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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江善，黑龙江佳木斯人，1976年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八团。1978年秋入黑龙江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在《合江日报》、新华社分社、总社任记者、主任记者、高级记者。新华社领衔记者、第十四届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获得者。现任黑龙江大学东北亚文化传媒研究院院长、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荣誉院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北京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客座教授，出版各类著述13部。
原题黑大十年： “初曙”与“微阳” （上）
作者：徐江善
唐代大诗人李商隐有诗云：“醉起微阳若初曙”，是说喝醉酒时产生错觉，误把微阳当作初曙。文学创作中“微阳”多用于描绘黄昏、秋暮或节气变迁中的萧瑟意境；“初曙”则指天亮时的拂晓，象征光明、希望与新生，寓有前程似锦及积极的生命力。 我的一生与黑龙江大学有10年机缘，前4年在这所大学读书——那是一个大转折大变革的激荡年代；后6年退休后聘回母校担任新闻传播学院院长，“黄花晚节”飘香校园回馈母校。 30余年前后的“微阳”与“初曙”，无疑是我人生旅途中值得回味的亮丽景致。 一、激情燃烧的四年 古今中外，无论叱咤风云的盖世英雄，还是引车卖浆的贩夫走卒，臀部上都会留下时代的“胎记”。芸芸众生的我，一生随着共和国的命运沉浮飘荡，而黑龙江大学，无疑是人生的重要驿站。 （一）我本“稻草” 1、“你父亲是几级干部”? 黑龙江大学激情燃烧岁月的四年，离不开那个文化荒芜动荡贫瘠的年代。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我本“稻草”》：闯关东的后代，生于黑龙江东北部小城佳木斯市，1976年7月中学毕业，随着上山下乡的洪流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八团(后改称军民农场现二九〇农场)五营四十二连，当了一名农工。 记得刚到农场时，有人神秘兮兮地凑上来问：你父亲是几级干部？当听我说是工人时，那人还用诡异的眼色瞧着我，以为我在保守秘密。我是随中共合江地委机关对口来的兵团农场，同乘一条船来的许多是领导干部子女，可我母亲一个大字不识，父亲是给领导开车的司机。今天看来，的确只是一根“稻草”。 著名的“稻草定律”说，路边的稻草如果没有人理睬，它永远只是一根稻草。用它捆绑白菜，身份就与白菜一样；拿它去捆绑大闸蟹，身份就与大闸蟹一样…… 然而，我并不以“稻草”感到自卑。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担任班干部，到了农场，很快就担任了农工班的副班长、团支部副书记。特别是中学时的文学爱好，不久便发挥了作用，开始在连队写黑板报、给营部、团部写表扬稿并担任连队报道组组长。 2、命运是偶然和必然交织的魔方
