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知青

几点说明：
一、本统计表出自《上海青年志》第760页，后经与兵团统计局和兵团劳动局及各师反复核实后确定，有关数字经兵团统计局认可并可在有着文件中引用。
二、1966年的赴疆人数为16894人，没有具体专向数字，摘自《上海劳动法》第113页。
三、上海知青从1961年起就络绎动员支援边疆建设，1961年约为2500人，1962年年约为458人，数字摘自《上海劳动法》第113页。
四、据最终统计结果，从1961年到1966年，从上海赴新疆的知识青年（包括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工作的）总数为99376，对外号称10万上海知青。
五、资料收集、统计：高级统计师、兵团统计局原局长沈炜珍，所有的资料均出自国家正式出版的刊物史料。

        献身屯垦永不悔　浦江儿女遍昆仑（节选）
                     作者 王小平 杨明方　
早在1 954年、l 956年就有一部分上海知识青年进疆，参加兵团建设，但大批上海知识青年进疆，则是在l 960年以后。据统计，1961～1966年，上海市知识青年通过招生、招干、毕业分配、调干和支边各种渠道，到兵团从事屯垦戍边的有近10万之众，他们成为新疆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特别是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财贸金融战线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上海知青进疆后，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以及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各级党政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在新疆各族人民和兵团老战士的支持、帮助下，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和南泥湾精神，开荒造田、耕耘播种、植树造林、修路挖渠，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为新疆的开发建设、繁荣昌盛，为兵团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他们做到了“晒黑了皮肤，炼红了心”，在实现知识青年劳动化、革命化的道路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1985年7月24至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农一师大光棉纺织厂接见垦区部分上海知识青年，并与他们亲切交谈，欣然挥笔题词：“历史贡献与托木尔峰共存，新的业绩同塔里木河长流。”在座谈中，胡耀邦同志说：“你们支援边疆建设，贡献了力量、贡献了青春，这在历史上要记上一笔的。”
是的，历史的确应该记住：20世纪60年代，曾有近1 0万上海知识青年为响应党的号召，不远万里，从繁华的大上海来到祖国西部边陲的戈壁大漠，屯垦戍边，参加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何等的伟大、壮丽!
当年风华正茂的上海知识青年，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磨难，现已步入人生的金秋季节。他们当年开垦的荒原，现在已是麦浪滚滚、棉堆如山的国家级粮棉基地；当年他们栽种的树苗，早已长大成林，成为戈壁大漠上的一片片绿阴；他们当年挖的渠道，仍在流水潺潺，灌溉着一块块草场，一条条农田；他们当年修的一条条小路，正在不断地拓宽、向前伸延……这些有目共睹的巨大成果，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增添了一道道绚丽的风景线。

他们亲手培育的青少年学生，已是桃李吐芳争艳，遍布天山南北、神州大地的各条战线，成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栋梁之材；经过他们医疗治愈的成千上万的病人，仍健康地奋战在各自的岗位上。“阿拉”的足迹遍及天山南北，劳动模范、生产标兵、优秀党员，厂长、经理、老总和个体老板……报纸上、电视上随时可以看到他们的形象……
上海知青在新疆、在兵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市场经济和信息时代的今天，虽然他们中有的已离开新疆、离开兵团，但他们仍在继续为新疆、为兵团做着无私的奉献。东进西出、内引外联、信息交往仍是源源不断。新疆是他们的第二故乡，兵团是他们成长的摇篮。他们没有忘记新疆，他们仍在眷恋着兵团；新疆也没有忘记他们，兵团更与他们心心相连。
不论在新疆、还是在上海的外滩———黄浦江畔，无论在纪念支边进疆的聚会上，还是在喜庆的日子里，他们总是怀念过去一往情深，谈论今朝慷慨激昂：志愿进疆、卫国戍边，爱国奉献、无怨无悔；吃苦受累、忍饥耐寒、锻炼磨难，值得!

                         “新疆兵团人”
                             作者 祝谦　
上世纪60年代，额尔齐斯河边来了一个叫邵顺的上海支青，她家的责任田种在国界边，离界河不到50米，抬头就是苏联的嘹望哨。这里少春、秋两个季节，天一热，就是夏天，天一凉就入冬。
每年10月到来年4月，1米多厚的大雪封住山口，与外界隔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30多年过去，岁月已染白了邵顺的少年头。如今，邵顺仍默默地耕耘在这里、戍守在这里，既没有军人的自豪，也没有农民的自在，有的只是兵团人自己才理解的苦乐年华。
在石河子新城，有一个被人爱称为“王大个”的女人，其实，她的身高只有1.5米。然而，石河子的“大个”—— 参天大树，都是她亲手指导栽下、规划、管理的。大漠边缘的这座新城，绿化覆盖率达到40％，跻身全国绿化先进城市行列。王效英的名字与这座绿洲新城，已载人联合国人类防止地球沙化的史册。……

