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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20世纪50年代 广义的上山下乡-城乡劳动力与知识人才的自由交流 20世纪60年代曾经推出过邢燕子、董加耕、王培珍等等先进典型，这些人都是回乡或下乡的知识青年，树立他们的形象，强调他们的人生抉择，无疑是吸引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法宝。但如此一来，60年代的上山下乡便和50年代的回乡下乡拧在一起，形成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了。 其实，与60年代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相比，50年代的下乡、回乡、支内、支边、垦荒、插社等等，都只是一种广义的上山下乡而已。 一 50年代初期的城市移民，目的是巩固政权和清理城市游民 1949年，我国城市人口大约5000万，人口城市化水平只有10.6%。但城市人口的构成却极为复杂，除了国民党溃退时留下的散兵游勇外，还有各式各样的逃难者、农业消费城市特有的游民。这些人大都没有安居之所，没有正当职 业，没有从事工商业活动的资金和技能，因此对他们分流处置成了解放初期城市整顿的首要问题，也成了传统的农业消费城市向现代工商业城市转型的关键。共和国初期的回乡生产、支援农业等等，则以解决上述矛盾为宗旨。 具体而言，可以划分为政治移民和经济移民两大类型： （1） 所谓政治移民，就是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反革命分子，旧军、警、宪人员，反动会道门头目和流氓地痞等清洗回乡，确保城市的安定。这类移民大都在强制中执行。被清理回乡的人（戴帽的四类分子或不戴帽的、内控的"阶级敌人"）都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农村基层组织的监督管理，都被剥夺了重返城市的权利。 这种政治移民后来都被滥用了。1955年肃反运动中清理回乡的"阶级敌人"和"可疑"分子，1957年下放农村的资产阶级大右派，红卫兵运动中赶出城市的"牛鬼蛇神"，战备疏散中的"十种人"，"五七"干校的下台干部、知识分子，甚至上山下乡运动中对于“黑七类”子女的排斥和迫害，都是这种政治移民的滥觞。 （2）所谓经济移民，就是为城市游民、无业人员和逃荒者提供新的生存条件和就业机会。 解放初期还有大量游民和失业者，他们被战乱卷进城市，但又无法溶入城市，而且大都是劳苦大众，不能采用强制措施，也不可能通过一、两次动员解决问题。所以，从50年代开始，各地政府便多次组织回乡生产、开发内地、开发边疆的移民运动，力图把他们吸引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去。 比如，1950年劳动部便发布了《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规定"凡由乡村到城市不久或目前在乡村中有亲属可以回乡的失业工人，应由工会根据自愿原则，组织并鼓励他们回乡生产。" 由此，先后动员了16.5万失业人员回乡务农。 1955年4月，共青团中央代表团访问苏联，恰逢"老大哥"移民垦荒，大规模建设共青城，代表团便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建议学习苏联经验，从城市或城市边缘中动员年轻力壮的青年参加垦荒工作。同年8月，北京60名青年率先组织志愿垦荒队，在黑龙江省萝北县开垦出1200亩荒地，建立了一个名为北京庄的农场。11月8日，天津市青年志愿垦荒队首批52名队员也到达萝北县，在千古荒原上开始了新的生活。据说，他们是团市委从17000多名志愿者中选拔出来的。临行时团市委还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并向垦荒队授旗。随后，北京和天津的第二批、第三批青年志愿垦荒队，河北、山东的2000多名青年也来到萝北，开辟了各类新型的农场。 在这股热潮的推动下，上海青年开发淮北，浙江青年开发新疆、广州青年开发海南、江苏和四川的青年开发青海的事迹陆续出现。用今天知青史的语言来说，叫做"奏响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序曲。" 而当年的北京青年自愿垦荒队和带领这支队伍的杨华，也成了知青史上循例要记上一笔的"鼻祖"级的人物。 对于这个垦荒热潮，学者们都看重它和苏联"共青城"的联系，甚至认为："把城镇青年送去发展农村的想法并不是毛泽东首创的……那是出自毛泽东未来的死对头赫鲁晓夫的思想。作为共产主义领袖，他们两个都是农民出身，而且都受了民粹主义的影响。1954年 初，赫鲁晓夫希望尽快改善不景气的苏联农业，忽发奇想，利用城市共青团员们的先锋精神，动员他们去开垦位于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三千五百万公顷的荒地。""原本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的这一事实很快就被忘得一干二净，而毛主席却被誉为下乡运动的创始者。"（见潘鸣啸《失落的一代》） 其实，潘鸣啸等人都低估了中国人的政治智慧。当年的中国领导人学习苏联经验，却没有忘记中国的国情，没有忘记中国知识人才奇缺的事实，所以垦荒动员并没有把城市知识青年列为重点；所以参与支边垦荒的青年绝大多数都是文化程度较低的城市失业青年和近郊农民，这些人大部分都没有念过初中、高中、都没有升大学，当专家、工程师的欲望。他们从"狭乡"迁往"宽乡"，从无立足之地到面对无边无际的原野，内心已是无限的满足了。 