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1961—1963（上） 压缩城镇人口和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拉开了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序幕 1，压缩城市人口开启了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闸门。 中国人是在连续三年的大饥荒中走进60年代的。 1960年9月，城市粮食供应已经极度困难，中央成立以组织部长安子文和副总理习仲勋为正副组长的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开始着手精简工作。 1961年初，情况继续恶化，陈云再三提议进口粮食和压缩城镇人口。对于陈云的第一个建议，共和国的高层仍然有所犹豫，大概以为有损社会主义中国的伟大形象，但对于压缩城镇人口的主张，却毫无争议地通过了。 5月中旬，政治局委托周恩来主持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 5月31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的讲话，说城里人跟农民争饭吃，要压缩城镇人口下乡。 5月31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建议动员城镇人口下乡。 6月12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九条办法”6月16日以中共中央名义批准下达。按照这个规定：我国从1961年起，每年压缩城市人口1000万，精简职工800万，力争3年内回复到1957年的城市人口水平，即9900万人左右。 于是，一个压缩城镇人口的浪潮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首先是驱赶逃荒灾民。各个城市动用了大量警力围追堵截，沿街搜索，把所有乞讨流浪、露宿街头的灾民塞上汽车，赶出城市；接着是清理所有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甚至对1958年1月1日以后入户城镇的农业人口彻查登记，除一些特殊行业、重体力劳动岗位确实需要外，一般都送回原籍。这轮风暴过后，一些四类分子、有历史污点的市民，也陆续成为压缩对象了。 其次是工矿企业的关停并转和大、中院校的精简裁并。 据定宜庄《中国知青史7.7初澜》记述:“到1963年为止，全国的高等学校已从1960年的1289所调整到407所（其中本科359所），在校学生由1960年的96万人，压缩到75万人。中等专业学校由1960年的6225所，裁并为1355所，在校学生由1960年的222.6万人，压缩到45.2万人……” 如果加上普通中学的精简合并，当年失学队伍就可能更为庞大了。 这些压缩下来的学生如何处理？按照当年规定，凡来自农村的，由学校直接迁回原籍；凡属于城市户口的，一部分回家待业，一部分则由有关部门安排到农场工作去了。 于是，在压缩城镇人口的同时，又出现了一支城市闲散人员、失业工人和失学学生下乡上山的队伍，出现了一个各行各业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的高潮。 于是，在“上山下乡”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群体，第一次产生了“支青”（即支援农业生产的城市青年）这个特殊的称谓，第一次露出了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专项运动的苗头。 2009年11月13日，凤凰网转载《大河报》文章《起源“误会”：上山下乡并非文化大革命产物》记述了一个大学生因学校关闭而回乡务农的案例：1961年秋天，正在郑州建筑工程学院（后该校合并到郑州大学）化工系硅酸盐专业读大三的刘君福，突然接到全校停课放假的通知。“…..校领导开大会说，停课是因为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知识青年应回乡参加劳动，搞好农业生产，帮助国家渡过难关。” 刘君福回忆说，他班上有56个学生，一大半家在农村的人统统返乡，不走也得走，户口都由学校迁回了原籍……当时学校说放假一年，一年后再返校。可是没想到，1962年学校合并到郑州大学，化工系容纳不了所有学生，又出了“有城市户口的学生回校，农村户口的学生留乡”的新政策。“我那年23岁，大学还没毕业，也不可能托关系走后门返城上学，只好办了肄业证，扎根农村了。”家在郑州市二七区侯寨公社尖岗大队的刘君福叹了口气，说他在这件事上最对不起父母，“他们在世时老问我咋不回校上课，我骗他们说放长假了。这个假真长啊，一放40多年……” 这是大学生因为学校关闭而回乡务农的例子，至于一般中专生、中学生和城市待业青年的下乡、回乡，那就无法一一追述了。（笔者《在大时代的祭坛上》初稿于2011年5月发表于《上海知青网》和《华夏知青网》后，先后收到多个知青子女来信，都是关于1961年知青下乡的遗留问题，可见这类“可怜人”比比皆是，他们之所以被历史深埋，被人们忘却，只是因为“当时已茫然” 罢了。） 2，城乡二元制使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长期的历史任务。 然而，最另我们深思的是：这种在特殊环境中产生的下乡上山，为什么会发展成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呢？