1977年3月14日，改变命运的一块基石展现在脚下。 这一天的日记记载：“我接到了通知，与贺副指导员去团部参加‘通讯报道工作会议’，会期三天。下午来到营里，每连来的都是副指导员和报道组长。” 命运，就是由许多偶然和必然交织而成的一个魔方。三天的会议看起来偶然，但是，这次会议以及不久的团部新闻培训班，为我后来报考大学中文系和成为专业新闻记者，铺就了坚实的路基。 然而，路边的“稻草”若要乘风飞扬并非易事。“稻草”的微不足道，他的呼声、呐喊、挣扎常常无人理睬，甚至会淹没在宵小之徒阴暗的私欲海洋中。 开会回来我写了几篇新闻稿，被团部新闻科采用。5月，团部举办新闻培训班。团部新闻干事陈宝库老师通知我来参加，在他的帮助指导下，我的新闻基础理论和实战训练明显进步，显露出写作才干，几篇报道被《屯垦戍边报》（原《兵团战士报》）等媒体采用。在陈干事推荐下，团政治部决定借调我到团部新闻科当报道员。 可是连队领导坚决不同意，期间多次反反复复难以成行。我第一次领会了“现官不如现管”的含意。无奈，只好先回连队干活，等待上级之间反复的扯皮拉锯。  《屯垦戍边报》1977年5月17日4版，刊登了作者的处女作《灯光闪亮——记军民农场四十二连青年学习小组》
3、宵小之徒与惜才贵人
生活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有宵小之辈，也有爱才惜才的贵人。中学老师刘眷禹和赵庆兰一直关心我的成长，临下乡时，赵老师送我一个精致的笔记本，并在扉页写道：“立志务农干革命，换得全球一片红”，我一直保留这个笔记本，这是那个时代语境下师长对学生的真情流露。 刘老师的一位朋友的爱人是兵团司令部政治部的一位姓崔的干事。经刘老师推荐，我与这位崔干事取得了联系，他看了我寄去的作品，多次来信鼓励我在新闻写作、文化创作上努力，还准备抽调我参加兵团司令部的新闻、文学创作培训班…… “稻草”在和煦的春风中会纵情歌唱，在狂风暴雪摧残下只能挣扎呐喊。当时别说参加兵团司令部的培训班，借调团部长时间得不到解决，无休止扯皮夹在其间的我，也曾与连队领导理论。可我的声音那么微弱、那么无助，还遭到训斥，并被撤销了团支部副书记和副班长职务…… 我的日记记载了那时的苦闷和愤怒，那时工作之余只能在读书中打发日子。 至今感恩帮助过我的贵人。2019年清明节前夕，我到南宁讲学，特意请新华社广西分社的朋友帮忙，找到了赵庆兰老师的女儿。赵老师上世纪80年代随夫转业回老家广西，她们夫妇已先后离世。我特意来到他们的墓前，献上鲜花并深情地躹躬祭奠……还有团部新闻科的陈宝库干事，他早已退休，定居在秦皇岛市，辗转与他取得联系，电话中感谢当年的知遇之恩。前两年回老家时，我特意赶到四丰山公墓，买了一束鲜花，在刘眷禹老师的墓前拜祭，献上我深情的怀念…… 如果说黑龙江大学是我人生旅途的第一个驿站，那么兵团农场的两年多，使初涉社会的我，不仅感受到底层的艰辛，更对新闻写作产生深厚兴趣，为恢复高考时报考黑龙江大学中文系，以及后来终生从事新闻工作埋下了种子。 《红楼梦》第七十回写薛宝钗作《临江仙》：“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春光中的柳絮本是无根的，凭借强劲的东风，就能直上云霄。我本“稻草”，我的根系与兵团农场的这一段经历紧紧相连。 “稻草”会随风飞扬，但必须恰逢“好风”。当祖国从10年浩劫中醒来，当改革开放的大幕徐徐拉开，恢复高考的春风刮来，凭借强劲的春风之力，我与千千万万个“稻草”随风起舞，扶摇直上…… （二）高考改变命运 1、连复习课本都很难找到
正在我为借调团部焦急等待时，晴天霹雳传来特大喜讯：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宣布恢复高考制度。  《人民日报》1977年10月21日恢复高考报道  消息传到我所在偏远黑龙江畔的连队，已是月底，面对改变命运的时刻，积极备考是许多知青的人生选择。如何备考？我小学二年级就开始文革，中学基础可想而知。尤其是在偏僻的连队，想找中学课本都很难。这时想到了中学老师，马力、刘眷禹、高玉梁、赵庆兰等老师都给过我许多帮助。一边劳动一边复习，可怎样复习却让我犯了难。 我住的知青男宿舍是南北两排大通铺，足足住了30多人，属于我的天地只有一床铺盖大小的地方。下班归来，有的打盆水洗漱，有的打牌，有的下棋，有的聚在一起侃大山。不仅嘈杂，连张桌子都没有，这种环境根本没办法复习。 这时，我生命的又一个贵人出现了——袁大爷。 2、梦绕魂牵袁大爷