另外，当年的经济移民都以自愿参与为原则。移民者有拒绝的自由，有逃避的空间，有申诉的余地，已经下乡或回乡的，也有通过其它渠道重回原居住地的可能。因为，当时还没有人民公社，没有完全确立的城乡二元制，所谓户籍迁移只是一个例行手续而已。 总之，50年代早期的经济移民，没有城市知识青年的专门概念，没有专门针对城市知识青年的动员和安置政策，即使有个别城市知识青年卷入其中，也只是个"副产品"或"额外收获"而已。 二 1955年毛泽东发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的号召，目的是为农业合作化"争骨干、争知识人"，推动农村知识阶层的重建。 （1）20世纪初，中国农村旧知识阶层的解体和新知识分子的城市化。 中唐以来，我国的封建社会从初级阶段转向高级阶段，农民对地主（或豪强、士族）的人身依附也转变为一定的契约关系，因此，有过一个农村秩序解体，大批农民外流的非常时期，有过"清明上河图"的都市繁华和人口城市化水平高达13%的北宋皇朝。 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农村人口的流动，带来了一个新的商业化时期，既造就了两宋的繁荣，也凸显出农村的空虚和衰颓。为了应对危机，重建农业社会的秩序，当时的读书人在程颐、朱熹、王阳明等大儒的倡导下，"扎根"农村，参与制订家规、族规、村规、民约和兴办学堂、义田、义庄的活动，建立起一个以家族为核心，以知识分子为骨干，以儒家道德伦理为精神支柱的家族自治和村社自治制度。从此，"耕樵漁读"成为古代知识分子的座右铭，"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耕田读书"成了他们奋斗终身的崇高目标。这些举人、秀才和童生们付出了辛劳和心血，也赢得了村民的尊重，成为近千年来农村的代言人和维系中国封建社会秩序的中坚力量。 20世纪初期，科举制度被废除，封建社会解体，这样一个知识分子阶层便失去了生存的基础，迅速地没落了、衰亡了。但是，来自于西方的新文化却和中国村社传统格格不入，人数极少的新派知识分子也无法得到农民群众的认同。所以，民初的农村就像鲁迅描述的那样，代表旧知识分子的孔乙己沦落为咸亨酒店门前的乞丐，代表着新知识分子的"假洋鬼子"却成了阿Q们攻击和嘲讽的对象。农村变成了文化的荒漠，新一代的农村知识青年都易地而居，流落到城市里去了。 1926年，彭湃在《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中写道："二十年前，乡中有许多贡爷、秀才、读书穿鞋的斯文人，现在不但没有人读书，连穿鞋的人都绝迹了。" 1930年上海《国民日报》一篇题为《乡村颓败了》的文章说："年年大批的毕业学生自乡村跑进都会，不见一个返回乡间……乡村小学教师宁愿来都市为书局报馆抄写……" 几乎同一时期，梁漱溟遍走各地，并在《北游所见记略》中发出同样的慨叹："像今天这世界，还有什么人在村里呢？有钱的人，都避到城市都邑，或者租界…有能力的人亦不在乡间了，因为乡村内养不住他，它亦不甘心埋没在沙漠一般的乡村，早出来了。最后可以说，好人亦不住乡村里了。" 1949年政权易主，农村生产逐步恢复。到1951年，粮食总产量已从1949年的2264亿斤上升到2874亿斤。1952年粮食总产量超过3000亿斤，1953年高达3337亿斤，上交公粮后，农民人均口粮为487斤，平均每人每月40斤以上。1954年，一个农业合作化高潮席卷而来。中央召开第四次全国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作出1955年春耕前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60万个，1957年前后基本完成初级合作化并向高级社过渡的远景规划。农业生产的复甦，推动着农村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一个重建农村知识阶层的历史任务也理所当然地浮出水面，于是产生了动员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工作的新课题，诞生了毛泽东的经典语录"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本意和城市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工作的潮流。 毛泽东语录的全文是："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毛泽东的语录出自1955年夏天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是为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撰写的按语。而大李庄乡的先进经验就是把7名初中毕业生和25名高小毕业生分配给各个合作社，解决了缺乏会计和记工员的因难，体现了合作化高潮中"争骨干，争知识人"的重要性。 所以，毛泽东的原意是"参加合作化的工作"， 是补充农村的知识岗位，重建农村的知识分子队伍，而不是后来的参加农业生产，当有文化的新农民，更不是什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 毛泽东的这个思想还体现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另一篇文章里，即《农业合作社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按语:"全国合作社，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不过，这里的"当会计"已经赤裸裸地指明职业范围，它与后来反复宣传的参加农业生产大相径庭，于是就被人们偷偷抹去，最后竟完全淡忘了。 