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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时代的祭坛上----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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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舟 发表于 2013-2-3 21:2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第三章:1961—1963(下)
群体性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向“上山下乡运动”急剧转化
1963年5月,中央宣告国民经济开始复苏,压缩城市人口的“光荣”任务已经胜利完成。据统计资料显示,1963年下半年城市工商业已恢复招工,当年新增企业职工66万人,1964年的新增企业职工为220万人。但是,这些招工指标已经不再属于城市知识青年了。
因为,在压缩城市人口终结的同一天,一场新的“上山下乡运动”正在共和国髙层中策动;一个“ 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的新移民浪潮已在神州大地上隐约出现了。
一,以突击方式树立起来的知青典型---侯隽
共和国的前三十年热衷通群众运动和运动群众。具体地说,就是自下而上地发现典型,培育典型,树立典型和宣传典型,再用已经理想化了的典型去发动群众,带动群众,形成一场群众运动。
所以,前三十年的典型都来自基层,都有过一段成长过程,都或真或假地积累了一些事迹,并且自下而上,经历过各级机关的认同和美化。比如当年的邢燕子,5岁回到农村,不但有农村生活的长期经验,还当过铁姑娘队的领头人,早在1960年就是“大办农业”的先进分子了。再如董加耕、赵耘等,都当上生产队长,支部书记,都在实践中培养出能力,磨练出本领,得到了基层单位和群众的认同。
相形之下,侯隽却空缺了这个历炼。她从1962年7月落户河北省宝坻县窦家桥村到1963年5月接受黄宗英采访,前后只有10个月“农龄”,充其量只是一个新兵,只是一个有点“特别”的姑娘而已。所以,黄宗英即使妙笔生花,也编不出多少“事迹”,最后只能把重点放在“能不能留下来”的问题上:
“真能行吗?真能坚持住吗?——谁都不能回答,只有让生活,让时间,让事实来回答。”
“侯隽天天和大家在一起,在风风雨雨的田野里来来去去,一步步、一锄锄地,把意志和麦种一起深深地种下,相信它一定会发芽。”
“侯隽不走了,侯隽坚决地留在豆桥了。”
但是,所有老知青都明白,所谓“留”下来,“扎根一辈子”,决不是10个月或1年时间能够彻底解决的,如果没有黄宗英的“特别推介”,如果没有侯妈妈每月15元的援助,侯隽的“革命”道路可能还会出现一个“红旗能打多久”的问题。然而,这个缺乏根基,尚未成熟的“典型”,居然能在一个多月内打破常规,闻名全国,那就另人匪夷所思了。
黄宗英在《特别的姑娘》的结尾中注明:“五月二十三日——六月二十日写于豆桥——北京——宝坻”,也就是说,她在1963年5月上旬到达窦桥,动笔时仍在该地,其后回到北京,大概6月上旬向周恩来提及侯隽的故事。于是,侯隽就绕过县、地、省三级党政机关,直接进入中央的视线了。
6月23日黄宗英写完《特别的姑娘》,送到《人民日报》社,但未能发表,原因是侯隽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其实更重要的是缺乏基层单位,县、地、省三级的认同,缺乏自下而上的程序)。为此,周恩来出面“作保”,他说:“不要让孩子背家庭包袱,她向着光明,向着新社会,我们就是要把这样的青年带起来。”
于是,《中国青年报》派出记者,赶到窦桥调查核实,写出一篇题为《北京姑娘侯隽下乡落户一年被称为“特别姑娘”》的报道文章,发表在7月13日的《中国青年报》上,为侯隽的故事补盖了一个官方认可的印章。有了这一道“桥梁”,《人民日报》才发表了黄宗英的《特别的姑娘》。天津地委寸发出了《关于在知识青年中开展学习侯隽事迹的通知》,《河北日报》、《光明日报》、《人民画报》才先后发表了相关报道。
于是,一个下乡仅仅一年的侯隽才脫颖而出,成为“上山下乡运动”的第一颗新星。
历史给1800万知青留下一个美丽的梦想,也给他们留下一个永远无法知晓的谜团:为什么这个下乡仅仅一年的城市姑娘能一夜成名,惊动全国?为什么这个既无党龄也无任何职位的“新丁”能在一个多月内越过县、地、省三级,直接得到中央的认同?