顾惟君，是一位在博尔塔拉草原工作的上海支青。为了草原儿女的启蒙教育，她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蒙古语，办起了马背小学。风里来，雨里去，顶暑走，踏雪行，有知识的孩子，一茬一茬长大了，顾惟君却因积劳成疾病倒了。
到上海治病时，她所在的边境团场拿不出医疗费，还是当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知情后解决治疗费用的。如今，顾惟君已长眠在草原上，而一代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却成长起来。……
杨永青生长在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兄妹都是大学生，家庭希望她上名牌大学，搞技术，当学者，她却毅然报名，要参加兵团的建设行列。家庭不赞成，父亲从香港写信阻止，建议她去日本、欧洲留学；外婆整日坐在招生组阻止批她去新疆。
杨永青为了表示她义无反顾的决心，以指当笔，写下血书：“冲破万重关。创业在新疆；一心为革命，誓死头不回。”这样，她才于1964年来到石河子总场青年连。

青年连要新垦苇湖开荒，整天在地里拔苇草，拣苇根，手上打起亮晶晶的血泡，她含着泪，咬紧牙，一步一步挺过来。一年下来，青年连开荒2700亩，播上了冬麦。她第一次体会到自己成为为国家创造财富的主人的自豪感。……
鱼珊玲的父母都在香港。1963年，她报名到兵团时，父母接连从香港发来12份电报，母亲又从香港赶到上海阻止。有志青年，志在四方。鱼珊玲闯出了家庭关，来到农一师十五团。下一个决心容易，改变人生道路却难。
在上海时，鱼珊玲的餐桌上，顿顿丰盛，她挑三拣四，菜吃不了几口，饭吃不掉半碗。来到塔里木，主食是包谷馍，副食是葫芦瓜。她顽强地嚼着，艰难地咽下。
在老军垦的关怀下，闯过生活关。在劳动中，她从挑担子、使用坎土曼学起，以后又逐步学会了管理棉花，还当了班长、排长、副指导员，196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吴月英是上海青年中扎根兵团的代表。“文化大革命”中，因反动的血统论，她备受折磨。那时，她在北京、上海的亲人，都为她找好了工作，她婉言谢绝了。1978年，按当时中央的政策，她有三个条件符合调回上海，上海的调函也发到了团党委，她又放弃了。她觉得，上海是当今上海人的上海，不属于她；属于她的事业，是她洒过汗水的塔里木那一片绿色组成的绿洲!……
人人都有追求，兵团人的追求是无私的；人人都有生活，兵团人的生活是苦涩的；人人都有性格，兵团人的性格是不屈的。记者在塔里木河畔见到这样两个男子汉，都是上海人，都是成功的创业者。
一个叫王资生，是十二团政委。一个叫杨海涵，原十三团团长，现任农一师副师长。他们十几岁进新疆，如今已是50开外的人了，已经在边疆献了青春，当问及他们终身献何方时，他们仍认定塔里木，说：“故乡虽难忘，热土更难离。”
谁不向往城市?谁不爱慕繁华?但是，人间不乏灯火阑珊处、荒僻沟坳里，那里仍需要矢志不渝者。这时，当你蓦然回首，不屈不挠地站在那里的，正是可钦可敬的兵团人。

                   三件“宝”与三件事
                                作者 范志森　
我是农九师一六四团中学的一位老师，我至今珍藏着三件“宝”：一是来兵团的录取通知书；二是电影《军垦战歌》中的插曲《中华儿女志在四方》；三是离开上海时的一封“告别信”。
我来新疆前是上海无线电三厂一名仪表工人，可以说是三件事情激起了我到边疆的决心。一是1964年5月，学校组织我们到“中苏友好大厦”参观“上海青年在新疆图片展”，一张题为《再见吧，上海》大幅图片让我心潮澎湃，当时我就对同学说：“我也要到新疆去。”
1965年，我被分配到上海无线电三厂工作，就向工厂提交了到新疆的申请。当时工厂急需年轻人，没有批准。第二件事是1965年周总理在新疆石河子接见部分上海支青的事迹深深打动了我，我想，杨永青(周总理接见上海支青代表之一)去新疆前也在上海一家无线电厂工作，人家能放弃工厂工作到边疆去，我为什么不能去?何况我也是一名共青团员。
第三件事是电影《军垦战歌》在上海放映，影片中的《中华儿女志在四方》、《边疆处处赛江南》让我夜不能寐。我给上海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的领导写信，要求自愿放弃城市工作，到新疆去。

当时工厂里有人看我如此矢志不渝，暗地里说我的女朋友在新疆，所以才要一心去新疆。由于工厂不放的原因，我终于没有来新疆。
1966年6月，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赴上海招收知识青年。我又一次递交了申请书，很快，与我一道报名的人都拿到了“录取通知书”，不少人见了我还神气地说：“阿拉(我)现在已经是新疆人了。”可我一直没收到录取通知书。我找到街道办事处询问。原来街道办事处的人见我家经济困难，我又在工厂工作，就没把录取通知书给我。事后我想：我也许是上海支边青年中最后一个拿到录取通知书的人。
1966年7月15日，我终于踏上了西去的列车。
临走前，我写了一封致全厂工人的信，请人用毛笔抄写，张贴在厂区走廊黑板上，当时在全厂2 500名工人中引起不小的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