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刘仁凯 于 2013-8-21 10:12 编辑
运送我们的汽车在早上8点钟从学校的广场出发，不到中午就到达了雅尔根楚公社，我首先看到的是路旁还有电线杆子，心想这地方不错，至少有电可用，晚上不会点油灯了，很好。还没等我缓过神来，就被告知这并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只是在此在此进行了简单的交接仪式后，汽车便继续前行，绕过一个山岭进入山坳，这回的路可是不好走了，特别是要进屯子的路，坑坑洼洼更是很少走汽车，是马车压出来的路，还好，因为是5月份，大地刚刚回春，土路还没有完全解冻，汽车一直把我们拉到雅尔根楚公社水甸沟大队第二小队的屯子里，在事先为我们准备好的三间草房前停下来，车下零零散散地聚集了一些乡亲们，同我们出发时相比，锣鼓声和欢呼声的气氛都显得很单调，公社派来接我们的人从学校一直陪着我们来到我们的驻地，这个人叫冉江萍，是个女的，人长得很喜庆，也很干练，听说是公社的妇女主任。她把我们的名字一一向当时的小队会计梁多祥（队里安排他负责我们知青的生活）介绍后，便充充坐车返回了公社。就这样，待乡亲们走后，我们才走进了生产队为我们准备的房子，是三间草房，听说原来就是生产队里的老知青（1964年下乡的）住的房子，很破旧，分东西屋，中间是四个灶台，放了四口大锅，我们这个青年点一共有17人，9男8女，女生住东屋，男生住西屋。进屋才知道，没有电灯，照明用的是煤油灯，洋蜡是很少用的。在我们下车时，随身携带的行李和用具已被乡亲们随意摆放在东西屋房间的南北炕上，你的行李在哪，你就睡在哪，调整是后来的事。生产队里的人走后，我们各自开始整理自己东西，第一个夜晚是在煤油灯的伴随下朦朦胧胧的度过的。下乡的第一年，我们吃的还是国家拨给的供应粮，队里安排了一个姓季的老头为我们做饭。第二年，我们就和生产队里的社员一样，吃的是队里自己种的粮食，做饭也是不管男女生大家轮流做。第二天，便开始第一次的劳动。北方的5月份，正是种地的时节，我们第一次的劳动是把冬天送到地里的一堆一堆的农家肥用铁锹均匀地扬散开，作为底肥，那时还少有化肥，种地都是用农家肥。这样的活儿应当是很简单了，有力气就行。但是，生产队里还是派了一个姓鲁的人和我们一起扬粪，他告诉我们应当把这些农家肥顺着地垄沟均匀的散开，待种地时，原来的垄沟就成了垄台（上），肥料正好在下面作为底肥被庄稼吸收，否则，到处乱杨也是不合要求的。干了没多久，我们的手上就起了大泡，有的女生还用手绢把手缠上，坚持和我们男生一起干，谁也没有叫苦，可心里的激情却一下子凉了起来，这仅仅是刚开始，往后的日子长着呢，怎么办。没过几天，有些女生就吃不消了，出工时不得不请病假，因为他们的理由多得很。当时我还不懂什么是来例假，心想还是女生好哇，说一声就可以不出工了。再后来，陆陆续续就有很多女生通过各种关系返回了自己的居住地，最后全部的女生都返城了，只留下我们几个男生，我是留到最后的男生之一。这之中，有一个女生叫才瑞书，听说返城后当了列车员，令我们好羡慕她。我和她是从小学到中学再到青年点里的同学，而且他的爸爸也是铁路上的，和我的父亲都认识。在小学里，她的学习还算可以，人长得也算美丽，嗓子很好，说话声音很甜，歌唱的也很好听，算是我那时心中的偶像吧。到了中学，她被选到学校的宣传队，和高年级的同学在一起，整天排练文艺节目，基本上很少到班里和同学们在一起，但却能够经常在铁路俱乐部的舞台上看到他报幕和演出的身影，特别是冬天里看到她穿上一件军大衣，修长的身躯显得格外引人注目。那时的文艺节目都是歌颂文革、歌颂毛主席的歌舞节目，电影很少，电视没有，能在一个小城镇里看到这样的文艺节目，则是我们当时的主要文化生活。