其实也很简单。1963年6月与7月之间,正是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向上山下乡运动转化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间段内,中央正召开会议,决定把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成一场长期的、重新改造城乡阶级结构的、具有“战略意义”的移民运动。所以,在这个转折关头,及时树立一个“扎根”典型,树立一个真正来自大城市、来自非无产阶级家庭的知青代表,具有特别重要的象征性意义。
二,周恩来关于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两次讲话
6月29日到7月10日,中央召开六个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长会议,周恩来明确提出,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并且要求各大区、省、市、自治区编制出15年的安置计划。
关于这场“策划”,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其一是如何确立“上山下乡运动”的“目的”和“意义”;其二是如何确定“上山下乡”的人数。
(1)“目的”和“意义”
所谓“目的”和“意义”,就是如何编制出蒙骗动员对象的政治口号。
早在1962年10月,国务院农林办就召开了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汇报会,正式把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纳入国家计划,周恩来“亲自到会听取汇报,并作了重要讲话,定下了调子。他说:城市人口每年要增加100多万,总有一部分人要下乡安罝,要到农业上去找出路……这次要为在今后若干年内安置城市多余劳动力打好基础……”(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30页)
所以,1962年的口号是“安置城市多余劳动力”。
但是,这套口号却经受不起历史的检验。试问:一个人口城市化水平只有13.5%的国家,为什么还要长期压缩城市人口呢?一个每年只能“出产”几十万城市中学毕业生的教育弱国(据1964年人口普查确认:1964年全国人口69122万。其中大学文化程度287万人,占总人口的0.415%;高中文化程度912万人,初中文化程度3235万人,两者共占总人口的5.99%),为什么还要把这些“稀有”资源当成“多余劳动力”呢?如果这种谬论能够成立,中国还有什么前途可言呢?
1963年下半年,周恩来显然吸取了教训,变換出另外一套口号了,他说“今后15年内,动员城镇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大事”。
如此一来,城市知识青年便魚跃龙门,身价百倍,一下子从“多余劳动力”变成“移风易俗”的革命者,并且居然和“消灭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目标联系在一起了。所以,当年的城市知识青年,想共产主义想疯了的娃娃们,都莫名其妙地兴奋了,“雄起”了。
(2),上山下乡的人数。
1962年10月,周恩来对城市人口的增加数量和上山下乡的人数是如此估计的:他说:城市人口每年要增加100多万,总有一部分人要下乡安罝,要到农业上去找出路……也就是说,每年的上山下乡人数应当是100多万人中的一部分……
但一年之后,这两个“估计” 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8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声称今后的15年内,将分批逐年达到劳动年龄,单就200个左右大中城市计算,每年大约有200万人,除城市就业、参军和自动下乡的一部分以外,估计每年有100万人左右的需要有计划地安置下乡……
10月18日,周恩来又突发奇想,对上述数字做出修改。他说,今后18年内,要有3500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平均每年200万左右。也就是说,如果8月19日关于城市每年有200万人需要就业的预算是正确的话,这200万人都必须上山下乡,必须到农村去,一个也不留!
这个修改出乎意料之外,但却有力地证明:从1963年10月开始,中央已经暗下决心,要让所有的城市中学毕业生中断学业,上山下乡去了。換言之,“一锅端”的指导思想,早在“上山下乡运动”启动之时就已经形成了。剩下的问题只不过是如何编造一套完整的理论,如何把涉世未深的娃娃们分期分批、有条不紊地装进口袋罢了!
三.10万上海知靑“到农村去,到边疆去”
(1)为上海知青远赴新疆而量身定做的“革命”口号.