难道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经济困难”和“就业困难”不只是暂时的现象吗？难道一个城市人口只占13—15%的农业大国，已经走进城市人口过剩的困境了吗？难道每年只能“生产”几十万城市中学毕业生的教育弱国，可以把这些“稀有”的人力资源视为城市“多余劳动力”吗？ 几十年来，几乎每一个知青都有过上述的疑问；几乎所有报纸、杂志、领导人都极力解释这个问题，但至今不得要领-----为什么？因为他们都错判了这个“上山下乡”的历史源头，因为他们都不懂得城乡二元制和由此而产生的城乡对立、工农对立，才是“上山下乡”必须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 所谓城乡二元制，又称为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我国学习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结果，也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严重障碍。它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的户籍壁垒，两种不同资源配置制度，以及在城乡户籍壁垒基础上派生出来的各种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 学者普遍认为，我国的城乡二元制始于1953年，始于粮食统购统销而产生的农业人口自留粮食和非农业人口的商品粮；而城乡之间的户籍壁垒则来自于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因为这个条例标志着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开始形成。 但是，从那一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却又知道，1958年至1960年恰恰是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高峰期，所以，当年的户口登记条例只不过是理论上的“严格限制”而已，它还没有完全关闭农业人口流入城市的大门。真正的转折点是在1961年。当年压缩城市人口，制订《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不但驱赶了所有农民工，驱赶了1958年1月1日以后迁入城市的农业人口，并且明确规定：今后“全国城镇只许减人，不许加人，特殊需要加人的必须得到中央和政治局的批准”。从此以后，城乡二元制完全确立，每一个普通农民入户城镇都必须经历过重重关卡，层层审查，必须付出十年、二十年，甚至于毕生的磨难了。 城乡二元制的完全确立，表面看来是为了解决城市的供应困难，实际上是为了稳定农村人民公社的秩序，为了防止农业人口“大逃亡”的再度出现。然而这样一来，农民的社会地位就颓然下降了，他们不但失去了土地的支配权，生产经营的自决权，还失去了“迁居”权、“逃亡”权，失去了宪法赋予的一切自由。他们被圈禁在人民公社的围墙内，成为“战天斗地”、贡献粮食的“生产工具”。所以，这种制度一旦全面实行，城乡的对立就会形成，农民的不满和怨恨就会产生，人民公社就会陷入更为可怕的动荡之中。所以，政府必须在制止农民流入城市的同时，寻找出另外一种连结城乡的渠道，即寻找出另外一种“计划”中的人口流动方式，这就是在政府强力控制下的大规模上山下乡和小规模的有选择的农村人口进城。 于是，一场大规模的，连年不断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应运而生了，它以“青年运动”的热诚和浪漫告诉农民：你们并不孤单寂寞！ 于是，一场秘而不宣的农村复员转业军人和贫下中农子女的进城“运动”也逐渐展开了。它以少数人的提升告诉农民：驯服吧，努力吧，政治上的“进步”才是你们逃离农村的唯一途径！ 所以，60年代以来的“上山下乡运动”首先是城乡二元制的配套“产品”，是国家用来慰抚“二等公民”，向他们展示城乡平等、工农平等的特殊手段。 所以，只要人民公社依然存在，只要剥夺农民迁徙自由和职业选择自由的需要依然存在，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必然存在。反过来，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旦终结，农民的“二等公民”地位就暴露无遗，人民公社的体制就必然倒塌了。 当然，要使这场倒行逆施的移民运动顺利进行，还必须编制口号，必须用华丽的语言、缥缈的梦幻、玄妙的理论去征服青年。因此，那些光怪离陸的理论，不食人间烟火的先进典型就应运而生，陸续登场了。 3，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确定为长期性的移民活动。 既然新一轮的上山下乡是一场青年运动，那末首先站出来推动它的就是共青团了。 1961年12月20日，时任共青团总书记的胡耀邦在12个省市团委书记座谈会上提出：“就业问题怎么办？”“根本的出路是什么？” 1962年6月，共青团召开三届七中全会，专题讨论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 6月25日书记处书记王伟作了专题发言，提出了上山下乡13种形式（1。萝北式的远距离开荒；2。举办江西共大式的大学；3。经过“抗大”式学校的训练，然后到农村去；4。集体安置在生产队，分散地进行生产，5。到农村投亲靠友；6。在大队下新建核算单位；7。有组织的集体近距离开荒；8。