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红色间谍

言者无意，听着有心。在他们说话的时候，黄慕兰一直低着头，喝着咖啡，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但脑子里却在紧张地思索着：50多岁的湖北人，他会是谁呢？等曹炳生一走，她便借口头疼，电影不看了，让陈志皋将她送回了家。一到家，她便打电话通知了刚刚接任中央特科工作的潘汉年。不一会儿，潘汉年就走了过来。两人关起门来将在上海工作的湖北人一个个排起队来……
“会不会是总书记向忠发？”话一出口，黄慕兰自己也吓了一跳。
“对，是他。”潘汉年站了起来：“他年轻时为了戒赌，将左手指砍去了一个。那我就走了！”说罢，潘汉年就跑了出去。
周恩来接到潘汉年的密报之后，立即搬家，住进了四马路上的都城旅馆。中共地下党的其他成员也纷纷转移了。
曹炳生说的那个叛徒确实是向忠发。自从1931年4月担任中央保卫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叛变以后，形势变得非常严峻。经中央决定，担任总书记一职的向忠发要到江西中央苏区去工作，为了安全，临走以前周恩来特别安排他搬到小沙渡路（今西康路）和自己同住，同时一再关照他不能外出，更不能在外过夜。
谁知6月21日夜里，向忠发从小沙渡路寓所溜了出来，到姘妇杨秀贞处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到顺风车行要车，被人认了出来，刚抓到巡捕房就扛不住了，做了可耻的叛徒。

为了查实向忠发的叛变，周恩来一面派内线进一步打听，一面派特科红队的队员在小沙渡路他的寓所附近埋伏、侦察。当晚，只见一队特务，押了一个人用钥匙打开了他的寓所搜查——周恩来的住所只有三把钥匙，除了周恩来与邓颖超外，另外一把就在向忠发的手里——一场巨大的灾难，就在黄慕兰的机警报信后化解了。
此外，黄慕兰还曾智救我党早期杰出领导人关向应和成功反击“伍豪脱党”谣言。1932年2月16日，上海《时报》等报纸突然刊登出一则“伍豪等声明脱离共党的启事”，同样内容的启事在2月17日《时报》以及2月20日、2月21日的《申报》上又连续刊出。周恩来通过潘汉年找到黄慕兰，说：“自从顾顺章叛变后，敌人在四处造谣，说我已经叛变自首了。你能用什么巧妙而有效的方法替我辟谣，揭穿敌人这种卑鄙无耻的伎俩。”

黄慕兰凝神思索了一会儿，觉得周恩来五四运动期间在天津觉悟社的代号为“伍豪”，后来又作为在党中央刊物《红旗》杂志和《红旗日报》上发表文章时的笔名，为党内外许多人所熟知，便马上拿起笔来起草了一篇稿子：“陈志皋律师代表伍豪启事：鄙人身体健康，希诸亲友勿念……”
周恩来看后很满意，夸奖说：“你真是我们的女诸葛，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啊！这件事就请你先去和陈志皋律师商量商量，看看怎么能办得既有成效又妥善无虞吧！”

　　关露：身背“汉奸”骂名的忠诚战士
1932年，关露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左联”。她积极投身抗日爱国运动，担任了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的宣传部副部长，广泛地和女工交朋友，组织诗歌小组，宣传革命道理。
三十年代中期，上海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简称“八办”），其主要任务是搞上层统战、情报、策反和宣传党的政策、出版书刊工作。
1937年9月，潘汉年任“八办”主任，12月25日潘汉年离沪赴香港后，刘少文接任“八办”主任。抗战期间的上海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76号，是日伪特工总部，日伪特务们在里面设下刑讯室和地牢，乱捕滥杀爱国志士，怒骂声、惨叫声日夜从“76”号里传出，人们称之为“魔窟”，它的头子就是后来成为江苏省伪主席兼警政部部长的李士群。

　　

