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知青都是孩子”
八十年代初,历史遗留问题的政策落实工作开始了。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所造成的冤假错一律平反。同时,再次清理文革当中的‘三种人’。
文革中,许多老干部受到了非人的折磨,无休止的批斗。‘喷气式’的体罚让他们披汗如雨,坠上支重轮的大牌子勒得他们皮开肉绽,棍棒三角带的刑罚让他们骨断筋折。
军马场不搞‘四大’,‘核查办’成员对这些暴行只有耳闻,没有亲事眼见。当听到四分场(原兵团一师四团、东山独立营)和三分场部分连队(原兵团一师沾河独立营),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致残、致伤的案例之后,大家感到十分震惊。继而,把激愤化成了工作动力,开始了长达两个月的调查取证。
调查中发现了一个普遍现象,被害人和其家属对参与打人和体罚叫嚣者痛恨至极。他们对老职工中的‘三种人’描述得极其详细,但是,提到知青时往往轻描淡写。有的被害人不提供当事人的姓名,有的干脆只字不提。办案人员问得紧了说上一句,“小青年懂得啥呀,都是受人指使,算了吧。”
这些人的宽容与大度,让初涉世事的几个办案小伙子很不理解。我们三个年岁大的就对他们说,“被害人的态度,是对文革最好的批判,他们用实际行动控诉了文革整的是好人。同时,对犯错误人是一次刻骨铭心的教育,以德报怨是攻心之策,它可让对方幡然悔过。这是仁者之为,智者之为,大德大善。我们应该理解和支持。”
后来,有两个被害人说的一番话,让我们三个人对上面的理解,感到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之嫌。
一位是三场三连老连长吴玉章,一位是厂党委书记王金福。
吴玉章六九年被打成‘苏修特务’受到了殴打和无情的批判。
王金福在一师沿江独立营(红色边疆三分场)被打成‘苏修特务’,遭受了酷刑。有一次,在强迫劳动的时候,被一小青年抡起茶碗口粗的桦木棍子拦腰一棍打倒在地。花木棍子断了,他的腰落下了终身疾患。当‘红色边疆农场’核查办来调查时,他竟然哈哈大笑着说:“您们从哪得到的历史消息呀,那要是真事儿,我不成了瘫巴了。没有的事儿,没有的事儿。”
事后,我们几个人问他。他一脸悲情加感叹地说道:“他们调查的事是真的,当时,那一棒子下去,我疼得都昏迷了。小青年背井离乡到兵团,一腔热血,浑身是胆,一个心眼儿干革命。他们苦也吃了,累也受了,好不容易返城回去了。活得也不容易。当年,他给我一棒子,我现在再给他‘一棒子’,那不是毁人前程吗?他现在成熟了,一定在为当年怎后悔呢。这笔帐应该算在‘四人帮’的头上。当年的毛孩子有啥错呀。”
吴玉章说得十分轻松幽默,“当年知青都是孩子,恨修特是出于爱国。谁打的我忘了,我早就好了伤疤忘了疼了。”
我想,如果知青当事人听到,他们的这番话,一定会感动得落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