所以，每逢有演出时，我们都是通过各种方式找人、逃票或是从后台进入剧场内看节目。记得我有一个军帽是当列车员的大哥刘仁杰给我要的，春节在铁路俱乐部看完节目出来后，被一伙小流氓抢去了，这个人我认识，姓吴，也是我们铁路上的家属。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被人抢了东西，很沮丧，很仇恨这个人。曾经几次夜晚，我想拿着石头砸这个人家的玻璃，给他点颜色看看，就是没有这个勇气，看来，不是每个人都能做流氓的。文革时期，人们很崇拜解放军，谁要是带一个军帽、穿一身军装，是很令人羡慕的事，所以抢别人的军帽、偷被人的军装则是社会上的一些小流氓、小混混常干的勾当，不足以为奇。男生里，有一个叫张温辉的是直接从我们知青点里参军当兵的人，听说他有一个哥哥在部队是一个大官，直接派了两个当兵的人到公社说明情况后，就把他领走了。他当的是边防兵，在当时的海拉尔市额尔古纳右旗黑山头古城与原苏联相邻的界河（额尔古纳河）上开着快艇巡逻，最后退伍时可能是艇长的职位，相当于哪一级干部，我也不知道。这两个人，在当时都是我们很羡慕的人。能有这样一份工作，和我们在乡下的知青相比，确实相差很多。现在，这两个人早已退休。才瑞书是我在公出到加格达奇时特意费了一番努力找到了她，30多年没有见面的同学和荒友，再看到她时，往日的风采早已荡漾无存，留在脸上的只有岁月的沧桑，我怎么也找不到她当年的影子，看来，大自然规律谁也不可抗拒。前几年在我回家探亲时，我们几个扎兰屯的老同学有了一次相聚，看到彼此都已不再是当年的样子，深感岁月不饶人啊。张温辉从部队回来后在扎兰屯的武装部工作，期间，曾为水甸沟二队老乡们的孩子当兵，帮了不少忙。后来，他选择了退伍，领了几万块钱，就算与单位脱离了关系。廉忠臣当时是我们知青点里的队长，返城后在河西的汽车大修厂里工作。刘和平返城后在纸浆厂工作，现在是个体服装店的老板，就算他是比较有钱的人，我们聚会的那顿饭就是他出的钱。 下乡的4年时间里，我们这些人也曾经有过一次大的集体行动。那时，有一个说法是我们当时并没有到毕业的时间，是学校提前让我们毕业下了乡，想推出去不管，再说还有和我一样的不满16周岁的学生也都下了乡，应当找找分局的领导理论理论（学校当时归海拉尔铁路分局主管）。我想，其实就是三分钟热血过后，有些后悔自己做出的选择，毕竟城里的生活和农村是不能比的，这些在城里长大的孩子们，怎能经得起农村的考验。于是，有人开始串联我们整个69届下乡的学生们，集体到海拉尔分局去找教委的人，想要集体返城，留在学校继续读书。为了不让被人阻止这次行动，我们这些人化整为零，三五成群地分别在扎兰屯附近的小站登上了同一趟开往海拉尔的列车，第二天早上到了分局后，分局教委的同志接见了我们这些人。我记得有一个叫解宗元的人曾经是我们学校的语文老师，我们下乡后他就调到了海拉尔铁路分局教委，就是他出面对我们进行了劝说。当时我们上访的学生可能不足100人，他的句好话就把我们这些的怨气打消了一半。这个人很会说，他说的内容大概就是：虽然你们不到毕业时间就提前下乡了，但是，听毛主席的话到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没有错的，在那里你们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那个年代说这样的话，谁也不能说是不对的，只好认了。就这样，一场精心策划的集体上访活动自消自灭了，我们这些人各自又回到了自己插队的地方，在那里去经风雨见世面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