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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鹏影视专稿723香坊“知青文化博物馆”展板之二
孙英：难舍黑土地 不了大荒情 
难舍黑土地 孙 英／口述 管大鹏／整理 （原载《党的生活》2010年12期）
从北大荒走出的知青常说这样一句话：“难忘黑土地”。而我心里常说的却是“难舍黑土地”，因为我至今还生活在我所钟爱的北大荒建三江。 一封“鸡毛信”让我来到北大荒 1968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大潮来势汹涌。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到上海招人。当时，我是上海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9月初，我的同学在江湾五角场听了一场1958年老转业官兵不畏艰苦开发北大荒的报告，回来传达后，北大荒人的创业经历深深打动了我们。同学王坚、杨才华串联二十几名同学要求去北大荒，我积极响应。 “咱们是中专生，毕业属于国家统一分配的25级干部，没有上山下乡的任务，人家能要吗？”有人担心。我们像董存端参军那样跟有关部门磨来磨去，但没成功。这时，一个同学出主意：“嚷们给市革委会写封信。”邵鹰的文笔最好，由她执笔。为了引起重规，我们仿照电影《鸡毛信》的情节，把信粘上鸡毛，表示“十万火急”。 眼看最后一批知青9月15日就要去北大荒了，还没有关于我们的消息，大家以为没希望了。没想到，9月12日，我们接到市革委会的回函：“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 母亲不同意我去：“毕业了学校能给你们分配工作，为啥着急走呢？你是老大，还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家里也需要你留下。再说东北那么远，天塞地冻的，你能受得了吗？”我看过小说《军队的女儿》，主人公刘海英对我的影响很大，我铁了心要走。我说：“我是共青团员，祖国需要我到边疆去。听说兵团要发棉衣棉裤，家里什么都不要准备。” 我最终说服了父亲，又由父亲做通了母亲的工作，然后一家人到照相馆照了张全家福。9月15日，我与10名同学按时出发。我至今保留着那张写下了“踏上征途第一天”的火车票。 从兵团战士到六师副政委 考虑到我们是师范生，团里想让我们当教师。我们坚决不同意。我说：“我们是来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一定要到第一线去！”我和王坚、徐荣妹如愿被分到了六师二十五团四营三十七连农工班。我当上了班长。 三十七连是个农业大连，有一万多亩地、一百多户人家，大多是1962年从山东来的移民和1959年至1966年来的支边青年。这次又来了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等地的一百多名知青。我们住草房，睡大通铺，吃粗粮，喝井水。这些还能受得了，最上火的是上厕所。一个小草棚，挖个坑，搭两块板就是厕所了，解手时不仅挨蚊子咬，不小心还容易掉进便坑里。 农活我们样样都干过，虽然很累，但我还是咬牙坚持下来了。1969年秋，连里选干部，我被选为副指导员。理由是我出身好，吃苦能干，乐于帮助人、团结人。1970年1月，我入了党。 我从此“步步高升“：先是连队副指导员、四营营部宣传干事，后是一营八连指导员，25团党委委员、一营教导员。1974年10月，26岁的我在配备青年干部的潮流中被提拔为六师党委常委、副政委。有人说我提得太快太高，以为我有什么背景。其实我父母都是上海的普通产业工人——父亲是新光衬杉厂包装工人，母亲是纺织厂工人。他们都是党员。 初当连副指导员时，我主抓后勤——指挥粮食进场院，到食堂帮做豆腐、做饭，送病人到卫生所，处理各种矛盾……一天忙十几个小时。虽然劳神费心，但学会了分析问题、处理矛盾，也学会了写发言稿、调查报告，这对我以 后的进步是个很好的锻炼。 六师师长是赫赫有名的王少伯。他是“建三江”的创始人，连“建三江”的名字都是他起的。王少伯搞大开荒、冶水患、修铁路、建发电厂……他和他的一班人都是能打硬仗、苦仗的带头人。