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城后日记《我的1971》

                                         1971年8月23日
        对社会的研究，实在也太肤浅。文化大革命只关心了政治问题、政权建设、路线问题，至于经济战线及其他各条战线的具体的斗批改，知识等于零。不了解历史，不了解现状，也就不了解将来。现在的主要问题到底是什么，实在说不清，就好像有一种病但说不准。我不是个好大夫，或压根不懂医术。现在普遍有一种怨气，一股不负责任的懒惰心，一种对于落实政策的渴望。对于将来各种各样的猜测，只是闹的人心涣散，酿成了许多细小的不可解决的矛盾。到处看到说假话的作风，一种与党的三大作风相背离的作风。这种作风迅速地蔓延着，吞噬着文化大革命以来火一样燃烧起来的革命热情与思想革命化的前进步伐。虚伪的东西是站不久的，形式主义的东西也是没有生命力的。现在需要的是老老实实的作风，说话要诚实，做事要老实，作风要扎实，要把认真读书、学习理论同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联系起来。现在需要的显然是组织上的保证，制度上的落实，政策上的稳定的兑现。社会发展已经到了这个时刻，我们已经错过了这个时刻了。应该做的就是补救，需要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战士，以彻底的唯物主义态度，面对现实，勇敢地发出人民需要的号令，把历史的成果推进一步，而不是满足于绝对化的公式——实际上已经被弄成标签式的公式，贻误我们应该飞速发展的各项事业。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强有力的措施，任何思想的、政治的、组织的东西，都有赖于、影响于制度本身，它们之间是不可偏废的。有人用诡辩术、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虽然他们口口声声的一分为二，但他们弄坏了我们的事业，也将最终归于失败。
    很多问题需要重新学习，重新评价。我自知学习的不够。有可能还是要到工厂去考察和体验。现在与过去有什么变化，这是最现实的问题。

                 1971年8月24日
    老黄从大连回来，谈其工作，倍有艰辛阻步之感。总算是换得200片暖气片。这种在计划之外挖门弄井的工作，实在是一种糟糕的工作，它本身的意义是叫人摇头的，这摇头大抵有两个含义，一是否认，二是不可少也。
    老黄带来一书包大连的苹果、梨和桃子，加上父亲刚刚分回来的香瓜，便大吃一顿。他明天回去，让他捎去给大华的一封信和我们的两张合照。
                   1971年8月25日
     党的黑龙江省三次代表大会给出潘复生的结论是：
     （一）叛徒；（二）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四）我省反党乱军的罪魁祸首。
     关于详细的材料，犹如刘少奇专案般的材料，我们未能得到，也无须得到。打倒了潘复生就可以算账归线，黑龙江问题就可以有统一的认识了。人们希望政策的落实，大有希望了，人们盼望革命形势的发展，也就在眼前了。不失时机地落实党的政策——对敌斗争、群众组织、干部、知识分子、经济政策等等。离开这些政策的落实，就失去一切的基础，就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人的革命的积极性。

1971年8月26日       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都建立了新的党委，这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党是政权的领导核心，是事业前进的组织者，领导者，是我们不断前进并取得胜利的保证。要永远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相信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是我们人人皆知而要身体力行的真理。     下班很早，本想学习，但无内容，或无兴趣，便早早地放了人。     晚上去学校洗几件衣服，玩一阵手风琴。平静的生活要自己寻求点乐趣的。                        1971年8月27日      下班回到家，一眼看到箱子上的两封信，拿起一看，一封是胜利的，一封是大华的。大华的信是8月25日写的，当时还没有接到我的19日寄出的信。难道又丢失了吗？大华因此而焦急。她说沉重的劳动并不感觉怎么样，但精神就像呆子一样，尤其躺在床上，就更不好受，更加想念我了。信写的很亲切，但太过让人心酸。她也像我一样，习惯经常通信，稍有贻误，便感情上折磨自己。这大概就是相思病吧？有什么办法呢？     我打算明日给大华写信，即使我19日的信收不到，老黄捎去的信也应该收到了。     连队的麦收结束了，二团十三连给出三台收割机，因此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现在小麦都在麦场上了。连队的主要任务变成了突击盖房。今年冬天总不至于还住那寒冷的帐篷了吧？    胜利还在四排。据说今年马草还是很少，又要走老路——买了。    现在我正在读爱新觉罗·溥仪的《我的前半生》。末代皇帝的生平以独特的传记形式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作为历史资料和知识的读物，是十分难得的。    从清朝的末代政治、经济、军事、内外斗争、宫廷争夺、人事关系，我们看到中国封建社会的腐朽、落后、愚昧。从辛亥革命到袁世凯出卖灵魂，北洋军阀混战走马，清朝的遗老遗少梦想复辟，内外保皇党的种种活动，我们看到封建统治的毒根是何等之深，革命是何等困难。从溥仪在日本的扶持下复辟登基，都满洲国土崩瓦解，中日战犯依法归案，我们看到反动的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勾结达到怎样奴才主子的地步，而他们的失败又是怎样不可避免。书中的人物都是真实的，都有自己的阶级意识和行动，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无法理解的，原因就是时代变了，制度变了。溥仪在书中不仅详细地介绍了清宫秘史，他的童年，紫禁城内外，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知识，而且从自身的角度向我们展开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进行的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如果说这本书还有什么错误和有毒的东西，那是因为这是一本反动的封建最高统治者写出的自供状、悔过书、改造报告，还深深地打着他自身不能彻底改造的烙印和文过饰非的毛病。

