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刘仁凯 于 2013-8-22 09:44 编辑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渐渐地适应了生产队里劳动，种地踩格子，铲地、拔谷草、割麦子、割谷子，所有的农活基本上都掌握了，也会干了。我当时在青年点里是男生中个子最矮的一个，但是干农活我并不差，当地的社员都管我叫“车轴汉子”。虽然和当地的农民一样干农活，但却没有评过一等工分。因为你虽然和别人干同样的活，但干活的质量却是不一样的，比如铲地，你肯定不如老农民铲的好，所以每个月评工分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被评为二等工分，每天8个工分，一等工分是每天10个工分。年终决算时，将全部的收入扣除所有成本和来年的生产费用，还有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是在我的记忆中每个工分不到0.10元，大概是6~8分钱左右。有一次，我被评为了一等工分，那是秋天割地的时候，一个叫梁学功的老贫协主任人替我说了一句公道话，他说：“这个小孩虽然个子小，但割地时并不比咱们干得少，特别是割谷子，咱们割完一条垄，人家也割完了一条垄，而且谷茬割得也很低，和咱们割得一样好，并没有丢掉谷草在地里，应当给人家一等工分，干活不能以貌取人”。他说话在当时是很有分量的，那年秋天收割的季节里，我终于挣到了一等工分。这个老贫协是我在下乡时最敬仰的一个人之一。在乡下4年的时间里，我们点上的17个人在第一年的时侯还算可以，男生中的组长是廉忠臣，女生中的组长是张宝英。当时，男女生之间还算很团结，干活在一起，特别是在铲地时，谁要是先铲完一条垄到了地头之后，相互之间都能彼此照应一下，多半是男生帮助女生，后来逐渐产生了这样那样的矛盾，男生里的组长不想干了，谁也不想当这个费力不讨好的组长，最后队里让我当组长，无奈我只好硬着头皮当了一段组长。当时队里分给了我们一块菜地，想解决我们自己的吃菜问题，菜地是要有人经常去劳作的，可就是有几个人不愿意在休息时间到自己的菜地里去劳动，气的组长撂挑子不干了，这才让我干这个组长，其实就是多干活。我记得，农村的夏日早上天一亮（凌晨3点左右）就要起床出工，上午11点左右收工，下午3点钟出工，直到天黑才收工，但午休时间很长，主要是想躲避夏天里的烈日。分给我们的自留地只有在午休时间才能去劳作，干了一上午的农活，好不容易盼到午休，吃完午饭睡一觉，下午才有精力干活，因此，谁也不愿意在午休时间再去自己的田里劳作。所以，那时我经常是自己一个人在别人午睡时去到我们的菜地里劳作，然后下午再继续和大家一起到队里的大田里去劳作，真是好辛苦。但这并不算什么，因为你是组长，就应该带头多干活，为大家谋事。 这之中，有一件事令我万分悲伤，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一个人躺在炕上放声大哭。那可能是我插队的第二年，就是我当组长的那一年，知青年点里闹矛盾，队里把责任归到我身上，说我想替父亲翻案。父亲当时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关押在监狱里，消息传到了生产队长刘庆阳的耳朵里，他在一次全体村民会议上，他不点名的说道有人想替自己的父亲翻案，在青年点里拨弄是非，挑动大家互相争斗，所以才使你们闹矛盾，你们应该提高警惕。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思想影响下的年代里，把这样的罪名强加给一个不满18岁的孩子，该是对我多么大的打击和冤屈啊！散会后，我没有出工，独自一人回到空旷的宿舍，一头扎进被子里，放声大哭了好长时间，心中的冤屈、怨恨，只有自己对自己释放了。人常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以至于母亲和父亲去世时，我都没有那样放声大哭过，就是这样，第二天我仍然照常上班，并没有表示出什么不满的情绪。这件事，让我记住了一个人，当时的小队长刘庆阳。之后，我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差，队里也不再派专人为我们做饭了，国家也取消了我们吃的供应粮的待遇，我们真的就是和当地的农民一样，甚至不如农民，当地的农民是不欢迎我们。记得当时湖南有一个叫李庆霖的人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他的女儿到农村后生活很艰苦，贫下中农对她也少有关心和照顾，希望国家能够关心知识青年在农村的生活问题。毛主席接到他的信后，真的给他回了一封信，内容是：“李庆霖同志，来信收到。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情况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是啊，全国的知青很多，但最苦的是插队知青，到兵团和农场的要比我们好很多，至少吃饭问题、生活问题和学习问题有人抓有人管，我们插队的是自己管自己。所以，后来我们知青点上很多人干脆不去了，只有刘富强一个人在哪里坚持的时间比较长，但冬天里也要回家猫冬，因为我们的房子冬天实在不能住人，只好回家等到开春时再来。这之中，我曾在小队会计梁多祥家住过一段时间，他家就在我们集体宿舍的房后，他的老父亲和老母亲非常勤劳，每天都在不停的干活，记得我的父亲也曾在他家里住过一个晚上，早上临走时，他的老母亲特意为我父亲煮了4个荷包蛋，加了些红糖端到父亲身边，那时母亲已经不在了，父亲是特意来看我的，看到父亲大口地吃着这个老母亲为他煮的荷包蛋，我当时的感觉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父母的对每一个孩子都充满了无私的爱和无时的牵挂。