“到老袁头那里看看怎么样？”一个知青战友建议说。袁大那时50多岁，他夏天在蜿蜒河捕鱼，冬天在距连队约两里地的马号负责喂马，是个有名的孤僻倔犟老头儿。 “他能同意吗？”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我来到马号，怯生生说出心愿。沉默了一会，他说：“不嫌埋汰你就搬过来吧……” 1997年，《人民日报》社举办“我与恢复高考20年”征文，我写了《梦绕魂牵袁大爷》一文，记叙了这一段难忘的经历，获得了征文二等奖。 书斋里学富五车的大学教授固然聪明睿智，但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那些看上去没有什么文化的“粗人”“俗人”，往往深藏着充满智慧的高人，他们的善良、纯朴和智慧，是社会底层民众聪颖灵慧的化身。沉默寡言的袁大爷就是这样一位高人，也是我走向社会遇到的人生第一位老师。 法国大作家雨果在《笑面人》中说，“善良的心，就是太阳”。此时，我沐浴着“善良太阳”的光辉……袁大爷的善良、睿智，照耀着我的人生之路。 凌晨3时许，我起床卷起铺盖，搬来木头墩子当椅子，然后趴在床沿铺开课本复习……今天看到日记里的这些记载，仍然为自己当时的勤奋所感动。 已经进入一年中最寒冷的时节，我和袁大爷同住一室，看到外面天太冷，去食堂的路远，他便留下我吃饭，并经常做些蒸鱼干给我吃…… 一个月以后一个寒冷冬天的清晨，天还漆黑一片，我们几个考生来到连队食堂，吃了一碗大师傅老崔做的象征顺顺溜溜的面条，便登上大胶轮拖拉机。 北大荒的冬天零下30多度，刺骨的寒风迎面扑来，大胶轮拖拉机在浓重的夜色中穿行，向着50里外的团部驰去。 天开始放亮，曙色初露，马达的隆隆声在旷野里轰鸣、回荡……  作者当年的日记本和下乡时同学们赠送的留言
3、至今保留“初试准考证”
1977年高考是中国教育史上重要里程碑，全国570万人涌向考场，由于人数太多，考试分初试和统考。黑龙江省11月19日、20日进行初试，全省20万人报考。我所在的二师八团团部为一个考点。 至今保留着“初试准考证”。我在第八试场，考号是0168，报名费5角钱。上午考数学、政治，下午考语文。第二天考历史和地理。  作者保留的高考初试准考证。现存黑龙江大学博物馆 考后便是焦急的等待。不久初试成绩公布，后来得知全省6.3万人通过初试，获得统考资格，我所在的五营只有19人通过，值得骄傲的是，我的初试成绩竟然在全团名列前5。 统考日期是同年12月24日、25日。我竭尽全力，考后又是漫长的等待。大家都以为，初试我的成绩不错，统考肯定榜上有名。 1978年初开始发榜，迟迟没有我的消息。至今也不知道是麻痹骄傲了，还是发挥得不好，一直到3月初，录取通知基本发完了。 我的日记记载：营部传来新消息，外省高校的通知已经发完，全团只有4人考中。本省高校的录取通知也陆续到了，我们五营只有3人接到通知，还只是省内的齐齐哈尔、牡丹江师范学院…… 后来看到有人统计，当时全国知青大约1700万人，77、78级高考全国报名人数约1160万人，两年高考录取人数67.5万人，1977年录取率4.8%，1978年为6.6%。其中知青约有10-20万人，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知青，占知青总数的0.6%到1.2%左右，绝大多数知青还是随着不久的返城潮回到城市。 那时我还不懂“成功时不要把自己看成巨人，失败时也不要把自己看成矮子”的道理。统考名落孙山把我打入谷底，情绪陷入极度沮丧和悲伤，顿时感到前途迷茫。 这时，还是袁大爷耐心开导了我—— “日头落了，还有升起来的时候，你要是个爷们，就再试一次嘛……”那是一个寒冷的傍晚，袁大爷坐在马号的小屋里，平静地鼓励我。他讲话的声音不大，没有什么“理想”“信念“的大道理，但这场景、这段话，刀刻斧凿般永远印在我的心灵深处，并激励我在人生的旅途勇往直前。  这幅木刻版画再现了作者当年田间劳作的场景
