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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位高权重的陈伯达为何倒向林彪集团
博士观察
2025-05-30 14:11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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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位高权重的陈伯达为何倒向林彪集团
陈伯达，（1904.10-1989.9），福建惠安人。毛泽东政治秘书，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秀才”班子中的首席“大秀才”，“最善于发挥、阐明毛泽东思想”的“最好的理论家”和笔杆子。党内人称“老夫子”。1966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重设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陈伯达被毛泽东指定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并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常委，成为毛泽东发动和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领军人物，他至此达到了权力的顶峰。1970年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倒向林彪集团，配合林彪鼓吹天才论，鼓动设国家主席，炮轰张春桥，被毛泽东反击并被中央审查，给他戴上“反共托派分子”的帽子，陈伯达直接从人生巅峰跌至深渊。那么，在权力顶峰的陈伯达为何要倒向林彪集团呢？毛泽东又为何对陈伯达下如此的重手呢？
陈伯达并未真正掌控文革小组，与江青一直矛盾重重，他需要外部力量制衡江青的力量
１９６６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决定重新组成“文化革命小组”。当时，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周恩来几次与陈伯达谈话，要求陈伯达出任“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自知不能胜任，多次推辞，周恩来不得不说：“你还是共产党员，难道中央不能安排你的工作吗？”此后不久，毛泽东回到北京，陈伯达“又向他提出，我是个‘书生’，担任不了这个职务。毛主席说，你可把‘书生’两个字去掉。这样，我就只好担任了。”1966年5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正式成立。中央文革小组作为领导整个文化大革命的中枢机构，甚至一度超越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为掌控全国事务的核心机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陈伯达学识渊博、思路敏捷、下笔千言，但却不谙世务，是个“书呆子”。他性格懦弱，谨慎小心，缺乏组织和行政能力，驾驭不了全局性的工作。他讲话操一口浓重的闽南口音，必须有人给他翻译别人才能听懂。此外，陈伯达的不担当和见风使舵也让大家不满。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曾指责陈伯达：“你张口‘小小老百姓’，闭口‘小小老百姓’，你是什么‘小小老百姓’，你是政治局常委，你自称‘小小老百姓’，不是谦虚，是推脱责任！”小组成员中为数不多替陈伯达说话的王力这样评价陈伯达：“文革头一年，我与他（陈伯达）朝夕相处，才知他品德不好，极端个人主义，看风使舵，左右逢源，投机取巧”。”此外，陈伯达“文人相轻”意识浓厚，看不起其他“秀才”，和中央的“秀才”们关系恶劣。
陈伯达在外人看来风光无限，但由于陈伯达性格、品德问题，以及能力的不足，加上江青的特殊身份，文革小组中的重要成员几乎都以江青马头是瞻，机构的实际权力在江青手中，陈伯达则不断受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排挤和孤立。尤其是“武汉七二O事件”后，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三大“笔杆子”倒台，中央文革小组已经真正为二把手江青所掌控了。作为组长的陈伯达，完全成了光杆司令，经常被嘲笑是“阿斗”、“刘盆子”。在中央，其理论家的地位逐渐被张春桥取代。江青肆无忌惮地取笑他，康生经常嘲讽这位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是“乌龙院院长”。毛泽东也几次批评陈伯达，表达对他的不满。陈伯达在心中很不服气，发誓要与江青他们斗一斗，于是陈伯达开始寻找外部力量以制约江青。
“二月抗争”和武汉“七二O事件”，让陈伯达有了更深的危机意识，迫切需要寻求更强有力的保护
1966年8月，北京一些中学流行起“血统论”思潮，宣扬“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陈伯达为此曾两次与“联动”红卫兵辩论，表示坚决不同意“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观点，险些被红卫兵揪斗。在１９６６年１０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在题为“两个月来运动的总结”的讲话中，将这股思潮称为“反动的血统论”。他强调指出，血统论“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不久，由陈伯达主管的“两报一刊”在１９６７年元旦社论进一步指出，“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样的血统论。它是彻头彻尾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在揭批血统论的同时，中央文革又弹压了主张血统论且作恶多端的联.动组织，抓捕了部分联.动分子，懦弱的陈伯达在文革中干了一件最硬气的事。