以前,上山下乡的动员都停留在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基调上,但从1963年夏天开始,这个调子就骤然改变了。
6月9日,上海召开1963年高等学校毕业生代表会议,给全市高等学校毕业同学写了一封公开信,首次提出“上海青年志在四方”的口号。
8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进一步号召“本届毕业生,热烈响应祖国号召,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到边疆去,把知识献给祖国和人民,把自己锻炼成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做一个能挑重担,能经风雨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
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招工人员就在这种新口号、新氛围下降临上海,拉开了动员10万上海知青进新疆的帷幕。
当年的招工人员走上街头,走进学校,打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 的横额,奏起了《新疆是个好地方》的乐曲。他们宣传参军的光荣,兵团的风貌,描述了老一辈农垦兵开天辟地的丰功伟绩,自然也忘不了介绍晶莹剔透的葡萄和浓香扑鼻的哈密瓜,甚至还做出一些可以在新疆上技校,当技术人员,当国家干部,可以复员回大上海的承诺。
最能打动青少年的,是上海文化广场反复放映的大型纪录片《军垦之歌》,它以生动的画面记录了塔里木的十几万亩桑园,记录了正在蓬勃发展的蚕桑生产基地,记录了健康的欢笑,青春的活力和辛勤的劳动……难怪40多年后,老知青陸志毅接受《凤凰大视野》釆访时,仍然沉浸在无边无际的暇想之中:“美丽的新疆,天山南麓,丝绸之路,那边的人骑着马在美丽的巴里坤草原,当时我们听了以后热血沸腾,骑着马在奔驰,牛奶、葡萄、苞谷,苞谷比热水瓶还大又听到了美丽的音乐,又听说那边的牛奶可以洗澡,种种的一种诱惑力,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听了毛主席的话,懂不?年轻人,广阔天地,当时啊,到那里去可以大有作为。”
这就是那一个时代的青年!
这就是那一个时代的淘金梦!
(2)10万上海知青奔赴新疆
城市知识青年心中的火焰终于被点燃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报名高潮,并且循例地涌现出许多好人好事,如写决心书、申请书,偷取户口本报名,与落后家长展开思想斗争等等,一时间把那南京路上、黄浦滩头闹得个红旗招展,热气腾腾,歌声嘹亮,万象更新。两个月后,15000名青、少年终于踏上西去的列车。年底,又有5000名应届毕业生带着梦想走进新疆。
于是,一个美丽的中国神话诞生了:中国的城市知识青年正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于是,一个让世界瞠目结舌的中国传奇出现了:中国的城市知识青年心甘情愿地抛弃学业,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供奉在大时代的祭坛上!
其实,在踏上这一段人生历程的时候,许多知青还未满18岁,有的人甚至只有15岁左右,属于未成年的上山下乡“童工”。这些年幼无知,毫无机心的青涩少年根本不懂得这次“远行”的意义,他们还以为,参加生产建设兵团也和参军一样,几年以后就可以复员,可以回家,可以进工厂、升大学,重新溶入城市的生活。但是,当他们在西去列车的窗口上看到了小说中描述的穷乡僻壤,看到了饥肠辘辘的灾民,十几岁还穿不上裤子的大姑娘,看到了天苍苍,野茫茫和“西出阳关无故人”的画面,便终于明白什么叫做“恐惧”了。
且看凤凰卫视之走读大中华《上海知青新疆逃亡 大漠中遭动物蚕食》的描述吧:
“解说:1963年8月17日,陆志毅和同一批上千名上海学生一起在上海北站踏上西去的列车。在锣鼓鲜花的欢送下,走上了改变他们一生的路途。
“陆志毅:当时火车一霎那刚要开动的时候,火车上一片喧闹的声音,哭声、叫声,都是讲上海话,路上当心啊,到了新疆要来信啊,安全瘦脸的最快方法卸妆24hr fitness晒后瘦腰的方法丰胸最有效的增高方法去皱周公解梦查询防晒如何消除黑眼圈眼线减肥论坛最好的汽车导航仪品牌排名排名哪种眼膜好用防晒面膜纸什么牌子好第一啊,都是这样的。然后不知道在哪个角落里发出了一个声音,苏联,就苏联的共青团之歌。