统一分配到原有的国营农林牧渔场或机关农场；9。开办新的国营农林牧渔场，上山，下乡，下海；10。组织到国营农场当临时工；11。农忙季节组织下乡当季节工；12。举办缎炼性农场，组织青年轮流参加劳动……为长期到农村去做准备；13。在全民所有制农场中，建立集体所有制的生产单位。） 按照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的评价，它“几乎包括了此后近20年安置知青下乡的所有形式”。其实何止如此，这13种形式不但包括了“所有形式”，还应当划分为长期、临时和过渡三个类别。也就是说，在当年的上山下乡潮流中，不迁移城市户口（即当“季节工”、“临时工”，“举办锻炼性农场，组织青年轮流参加劳动”）也是正确的，合理的，革命的。 与其相互引证的，是当年10月下旬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路金栋在苏州汇报会上所说的一句话：“干一辈子” 只能作为一个口号，一个号召，不要把它当作宣誓口号，如果形成宣誓口号，压力就很大……他还说，有的同志反映说，下去的人仅仅巩固了一半，巩固了一半也不错，要百分之百巩固下来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见，最初的上山下乡政策灵活，形式多样，只要能面向农村，支援农业，就得到社会肯定。相对而言，所谓“扎根”，“一辈子务农”等等，都只是一个口号，一个方向，一个长远的目标而已。 4，60年代的知青和60年代初期的知青政策。 共和国的前30年，是国家全能主义的30年。在这个历史环境中，人们只承认国家的需要，不承认个人的价值，只承认党的号召，不承认个人的理想和追求。这是一种有悖于人权的思维模式。遗憾的是，今天的知青史仍然没有摆脱这种模式，仍然没有认真地、系统地研究城市知识青年的特点，更没有公开承认城市知识青年追求升学，追求工业化潮流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先进性。所以，我们有必要提出这些基本的观点，以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A，60年代，“城市知识青年”的发展和变化。 50年代，我国的国民教育水平极低，以1957年为例，当年的高中毕业生仅有19万人，除去10.7万人能继续升读大学，投入社会的也不外8万人而己。所以，不但初中学生，就连小学毕业生也在胸前插上两支钢笔，标榜其为知识青年了。 但到60年代，社会环境就截然不同。当年的城市已经普及小学教育。而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儿童入学年龄也普遍降低，所以，60年代的城市小学毕业生都只有12--13岁左右，既谈不上有“知识”，也和“青年”对不上号；所以，60年代的城市知识青年，实际上是指高、初中毕业生，年龄起码在15、16岁到20岁之间。 另外，由于工业化发展和整个世界的经济腾飞、教育理念也大为改变，城市知识青年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念，都与50年代的城市知识青年迥然不同。具体地说，50年代的知识青年大都承袭了40年代青年运动的余风，读了一点书便急于投身社会，报效国家，贡献力量。60年代的城市知识青年却是和平年代的产物，他们在红旗下生活，在“知识就是力量”的感召下成长，既有着强烈的使命感，也有着更为广阔的视野，他们追求知识、渴望成才，实际上已把以往的政治激情提升到一个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新水平上了。 平心而论，在那一个教育资源困乏的年代，城市知识青年的目标未必都能实现，但是他们的追求却是社会进步的结果，是科学发展和工业化潮流的产物，是值得尊重和鼓励的。所以，60年代初期的城市知识青年，大都希望把上山下乡支援农业和个人的理想结合起来，希望一两年后再返回学校，完成自己的学业。也有一些人认为自己家庭出身不好，需要在劳动实践中争取表现，以“又红又专”的新姿态重新升读大学。当然，也有的人希望在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找到一个更能发挥自己潜能的岗位。 遗撼的是，这个国家利益与个人理想兼顾的时代也将要走到尽头了。在大学雷锋，提倡“锣丝钉”精神和“反修防修”的浪潮中，个人成了是“党”和“国家”的驯服工具，个人利益和个人前途只能是“党”和“国家”对于驯服者的赏赐，所以，城市知识青年的理想和追求都成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代名词，并且和大潮流构成一个难以化解的矛盾。 B. 城乡二元制使60年代的城市知识青年形成永远无法摆脱的城市情结。 我国的工业化起步较迟，而且由于长时间的战争和动乱，发展十分缓慢。所以，我国人口城市化水平不高，城乡对立尚未形成，城乡劳动力和人才的对流一直存在，不少农村青年把城市看成拼搏人生的战场，也有许多城市人把农村视为落叶归根的圣土。所以，直到50年代，还有城市人还保留着农村的祖屋，保留着自己和宗族、祠堂、祖坟的联系，还有不少人乐于回乡娶妻生子，建立一种城乡相连的生活模式。 例如那一个不是知青的“知靑典型”邢燕子，其父亲是天津华北搪瓷厂副厂长，母亲是缝纫厂职工，全家20多口人，大部分都在城市。邢燕子却从5岁起被送回家乡，在祖父身边长大，读了两年农中后又留在当地务农，这就是一种三代人城乡结合，两地分居，互相照应的家庭模式；又如与侯隽同时下乡的女青年司福珍，其母亲曾在宝坻县窦家桥打短工，土改时还分得两间房子，虽然后来全家迁到北京近郊，但当地农民还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乡亲。