4、秋收玉米地里接到录取通知
从失利中奋起，经过刻苦复习，1978年夏天，我又一次参加高考。这一年10月，我已经学会以平常心对待自己，如果还榜上无名，做好准备来年再试。 那正是北大荒大豆摇铃金色的收获季节，正在田野里参加秋收，站在一望无垠的玉米地田垅上，肩背柳条筐，将金黄的玉米一棒一棒掰下来，然后扔入背上的筐中。筐装满了，再倒进大胶轮的拖拉机车箱里…… 惊喜总是在不经意间，把馈赠送给付出努力的人。10月4日中午时分，送饭的炊事员小郑带来喜讯：大学录取通知书来了。从玉米地里回到连队，我便把这一喜讯第一个告诉了袁大爷，他那干瘪消瘦的脸上，绽开菊花般的笑容…… 2024年7月，应建三江（原兵团六师）管理局领导邀请前去讲学，我顺便再一次回到二九0农场，尽管我所在的四十二连已不复存在，当年我和袁大爷同处一室的马号也荡然无存，我依旧久久伫立在那儿，往事像电影一般从眼前一一闪过…… 我在马号的遗址前深情地躹了一躬，向袁大爷、向逝去的岁月奉上一烛心香…… 无疑，我是那个时代的幸运儿。同为“新三届”的傅为民在《恢复高考，要说爱你也不易》一文中写道：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有知青约50万人，77、78年报考人数合计3-5万，占兵团知青总数6%-10%，录取人数约2000-4000人，占全体知青比例仅为0.4%-0.8%左右。   作者保存的黑龙江大学欢迎78级新同学通知书和注意事项，以及获得的三好学生称号 （三）初踏学府路 1、哈尔滨站奇遇解植春
文革后恢复高考的77级、78级两届学生，在1978年同一年步入大学校门，又在四年后同一年毕业离校。这一现象，堪称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的罕见奇观。我有幸成为78级的一名大学生，与其后的79级一起，被史家称为“新三届”。 1978年10月22日晚，亲友们送我从佳木斯登上火车，23日清晨驶抵哈尔滨。记得那是清晨6时许，天刚放亮，深秋的哈尔滨已经寒气逼人，对于从来没有来过省城的我，一切都感到陌生和好奇。 步出站台，孑然一身茫然四顾。这时，从车上走下一位身着深蓝上衣、高大英俊的青年。一向不善于与陌生人搭讪的我，竟然鬼使神差地凑了上去，与他攀谈起来。这位从伊春上车的青年名叫解植春，我们不仅同一次列车，竟然还同赴一校。 命运就是这样不可思议，车站偶遇的情缘，把我与植春兄紧紧绑在一起，并成为终身朋友。他是我遇到的黑龙江大学第一个校友，尽管不在一个系，我们的友谊经过岁月风雨的洗礼，近半个世纪没有褪色。 2019年，我写作了《七律·与植春兄相识四十三周年感赋》：“四十余年一瞬间，初临黉舍遇时贤。交如羊左同怀璧，情似伯钟共扣舷。风送鲲鹏三万里，龙吟华夏九重天。相辉花萼头飞雪，鱼水知音度夕年。” 植春兄写了和诗《七律·依韵<与植春兄相识四十三周年>》：“四十三年阅岁年，沉浮荣辱尽辛酸。潮翻匡改千重浪，成败兴衰一瞬间。方寸无求酬世用，虎狼有惧动尧天。桑榆未敢收余火，老骥犹思向远骞。” 满头飞雪的老骥，在“犹思远骞”中赓续鱼水知音…… 当年的证件照
 作者乘这辆大客车到黑大校园报到
2、“学府路，吃人的路”