可见，当年的就业农村，充实农村知识分子队伍，与后来的上山下乡当农民截然不同。前者以农村的人才需求为前提，以发挥知识分子的优势为出发点，它凸显了知识的重要地位，实现了他们的人生价值；后者却抹去了知识青年的特点和优势，使其等同于一般农业劳动力，甚至变成农民监督和改造的对象。所以，50年代中期"到农村中去工作" 的知识分子大都心情舒畅，安贫乐道，而后来的下乡知识青年却思想动荡，内心彷惶，绝大部分人都没有成为毛泽东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新农民。 （3）“到农村中去工作” 的短暂辉煌和历史缩命。 毛泽东当年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还强调了一个"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的物质前提，强调了下乡者(包括回乡者)应当以适当的生活条件和适合自己的工作为基础，强调了双向选择和双赢的结果。 所以，当年的知识分子和城市知识青年虽然离开了城市，失去了繁华的生活环境，却得到了另外一种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他们没有在生产第一线中叱咤风云，出人头地，却也在农村的各行各业中埋头苦干，敬业乐业，赢得了社会的尊重。他们没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身份，没有后来人的政治激情和变幻莫测的革命口号，但却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贡献。他们溶化在农村之中，消失在知青史的视野之外，但却是最最成功的一代。他们的人生，他们的经历，才真正体现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政策内涵。 可以设想，如果上述的政策能持之以恒，如果能扎扎实实地发展农村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商贸事业，为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的下乡就业营造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这个农村知识分子的群体必然迅速壮大，必然会发挥更为巨大的作用。遗憾的是，在日益政治化的中国社会中，知识分子到农村工作的渠道却未能健康发展。 从经济方面来说，是因为我国科教文卫投入一直偏低。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1953年至1959年的科教文卫投入，平均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58%。其中1958年下降幅度最为严重，仅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2.19%。所以，农村的科教文卫经费一直奇缺，农村知识阶层的构建一直障碍重重。 从政治方面来说，是因为蔑视知识，排斥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连年不断，农村知识阶层的建设也备受冲击。如1955年的肃反，1957年的反右，农村知识分子也成了打击、排斥的对象；到1958年，人们都忙于讲大话，放"卫星"，吃大锅饭，搞高产田，农村教科文卫事业便只能画在墙上，构建在共产主义未来的宏伟蓝图中了。 从社会结构方面来说，60年代早期的压缩城市人口和城乡二元制确立，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划下一道致命的伤痕。它结束了城乡劳动力与知识人才自由交流的传统，也毁灭了城市知识分子下乡就业，回归田园的历史情趣。从此以后，农村成了一个可以自由地"进"，却无法自由地"出"的禁区，上山下乡和到农村就业也就成为失去迁徙自由，失去前途和上进渠道的人生"悲剧"了。 经过三年大饥荒的磨练，中国人从大跃进的狂热中醒悟过来，但仍然是急功近利，目光短浅。就最初的上山下乡而言，就是过分强调投身农业生产第一线，过分沉醉于粮食产量的恢复和提高，忽视了重建农村知识阶层的战略意义。所以，在政府的宣传中，下乡当农民，当突击队员，当生产队长，都蒙上一层耀目的光环，而回乡当教师，当会计员、营业员就被曲解为怕艰苦、怕劳动的行为了。 在这个特大的历史转折中，农村知识分子终于淪落成为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历史，他们的贡献，他们的热诚和光荣，都被全盘否定了。而本来属于他们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也张冠李戴地变成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专用口号了。 三 1957年的小上山下乡运动。 （1）1957年的小上山下乡运动不是"城市就业困难"的结果。 1957年，我国曾出现过一场小上山下乡运动。传统的知青史认为，这是"城市就业困难"的结果。其实恰恰相反，当年的小上山下乡运动是和城市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同步进行的。 根据一：1957年前后，恰恰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成功推进、顺利发展的时期，是我国工业化重新启动的历史关键。