                    1971年8月28日
     发走给大华的信。
     妹妹来信，要给她的学生买七套几何用具。信是8月14日写的，不知道为什么昨天才到大姐处。她写信的时候小袁还在哈市，现在总应接到我让小袁捎去的信了吧?明天星期天，上街去买吧。
     接着读《战争与和平》。
                1971年8月29日
     上街花掉20元钱，买一件草绿色涤棉衬衣，自己用；买一双上海产的23公分的硫化皮鞋，给大华。遗憾妹妹要的圆规、量角器之类，全市都买不到，原因大概是学生太多，造成脱销。
    我上街时，妹妹处又有人到家，捎来给爸爸买的黑布鞋和给我织的毛背心，内夹一封信。看来妹妹的工作还是可以的，对家里也关心。几个月没有给家里寄钱，但给姨母寄去5元钱，还借给别人一些，手头还是节俭的。我曾对她进行过批评，因为母亲去世时，她竟要求买棉大衣之类。看来我们兄妹的了解与信赖，能够使我们谅解，关心的东西还是比那矛盾起来的感情大得多。
    晚上去看一位女同学，文化大革命时改了名字，因为谐音，大家总是喊她“谣言”。她很累，牢骚也很多；她喜欢文学，我却不喜欢她的东西，她的思想填满了自己狭隘的平庸的观念。她从来没有享受过忘我斗争的乐趣和艰苦创业的幸福，只有空虚、渺小、连自己也说不清的欲望。可惜，处在卑怯中的我，不会给她以改造，充其量给她一点影响罢了。

                                 1971年8月30日
    刚刚发走给妹妹的信，就接到新春的来信。在信中，他用热忱的语言向我描绘了这样一位上海姑娘：她爱上了新春，主动帮助新春拆洗棉衣、被褥。正当他们的爱情如火般地燃烧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她的右手被无情的铡草机断去了五个指头，她入院了。
    新春是在医院里写这封信的，他以最忠贞的爱情抚慰着自己年轻的受到巨大创伤的初恋的伙伴。他讲述她在痛苦面前毫无悲切的高贵品格，歌颂她战胜痛苦的顽强意志，以及她由于残疾而对新春的更加由衷而又歉疚的爱。她为着新春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我宁愿自己忍受最大的痛苦，也不愿意耽误你一辈子。”但新春是什么样的人啊，他怎么可能因为自己的恋人遭受到不幸而离开她呢？他要把这生活中的不幸看做对自己爱情的考验。现在，也就是他写信的时候——8月29日，他已经守护她三个白天了。他为自己有这样坚强的朋友而自豪，也为自己爱上这样的姑娘而骄傲。是的，庸人们是无法理解这高尚的情感的，他们会认为新春会抛弃她的。但事实是，新春已经把自己生命的灵魂和她结合在了一起，是没有什么可以把它打开的。这就是爱情，他是个自觉地、无畏的战士。
   我热烈地向新春致敬，敬佩地向我的朋友的坚强伴侣问候，我要写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达我对他们最崇高的信赖和最真诚的感情。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想到博大的世界，想到人民的事业，想到自己的义务，想到人类的命运和前途，我们就逃出来那“不测风云”，不受那“旦夕祸福”的左右，乐观地生活下去，斗争下去。

