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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耀武推荐 我做司务长的那些事 王淑梅 简历 哈尔滨知青，1949年5月出生，1968年5月30日下乡到哈青四连。1973年9月上学。现居住地：湖北省襄阳市。 人到老年就愿意回忆过去的事。在我的一生中最难忘的，是1968年5月30日。这一天，我和哈尔滨市的几所中学老三届毕业生一起，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乘火车换汽车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中苏边境上的黑河——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哈青独立营，屯垦戍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四十八年过去了，在兵团时候的日日夜夜仍然历历在目。很多人和事仿佛是昨天刚发生的，常常浮现在眼前，不能忘记。 记得到哈青后，我被分配到了四连，四连是新组建的连队。在营部住了不长时间就搬到了这个叫十公里的地方，过了冬天又搬到叫十九公里的地方。那里除了大自然给我们的优美景色，其他一无所有。战友们白手起家，就地取材，用桦木杆搭起简易架子、挖地窨子、架起帐篷就算安家了。每天的工作是打井、上山伐木打柈子、烧砖、盖房子。 就在这个时候，我被任命当了连队司务长。这是个任务很重的工作，司务长的工作内容主要是搞好连队的食堂伙食。我服从领导的分配，下决心做好这份工作。可是，我们连这个地方不仅没有房子住，就连现成的可耕种的土地也没有（因为是山区原始森林地带），种不了蔬菜，营里也没有蔬菜副食品可供应。除了面粉黄豆营部供应外，其他凡是吃的东西都要到离我们二百多公里外的黑河市去买。那个时候是计划经济，物资又短缺，任何副食品包括日用品都凭票供应。兵团不归地方管，我们没有肉票、副食品票，到黑河可买的东西寥寥无几。一个一百多人的连队，每天就是一菜一饭做起来也有些难度。有一个时期面碱断顿了，没有面碱就蒸不了馒头。每天连队安排一个排的男生，轮流留在家里用很笨重的压面机压面条，有时候烙单饼给大家吃。一顿两顿吃新鲜还行，总吃这两样主食又没有蔬菜，和着清水煮的豆瓣酱，或清水煮海带黄豆汤，时间长了就难以下咽了。我们这些从大城市里来的学生，从没干过体力活，每天劳动强度又很大，需要吃饱吃好。每当看到他们走进食堂吃饭时候的表情，我心里难过极了。得想办法解决面碱的问题。有一天吃完晚饭，我和曹亚光从连队出发去六连看他们连有没有面碱，有的话先匀点来，因为六连食堂有曹亚光的同学。到六连要走很远的路，要走的这条路是上到桦皮窑林场下到黑河的唯——条砂石路，这条路没有灯、没有人家、没有行人，只有天上的星星在闪烁，路的两边是无边的森林和草丛，经常有野兽出没。我们两个女孩子走这样的夜路，说实话真是害怕呀！为了壮胆，一路上我们一边说着连里有趣的事，一会儿又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毛主席语录。每当想起这件事，真是有些后怕呀！别说遇到坏人，就是出来个野兽，我们也对付不了呀。那时候我们年轻，胸怀革命理想，什么都阻挡不了我们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到六连已经是下半夜了。六连的战友们还以为我们俩出了什么事，这么晚了才到他们连。经过了解，六连和我们连的情况一样，也在积极找面碱货源。结果我和曹亚光无功而返了。 第二年的春天来了，花开了，漫山遍野的达子香映红了连队周围的山，争奇斗艳的黄花在连队房后开成一片。看到这些黄花，战友们认出了是黄花菜。我突然想起在家的时候妈妈做过黄花菜炒肉这道菜。我访问了老职工，询问鲜黄花菜能不能吃。他们告诉我鲜黄花菜开花的时候有毒，要采没开花的花蕾，用开水焯一下就可以做菜了。于是我和炊事班的战友们，抓住这大好时机，每天早上2点多钟起床（这里纬度低，夜很短，太阳好像还没有落下山），踏着露水，趁着花还没开的时候采起来。等吹起床号的时候，我们已经采了好几盆了。虽然衣服被露水打湿了，少睡了几个小时觉，可我们心里那个高兴啊！