文革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严重的混乱，遭到了部分老干部的尖锐批评和反对，但他们不能直接反对毛泽东，于是就把矛头对准了中央文革和陈伯达进行集中攻击。中央文革小组抓捕联.动骨干分子，成为1967年2月“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的理由之一。“三老四帅”质问中央文革：“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不但老干部挨整，连他们的子女也挨整。把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打成反革命就是证明。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会是反革命吗？”还说“对干部子女采取关监的办法，是不教而诛。”毛泽东虽然严厉批评了“三老四帅”，但也不得不对老帅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安抚措施，并派江青亲自释放了被抓的联.动分子。
随着文革的深入，中央文革小组和军队的矛盾也进一步加剧。1967年7月20日，武汉爆发“七二O事件”，这实质上是军队对文革的一次反击，这次事件虽有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坐镇武汉解决湖北文革问题，但依然遭到了武汉军区军人的围攻，不得不紧急坐飞机狼狈撤离，毛泽东在武汉遭受文革以来最大的挫败。"七二O事件"虽被打成“反革命事件”，但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也以“反军乱军”“小爬虫”的罪名被抓，成了这场斗争的牺牲品，这对中央文革和陈伯达来说损失巨大且敲响了警钟。林彪曾为此感慨说，党内军内反对文革的人很多，主席健在，我们大树下好乘凉，主席不在了，我们的困难就来了，那时只能看我们自己了，谁也帮不了我们。老干部和军队对文革的反击让陈伯达不得不考虑毛泽东不在以后他的出路，促使他寻找强有力的保护伞。
九大后，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矛盾尖锐，陈伯达逐渐向林彪靠拢，开始疏远江青
1967年8月到1968年3月，由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为班底的军委办事组成立，标志着林彪军事集团在中央层面的形成。上有林彪撑腰，下有几员大将把持总参和空、海军，还有一大批曾经的四野将领担任大军区和省军区主要职务。林彪集团不仅在军界举足轻重，而且在政界也有话语权，成为强有力的军事政治集团。林彪和江青他们在文革初期虽有合作，但随着江青对军队事物插手越来越多，林彪集团和江青的矛盾开始表面化，这让痛恨江青的陈伯达找到了制约江青重要的盟友。此时的林彪，军队里的势力虽越来越大，可手下没有靠得住的“笔杆子”，因此，两人一拍即合。1968年，中共九大召开前夕，陈伯达与林彪因为起草九大政治报告走到一起了。
陈伯达和林彪能走到一起，也源于他们有某种相同的政治理念和目标。九大前，陈伯达在执笔起草九大政治报告问题上，他与林彪有相近的政治观点，那就是停止革命，发展生产。陈伯达向中央和毛泽东建议：“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尽搞运动。这与已经成为接班人林彪的想法相近，那就是“权力己经到手，文革可以结束”。因此，林彪对陈伯达起草的报告更感兴趣。但毛泽东认为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稿子更符合他的思想，就放弃陈伯达的稿子，这让陈伯达对江青和张春桥更加恼怒，也让他和林彪走得更近。九大以后，随着毛泽东对林彪为代表的军人势力崛起的担心，江青集团和林彪集团的斗争更加尖锐。这时，陈伯达选择支持林彪，远离江青。他与林彪都认为，中央应该对江青、张春桥等人有所约束和批评，而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
1970年8月23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迫不及待的林彪就向毛泽东展示了他的实力，同毛泽东掰了手腕。陈伯达和林彪的心腹在会议期间大造“天才论”；违背毛泽东意愿坚持设立国家主席；炮打反对“天才论”的张春桥，企图改变原有会议的三项议程，达到在四届人大会议上设立国家主席并让林彪当国家主席的图谋。陈伯达期间帮林彪办了三件事：一是为林彪助威，提供“炮弹”，炮制“天才语录”；二是最先鼓动坚持设国家主席；三是打头阵向江青一伙发起攻击，想先搞倒地位不算巩固的张春桥。一时间庐山风云变幻，揪斗张春桥的呼声四起。愤怒的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狠批了陈伯达，扭转了偏离的会议进程。陈伯达被停职反省，黄吴叶李邱等被要求检查。发现势头不对的林彪，为缓和与毛泽东的关系，林彪手下大将都说是受陈伯达的蛊惑才这样干的，于是陈伯达被当成替罪羊抛弃了。
毛泽东发动文革需要军队的支持，一直坚定支持毛泽东的林彪走向政治舞台也就顺理成章，但军人在党的九大主席台和大会会场占主导的时候，引起深谙中国历史的毛泽东的警觉，如何消弱林彪集团的力量就又摆在了毛泽东的议事日程。庐山会议毛泽东不想和林彪硬碰硬，于是，就拿投靠林彪的陈伯达开刀，敲山震虎，陈伯达倒台也就顺理成章。而陈伯达一直都认为“我垮台主要是因为和江青发生冲突，在庐山我还和周总理谈到过：江青曾几次想离开主席。……我没有提过林彪当国家主席，我只提过请毛主席当国家主席。”他最终没弄清楚自己被打倒的原因，或许是他不想清楚，或许是他很清楚但不愿意承认罢了。陈伯达则在庐山会议后不久即遭软禁，１９７１年林彪折戟沉沙后又被关进秦城监狱。1980年冬天，一纸起诉书送到秦城监狱的陈伯达手上时，陈伯达哭了。他说“如果毛主席还在，说一句话就好了。我不轻易流泪，今天我哭了，现在没有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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