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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三
天津知青到农场时
连队老领导说：天津知青完全按照兵团战士的标准来要求的：每天听号起床、出晨操、持木枪训练，一举一动都透着部队的规矩。 反观同期的双市青年，日子就逍遥得多，完全不受军事管束。对生产队来说，怎么用兵团战士的标准管理天津知青，成了棘手的难题——毕竟他们和早先来的双市青年，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管理逻辑。 刚到河北队的头几天，天津男知青分散住在宿，后来才集中到200米外的宿舍。那时双市青年依旧分散居住，日常随性，也没有军训要求。现在想来，当时的队长刘显然思想准备不足，没真正按兵团模式推行管理。 等我们集中住宿后，队里派了李当“排长”，专门负责组织军训。可没过多久，编制就被打破了，我们又和老职工混编到一起，军训也就不了了之。老职工家里家外一堆活儿要忙，哪有大清早的闲工夫陪着小青年“冲冲杀杀”？到最后，只有队长刘还整天斜挎着个书包在连队里晃来晃去。 这件事让我明白，老职工们对“兵团”根本没概念，不知道怎么在军事体制下开展管理——不止是生产队一级，分场、总场乃至上级的领导，也都没摸透门道。他们依旧沿用着老农场的作业方式，按农业种植的科学规律搞生产，可面对以“兵团战士”身份到来的知青，该怎么管理，全是茫然。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68年底六团首长到任，才渐渐有了改变。 现役军人领导到来后，团场出现了管理双轨制：一边是老农场按固有规律和作业方式推进生产，另一边是军事首长按部队模式管理，尤其针对来边疆的知青（兵团战士），通过军事训练落实“屯垦戍边”的要求。两种思路截然不同，碰撞在所难免。 由于本地职工（包括领导）搞不了军事管理，六团从黑河一师的前方团调来了大批转业官兵，比如四营的石营长，还有我们连的。这些人的到来和任职，与当地管理者产生了观念冲突——双方遵循的法则不同，怎么才能拧成一股绳？ 往上追溯，当时兵团最高领导人身兼数职，既是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又是黑龙江军区司令员，几重身份如何平衡也是难题。后来不得已调来颜少将专管兵团，侧重军事管理，行政事务则由东北农垦总局系统负责。这种“双重领导”的模式，自然会产生两种不同的声音。到了团级层面，军人出身的首长任正职，拥有最终决策权，原来的农场领导只能任副职，话语权被弱化；营连一级也是如此。 直到1970年黑龙江兵团正式组建完毕，这种矛盾始终存在，斗争从未停止，最直观的体现就是“绿棉袄”“黄棉袄”“黑棉袄”之间的思想分歧。 落到我们河北队，指导员和连长的合作从一开始就埋下了矛盾的种子——两人思想理念不同，行事逻辑各异，最终的结果自然也不一样。他们的领导渠道完全是两条线：指导员主抓政工，按惯性更愿意和有丰富农业经验的农场老领导（副教导员、老分场长）打交道；而连长初来乍到，更亲近军人出身的领导，尤其是现役的营教导员、团政委。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他一直和团政委单线联系，听从政委的指示，甚至能左右营部和连队的决策。 这种管理上的分歧，最终在具体事务中暴露出不少违背客观规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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