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城后日记《我的1971》

1971年10月30日       对于我没有比政治上的彷徨苦闷、精神上的压抑无聊更为痛苦的事了。       但是，正如高尔基在他的第四部自传小说《老板》中所说的那样：“一种剧烈的屈辱的感觉刺进了我的心头——但这可不是为了我自己，我已经屈辱惯了；对于生活的打击，我也早已能处之泰然的轻蔑来抵抗了。我之所以觉得难堪和屈辱是为了那生长在我心中的真理。”      真理，我一向追求的真理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热情是需要关闭闸门的时候了，需要冷静的思考：历史的、现状的、主要的、次要的。具有生命的线在哪里呢？最大的痛楚莫过于我是一个毛泽东思想的战士，却得了如此下场，而我还要为捍卫毛泽东思想而斗争。                          1971年10月31日       一位朋友的话让我久久地沉思，他说：糊涂一时不如糊涂一世。因一时糊涂终有明白后悔的时候，那是痛苦的；倘永远糊涂，不就是没有痛苦的时候吗？       我确认还是做那糊涂一世的人好，虽然人的本性总压抑不住地一时聪明起来，还是应当提倡前者让位于后者。没有比追求的目标，捍卫的真理突然失去了光辉的时刻再使人痛苦的了，这种心灵上的打击比任何力量还要深刻。       我不是有了什么聪明，倒是有点糊涂的感觉，这糊涂的感觉才刚刚开始，它要吞噬过去的一切，把过去的一切都涂上糊涂的颜色。如果过去的糊涂得来现在的聪明，或现在聪明证明着过去的糊涂，我是否已经成为这痛苦的人了呢？痛苦是最容易感觉到的，我是十分痛苦了。既然如此治疗痛苦的唯一办法，大抵是自此糊涂下去也未晚矣。

                     1971年11月1日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列宁的这句话永远需要牢记。
      父亲一辈的痛苦到底有多少？他勤劳朴实，为人善良，无论怎样的恶人都不能对他有些许的诽谤。他有缺点，但所有的缺点都由于他的过分的忠愚而变化成老实，成为无可指责的证据。他的一生不知帮助了多少人，不知吃过多少苦。他从不把钱看重，从都是慷慨地援助那些困难的亲友。爸爸从切身的经验中告诉我们，无论怎样穷，无论怎样有钱，心要放正，帮助别人总要热心。尽管他帮助过的人在他困难的时候反而雪上加霜甚至投石下井，他总是相信，恶人总会有报应的，他们未必有好的下场。爸爸大字不识，18岁就外出干苦力。后来给人当伙计。解放前他继承一个远房大爷的买卖股份，和别人合伙做生意，他只去东跑西颠的角，财政都是掌握在别人手中，结果买卖的盈利不知有多少流到了别人的腰包。他在日伪时期被日本人诬告而成经济犯，蹲了一年多的班房，当时掌握财权的一位由父亲帮助来到哈尔滨谋生的远房叔叔居然有钱不出，直到母亲找上门，才给几百元。日本投降，局面混乱，他们趁机席卷一切而去，父亲成孓然一身，继续给别人当店员。1957年，我们从农村回到哈市，七口之家，加上母亲卧床不起，十分困难，多亏了亲戚朋友帮助，东赊西借，还要还利息，才买到了到如今还住着的小茅草房。那曾经从父亲手上拿去千百元的人，居然一毛不拔，很有些只是拿30或50元，还表示好大的困难。父亲每日拉车，一方面养活我们，送我们继续上学（当时我和妹妹已经辍学一年多了），一方面尽力还债，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还清了别人的债务。对于债，爸爸总是说别人的钱，咱不能用。可是，至于别人该他的，却从不去想还应该要的。父亲最善良，最有同情心，因此最恨唯利是图嫌贫爱富的人。他告诉我们他小的时候到集市赶集，到一个姑姑家去，每每得不到一顿饭，甚至人家装作看不见他，于是他就是饿肚子也不去那里。他在扛活的时候，总给一个大爷挑水，几乎风雨不误，可是那位大娘买了一匹市布，连个小褂都不给父亲做，父亲便不再登他们的门。现在他已经六十多岁了，仍然不辍劳动。他辛勤的劳作，自然还是为了我们。他每天早晨都第一个到单位，把汽车的油和水加满。他总是说，干活累不死人，越是勤快活的才越有意思，人不干活就完了。他回忆自己辛苦的一生，每每老泪纵横，但他又总是乐观地对待自己的生活。他常说什么时候大家都听毛主席的话，日子就更好了。现在有很多丑恶的东西，就是私病太多。有私病的人不见得会发财，也不见得会有好下场。他曾经毫不犹豫地把我们交给时代，从不为自己打算。如今我们相依为命，他还是一个心眼，就是劳动吃饭。
     如果说我过去对父亲了解不多，只为了自己有意义的生活，那才是真正的自私。当我回顾父亲的一生，才更清楚他的伟大，他总是默默地为这个世界增加着什么，而从不成为一点点的惰力。

