树木挡住，跌落在雪地上。看着刚刚发生的一切，我们俩人半晌没有说出一句话来，如果没有树木的遮挡，后果不堪设想。每当回忆起桦树沟中的这一幕，至今仍是心有余悸！
粗大的树木在我们的锯下成片地倒下，为了炫耀锯上功夫，我们伐木工之间开展了竞赛，看谁放倒的木头最粗、看谁当日的工作量最大。一场对树木的“杀戮”比赛在桦树沟展开，我们心中只有放倒树木的快感，并没有丝毫的怜悯。
几十年过去了，如今的桦树沟变成了什么样子，我无法想象。当年，成片的林木倒在我们知青的锯下，使林木繁茂的桦树沟变成了秃山。负疚的心情挥之不去，愿桦树沟在封山育林的政策庇护下，尽快恢复其本来面貌。

——装 运
我小的时候，在江边看见过人工抬木头装汽车的情景。工人们赤裸着上身，一对一双地站在木头两旁，弯下腰，挂好卡钩，一声吆喝，一根粗大的木头稳稳地被抬离地面。
到了后来，我看见的是吊车把用钢索捆好的几根木头稳稳地吊向空中，稳稳地放到汽车上。
这里我要讲的装运汽车方法既不是用吊车吊上去，也不是人工抬上去，而是一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但又亲自参与过的装运方法——捅钩装运法。
捅钩，顾名思义，应该是一种既能捅又能钩的工具。说起捅钩倒也有趣，它的形状类似“水浒传”里徐宁的独门兵器——钩镰枪。它是把一个带有倒钩的扎枪头套在一根约二米长的结实木杆上，我们给它起名叫“捅钩”。它是我们林业队独创且独自使用的装车工具。
参与装车的人平均分成两组，每组4-5个人，分别站在待装木头的两端。头钩一般由有经验的工人担任，他指挥其他工人什么时候向前推，什么时候向上挑，是一个全程操作的指挥者。二钩、三钩、四钩在头钩的指挥下，把枪头刺入木头横断面的不同部位。另有二人“打压脚子”。
具体操作过程是一个两组均衡发力，协同作战的过程。
装运前，在汽车侧面搭上两根光滑平直，粗细得当的木头作为“爬杠”，爬杠长些，人工可以省力，但须有较宽阔的场地。我们把待装的木头钩到车侧，与车体平行，与爬杠垂直的位置。两组头钩使用捅钩的钩倒退拉动，其它各钩依次把枪尖扎进断面合适位置，向前推动。两组人马一齐发力，木头乖乖地顺着爬杠向上滑动，待木头滑动到车旁时，需要将木头抬起来，越过车身侧面俗称“门子”的立柱，这时捅钩的作用显现了。
此时，头钩回过身来，指挥各钩一齐用力，木头被捅钩撑了起来，悬在三米多高空中，这是使用捅钩装车环节中最紧张，最危险，最刺激的场面。几百公斤重的原木被几根细小的捅钩支撑着，越过门子放到车上，看起来那么轻松，又是那么熟练，就象摆弄一件玩具一样那么容易，丝毫看不出有任何危险。
原木在爬杠上向上滑动时，必须有两个打压脚子的人把压脚子紧贴爬杠同木头一同滑动，它的作用是阻止木头脱钩下滑。打压脚子的人必须站在两根爬杠之间，危险性极大，爬杠上的木头一旦脱钩，就会顺势向下滑动，把打压脚子的人擀了面条，连逃生的机会都没有。
使用捅钩装运木头既快又简便，因为存在危险性，故其它团的采伐队不敢效仿我们，正因为如此，这种方法就成了40团林业队的独门绝技，捅钩也就成了我们的独门兵器。这种装运方法吸引了好奇心极强的知青们，除了头钩外，其它钩手几乎是由青一色的知青担当。
我不但亲眼所见，而且亲力亲为，这小小的钩镰枪的支撑作用深深使我折服了，给了我无尽的遐想。

道 班 遇 险
1971年3月，我跟马车去九连后山运木头，马车是三匹马拉的长套，二马在前，一马驾辕，倒也轻车熟路。老板子是密山裴德知青，名叫王福生，赶车也有几年了，因他身材较高，大家称他“大个子”，可论起年龄，他比我还小一岁。
当时，马车上装有三十多根木头，重量至少在一吨以上，王福生坐在车辕左边挥鞭驾车，我坐在车上，车从山里出来，上了公路。从九连到道班一段公路正是下坡路段，马车一路小跑，轻风习习，马蹄得得，好不惬意。不长时间，就到了九公里道班，从道班向左拐弯，离开公路两公里就到连队了。
前边的两匹马在王福生的吆喝下已经向左拐了，由于拐得半径极小，马车被前两匹马兜住不能再往前走，只在原地开始左拐，由于地势左高右低，又正值下坡，马车重心偏离了车轮。王福生坐在左侧，一欠屁股，跳下了马车，我坐在车上，来不及跳开，与马车一同向左翻了过去，被重重地压在了车下，只露出头来。登时，辕马倒地，两个车轮向上，我在车下被压住，王福生束手无策，脸都吓白了，不知如何是好。
道班人员闻声跑了出来，有的要砍断捆木头的绳子，有的要把我硬往外拖，但拖不出来。这时公路上来往的汽车也停了十多辆，他们发现这里的情况后，马上停车赶来帮助。至今不知是哪一位安全意识较强的师傅力排众议，不允许砍断绳子。他见我神智清楚，尚能与他对话，估计脏器未受大损，尚可支撑一会儿。他说：“绳子断了，木头与车全压下来，车下的人必死无疑。”他果断招呼大家，集中在车的右侧一齐用力向上抬车，另有两人负责在大家将车抬起的一瞬间，将我拉出来。道班师傅与过路司机师傅共有二十多人，按要求一声高喊，在车被抬起一条缝的瞬间，我被大家用力拉了出来。
大家看我被拉出来，估计我一定受到了至少骨折的伤残，他们围了上来，关切地看着我的表现。有人提出赶紧送团部医院，可是令大家吃惊的是，我从地上慢慢的爬了起来，拍打一下衣服上的土，活动一下腿脚，天哪，居然毫发无损！大家脸上露出了既吃惊，又放松的笑容。然后开始七嘴八舌的批评起王福生来，此时，王福生的灵魂终于又返回到身体里，用颤抖的手拉住我看个没完。
人被压在马车下已属不幸，被重车压在车下该是什么后果，不难想象。为什么我能奇迹般的生还，只能说是不幸中的侥幸，必然中的偶然而已。
木头是顺着车厢板排列若干层，在木头上面横着一根滚木，是用来紧固捆木头的绳子，我跌倒被压住的方向，与滚木平行且在滚木旁边，马车的重量及木头的重量都由横着的滚木承担了，我们身体虽然一动不能动，但却没有分担压在身上的重量。设想，如果我身体的方向与滚木有一个角度成叠加状，恐怕也早已粉身碎骨了。
一根滚木把我的“难”变为“险”，把命运的“必然”变为“偶然”，“难”与“险”一字之差使我活到现在。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次翻车事故，可谓“大难不死”，但却没有感到有什么“后福”的到来。只是目前，我与老伴均已退休，过着既平淡又悠闲的生活，这恐怕就是“必有”的“后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