初踏黑大校园，久久处于激动、新奇、亢奋之中。当时并不知道，一个多月以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新时代，随着国门洞开和国家政策的开放，一股股新风渐次吹来，得风气之先的高等学府，思想解放日益活跃。激情燃烧的四年大学岁月，为我人生的路，铺上了一层家国情怀进取向上的亮色。 与三中全会召开喜事相对应的是一件悲事儿，看起来只是一件小事儿。踏进学府路校园不久，哲学系的一位走读新生骑自行车上学，在临近学校的学府路上遭遇了车祸，不幸去世。 当年的学府路听起来“高大上”令人振奋，其实只是一条狭窄的马路，清晨车多人挤，这位从几百万考生中脱颖而出的大学生，惨死车轮之下，令人扼腕。这件事在同学中引起轩然大波。一位同学写了首诗：《学府路，吃人的路》，在同学中流传…… 重回母校，我曾多次站在校门前，放眼宽阔平坦、川流不息焕然一新的学府路新姿，翻天覆地恍如隔世，欣然作词一首《蝶恋花·今昔学府路》：“曩昔仄身临学府。春燕来归、拥塞迷尘土。遥忆同侪魂断处，英才殒命伤今古。广阔通衢难逆睹。辽鹤回飞、何觅城门柱？马啸车喧霓眩树，皇皇巨变悲催路。” 莎士比亚说：“谁要是能够把悲伤一笑置之，悲哀也会减弱它咬人的力量。”目睹车水马龙的学府路，想起《搜神后记》中的辽东人丁令威…… 如今的年轻人可能无法感受当年同学们的悲伤。中国不应该是一个遗忘的民族。一个不知道反思和回望历史，并从中汲取教训的民族，只能徒叹“城郭如故人民非……”  如今校门前宽阔繁华的学府路街景  作者在黑大门前
3、图书馆抢座与高粱米硌掉牙齿
重返母校漫步在校园小径，茵茵草坪上三两学生在读书或闲聊，一对对青年男女挽着臂膀悠闲走过，还有一些学生在体育场锻炼……多么幸福的一代年轻人啊！ 宿舍-教室-食堂-图书馆，校园呈现紧张的学习场面和活跃的思想，那是我们这一代大学生永远难以磨灭的身份和标签。笨鸟先飞一直是我的格言，天质稍逊只能以勤补拙。尽管天天晨起背诵英语，但一生外语难以过关，这似乎成为宿命。 那时晚上自习除了460阶梯大教室，就是校图书馆，可学校图书馆座位有限，晚饭后便匆忙赶去抢座，这几乎成了我每日的功课。当然，还不忘给心仪的女生抢占一个位置，但无论怎么献殷勤，“无奈明月照沟渠”，丘比特之箭总是频频脱靶难中芳心…… 我至今保留着黑龙江大学图书馆开馆时间表，当年简陋拥挤的图书馆，盛满了学生时代的美好回忆。  装修后的黑大图书馆  当年的开馆时间表
如今的老图书馆作了装修改造，又建起一座崭新宽阔的图书馆。一天，我来到宽敞明亮的图书馆，智能化令我如同刘姥姥走进大观园，一切是那么新奇又那么亲切，当年的情景一去不复返了。 大学食堂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那时的主食是高粱米、玉米面、大碴子，大米和白面还是稀缺的细粮，玉米面做成的“车轱辘”基本是我的主食。至今留下的“后遗症”，一是口味重，每月16元助学金要省着花，好菜买不起，只能多以咸菜充饥。咸菜吃多了，养成了口味偏咸陋习，导致工作后血脂升高心梗突发……二是硌掉了牙齿，有一天吃高粱米饭，一粒石子参杂其中，只听“嘎蹦”一声，左侧上方一棵牙齿劈裂松动。只好去哈医大医院拔除。由于没有及时镶补，贻害至今。 我被选为班级的生活委员，这是我读小学、中学、大学当的最小的官儿。小学、中学都是班长，文革时有一阵班称排、学年称连，学年的老师是连长，我被选为学生代表的副连长，至今还有中学同学称我“老连长”。 生活委员的工作很简单，每月发放助学金和食堂饭票。我做得十分认真，借此机会可以名正言顺到女生宿舍。至今保留的一个笔记本，可以佐证我生活委员的成绩，中文系赠送的这个笔记本扉页上写道:“赠给为同学辛勤服务的生活委员”。 我的学习成绩似乎一般，但却获得了“三好学生”称号，勤奋是我的座右铭，因为我深知“勤奋是好运之母”（塞万提斯《堂·吉诃德》），“勤勉为德性之本”（卡莱尔《过去与现在》）。 改革开放初期的大学新思潮风起云涌，大学里的壁报是学生们表达思想的阵地。