1971年8月31日     生活常常是无缘无故地酿起风云，但任何无缘无故其实都是有缘有故的。一个小小的谣言，就造成了今天震动全校的“战争”，那个早已经隐没下去的丑闻，又以更强烈的、公开的、不可遏制地爆发了。     有人说那个不要那个女人的男人，和另一个新的年轻女教师上街了。于是，那些以最无聊和庸俗为己任的妇人们便吹风演化弄成了广播新闻。又于是，那位被唾弃的女人，以最大的卑鄙心，最粗劣的可耻的语言骂街了，不仅指向她为之欲求的男性，还十分野蛮和醋味十足地责骂那位年轻的女教师。问题显然超出了人们的忍耐程度，女性的毫无人性的行为不仅对男性是过分的要挟，对新同志也简直是欺人太甚，太不知耻。     即便男性与新的女教师上街了，又怎么样呢？即便两个人发展自己的感情，也完全理所当然。尤其那位年轻的女教师，那被唾弃的女性有何权利干预呢？更何况那传说是天大的谣言，没有一点背景和根据呢。     在忍无可忍中，男性发怒了，战争爆发了。人们自然不赞成战争，因为影响是恶劣的，后果是糟糕的。可女性一进再进，已到山穷水尽，且又涉及到一位纯洁的少女了。他还是有正义感的，他愿意以自己应得的牺牲，——不惜伤害自己的名誉，公开打击女性的无耻，并澄清那位年轻女教师的身份和行动。     战争如何发展还不知，女性终于回家了。可我是同情男性，更同情那无辜的姑娘的，我是上了一堂课，明白了人的灵魂到底可以出卖到何种程度。很多事情想躲是不成的，必须正确对待，否则只有更加倒霉而已。     下班回家，袁春荣来了，说连里来电报让她回去，问我怎么办。她是大华的朋友，帮了大华不少的忙，包括一些倒忙，可她的思想和大华有很大的不同，她想结婚，就不回去了，可我们就是结了婚，也还是得两地生活。小袁也许最近回连队，有些主义还是得她自己拿的。      送走小袁我又到学校，因为几个人要洗照片，赶上他们喝酒，不得不也喝了几口。这种形式的无所不谈，我是厌倦的，但不反对。反对什么呢，我还要感谢他们对我的挽留呢。     八点回到家，洪箴正等我。面对他忙忙碌碌，永远无可奈何的样子，我常常是也是无可奈何的。

                          1971年9月1日
     议论纷纷自然不会一时消散，各有所云当然从来不说奇怪的事。那么这件事另外的意义毫无疑问是帮助人们再次看清那潜在的两种不同的对立。然而，女性方面的助威者因其大耻而不得不却手了，但善罢甘休是不可能的，伺机报复却是耿耿于心的。这种植根于小市民垃圾上的东西，恐怕永远不会消除干净。
    下午于玥来看我，他打算下个星期回师部，办理返城的事。谈起无聊的生活，时有同感。那轰轰烈烈青春火热的日子，永远不会再有了。
    晚上去大华家，家里很乱，又养了羊、鹅、鸡。大哥星期天就回来了，捎来了大华的信，可没有送给我，又去康金了，令我不快。

                            1971年9月2日
    小袁来说她4号晚上走，于是陪她去了一趟大华家，并买了一斤多香肠和三斤梨给她捎去。
    晚上下班看到大华捎来的信，信是31号写的，看内容知道是看到老黄捎去的信之后写的。19号的信是失落了，不知28号的信是否能接到，再接不到就简直无法通信了。大华在信中表示对我去赵光她没能很好照顾我心中不安，并发表了对爱情的看法，说她自己虽然不懂生活，可绝不是固执的；将来的困难固然不少，可她也不是要过优裕的生活。我马上给她写回信，如果可能也让小袁捎去。信很长，关于结婚我总是听从她的意见，绝不强加于她。在得不到她的同意之前，我不会考虑具体的安排，也无法和爸爸与姐姐商量。关于我们的家，一定是在城市的，如果有那么一天，她不得不在家中过那种没有工作和户口的生活，她会怎么想呢？对于我们的爱情，我只能让她相信我是永远爱她的，无论我们分开多久多远，我们的心却是永远在一起的。我相信大华是不会辜负我这包含整个生命的感情，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对我们的爱情产生一丝一毫的动摇。