1939年冬，一名眉目清秀、衣着时髦的30来岁女子走进了“76”号，她就是受党组织派遣深入“76”号魔窟的关露。
那时关露正借住在中共党员王炳南家里。一天，关露忽然接到“八办”负责人刘少文送来的一张电文：“速去港找小廖接受任务。叶剑英。”“小廖”即廖承志，住在香港九龙。身为老党员的关露懂得党的纪律，便没有再多问什么。
几天后，关露来到香港，通过复杂的关系，终于见到了廖承志，谈话时潘汉年也在座。廖承志神色凝重地对她说：“党组织要交给你一项特殊的任务。”“什么任务？”关露认真地望着他。
“听你妹妹胡绣枫说，你认识李士群，是吗？”关露点点头，“现在党组织要派你到李士群那里，去了解他的动态。”“我？！”关露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是好。“我们经过慎重考虑，觉得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当时国共两党分裂、合作、再分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类错综复杂的斗争并不少见，担当这样艰巨而危险的任务，不仅需要有广泛的社会关系，而且需要有坚定的革命意念和胆识，毫无疑问，关露是具备的。
关露在香港接受任务后返回上海，并开始同李士群接触。第一次到李士群家去，关露对他说：“我失业了，想在你这儿找个事做。”李士群夫妇一听就笑了，说：“我们这儿没有适合你做的事情，如果你缺钱呢，每月来拿好了。”说完，就在关露的包里塞了100元钱。
关露连着去了两三次，还没有把真正的目的告诉他。这时党组织希望她向李士群挑明。于是关露再一次到李士群家去，就说：“我妹妹写信来问候你，她说，她有个朋友要做生意，问你要不要做？”

　　

关露的妹妹胡绣枫和妹夫李剑华都是共产党员，当时被派往南京做秘密工作，1938年春被派到武汉。李士群一听就明白了关露的意思，他发了一通牢骚。为谨慎起见，关露不接他的口，只用耳朵听，渐渐听出他的言语中透露出一点可以沟通的意思。
经过反复的工作，关露成功地利用李士群的关系，获取了不少重要情报。如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潘汉年向延安提供了有关日伪军事动向的大量重要情报，这其中就有关露的功劳。李士群后来还曾保护、释放了一部分被抓进“76”号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派人护送我党的一些重要干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利用他的职权掩护新四军运输大米、医疗器械、药品等物资进根据地等。
为了和敌人周旋，当时关露不得不穿着入时，但长期在纸醉金迷的环境中工作，她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而最让她难受的是同志们对她的误解和冷淡。

　　

1939年秋，戴平万问锡金：“关露还参加你们的活动吗？”这里说的“活动”，指的是地下党领导的诗歌组活动。锡金说：“参加的。”戴平万说：“不要她参加了。”“为什么？”锡金不解地问道。“现在她的关系有点复杂，最好还是把她隔开。”被误解后，关露向党组织提出要去延安。
不久，由“八办”的陈家康带信给胡绣枫，信中说，上海方面不同意，要关露不要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胡绣枫按照党组织的意思给关露写了封信，说：“爸爸、妈妈不同意你回来。”关露接信后，完全明白党组织的意思。共产党员的信仰及忠诚，使她把个人的安危、委屈一股脑儿抛弃，仍然默默无闻地战斗在这条特殊的战线上。

　　

解放后，因受潘汉年事件的牵连，关露因“汉奸”罪曾两次蒙冤入狱，前后长达10年。在潘汉年平反昭雪一年之后，国家公安部于1983年8月22日，做出了《关于关露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
1955年6月后关露受到了错误的逮捕审查，应予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可惜的是，这份通知来得太晚了，关露已于1982年12月5日默默告别了人世。

　　

             陈修良：曾任女市委书记的红色女杰
南京解放前夕，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曾活跃着一支秘密力量，他们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获取情报、瓦解敌人、策动起义、策应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这就是由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领导的地下情报组织。
作为1933年即参与共产国际远东情报队伍的陈修良，深刻理解情报的灵通、准确与否对于战争胜负的重大意义。1946年5月南京市委建立伊始，她就根据华中局的指示，在市委专门设立了以卢伯明为负责人的情报系统；1948年又专门设立了以沙文威为首的策反系统。这两个系统都由她单线联络，由她直接向上海局报告。
换而言之，市委书记亲自领导这两项生死攸关的要害工作。她靠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临危不惧，胆大心细地深入敌人内部搞情报。
有一天下午，她戴着一副墨镜，来到市委委员方休的家中。方休当时的公开职业是小学教师，与陈修良单线联系。一见面，方休立即悄悄地告诉她：“我一个妻弟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他刚从重庆回到南京，暂住我家，我们说话小心点儿。”出于职业习惯，陈修良当即询问了那特务的具体工作情况。方休告诉她，妻弟好像是电台机要人员，并且提出想把房子挪一挪，与一个特务长住一起总不大行，万一出个破绽不是闹着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