我们把师党委“一颗红心两只手，自力更生样样有，迎着困难上．踩着苫字走，不向上级来伸手”的决心谱成曲，振奋精神，鼓舞斗志。这些德高望重的老农垦、老军垦的言传身教，使我理解了“当领导”的含义。在他们的帮助指导下，我主动到基层蹲点，搞调研，抓典墅，出色地完成了党委交给的各项工作。1975年8月，我带领六师的共青团员代表出席兵团首次团代会，以严明的纪律、生动活泼的文艺演出充分展现了六师青年良好的精神风貌，受到兵团领导的好评。 把青春和挚爱融入了黑土地 1978年，知青大批回城，当年与我同来的十人都走了。 看到建三江由红红火火到冷冷清清，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一边是建三江建设需要知青，一边是父母多次来信让我回去接班。我经历了痛苦的抉择——1975年，我与家在建三江七星农场、人在长春服役的颜宪双结了婚，后来他从部队调到兵团六师。儿子15个月，我就把他送到上海我父母身边。婚后，年迈的公婆一直和我们过。帮助我们看家做饭，让我们一心一意工作。走过北大荒十年的风雨路，我已习惯了这里的生活，熟悉了这里的山山水水。这里有我与朝夕相处的同事结下的友情，更有我的爱情和亲情。左思右想，我把接班的名额让给了弟弟妹妹。 1976年，六师改为国营农场建三江管理局。我被任命为副局长、党委副书记。1978年清查“四人帮”时，没想到那封让我们来到北大荒的“鸡毛信”给带来了麻烦。担任“清查小组”副组长的我反倒成了“清查对象”—一有人怀疑：她提拔得郝么快、那么高，与上海市革委会是否有联系？甚至怀疑我妈妈王秀琳是否与“四人帮”的骨干王秀珍有联系。其实，我妈妈是孤儿，解放前是包身工。调查结果出来后，管理局党委书记王友德找我谈话：“你没有任何问题，是个好干部。” 1979年调整青年干部，我的职务从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调整为管理局党委常委，团委书记，后又任宣传部部长，我毫无怨言。我对组织说：”从入党那天起，我就一切听从党安排。” 1984年7月，我考上总局党校政工班，离职学习两年。毕业后，组织上安排我别管理局工会当主席。我有点儿犯难了——那年我36岁，素有“小知膏、老干部”称号的我，从领导岗位下来已经8年，再当正职能行吗？管理局党委书记王振捷一句“组织上相信你”使我有了信心。 1991年，大水淹没了大兴农场的不少连队，我们和五十多岁的总局工会主席陈宴一起前往灾情最重的16队。车进不去，我说：“咱们光脚走！“连队的干部和职工得知我们在麻袋垒起的简易田埂上步行了十多里地，激动地流着泪说：“共产党好！工会对老百姓亲啊！” 1997年抗洪，黑龙江淹没了勤得利衣场江边的额图，我和工会吴春义部长坐船到连队，把“抗洪必胜”的红旗送到一线的干部职工面前，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我在这个岗位一干就是19年。1993年光荣出席中工会第12次代表大会，非常荣幸地当选两届中国农林工会委员会委员，认识了许多全国各地的同行，学到了很多经验，提高了工作水平。工会在职代会，劳模评选，劳动竞赛，帮困扶贫，女工工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0年8月23日，江总书记视察黑龙江垦区，在佳木斯宾馆接见老农垦、老军垦、老知青代表并合影，我在其中。后来在前进农场车站再次见到江总书记时，总局领导王玉林介绍我是上海下乡知青，至今仍在建三江工会岗位上工作。江总书记握着我的手连说：“好，挺好！” 岁月如歌又如梭。我没有虚度在北大荒的42年光阴，我见证了建三江由昔日荒凉的沼泽地到今天中华大粮仓的巨变。我把青春和挚爱融人了这片神奇的黑土地。 这些年不断有知青回访北大荒，他们看到建三江惊人的发展，都说我留下值得。为了回报t北大荒，一些知青捐献了几十万元。分局用这笔钱成立了建三江知青基金会，在上海、北京等地回城知青的倡议下，我义务当了会长。退休后能为了却在建三江生活过的知青们的战友情、故乡情，帮助困难知青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我觉得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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