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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读书笔记一
1968年的二龙山农场，虽处特殊时期，人们的生活却还延续着古朴的乡村节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像长水河的流水一样缓缓淌着。即便后来来了不少双鸭山、鹤岗的城镇青年，也没撼动这片土地上长久形成的生活惯性。 我曾一直纳闷：两个煤都的青年，怎么会跑到二龙山农场来招工？直到姚知青跟我说起缘由，才恍然大悟。他说：“我家出门就是山，一眼望不到两公里外，下了煤窖就得待一整天，冒顶、煤气、瓦斯爆炸，啥危险都有，家里人天天担惊受怕。老人说，赶紧找个安稳地方去吧，别在家待着。那时候讲究‘广阔天地’，哪怕千里万里，也比这逼仄的煤矿小镇安全、平静，正好农场招工，就来了。” 我听罢想起邻居家的姐妹，革命时期结伴去新疆兵团的事，道理其实是一样的：在大城市人眼里，去边疆是受苦受累、挣小钱的“艰苦奋斗”；可在双鸭山这样的煤矿城里，却是逃出牢笼、找回自在的“美丽奔赴”。 所以他们来这儿，更像是另一种享受——全是自觉自愿，没人强迫，也没什么压力。看那美丽的河北队，悠悠长水河绕着村子流过，他们和老乡们一样过着自在的田园生活：没有激烈的运动，没有紧绷的斗争，每月稳稳挣着32块钱，日子过得舒舒服服。 这儿的工作也随性，跟领导打个招呼就能挑着做，哪怕下地干活也是种幸福——至少能呼吸着新鲜空气，不用在煤窖里忍受污浊。这也是很多双鸭山青年咬死“我们是招工上班，不是下乡插队”的现实底气：他们不用受后来兵团那样严格的军事化管理。 这种松弛的状态，一直持续到1968年下半年的“618”之后，管理氛围才慢慢收紧，这批双鸭山青年也随之转为兵团建制职工。 存在决定意识。在那之前，生产队领导不用搞军训，不用搞军事化管理，就按老农场的作息来，双方都心安理得：青年们说“你别管我”，领导们说“只要你出工干活，其他我不管”。 可“618”之后就不一样了，别说青年不适应，连生产队领导都手足无措。体制转换带来了一系列矛盾，最典型的就是军训问题：663部队来的军人按军队那套要求搞出操，可生产队领导根本顾不上——大清早喂鸡鸭、管菜园、煮猪食、做早饭，一堆活儿都忙不完，哪有时间组织出操？最后矛盾的结果，是生产队领导“赢”了：早晨的出操军训不了了之。 至于工作时间，这儿也不执行八小时工作制，完全跟着农时走，靠敲钟（摇铃）上下工，生产队总能灵活调整时间，怎么方便怎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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