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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发大鹏影视专稿28
冲动的成本
不是文革造反打砸抢武斗的年代了，当今拳脚相加甚至动刀动抢伤害无辜、扰乱治安、危害社会的事仍时有发生。 生长在红旗下的我们只是在课本里、书籍中、电影上见过敌人，在文革中“培养”了我们的“斗志”。当无休止的派性争斗闹得毛主席、周总理亲自说话、调节也不行了，工宣队军宣队进校也不灵了，教学和学习也恢复不了时，为了挽救国家被造反拖入深渊的危险，伟大领袖一挥手，造反大旗立马销声匿迹，红卫兵大军立刻发配到农村农场的广阔天地中锻炼、改造。1978年宣布阶级斗争停止时，国人再也不担惊受怕地活着，歌舞升平与日俱增，和谐发展已成共识。 但一些社会问题仍然存在，人民内部同事、邻里乃至家庭、亲友、朋友之间也不可能没有矛盾。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非得用拳脚刀枪吗？ 昨天，2010年3月21日，星期天，天气格外好。和几个朋友在道里中央大街散步，但见冰雪融化，街面干净，人群来往，心情格外舒坦。
中午在通江街一家小厨饭店喝酒，偶然在洗手间见一宣传画甚有意思。幸好我有照相机随身带的习惯，立马拍了下来。
怎么样？朋友看了都说有趣。话题就此展开。我说了几个我亲身经历的事儿： 其一：有次到哈尔滨车站接朋友买站台票，有人不排队加塞儿乱挤，我喊了声：“请自觉点，排队！”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眼一瞪，吼了声：“我不排队，咋的？！”我只好说：“您是爷，您先买。”那人买完后，不敢抬头看我，麻溜走掉，众人不用好眼光瞧他背影。 其二：1987年兴安岭着大火，编辑部派我和一同事乘火车赴加格达奇采访。那时火车没有提速，贼慢。在卧铺车消磨时间，我和同事喝起了小酒。对面铺上的两个人也在喝酒。一人喝高了点儿，错夹了我们的下酒菜，连忙道歉，我们忙说没关系。话赶话，四人就喝到一起了，而且争相买吃的。到站后，我们都喝高了，是乘务员叫醒了我们。直到下车分手，我们谁也没问互相的姓名、工作单位、联系电话。在我看来，喝酒的最高境界就是喝酒，什么事儿也不问，各人的感觉好就好。假如我们为这等小事吵起来，还能有喝酒、交友的兴致吗？ 其三：大约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八月，我到北京出差，天热得要命。舍不得打车，坐公交车时我不停地摇动手中折扇搧风解热，不小心碰到了一个打扮时髦的大姐粗壮的胳膊上，她不高兴了，我怎么道歉她还是唠唠叨叨，把我弄烦了。我说：“大姐，下车咱们找家医院看看你的胳膊伤了没有？”那女士立马不做声了，脸扭向了车窗外。我看见满车人（好像外地人多）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我竟然得意起来。 其四：2009年12月，岳父岳母身体不适都住医院，我和老伴轮流看望。家中二宝（在意大利工作的小姨的孩子）没饭吃。老伴让我到家附近的饭店买饭菜。刚进饭店门，一小青年对我说：“你的大衣把我酒瓶子刮倒了，你怎么不吱声，大叔？”我这才看见旁边有三人在喝酒，啤酒瓶子倒了。我示意服务员拿瓶啤酒打开，我送了上去。小青年的两个朋友不干了，责怪小青年：“大叔又不是故意的，你埋怨啥？差瓶酒啊！”小青年猛醒，把酒递给我，连忙道歉。我说：“我有糖尿病，不能喝啤酒。”他“不依不饶”竟然要了瓶干啤打开让我喝，还对饭店老板说：“大叔的饭菜我买单，如果你收了他的钱，我们再也不到这儿喝酒了。”饭店老板不知咋办。我当然不能让他们为我买单了，偷着递给了服务员的饭菜钱。为不扫他们的兴，我说：“看年龄，你们都没我儿子大，你们的父母也不会比我大，你们应该叫我大爷。咱东北人就是重情义。来，你们喝了我这瓶酒，我喝杯你们要来的干啤。”出饭店时，三个青年都出来“责怪”我自己买了单。我说：“下次相见，你们请我，我请你们都行！”我们虽没有再见面，但见了面肯定是朋友。 你们说对吗？歌儿怎么唱来着？“俺们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2010年3月22日大鹏摄影报道 2011年11月21日大鹏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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