伤痕文学从南方吹到北方，也吹到了我所在的大学校园。 《大路社》等学生团体成为年轻学子的精神家园。尽管无法与才华横溢的哥哥、姐姐们比肩，我还是热衷参与，那时痴迷新诗，当然不是今天一些人写的“散文的分行”。我曾认真钻研尝试，还曾拜省内的著名诗人陆伟然、77级的学长曹长青、陆幸生、毛四维等求教。但最终还是把兴趣集中到旧体诗词并成为终身爱好。 经常给校刊、壁报等写稿，除了没有表演天赋，对其他学生活动都积极参与。至今我还保存一张“校刊稿酬通知单”，上面写着“持此单据到校刊编辑室领取稿酬，金额3元”。给校刊写过许多稿件，具体什么内容已经记不得了。当我将此单据作为文物发给校友总会的王蕾老师时，她十分高兴，对我表示感谢。 中学时曾痴迷当画家和音乐家，在老家的工人文化宫学过一段书法、绘画。到了大学，学校经常举办书画大赛，书法仅仅是喜好，绘画还可以一试，觉得自己的素描可以参赛，在学校举办的书画比赛中，我的素描竟然还获了奖。  作者的素描作品《契可夫肖像》和稿酬通知单
（四）“233”与“460” 1、8张床的靠墙上铺
黑大四年学生生活值得一说的固然很多，但有两个房间对我一生影响甚大，一个是居住了四年的11号楼233学生宿舍，一个是给我以思想启蒙的460阶梯大教室。 1978年10月23日清晨，一辆老旧的大客车把我们从哈尔滨火车站拉到学府路74号。报到后老师告诉我，到学生宿舍11号楼，分配给我的宿舍是233房间。 远远望去是一座淡黄色的三层旧楼，这是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建筑。进了楼道，一些新生正在陆续入住。上了二楼，向左转一直走到尽头，在最后一个门看到了233房间的门牌。 原以为报到时间尚早，没成想进了门才知道“更有早行人”。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上下两层，满满当当拥挤着八张铁床，中间有一张不大的小木桌。八个人站在屋里比肩接踵，转个身都很困难。抬头一看，靠窗左右两侧有四张床铺；靠门左右两侧也是四张床，唯有左首上床空空如也。没有选择，我只好把手提包和行李放到这张床上。 11号楼的尽头紧挨着学府路，我的这张床铺不仅离学府路最近，山墙外十余米就是马路，夜深人静时能听到汽车的喧闹声，而且哈尔滨冬天的严寒，潮湿阴冷。多亏来时带了一些防潮的电缆纸，在墙上糊了满满一墙，御潮防寒还真管用。一位女同学至今还记得佳木斯造纸厂生产的这种纸，去年聚会时，她还感谢我当年的慷慨相赠。 在233寝室上铺这张床上，我一住就是四年。从兵团农场30多人的大通铺，到8人一室的房间，对于当年的我，已经很满足了。考进大学的兴奋还在心中激荡，床铺的好坏早已忽略不计。 人真是适应的动物，那时从30多人的通铺到8人的斗室，都能一住就是几年；后来条件好了，“毛病”就多了起来，有一年同学聚会时，竟然因两人一居难以成眠，为此还得罪了老同学。 大学四年，每天从这里走向教室，走进餐厅，直到深夜归来就寝，对这一蜗居斗室充满感情。 初来时的兴奋，学习中的求索，失恋时的烦恼，特别是毕业分配前夕的焦虑、失望、痛苦、铭誓……都在这个房间留下见证。当然，这张铁床还见证了我“闻鸡起舞”的刻苦，年轻气盛的浮躁，也将我送上人生不断成熟的新征程。 亚里士多德说，“许多动物都有记忆，并可以被教化；但是除了人以外，没有任何一种生物能随意回想过去。”正是出于对233寝室的一片深情，不仅同学每次返校聚会，我都要到寝室看看，回到母校任教后，经常在饭后遛弯时，情不自禁走向这里。 久久凝视着233寝室的窗口，情感的风，拂过逝去的岁月……如今这栋楼加盖了一层，尽管大楼翻修了，当年的水泥地面仍旧泛着光亮，沿着层层阶梯拾级而上，轻轻迈向空荡荡的二楼，楼梯是那么熟悉、那样亲切。这座楼已经成为学校的社科楼，我们的寝室也成为教师们的办公室。 2、斗室8兄弟