1971年11月2日     接到妹妹的信，立即回信。     学校通过后门弄了一些地瓜，中午联系两台汽车去道里菜站拉，结果一台跑空，司机连饭都没有吃，就打发走了。在学校一切靠求人，公助的事情是没有的，所谓福利，就是利用家长的关系，可谓“瓷公鸡，铁仙鹤，琉璃耗子，玻璃猫”一毛不拔啊。叫当事者难堪。                    1971年11月3日     几天来的天天读学习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那是一部关于国家的学说，不知道泛泛地阅读一听了之，会有什么收获。     读了一本侦探小说《将计就计》，还是有启发和收获的。     无聊之中，唯有大华是自己的安慰，写一首小诗以示怀念之意：     月亮在薄云后闪着银光，     晚秋还是初冬？     寒冷的夜流，     袭透我的衣裳。     遥远的怀念比那月亮还亮，     幸福的回忆比那天空晴朗；     你那动人的眼睛啊，     像火一样照透我的心房。     看看照片想一想，     你是多么好的姑娘：     勤劳。朴实。温柔。大方，     每个最好的词汇都非常恰当。     我绝非自我张扬，     把你的美丽过分张扬；     在你的心灵中，     如蜜的情感纯洁高尚。     此刻你也在看月亮？     多么圆，多么想！     飞回吧我的大华，     把新的幸福放在心上。     寒流袭透我的衣裳，     爱情燃烧我的心房。     月亮啊，     为什么让我情诗独赏？

                                1971年11月4日
       读完高尔基的《老板》。
       啊，老板华西里·赛门诺维奇·赛门诺夫让我想到什么呢？
       残忍、空虚、疯狂、卑鄙，无处可用的过剩精力、欺诈、庸腐等等。这就是老板的性格。
      在那屈辱的社会，高尔基已经深切地感到不仅是工人们再也无法那样生活下去，而且就连资本家也不能照常生活下去了，一个使“万人幸福的诗篇”正在探索中产生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土壤已经孕育了革命。
       巨大的讽刺，鲜明的哲理，深刻的抒情，仍是高尔基自传小说的特点。本书25页有这样一段话：“人们都爱善，想望着善，而且总是在期待着善，想望它在什么地方出现，抚爱和照亮这痛苦黑暗的人生。但是进一步想下去，就觉得一切人爱善，总是像孩子爱童话一样，警惊它的美和珍奇，只是跟等待节日一样等待罢了，可并不深信这善的力量，只有很少数的人才立心行善。大家的心灵都好像是未经耕耘的土地，其中丛生着蓬蓬的乱草，偶然有一颗麦粒吹来，它的幼芽也会枯死。”
       整个的生活就如高尔基离开老板的面包房时的描写一样：“不知在什么地方有铁匠在干活，可以听见两柄锤子有节奏的捶打的声音。这声音好像在说：‘这是——人们？这是——生活？’”

             1971年11月5日

   那位闹的满城风雨的男性老师就要转走了，他那一班的弟子大有喧哗之意，也许是物伤其类、兔死狐悲吧？中学组要彻底整顿男性留下的班级。有些学生已到非常严重的地步，横行霸道，蛮不讲理，再不教育，何以维持学校的秩序？对于误人子弟的老师，危害之大，不能不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1971年11月6日

    正式传达中共中央71（68）号文件。其中包括71（67）、71（61、62、64、65）、70（62）、71（57），重点是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

    文件告诉我们林彪是蓄谋已久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大叛徒、大卖国贼，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逃窜，叛国投敌，自取灭亡，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文件详细地讲述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具体罪行，真是骇人听闻。自我党建立以来经历了十次大的路线斗争，都是毛主席拯救了我们的党。有毛主席健在，中国就有希望，就会沿着马列主义方向前进。

       天津的六名战友回连队到我处，因听报告无法奉陪，只好安排学校休息。下班后再饭店吃饭，然后回家喝茶。晚上七点，送他们到火车站。

                             1971年11月7日
        星期天。
       上午在家给父亲补鞋和衣服。父亲的工作很费衣物，要经常缝缝补补，现在这个任务对于我是责无旁贷的了。
      中午，在学校洗几件衣服，这也是没有办法，在家里要挑水，倒泔水。
      下午，去道外俊太家看望大娘。承俊太嘱托要给大娘买“安乃近”，问一下是口服还是注射的，现在只能弄到注射的，没有口服的。不行就买点止痛片吧。在道外顺便给妹妹买七尺华达呢布料。
       晚上去大华家里，在那吃了晚饭。大华没给家里写信，我也没有接到信，上封信还是上月25号写的，已经有13天了。也就是说闫玉虎和陈强捎去的信还没有回信。昨天天津的同志又捎去一封信，就欠我三封信了。
      收到胜利4日来信。