“解说:从上海到苏州,群情激昂的陆志毅们唱了一路的共青团之歌,随着火车过了陕西,沿途的风景也逐渐从山清水秀变成了戈壁滩涂,然而让陆志毅更吃惊的,是比风景还让他想不到的景象。
“陆志毅:一路要饭,一路要饭,我记得我们把所有带的干粮,全撂下去了,当时我很激动。
“解说:扔完了自己的干粮,陆志毅拿起身边一个女孩子的面包和水壶也扔了下去。
“陆志毅:她哭了,她说你那么激动干什么,你把我的东西撂下去干什么?我说对不起,我看到他们穷人伸出两只手来,一种渴望的眼睛,他们就求的一点吃的东西么。对吧,我说你不要那么小气。
“解说:距离吐鲁番40公里的大河沿车站,是当年知青们进疆的第一站,它后来成为许多人终生抹不掉的记忆。
“陆志毅:一到了大河沿不行了。大河沿,就是吐鲁番,变了,一片废墟,就像我背后画的这个画,大家哭,所有的人在哭,这种情绪一调动起来以后,有一个人带头哭了,都要哭的。一个、三个、五个、十几个、一个小队,甚至全体,三个纵队,全部在大河沿流泪。
“解说:陆志毅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初到新疆时的感受,在大河沿,整车的男男女女都傻眼了,荒漠、黄沙、没路、没房子,人们在沙丘旁的地洞里钻进钻出。
“陆志毅:当时我也没有感觉怎么样,一大部分人感觉到失望了,懂么?感到失望了。我们盼望这里是一片绿的大草原,美丽的巴里坤大草原,又是什么了,究竟在哪里?过来一看,一片土,一片荒土。
“荒凉幸福城何以承受青年人梦想?”
当然,最让知青们震撼的是,他们终于在相互沟通中知道,参加生产建设兵团不过是当了个军垦农场的职工,而且根据国营企业职工不能擅自离职的原则,他们已经失去了再次选择职业的机会,失去了重返大上海的可能了……
几十年过后,当年的上山下乡“童工”,有的已经英年早逝,长眠在荒漠之中,有的已经嫁为人妇,或则成为领导的配偶、老兵的妻子,或则在知青中找到了相濡以沬的伴侣,总之都两鬓班白,儿孙成群,彻底告别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了。这时候的他们,才从杂乱无章的历史记忆中得知,当年的招工是精心谋划的:早在1962年底,农垦部部长王震就在兵团的高层会议中透露过三年内招募10万上海知青的庞大计划。招工开始之时,相关活动也一直备受中央的关注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周恩来不但亲自为北京中学毕业生作上山下乡动员报告,还指示上海市委派遣工作团赶赴新疆考察,寻找安置上海知青的基地。而在上海知青远赴新疆的同一时间内,中央还先后批准建立甘肃、青海、宁夏和陕西农业建设师,西藏自治区扎木农建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在原有十个农建师的建制下迅速扩大,新编了第十一、十二、十三和十四农建师,为接收更多的城市知识青年作好准备。
可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招募10万上海知青的活动,不但形式创新,而且来头不小。它说明,一场“反修防修”的“决战”已在中国的土地上初见端倪, 中国的无产阶级已经开始向中国的资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了,具体的措施就是进军大上海,进军资产阶级云集的地方,把那些“饱食终日”、“无所事是”的剥削阶级子女“抢救”出来,让他们走上一条革命化的道路。而这条“道路”的终点站设在3000公里之外的新疆,就是为了断绝他们的回城“杂念”, 为了让他们免受资本主义“香风毒雾”的再次伤害。真是用心良苦呵!
历史终于走到了一个拐点:
一场以维护城乡二元制为目的的“上山下乡”已经超越了经济移民的范围,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政治移民了。
一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城乡劳动力和知识人才的自由交流,已经演变成一场以行政力量改变城市阶级结构,改变城乡人口流动方式的政治运动了!
而在这一场大时代的祭祀中,1850万城市知识青年将陆续走上祭坛,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去演绎一场毛泽东时代特有的,充满政治色彩和人生感悟的历史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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