这回可以为大家加菜了。 为了庆祝毛主席组建生产建设兵团的“六·一八”伟大批示，连里要求各排、班用各种形式进行纪念。我们炊事班也不例外，不仅要准备文艺节目，还要用更具体的行动来庆祝，决定给大家改善伙食。来兵团快两年了，每天的主食就是馒头、面条等单调的面食。因为我们哈青的驻地是在山上的原始森林里，不能种植水稻。这么长时间了大家一粒米都没吃过。经过和其他连队的司务长交流，得到了一个信息，可以到山下种植水稻的老乡那里，用白面换大米。在“六·一八”前两天，我带上两袋白面，搭上了营部去黑河的“大解放”卡车，到离我们连一百多公里外的白石砬子屯换大米。那时候没有现代通讯手段，事前也没有和那里的任何人打过招呼，就盲目出发了。中午到了白石砬子，司机师傅把我和白面留在了小卖部外边，他开车走了。我两眼一抹黑，谁也不认识，咋个换法呀？我急得要哭了。就在我为难的时候，小卖部的一个五十多岁的男营业员来到我面前，问明情况。他说：姑娘别急，我来帮你。他找人帮我把两袋白面抬到小卖部屋里，又招呼买东西的老乡们来这里换白面。就这样一传俩两传仨，有大米的人来到小卖部，你十斤他八斤地换起来，每一秤都是那个营业员大叔指导我称的。不到半天，两麻袋白面就换完了，看着白花花的大米装进麻袋里，我心里有无法形容的高兴。随之问题又来了，司机师傅走的时候说，他到黑河办事当天不一定能返回，也怕我换不完，有可能第二天路过时才来接我。晚上住宿、吃饭该咋办？村长知道了我的情况，把我安排到了村里一对新婚夫妇家里吃饭住下，他们一家人像亲人一样招待了我。感谢那个年代那里的人，他们用最朴实、最热情、最无私的情感和行动，帮助了一个不认不识的兵团知青。我至今感激他们，难以忘怀。第二天返回的车刚到连队，战友们就欢呼着：司务长回来了，换来大米了。这时我的心沸腾了。这个“六·一八”幸福的日子，我们吃上了大米饭。 快过元旦了，我们连食堂一片肉也没有。冬天战友们上山伐木、打柈子，劳动强度很大，天又冷，急需增加营养。我们连除了几个六六年部队转业的官兵任连排领导，其余全是知青，都不会养猪，在商店又买不到肉。那个时候的政策也不允许个人家养猪，就算谁家养了猪也得交公，交完任务剩下的才可以自己吃，往外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我和炊事班的战友们商量，不管怎么样，也要到山下老乡那里试一试，看能不能买到肉。中苏边境的大新屯，在黑龙江边上，是离我们连最近的一个屯子，到那里或许能碰到有杀猪偷着卖肉的。说走就走。中午，天下着鹅毛大雪，炊事班刚蒸好馒头，我和炊事班的“小矮子”上海知青施夏娣，没来得及吃饭，每人拿了俩馒头冒着大雪上路了，边走边吃。由于心急，二十多里路的大新屯不知不觉就到了。到了屯子里，四下打听谁家卖肉，有人告诉我们不能张扬来的目的，不然的话就违法了。我们心里一惊，只能按照他的说法到各家悄悄说明我们的来意。老天不負有心人，没多久就碰到一家有肉的，他家很想卖但又不敢卖，在我们再三劝说下，看我们那么有诚意，又是两个女孩子，就卖给了我们一角猪肉。怕走漏了风声，晚上就吃住在他们家了。怕给他们带来麻烦，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和施夏娣找了一根木棍拾起路了，一路小跑出了屯子。雪停了，但雪很深。为了走近路，快点脱离危险，不小心走进了还有庄稼茬的田里。深一脚浅一脚，不知道啥时候施夏娣的棉鞋划破了，不能穿着走了。就在这个时候，后面传来一个男人的咳嗽声和发出的怪异声，并且越来越近。我们俩吓坏了，以为可能是走漏了消息，抓我们的人来了，或者是坏分子不怀好意来追我们了。我赶紧帮“小矮子”用鞋带把鞋绑在脚上，拾起肉顺着上坡的路飞快地跑起来，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肩上的肉越来越沉，也不敢停下来休息一会。就在这紧急关头，山下上来一辆卡车，我们赶紧招手，车停下来，司机师傅让我们俩坐进了驾驶室，脱离了危险，谢天谢地总算安全回到了连队。这年的元旦，我们连食堂的菜里有了肉，我和施夏娣的心里美滋滋的。 我和施夏娣在大新屯买的那点猪肉，真是杯水车薪，没几顿就吃完了。每天继续着素菜素汤。初夏，我们的工作转移到了大田作业，开始夏锄了。每天太阳还没出来，战友们就排着队，扛着锄头，喊着口号，唱着歌到麦田里去锄草了。这时候也是缺油缺粮的日子，食堂的主食是一箩到底的带麦麸子的黑面馒头。