                                      1971年11月8日
    上午上课，下午讨论关于林彪的问题。如何理解林彪这个人物，如何理解党内斗争，是我们要弄明白的主要问题。历史证明，党内矛盾是经常发生的，总有非对抗性矛盾发展到对抗性，党的十大回合的路线斗争就是说明。问题是斗争的形式不同，随着时代的发展，所有的阴谋家，野心家，叛徒，卖国贼，采取的手段就更高级，更策略。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形左实右，打着红旗反红旗。为着他们的狼子野心，他们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与时代的潮流，做一些与人民和革命有益的事，迷惑人民，进而取得进身的本钱。耍阴谋，逞野心，林彪可谓登峰造极。他自绝与人民，也是历史的幸运，大快人心。
    谈论最多的还是目前的社会问题。革命有没有片面性，抽象地纯精神地要求思想革命化境界，是否有唯心主义的“玄学”味道，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还灵不灵。这些，辩论起来很热烈，真要弄明白，恐怕不那么容易。
             1971年11月9日
    市场上副食十分匮乏，父亲已经一个多星期没有肉吃了，只能从大姐家弄些鸡蛋对付。今天去了几次商店也是徒劳。即使用票也无货，来一点点，早就被疯抢得一干二净了。好在大姐托人买了二斤头肉，还可以将就几天，不然真的没有办法了。
    接到俊太11月3号的来信，我的汇款和信都收到了，并告诉我他已经调到了15团医院工作，任文书和医疗助理，很高兴。

                     1971年11月10日
      发出给大华的信，也接到了她11月8日的信，我接着写了一封信，批评她折磨我的感情，没能及时给我写信。对于我，什么是安慰呢？工作无希望，政治无前途，只有以斗争的方式活下去，那么她就是我最大的幸福。她还是一个孩子，她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还有很多苦衷啊。她离开哈市已经半年了，我们北安一别也三个月了，好快的时光啊。
      大华的信里说她更想念我，其实这种思念的滋味对她折磨会更大。

                   1971年11月11日
     现在全民都在学习讨论中央的文件，都在关心着如何统一对林贼的认识。今天在太平一校听人讲课，内容是林贼的罪恶，他的罪恶得逞后的后果，他的本质。
     问题是林贼作为党的副统帅，一下子成为狗屎堆，全党没有识别的过程，没有斗争的过程，在他死以前一直忠于他，拥护他。单单把这一切归结为他两面派手法高超，显然是力不从意的。同死人斗争，同一向尊为毛主席继承人斗争，总有些蹩脚。不过，老百姓知道什么呢，当然要站在毛主席一边，坚持唯物主义辩证法。
      绝对地肯定到杜撰的程度，或绝对地否定到造谣的程度，这是国人的毛病，尤其文化大革命之后，是一种十足的奴隶思想，需要打倒，否则还要继续给人们作难的。

             1971年11月12日
     昨天晚上张景然来过，他没有下乡，生活得也很苦闷，我们有同感了。
     接到妹妹的来信，让我给她们买书，她们要学习一些短篇小说，什么《新的高度》《船台春潮》《向阳列车》，说是上级征求她们的稿件，她们要“磨枪”。此事只好周日去办。
     妹妹让我写一写小说散文诗歌之类，我哪里有那种水平呢？且不说对于小说之类的艺术形式毫无掌握，就生活而言也没有自己熟悉的题材。几乎看不到共产主义的闪光，看不到共产主义道德的感人故事，我的头脑麻木于生活的现实，我的眼睛看不到那只有“敏锐眼光”的作家才能看到的素材。如果触景生情，即景抒情，还可以做点歪诗，可那些怎么可以符合潮流呢？去讽刺那些说假话的人，讽刺那些官僚主义者，这战斗的发起时间还没有到吧？现在还需要一个振奋，需要一个清除虚伪的战斗，还需要“上下求索”吧？目前文艺界如此萧条，据说是为了无产阶级的“纯”艺术。经济基础还在社会主义的初期，人们的思想普遍回潮，那“纯”的艺术只能不见所增。文艺不去反映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只求反映现实中乏见或不见的“无产阶级”的英雄，又不断十分认真地把它反复成戏，这是否就是成了气候呢？艺术要永远高于生活，但如果艺术只是高于生活，而压根不去反映生活，就更不是艺术，就从根本上取消了艺术。文学艺术有没有左的东西？虽然右的东西到现在还有着生命力，但没有百花齐放，哪有艺术的繁荣呢？没有比公式化的、无血肉的形象再令人为艺术而叹了，现在连这样的形象都没有，岂不悲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如何体现，批判了修正主义的理论和代表作，无产阶级的艺术或反映无产阶级现实斗争的艺术应该如何去办？目前是荒草丛生，艺术的大地一片荒芜，竟然没有好的种子去播种，就别说什么繁荣了。到底是什么阻碍了无产阶级的艺术繁荣，值得深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