233寝室盛满了青春的回忆，有初来时的亢奋，有读到一本好书的喜悦，有初涉爱河的甜蜜，更有“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失落，还有毕业时遭受不公正分配待遇、奋而撰刻“雪耻”印章抒发的一腔孤愤等等。 站在233寝室，青丝早已被岁月无情染成白发。此时，思绪仿佛穿越40多年的时空，那静谧深夜起伏的鼾声，社会热点激烈的辩论，生活琐事无聊的争吵，临别互道珍重的惺惺相惜……一幕幕往事从记忆的闸门奔涌而来。 与所有大学生的寝室一样，八人蜗居一室，来自不同地域，经历不同且年龄各异，其中的欢乐事、痛苦事、滑稽事、有趣事、私密事、不雅事……足可以写一本“寝室秘闻”。 我曾多次写诗作词怀念233寝室的难忘时光：“再临黉舍正逢秋，岁染青丝现白头。寒木春华《三进士》，芝兰玉树八同俦”。以曲折离奇戏曲名剧“三进士”喻高考学子，而“八同俦”，则指同寝的八位兄弟：老大为上海知青多才而儒雅，二哥敦厚仁爱有长者风度，三哥饱读诗书胸有奇才，五弟出身行伍却老成持重，六弟正直宽厚乃“上京会宁府”阿城人氏，七弟源于内蒙古草原豪爽刚直，八弟年纪最轻却稳健成熟…… 八兄弟虽性格迥异，年令跨越五六十两个年代，但均学识渊博勤奋好学。四年来，他们对我多有帮助和包容，涵养了我的刚直弘毅之勇，不屈不挠之志，至今仍怀感念。 数十年来住过豪华的、简陋的、中式的、西洋的各种类型大大小小的宾馆、旅社，233寝室则盛满了“初曙”时分青春的憧憬，盛满了我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 一位俄罗斯作家说，人的一切智慧财富都与记忆相联系，一切智慧生活的根源都在于记忆。“再见刘郎鬓已斑，黉门鱼水泪潸潸……”承载着我的青春我的热血我的欢乐和痛苦的233寝室，令我永怀感念，矢志难忘。  黑大学生宿舍11号楼 [color=rgba(0, 0, 0, 0.9)]
40多年后作者重访233房间
3、“头脑风暴”与“振兴中华”游行
很早读过泰戈尔的《飞鸟集》，“狂风暴雨像是在痛苦中的某个天神的哭泣，因为他的爱情被大地拒绝”，对于这句格话，只有经历了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狂飙时代，才能理解得更加深刻。 痛苦中的天神，经历“狂风暴雨”的哭泣和洗礼，才会唤醒沉睡的大地。 主楼460阶梯大教室上课的时间虽然不多，但这里刮起的头脑风暴，伴随着改革开放初期的电闪雷鸣，奠定了我基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对我走向社会的人生诀择产生重大影响。 从古自今，人类所有精神特质的伟大创造，无一不来自一腔激情。460大教室以及黑大岁月，无疑是那个点燃年轻大脑激情燃烧的火把。 谈460大教室一场场头脑风暴，离不开中文系副主任周艾若老师。那时，文化界一大批文化名人刚刚获得解放，经历了灾难深重的文革十年，这些文化名人的经历、思考、省思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洗涤着我们这些刚刚迈进大学校园莘莘学子僵化的大脑。 周老师无疑是站在时代潮头的弄潮儿。作为周扬的长子，他邀请了丁玲和陈明夫妇、吴祖光和新凤霞夫妇、艾青、䔥军、刘宾雁等一大批文化界名人。他们登上460大教室的讲坛，每一位都阅尽沧桑，每个人都是一部历史的教科书。 今天回忆起来，460大教室邀请的许多中外大家，讲述劫后重生的切肤之痛，洞察时事的真知灼见，社会演进的变迁规律，如同一股股清泉，滋润着刚刚从文革阴霾中挣脱出来的饥渴心田。这些讲座和那场思想解放运动，在我的思想深处打上一层浓重的底色，赓续着中国知识分子报效祖国的家国情怀……  作者学生时期存照
 2024年春，作者在两位老校长塑像前留影