父亲是为我上学的事来公社里找人办事情的，这个人是当时的公社书记叫刘仁杰，他与我的大哥同名，此人是父亲通过当时的旗长（县长）杨双奎的母亲（也是父亲的老相识和屯亲）牵线给父亲的。父亲领我见过这个老太太，她人很善良，说话很有水平，也是一个老革命了。看到父亲失去了老伴，7个孩子只有老大有工作，我和二哥当时都在乡下插队务农，2个弟弟和2个妹妹都很小，她很同情我们家里的境况，就告诉父亲我上学的事可以找我们公社的一把手沟通。由于是有人引见，父亲在公社找到刘仁杰后，他很热情的接待了父亲，并答应一定帮忙。从公社里出来后，父亲步行了十多里路翻过一道山岗才赶到我居住的地方，第二天他便坐长途汽车返回家。现在想起来，要是没有父亲的奔走、铺路，我的人生路可能会改写。记得母亲死后的一段时间里，家里的家务是由我来承担的，当时二哥刘仁国在采石场找了一份工作，我每天给兄弟几个们做饭，吃过饭各自走人后，我便拿起弟弟发的中学课本开始自学。因为从上小学的时候，我就属于爱学习孩子，到了中学赶上文革，什么东西也没有学，什么书也没发就到广阔天地去接受再教育。一段时间过后，感到还是应该把初中的课程补上才行，所以，在没有老师教，没人指导的情况下，自己基本上把初一的数学课程学了一遍，什么一元一次、二次、三次方程，因式分解，三角形和圆面积的计算公式等。虽然在那个读书无用的年代，老师不教书了，学生不再以学为主了，而我总感觉到不能就此荒了自己，还是应该学点什么，所以没人强迫，没人提醒，我把家中没人看的中学课本差不多都看了一遍，虽然不会的地方很多，但至少也看懂了一些。后来，听说要从下乡知青中招收“工农兵”学员到学校去学习，听到这个消息后，我立刻在1973年的夏天返回生产队，一边劳动，一边利用休息时间补习初中课程，等待招生的消息。记得当时我住在人来人往的队部里，找不到安静的地方看书学习，午休时，我就钻到队部的苞米栈子里，爬到顶层，趴在上面看书学习。放羊时，我把羊赶到山坳里，然后找到一个有树阴的地方坐下来看书学习。总之，利用一切机会边劳动、边学习。终于，盼到了招生考试的这一天。什么时间报名的我忘记了，是我去公社报的名还是队里给我报的名我也忘记了，只记得考试的那一天，是公社用一辆大客车把我们雅尔根楚的考生统一拉到当时的扎兰屯镇街里的一个大马车店安顿下来，我虽然家在本地，但为了行动方便，还是按照公社的统一安排在大车店的大炕上住了一宿，第二天早上公社的大客车把我们统一拉到铁路俱乐部对个的民办中学设立的考点，参加全国的统一考试。考试的科目有数学、语文和时事政治三科。数学里最难的一道题是对数题，我当时没有答上来，语文的作文题应该是写一篇论文，题目我忘了，时事政治中有两道题我记忆记忆犹新。一道题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极右实质是什么？，另一道题是：印度支那三国指的是哪三个国家？第一道题在当时的广播里经常讲，林彪反党集团表面上是极左，实质上是极右，在国际上代表了反共势力，在国内代表了地、富、反、坏、右的利益。第二道题在我思考的时候，看到我座位旁边的墙上正好有一张世界地图，地图的上面标有印度支那字样，顺着标记我看到有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三个国家相邻，所以我判断应该是这三个国家。考试结束后，我才知道这道题我蒙对了。1973年全国高校招生，是文革中恢复招生的第一次考试，尽管考题很简单，但在当时对于我们这些下乡上山的知青来说，还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像我这样的69届初中毕业生，严格说根本就没有学到初中的课程，如果不是自己学一点东西，即便是这样的考试也是考不上的。考试过后没多久，人民日报就刊登了一篇一个叫张铁生的考生写的作文题目：我的一张答卷，后来被称作“白卷”先生。这张答卷在当时引起了共鸣，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效应，以至于从1974、1975到1976的三年中，全国高校招收的“工农兵”学员全部是基层推荐上学，不需要考试。我们当时虽然是参加了考试，但最后还是在“白卷先生”的影响下，没能按考试成绩录取。我的考试成绩在我上学后，老师告诉我还是很不错的，达到了他们的录取标准。现在想起来，“白卷先生”是被人利用了。但在当时，许多“工农兵”学员还是很感谢他的，因为如果没有他怎能不经考试就上大学呢，特别是北大、清华这样的学校。记得我们当时考试填报志愿时，公社里管事的人先问你是那届毕业生，然后再根据你的情况发给你大学或大专、中专的申报表。当时，很多考生都抢着填报中专、大专的报表，发给大学本科填报表的人，都怕考不上大学，想换成大中专的报表。因为，他们深知这些年没有很好地看书、学习，即使学过的东西也都忘得差不多了，都怕考不上大学，能上个大专、中专的学校就满足了，只要能离开农村找一个城里的工作，学啥、干啥都行，这就是当时所有考生的内心想法。像我这样根本就没有学过初中课程的人，能上一中专学校就不错了。记得当时有一位考生想拿一张大学的报表和我换中专的报表，我没有同意，并告诉他说：你是67届毕业生，肯定比我强，你要是不考大学，让谁考大学。当时哪里知道拿到什么报表就能上什么大学呀，也没有想到大学、大专和中专在日后待遇上有什么区别。现在想起来，一个人不怕你起点低，就怕你不努力，是时代造就了我们这些“工农兵”学员，这些人中就有现在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实践证明：时势造英雄这句话没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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