几个月没买到豆油了，菜是清水煮黄豆海带汤，就这样一个菜，吃了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铲地回到连队后，很多战友说，怎么看到哪儿都是一行一行的麦苗啊。晚上去厕所看不见路，得几个人互相搀扶着去。医生说这是因为营养不良，他们得了夜盲症。出现了这种情况，从连队领导到每个战士，又着急又害怕。当务之急是尽快改善伙食，增加营养，阻止夜盲症的扩散，让得了这种病的人尽快好起来。为解决这种伙食状况，全连干部战士绞尽脑汁，想尽了办法。尽管各班排开了荒，种上了各种蔬菜，连里也有了养猪计划，种的蔬菜种类应有尽有，可种子种到地里有的苗还没出全呢；连里已经有了养猪的计划，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呀！ 我们连机务排有个叫宁殿阁的战友，大家都叫他老宁，他是黑河市来的，经常有点子解决问题。 有一天，指导员跟我说：“你和老宁到黑河买头猪回来杀吧，没有营养，大家都病了可不得了。”我一惊，怎么可能！别说买不到猪，就是买到了怎么运回来？指导员说这是老宁的主意，我转惊为喜。于是我和老宁去了黑河。由于到黑河路途远，每次去都要住在哈青驻黑河办事处招待所。怎么买猪、买什么样的猪，全靠老宁了。老宁真行，没两天工夫，就赶着一头黑白花猪来到招待所。这头猪有二百多斤重，我喜出望外，如获至宝。本想当天如果有回营里的车，连人带猪一起回连队。哪承想一连两三天都没有营里的汽车来。哈青那里因为人烟稀少，不通长途客车，只能坐营里的汽车往返黑河。也难怪，偌大个独立营只有两台汽车，一台大解放，一台嘎斯，营里那么多人那么多事，哪能一天一趟跑黑河呀。没办法，只能把猪寄养在了招待所的猪圈里。猪也认生啊，它到了新的环境很不适应，一进圈就开始不停地狂叫起来，不肯吃食，体重每天都在下降。看到猪一天比一天瘦，我心疼死了。大热天，猪“上火”，人更“上火”，我和老宁都急得不得了。好不容易盼来了回去的车，还没开出去一半的路，猪就不动了，只喘粗气，奄奄一息了。老宁说：猪快不行了。听了他的话，我本来就悬着的心，一下子紧张起来，我说那咋办？老宁果断地说：“趁猪还活着马上杀了，不能拉头死猪回去，猪死了杀的时候放不了血肉就没法吃了。”我犯难了，车跑在国防公路上，几十里没人烟，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什么工具都没有，怎么个杀法呀？这时候就看老宁猛敲打汽车驾驶室，让汽车停下来，跟师傅说明了情况，车拐进了“泡子沿”屯。老宁到屯子里找了会杀猪的老乡帮忙杀猪。由于情况紧急，屯里不少老乡也过来帮忙，搭起临时灶台。拾大锅的，挑水的，抱烧柴的，一会儿工夫就把准备工作做好了。杀猪的老乡真是麻利，时间不是很长就完事了。当两大半鲜嫩的白条猪肉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如释重负。为答谢杀猪的老乡们的辛苦劳动，我跟老宁说给点钱吧，老宁说这么多人你有钱给吗，我一摸兜很是尴尬。于是，我们两个决定把猪下水给他们。我又买了二斤糖块，分给司机师傅和车上的其他连队的十来个战友们。因为，他们不仅忍受了人猪混装拥挤不堪、气味难闻的窘况，而且他们在烈日下等了我们好几个小时毫无怨言。这种友善和理解令我十分感动。回到连队，我和老宁受到了连长的表扬和战友们的赞誉。这次多亏了老宁的建议和办事能力，使我们连食堂菜里有了肉的美味，战友们空荡的胃肠里有了油水。从那以后我对老宁佩服起来。 还有我和张宝利去黑河买豆腐乳，各排班开荒种“小自留地”，丰富食堂伙食等等，那么多鲜活有趣的事。四十多年了，在兵团时所遇到的人，经历的事经常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在眼前闪现，是那么清晰，那么亲切，那么难忘。我们的青春年华，我们的革命热情，留在了那片黑土地上。我们得到了磨炼，收获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就让这些伴随我的一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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