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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逢 “那段时间，没有人有一丁点的私心，同心协力，就为一个目标——回家。” 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到上世纪70年代中，已显疲态。 经过近10年的农场生活，西双版纳知青们已经从迷茫走进了绝望。为了得到一张病退证明，他们服用麻黄素、生压灵来制造高血压，喝10%高效麻醉药制造“心力衰竭”，喝农药制造“胃痉挛”，喝墨水制造“胃穿孔”——不惜一切，只为回家。 “四个不满意”彼时在中央高层内部被提了出来：农民不满意，知青及家长不满意，城镇对口单位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当时分管副总理陈永贵说：“知青工作很复杂，我们几个副总理一提到这件事就头疼。” 对上山下乡的重新评估和大批知青的现实出路，不得不被提上议事日程。 这些坚冰松动的迹象，远在版纳胶林里的知青们，是难以了解和体察的。1978年冬天，又一次知青工作会议的讨论在北京召开，如李先念所说：“前提是上山下乡，但老办法不行了，要改。” “今冬明春好回家”的说法始在云南知青中悄然流传，但隐约的希望，毫不真切。 景洪农场的丁惠民，是一个例外。这个十分场学校里的总务员是个有心人，他趁着给学校拉运物资、进出农场的机会，在其他农场做了情况调查，意识到知青的问题已是一堆干柴，只要一颗火星就能点燃。 他贴出了公开信，陈述知青现状，提出回家的愿望，在农场引起轩然大波。在礼堂大会上，有人说：“什么也不要怕，学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走回家乡去！”有人甚至出主意炸掉澜沧江大桥，占领农场。 纷乱中，丁惠民的理智和判断，使他成为毋庸置疑的总指挥。他与李长寿就在那一天相识，机缘来自李的一句高声发言：“人多有什么用？又不是去打台湾！” 李长寿就此被任命为纠察队长，另一位重庆知青邹盛永专司宣传，再加上副总指挥刘先国和胡建国。整个行动的指挥和协调核心形成了。 其后的部署兵分两路：一方面，农场在有序领导下罢工；另一方面，1978年12月，请愿代表分两批赴京，高唱自己写的请愿团团歌，“北上！北上！坚决北上！” 那个冬日，在景洪的大街上，知青周公正亲眼看着他们走过澜沧江大桥，走向严冬的北方。重压和劳累让丁惠民病倒了，知青们用担架抬着他，副总指挥刘先国特地叮嘱纠察队长李长寿——专门派人保护“小丁”的安全，这是头等大事。大家像爱惜眼睛一样，爱惜着丁惠民。 队伍最终在天安门广场上列队，在“我们要回家”的横幅后面站成一排，有人的夹袄还裹在外套外面。 当时分管农垦系统的国务院一位领导接见了他们，虽然态度慈祥，但话语严厉：“都这样闹，国家能富强？”这让他们感到委屈。当晚，丁惠民、刘先国、李长寿、邹盛永四个人，在西单的一家小饭馆里碰头商议，决定立即回云南，请愿团宣告终结。 而正是那天，一份内部电话记录从版纳分局悄悄地飞出，成了知青的报喜鸟：不愿留的通通走……后来他们知道：这是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从北京开会返回后，作出的表态。 次年2月至6月间，5万人像潮水一般退去，“营部索性把公章挂在门口，大家自己拿着盖。因为办户口的人太多，派出所的墙被推得直晃悠”。 后来他们知道：北上请愿的行动，给北京正在谋求解决知青问题的高层讨论中，增加了一个现实筹码。 当年罢工请愿的几位核心成员，如今回忆起那段日子，都为年轻的自己在全过程中的谋略而自豪——声东击西、出其不意。刘先国说：“那段时间，没有人有一丁点的私心，同心协力，就为一个目标——回家。” 各 自 当年那个叛逆的青年，在小桥流水、云南菜香中，与生活和解。 1979年丁惠民、刘先国、邹盛永、李长寿，先后回到家乡——武汉、重庆和上海。 1985年，几经波折，丁惠民终于从武汉调动来到重庆，与妻子团圆。他的工作是油漆工，全家住在老城区的旧房子里。生活中的一大亮色是：可以和北上请愿时的“三驾马车”之一刘先国，经常见面了。刘先国回城后顶替父亲，进了重庆客车厂的基建科，后来做到甲方代表，每天出入于建筑工地。 丁惠民的聪敏难以掩饰，他很快被借调到检察院。然而，他不愿忍受丝毫的刻板规制，最终放弃了这条世人眼中通向坦途的路，他不委屈自己，工厂也不回了。 喝酒，是丁、刘两人在一起时的主要节目。刘先国对那两年的概括是：“天天在一起，很苦闷。”那时候，他们年届三十。 两年后，1987年，刘先国走了，去往上海——他娶了一位上海知青姑娘，已近10年的两地分居，不能再持续下去。这个难得的机会，是与别人交换来的户口指标，还必须补偿对方1200元钱。送钱那一天，陪他去的是丁惠民，为了“多一个心眼”，当时还在检察院的丁特意准备了一台小录音机，偷偷保留了给钱的证据。 刘先国走的前一天，丁惠民大醉。生命曲线再一次岔开，朝不同的方向延伸。 多年后，丁惠民才悟出自己的缺陷：“我不适合做生意，我这种性格，连合同都不签的。”这十几年中的往事，连他的战友也知之甚少。 远在上海的刘先国，逐渐成为生活的赢家。这些年里，他在图书公司工作，木工、保卫科长、物业中心经理、计算机广场项目负责人，入党、提干、买房，女儿从北京大学毕业，就职于外资银行。生活在他面前热闹地延展，应酬繁多，越来越忙。 入党时，单位特地派人到云南去作了调查，农场老工人一五一十地讲了刘先国的知青时代，“连偷鸡摸狗的事也讲了”。然而命运总是令人难以捉摸——单位的党委负责人也是知青出身，对这些评价淡然处之：“不偷鸡摸狗就不叫知青！” 而李长寿的后半生，受一番话影响很大，他工厂里的一位老右派同事，以一生政治起伏的体验，劝慰他：“小李，你的个性不能搞政治，锋芒太露。现在回家了，多想想父母、家里人，多想想怎么让他们更安心吧。” 李长寿离开工厂后，做过通讯器材生意，还办过研究所，小有成绩。在十几年的闯荡之后，他阅尽人生，如今落脚上海，在知青战友的公司里就任核心管理岗位。他坚持在城区边缘的七宝古镇住了下来，已经五年。 他戴着青年人喜欢戴的宽边帽子，和古镇里云南菜馆的老板谈笑风生。就在这间小馆子里，他竟然偶遇到北上请愿团的秘书长朱一平，两人相拥大笑。当年那个叛逆的青年，在小桥流水、云南菜香中，与生活和解。 当年离开时，知青们一个个发誓“老子撒尿都不朝这方向”，如今却一次次梦回云南。 李长寿常说：“我们在那里8年，完成了使命，建成了国家第二个橡胶生产基地。” 丁惠民却说：“40万亩，如果我们不去砍，保留下来，现在是多么好的原始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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