与思想解放运动紧密相联的是响彻校园的“振兴中华”口号。1981年11月16日，在日本大阪举行的第三届女排世界杯决赛中，中国队以3：2战胜日本队，以七战全胜战绩夺冠。中国女排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这一消息令国人振奋，对正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中国人民是极大的精神鼓舞。 记得那天夜里我正在宿舍看书，突听窗外传来欢呼声和洗脸盆的敲击声。出门一看，几十个学生聚在楼下，欢呼着女排胜利夺冠。看到陆续有同学加入，我也兴奋地走出宿舍。 同学们越聚越多，开始是文科学生，理科学生也陆续加入。队伍起初在校园内游行，有的同学敲着水桶、有的拿洗脸盆当鼓敲，更多的同学呼喊着口号，在校园转了一圈，便向哈工大方向行进…… 夜色渐浓，同学们的热情更加高涨。队伍行进在学府路上，引来路人观看。记得到哈工大学生宿舍时已是深夜时分，我们在宿舍楼下击打脸盆、水桶呼喊口号，哈工大有学生推开门窗好奇观看，然后也有些学生响应招唤陆续加入…… 重回母校执教后，我曾多次重访黑大主楼460阶梯大教室，多次在主楼前沉思。怀念激情澎湃的八十年代，追思激情燃烧的难忘岁月……我久久地在大教室门前的长廊盘桓，思想的风暴滚滚而来，任凭思绪在40多年前的记忆蓝天激荡飞翔……   2023年9月，部分“新三届”校友聚会黑大 4、460大教室给我们留下什么？
2025年12月27日，是敬爱的周艾若老师仙逝三周年，我推迟了返校的行程，与周老师的女儿周飞飞、77级校友夏珺、常少扬、李玲以及老师的学生吕绍华等，前往北京昌平桃峰陵园，祭奠周艾若老师逝世三周年。其后，搭乘晚上飞机前往哈尔滨。 由于460大教室的讲座，我与周老师接触多了起来。1982年他调到北京，我还与同学们一起去哈尔滨火车站为他送行。我到北京工作后，特别是退休前后，闲暇时间相对多了，与他开始频繁接触。在他去世前一年，他曾对我说，再回哈尔滨母校和湖南益阳老家，是人生的最后两大愿望…… 我曾为他规划回哈路线，曾将出差途经益阳所见所闻讲给他听。他那么专注地听着，那么认真地谋划着，那么执着地期待着。万恶的疫情，无情地击碎了他的期待和最后的人生梦想。 在老师去世前的一次看望中，我将用手机拍下的460阶梯大教室图片给他看。他躺在床上，丝丝银发下微微眯起双眼，仔细端详着，嘴角微微翕动，脸上浮现出欣慰的微笑…… 460大教室和周老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那天在他的墓前，仰望着老师慈祥的面容，我仿佛站到缅怀的道德高地回望，他对生活的真挚、对人生的真诚、对学生的真情，一件件往事扑面而来。 在金钱、浮躁、虚假弥漫人世，在真诚、真话、真情已成社会稀缺资源的今天，贯穿老师一生的这种风范和情操是多么难能可贵，他赠予我的《物色相召》散文集，既是人格的写照，同样是一本“讲真话的大书”。 “记忆是与昨天相会的一种形式”，记忆可以让人们敞开胸襟去拥抱整个世界。我曾多次来到460阶梯大教室，想起南宋报国无门的大诗人辛疾弃的词：“唤起一天明月，照我满怀冰雪，浩荡百川流……”在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长河中，在历代绵延不绝的文人楷模中，周艾若还有吕冀平、熊映悟、张奎良、崔重庆、杨庆辰等老师，赓续着数千年道德文章的风骨遗韵，为黑大学子所真情追忆，为后世知识分子永远缅怀……  作者给病榻上的周艾若老师讲述黑大翻天覆地变化
 460阶梯大教室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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