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知青都是孩子”
八十年代初，历史遗留问题的政策落实工作开始了。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所造成的冤假错一律平反。同时，再次清理文革当中的‘三种人’。
文革中，许多老干部受到了非人的折磨，无休止的批斗。‘喷气式’的体罚让他们披汗如雨，坠上支重轮的大牌子勒得他们皮开肉绽，棍棒三角带的刑罚让他们骨断筋折。
军马场不搞‘四大’，‘核查办’成员对这些暴行只有耳闻，没有亲事眼见。当听到四分场（原兵团一师四团、东山独立营）和三分场部分连队（原兵团一师沾河独立营），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致残、致伤的案例之后，大家感到十分震惊。继而，把激愤化成了工作动力，开始了长达两个月的调查取证。
调查中发现了一个普遍现象，被害人和其家属对参与打人和体罚叫嚣者痛恨至极。他们对老职工中的‘三种人’描述得极其详细，但是，提到知青时往往轻描淡写。有的被害人不提供当事人的姓名，有的干脆只字不提。办案人员问得紧了说上一句，“小青年懂得啥呀，都是受人指使，算了吧。”
这些人的宽容与大度，让初涉世事的几个办案小伙子很不理解。我们三个年岁大的就对他们说，“被害人的态度，是对文革最好的批判，他们用实际行动控诉了文革整的是好人。同时，对犯错误人是一次刻骨铭心的教育，以德报怨是攻心之策，它可让对方幡然悔过。这是仁者之为，智者之为，大德大善。我们应该理解和支持。”
后来，有两个被害人说的一番话，让我们三个人对上面的理解，感到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之嫌。
一位是三场三连老连长吴玉章，一位是厂党委书记王金福。
吴玉章六九年被打成‘苏修特务’受到了殴打和无情的批判。
王金福在一师沿江独立营（红色边疆三分场）被打成‘苏修特务’，遭受了酷刑。有一次，在强迫劳动的时候，被一小青年抡起茶碗口粗的桦木棍子拦腰一棍打倒在地。花木棍子断了，他的腰落下了终身疾患。当‘红色边疆农场’核查办来调查时，他竟然哈哈大笑着说：“您们从哪得到的历史消息呀，那要是真事儿，我不成了瘫巴了。没有的事儿，没有的事儿。”
事后，我们几个人问他。他一脸悲情加感叹地说道：“他们调查的事是真的，当时，那一棒子下去，我疼得都昏迷了。小青年背井离乡到兵团，一腔热血，浑身是胆，一个心眼儿干革命。他们苦也吃了，累也受了，好不容易返城回去了。活得也不容易。当年，他给我一棒子，我现在再给他‘一棒子’，那不是毁人前程吗？他现在成熟了，一定在为当年怎后悔呢。这笔帐应该算在‘四人帮’的头上。当年的毛孩子有啥错呀。”
吴玉章说得十分轻松幽默，“当年知青都是孩子，恨修特是出于爱国。谁打的我忘了，我早就好了伤疤忘了疼了。”
我想，如果知青当事人听到，他们的这番话，一定会感动得落泪的。
大写的“人”总是能站在人类道德的制高点上看问题，他们不会趋炎附势向强权谄媚、更不会挟嫌报复动辄置人于死地为快。他们面对潮流能站的更高，看的更远，以无私无畏的大仁大爱面对他人、面对芸芸众生、面对人间万事。他们真正的有权利面对历史说话。见到这样的人，无论他今生大富大贵还是潦倒贫穷，都该脱下帽子肃立三分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啊！我敬仰你，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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