据有关历史资料反映，1950年至1955年，全国登记失业人数分别为36．6万、37万、24万、43．9万、11．9万、5．4万。1956年，由于家庭妇女参加工作和部分农民流入城市，登记失业人数又猛增至102．5万。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企业职工人数也增至2473万人，新增就业职位224万个。1957年，工业化渐入高潮，企业职工又增至3103万人，新增就业职位630万个。以当年9900万城市人口计算，就业率已高达31.34%，基本上实现青壮劳动力有业可就的目标了。 根据二：当年的工业化发展是正常的，政府大办工业，解决市民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的，还没有出现向重工业、向钢铁和煤炭倾斜的偏向，所以有持续发展的可能，有更上一层楼的趋势，根本不存在什么就业困难的隐患。及至1958年，推行低工资、多就业的政策，全国职工人数更猛增至4532万人，一年内增加1429万个就业职业，所谓"就业难"就变成为企业“招工难”了。（据回忆，1958年不但有数百万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城市青少年的弃学就业的人数也十分庞大，所以，当年的中学生人数顿时流失20%--30%以上。） 由此可见，1957年的"上山下乡"需求并非来自城市，而是来自农村，来自农村与城市工业化潮流争夺知识人才的欲望。也就是说，政府试图通过政治动员的办法，把一部分青年（尤其是家在农村的知识青年）吸引到农村中去，以平衡城乡的人才比例，改变农村的文化结构和促进农业合作化的发展。 （2）农村青年文化结构的变化和农村中、小学毕业生的历史尴尬。 要认识上述观点，还必须深入到当年的历史中去，认识农村教育的发展和农村知识青年面临的历史尴尬。 如上所述，解放前的中国农村几乎成了一个文化荒漠。但随着内战结束，经济恢复，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一个小学或小学毕业程度的青年群体正在逐步形成。当然，这样的文化程度还不算学业有成，还不足以补充农村知识阶层。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只能留在农村，只能成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新鲜血液。 所以，从1953年开始，国家便持续不断地对这部分农村青年进行"参加农业生产"的宣传和教育，力图使他们安下心来。1953年1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指出："农村中许多高小毕业生要求升学，他们的家长也要求他们升学……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由于我国目前必须首先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还不能用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发展初级中学，所以，这种要求在目前还不可能完全满足。因此，引导农村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乃是解决他们的出路问题的基本办法。" 相反，政府对城市知识青年则另有要求。如1954年10月30日 《人民日报》社论《巩固和发展城市高小和初中毕业生的自学组织》说："估计在今后一定时期内，每年都可能有一批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学，暂时又不能参加生产劳动，这样，组织他们进行自学的工作，势必成为今后社会教育必不可少的形式。"也就是说，城市知识青年的就业方向，就是“参加”不同于“农业生产”的“生产劳动”，即溶入各行各业，成为一个城市工商业的普通劳动者。 当然，为了避免产生某种歧视农村小学毕业生的副作用，在动员"参加农业生产"时又往往又把范围扩展到中学毕业生，甚至把"农村"知识青年和"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和"参加生产劳动"混为一谈。所以，后来的"知青史"学者便望文生义，把这些动员统统定为上山下乡的源头了。其实，笔者就是1957年小学毕业、1960年初中毕业的城市人，从来没见过那个老师来动员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 （3）1957年的“上山下乡”动员和回乡知识青年的抗争。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全国6亿人口，我们统统管着……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所有这些，都是统筹兼顾。" 如果说，毛泽东的设想只是勾画出一个"统筹兼顾"，“统统管着”的方向，那末刘少奇的"当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农民"则说出了"下乡上山"的真正内涵：它和1955年 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一样，是为了"争文化人，争知识骨干"，为了培养新一代的有文化的农村骨干。然而，领袖们的计划又似乎过分粗糙了。它为回乡青年和下乡青年描绘了一个从农民到"社干"、"乡干"、"乡长"和"县长"的美丽蓝图，但却无法为他们提供一个实现理想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保障。