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的大学分校拓荒记忆 高教局的会议室里，暖融融的茶香漫过时光的缝隙，将十几位曾奋战在高校人事战线的老友，重新拉回了四十五年前的热血岁月。年逾九旬的李娜处长鬓染霜花，眼神却依旧清亮，岁月沉淀出的从容气度，让她坐如青松；即将九十高龄的世荣处长满头银发，腰杆却挺得笔直，一身风骨不减当年；耄耋之年的于洪身形依旧挺拔，高大的身躯仿佛从未被岁月压弯；七十五岁的从安处长脸上挂着孩童般的笑容，阳光得像个刚毕业的年轻人。在座的长者大多已过古稀，就连年纪最小的小吴，也已年过花甲。握手、拥抱，一声声熟悉的呼唤撞在心上，那些并肩作战的日夜，瞬间鲜活起来。 “当年你还是个毛头小子，背着行李到人事处报到，现在都当爷爷喽！”李娜处长指着六十二岁的小吴打趣。小吴笑得眼睛眯成了缝，忙向在座的长辈与兄姐们递上热茶，连声道着祝福。 “家栋呢？怎么没见着人？”有人随口问道。 “这儿呢！”家栋的声音从茶水间传来，正端着印着“正山小种”的红木茶盒给大家续茶，醇厚的茶香混着笑声，在会议室里漾开。 “还是这口茶对味儿，咖啡哪有它亲切。”老人们捧着茶杯，眉眼间满是惬意。 “家栋，当年建大学分校的时候，你在哪儿？”于洪老人忽然开口，一句话，就像投入湖面的石子，激起了满池的回忆涟漪。 “我在天津农机校，后来那学校升格成了天津大学分校嘛。”家栋的话音刚落，会议室里瞬间安静下来，空气里仿佛还飘着四十五年前的粉笔灰味。 时间，一下子退回到1980年。 那时的李娜，在市政府五处分管政教文卫工作。恢复高考的春风刚吹遍全国，却也吹来了新的焦虑：千军万马挤过高考独木桥，无数成绩优异的考生，只因学校容量有限，被挡在了大学门外。1977年、1978年，全国各有五六百万考生，而招生计划仅有二十多万，录取率不足4%。多少有志青年攥着成绩单，在大学门口望眼欲穿，老百姓的愁绪，从“上不了学”变成了“考得上却读不了”。 就在这时，时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的林书记，为天津教育史掀开了浓墨重彩的一页。这位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战士，是当时在世的中顾委委员之一，打倒“四人帮”后临危受命，主政天津。上任不久，他就收到了无数家长和考生的来信：“孩子过了分数线，却没学上，实在可惜。” 林书记急在心里，立刻召集天津市教委、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领导开会，开门见山问道：“能不能扩大招生？把合格的学生都收进来？” 与会者面露难色：“不是不想招，实在是校舍和宿舍装不下。” “教师够不够？” “够！有不少闲置的教师资源。” “那就招走读生！”林书记一拍桌子，这个大胆的想法，瞬间点醒了所有人。 大家当场敲定方案：腾出部分中学作为校舍，办公经费、教师工资和实验设备全部由市财政负担。可难题又来了——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是教育部直管院校，扩招分校需要上级批准。教育部起初并不赞成，担心教学质量无法保障，提出“分校独自颁发毕业证，不能影响本校声誉”。 林书记却寸步不让：“这些学生都是凭真本事考上来的，和文革时期的工农兵学员不一样，必须保证他们的权益！”恰逢邓小平同志从朝鲜访问归来，在天津停留，林书记当即提笔写信，直陈实情：天津有闲置的教师资源，有自筹资金的能力，就是想让更多青年圆大学梦，恳请中央批准。 很快，邓小平同志的批示下来了：“这是好事情，国家财政又不拿钱，可以让他们试试嘛！” 这道“尚方宝剑”，让天津的高教拓荒之路彻底打通。依托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院校，天津一口气建起了十所分校，扩招八千名学生。天津大学分校、理工分校、机电分校、冶金分校、建筑分校、纺织分校、石油分校、南大分校、一分校、二分校……一个个响亮的名字，成了无数青年改变命运的阶梯。 家栋捧着茶杯，缓缓说起自己的“校史”：天津农机校→天津一机校→天津一机工大→天津大学机电分校→天津理工学院→天津理工大学。从一所中专到如今的重点大学，隶属关系几经调整，领导层换了一届又一届，可那份为教育拓荒的初心，却像茶盏里的热气，从未消散。 会议室里，茶香依旧，笑语盈盈。那些在办公室熬夜起草文件的夜晚，那些为了争取校舍四处奔走的清晨，那些看着第一批分校学生走进课堂的瞬间，都化作了此刻眼角的皱纹和鬓边的白发。他们曾把青春献给三尺讲台，把热血洒在人事战线，如今重逢，依然是彼此眼中最可敬的“老战友”。 岁月如歌，歌里有林书记的果敢担当，有李娜等老一辈教育工作者们的坚守付出，有家栋们的青春回忆，更有无数普通学子改变命运的欢呼。当年那十所从困境中破土而出的分校，并没有随时间湮灭，它们像一颗颗种子，在四十多年的风雨里生根发芽，长成了今天天津理工大学、天津城建大学、天津职业大学等高等教育的中坚力量。 这段历史，是老一辈教育人敢为人先的勋章，更是一个时代冲破束缚、拥抱希望的缩影——因为他们的努力，无数年轻人的人生，从此有了新的可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