可见，工业化启动初期的城乡关系仍然十分和谐。 审視上一代人的心态，我们还可以发现，这种挥之不去的城市情结是50年代城市青年所没有的。它是60年代历史和环境的产物，是城乡二元制烙在知识青年身上的血印。它留存在每一个知青心中，贯穿着上山下乡运动的全部过程；它使城市知识青年的精神世界永远独立于农村之外；它使这场旷日持久的政治移民永远面对着一个既无法捉摸，又无法消灭的强大的敌人，并且使这场倒行逆施的“上山下乡运动”始终摆脫不了灭亡的命运。 60年代早期的知青政策顾及到城市青年的上述特点，在上山下乡动员中尊重民意，确立自愿的原则，确立长期、短期和无需迁移户口三种不同的模式，并且对留城者表现出最大的理解和宽容，是值得知青史尊重和肯定的。它说明，早期的上山下乡仍然建立在尊重宪法、尊重人权，尊重城市知识青年个人理想的基础之上，它继承了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民主作风，体现了共和国关爱民众、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也为20年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谱写了唯一值得怀念的篇章。 5. 关于广州地区的“户口保留证”问题。 60年代早期的知青政策，即所谓长期下乡、有期限的下乡、不迁移户口的临时下乡等等，大都因为年代久远，被各种各样的“革命”光环遮盖了。不过，广州地区的“户口保留证”却例外地保存下来，它不但牵涉到几万广东知青的命运，而且成为文革期间一个著名的案例，至今还在中国知青史上留下特殊的痕迹。 所谓广州“户口保留证”， 其实是一种临时或有限期上山下乡的形式。 1961年，由于工厂下马，学校关闭，大批工人和学生走进农村。为了使他们顾全大局，安心务农，动员单位都做出承诺，答应2年或4年后优先抽调他们回城。1962年，团中央提出上山下乡多样化的原则，也为动员单位提供了兑现承诺的依据。所以，1962年9月27日广州市人民政府贯彻中央的精神，发出一份《关于城市人口下乡的户口迁移问题的通知》，规定： “从1962年10月1日起，具有本市正式户口的职工、学生和居民参加国营农场（包括林场、渔场、果茶场等，下同和机关、企业自办农场、到农林人民公社插社的，在迁移户口的同时，并由所在街公安派出听发给保留本市户籍的证明，满四年以后需要迁回本市的，准予入户。在未满四年的期间内，如有特殊原因必须提前迁移回市的，经所在场（公社）提出意见，市劳动局批准，可以回市入户。适合学龄的青年，如中途考上本市正规学校的，准予提前迁移户口回城学习。” “通知”还规定，“对于1961年以来，经各单位和街道动员参加农场和到人民公社插社的职工、学生和居民，可以补发‘保留本市户籍，满四年后需要回来的，准予入户’的证明……” 可见，从政策的层面上说，广州“户口保留证”有中央的精神为依据；从发放的范围来看，它不但面对城市知识青年，也面对下放工人和支农居民，既缓解了城市的困难，也为日后工业和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留下人才的储备；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户口保留证”是政府与下乡者的合约，一旦成交，双方都应当信守承诺，忠实履行。所以，当年拿着“户口保留证”的工人、市民和城市知识青年都能消除疑虑，安心工作。合同期满后，也能兑现承诺，一一返回城市，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这样一个“户口保留证”当然深受欢迎，所以曾在各地推广。据悉，除广州地区之外，其他省、市也有过类似的尝试。如顾洪章在《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中披露，“‘文革’前天津市政府曾给下乡青年发放过户口保留证，允许4年后回城"。但是，由于年代久远，追忆者都是局外人，并且都以1967年周恩来接见广州两大派的讲话为依据，所以都作了错误解读。如潘鸣啸在《失落的一代》中说：“1961-1962年间不少干部想让知青快点儿走，就给他们留下城市户口，或者答应他们过几年可以重新取回，这是一个永不兑现的允诺。” 又如刘小萌在《中国知青史--大潮》中写道：“1963年周恩来提出把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作15年不变的方针，广州市委的许诺成了空头支票”。其实，“户口保留证”变成“空头支票”、"永不兑现"，是1966年以后的事情，是文革政治暴力的结果： 1966年，当年发放的“户口保留证”已大部分践约，尤其是持证下乡的失业工人，无业市民都已返回城市，剩余的就只有数万名城市知识青年了。为了强迫这些人留场“扎根”，广东省珠江农场一些领导人乘"破旧立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机会，组织官办知青造反队，游走于各大农场之间，强迫下乡知青交出“户口保留证”，并且扬言“户口保留证”是陶铸制订的，80%知青已"斗私批修"，自觉放弃了。 “造反队”的“革命”行动当然顺应了“潮流”，迎合了“需要”，赢得了"当权派"都大力支持。1967年1月1日，某些已经在“大批判”和“大夺权”中失去权力的省、市领导干部签名同意取消"户口保留证"。从此，"造反队"的"革命"大功告成，而另外一场反对废除"户口保留证"的知青运动却拉开了帷幕，并且在中国知青史上留下一个永不磨灭的特殊的印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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