              
                            1971年9月3日
    新春回到了哈市，只能逗留两天，目的是征得家庭的同意，并让大婶去一趟，以示对小潘的慰问，也算是把他们的终身更加确定。
     谈起新春的爱情，总是感动的。我赞赏他的勇敢和大胆，敬佩他的明朗和多情。考验是不幸的，但正是这不幸更加促进了爱情的意义，在我看来又多了一层浪漫。感情是主要的，更主要的还是灵魂，没有灵魂哪来的感情？当你第一次拥抱一个姑娘的时候，那就是说你们的生命结合到一起了，只要通过你的口说出了爱字，你就要为了爱情的忠诚与专一负责。爱情之所以是忠贞的，就是无论发生什么变化都要始终不渝。她不过是掉了一只手，只要她还有生命，你都要责无旁贷地热爱她，忠于她。将来的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力量的源泉就是精神上的充沛和灵魂上的安慰。
    袁新华也来了，一起谈了各自的工作、思想、见闻。社会是复杂的，社会的种种矛盾无情地冲击我们，就如一块钢丢在了沙漠里，不上锈简直是不可能的。倘一再打磨，丢掉的是锈，又何尝不是自身的成分。对于政治，人们似乎越来越不感兴趣，剩下的只剩下谋生了。为什么生产的管理那么差，为什么学校的教育那么糟，为什么假话总在说，为什么旧的习惯势力的进攻在更高的领域、更广的范围内泛滥，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关心的，但却绝无关心的必要。政治已经远远地抛弃了我们。剩下只是一只饭碗而已。在资产阶级法权仍然支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我们实在不能用清高的学生时代的语言说什么金钱是肮脏的了。我们没有钱，也不追求钱，但我们要尊重它，需要它，让它为我们服务。
    送走老袁，在大坝上，我和新春走了很久。月亮是圆的，亮的，老朋友的相逢又引起十分遥远的回忆。现在我们都解决了个人的问题，命运何等相似，我们的心跳动在一个节拍上。

                              1971年9月4日
     上午去母亲的坟地。
      母亲的坟地隐没在青纱帐里，经过一个夏天，坆头长满了杂草，令人更感荒凉和悲哀。除了焚烧纸钱，还用新土覆盖了坟头。大姐免不了要哭几声，我也绝无不哭的理由，眼前出现过去难忘的联翩思绪······
      母亲离开我们仅仅八个月时间，活着的世界发生多少变化啊，可这一切，都与她无关了。她安静地躺着，抛弃了自己一生的痛苦，走进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所有的人的必然归宿，母亲已经如是了。她不过五十七岁，从小生活在最困苦的环境中，她善良的性格，勤劳的美德，在她五十七年的历程中永远闪着人性的光芒。她讨过饭，十四岁和父亲一起生活，就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她不知道什么是劳累，在我们还很小时就染上了重病。多少年来，她总是坚持着。在她病情危重的时刻，父亲借钱准备给她手术，当她听说手术也不保险，还要拉下四五百元的饥荒，说什么也不干。她用自己的毅力顽强不屈地活了下来，以她做母亲的最大热情，把我们养大成人。她从来舍不得自己吃好的，那时我们缺奶，她都是一口口地嚼饭喂我们。母亲对我们就像老黄牛，挤干了自己的奶，最后默默地死去了。记得自然灾害时，我放弃了学业和母亲去捡粮，似乎她从来就不是有病的人。记得有一次我和母亲在万乐的大田里挖老鼠洞，母亲把最好的干粮给我吃，当我不小心被愤怒的田鼠咬伤手指头时，母亲疼爱地摸着我的头连声说：“摸摸毛，吓不着。”细想我们在母亲身边长大，从没考虑过给母亲什么。当母亲可以得到我们的帮助，我们却一个个地离开了她。她一生都是那样地爱我们，死时没有说一句话。她的全部思想是什么呢？她要伤心的。她有权用她的死来讨伐我们卑怯的灵魂。我们以失去母亲为代价，来夸耀自己的革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心安理得。我们有罪，我们在母亲面前有罪。我虽然在医院里护理母亲一个月零六天，可我夹杂着怎样的不专一的感情啊，总是为自己的命运思考。母亲死时的最后一瞥，那大理石般的脸令我终生难忘。总是在告诫我抛开一切，去为别人创造幸福。
      回到家里，老黄和他的妹妹已经等我很久了。仓促之间，用肉票买了二斤肉，弄了几个菜，招待了他们。正赶上新春也来，便一起喝了些麯香酒 ，遗憾没有买到啤酒。送走他们，晚上新春也走，便没有再去车站。我让新春给重伤中的潘承香同志带好，祝愿他们在苦难中结成的友谊与爱情永远放射夺目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