因此，1957年的"下乡上山"动员失去了知识青年的信任，甚至在"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大环境中，引发出一系列政治事件，演变成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据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记述： 武汉市："对4月8日社论，群众思想上都很抵触，认为这是浪费人才，怀疑这种提法是否正确。初中毕业生抵触情绪更大，认为不能升学去当农民，就是葬送了前途、毁灭了理想，因而思想很混乱，学习也不安心"。 郑州市："对几个学校的了解，解决思想问题的占20%，理论上通，实际还有顾虑的占40%--50%，抵触情绪很大的占30%余，特别是干部和高知家长，不满情绪更强烈。" 河南潢川县："在该县应届毕业的900委名学生家长中，有200多人因家中缺乏劳力或其他原因不准备让子女上学，有500多坚决要求子女升学，100多人要求升不上学留原校继续学习，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抱正确态度。" 家长："一个邮电工人对儿子说，升不上学，下乡生产可苦了，一个强劳力一年只收入100余元，可当上干部一个月最少30元。" 学生："上了9年学，是有了一部分知识，但体力很弱，做那沉重的体力劳动是顶不上的……到农村，你有文化不也是锄地？文化有什么用？要是叫我们早种地，既能减轻国家负担，自己也有个劳动能力，不是一举两得吗？如今使我多失望呀！"。 于是，不同的意见在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中走向对立。据记录： "广东海康县副县长、民主同盟负责人吴林在高中毕业生座谈会上说，高中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是大材小用……他还提出应该让高中毕业生与那些文化水平低的机关干部换班，含蓄地指责政府把知识看成罪恶，让学生下乡劳动其实就是劳动改造，等等"。 "广东海康县，在县长吴林的煽动下，有一些学生到报社，抗议该报关于毕业生的报道"。 "天津47中学生在校内散发传单，扬言绝不回农村，要求学校设立高中……还制制定了游行路线，准备联络外校学生一起游行，到市人民委员会请愿"。 "6月12、13两日，湖北省汉阳县一中有800多名学生（占该校学生总数的2/3以上），听信了今年升学只有5%的谣言，举行罢课、游行，提出许多反动标语和口号，捣毁汉阳县委、县人委机关，绑架殴打革命干部，企图捉拿兵役局长，事后又分头下乡进行欺骗宣传……" 然而，一切反抗都是徒劳的。6月底，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号角响彻云霄。8月6日，教育部和团中央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有关部门加强领导，警惕右派分子在毕业生特别是不能升学的学生中煽风点火的挑拨活动。同一天，汉阳县蔡甸镇举行3000人的揭发控诉大会，宣布汉阳一中罢课游行事件是反革命集团煽动和组织的反革命暴乱事件，并对事件中的为首分子予以逮捕。9月7日，主犯王建国等人被判处死刑。广东海康县的吴林，苏州一中、天津47中事件背后的教师，也劫数难逃，统统带上了右派帽子。 争论在腥风血雨中划上句号。15000名知识青年奔赴农村，当上了"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农民"，并且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领袖们的英明、伟大和正确。但是，运动过后，大跃进来临，大多数"新农民"又乘势而起，回城就业去了。热闹一时的小上山下乡运动也就偃旗息鼓，草草收场了。 （4）1957年上山下乡动员的实质和前景 1957年的小上山下乡运动吸引了一部分城市知识青年，但毕竟只是个别的现象。整体而言，政府对城市知识青年并没有过多的苛求，因为： 其一，当时城市工业化方兴未艾，职工人数一年增加600多万，根本没有必要把大量的城市中、小学毕业生调到农村去； 其二，当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068亿元，教科文卫投入只有27.76亿，没有足够能力去解决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带来的安置问题； 其三，当时农村仍处在农业合作社阶段，农民以土地、农具和耕蓄入股，并以此参与分配，城市知识青年却一无所有，难以溶入其中，更难以得到农民的认同。 所以，虽然当"新农民"的号召也面向城市，但刘少奇的谈话却始终以回乡知识青年为重点，他一再使用"回到农村"、"回家以后"的字眼，而当年反对刘少奇讲话，反对"4.8"社论，参与退学、闹事、示威和游行的学生，也有一个共同的口号："绝不回农村"。可见，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不外是一群回乡知识青年而已。 不过，关于回乡知识青年的故事也将要结束了——1958年1月，国家颁布了新的户籍管理条例，城市中学都需要凭着户口本报名入学了。1961年，全国压缩城市人口，一切暂居城市的农村人口（包括在城市寄居、寄读的农村知识青年）都被彻底清理回乡了。 回乡知识青年的群体从历史的大屏幕中消失，上山下乡的"荣耀"终于降落到城市知识青年头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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