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万臣：我的恶作剧

我的恶作剧

孙万臣

冬日裸奔

记得是在值班连队成立当年的冬天，正是一年当中最冷的时候。在砖房住的是我们二排和一排。都是正当年的小伙子，精力旺盛，干一天活也不觉得累。到了晚上，屋里烧得热乎乎的，大家一边用热水洗身子，一边胡吹海聊。看看外边的风雪，我突发奇想，想搞一个恶作剧。我向大家叫号：谁敢一丝不挂地跟我出去跑一圈。别看起哄架秧子的人不少，动真格地就不行了。吵来吵去，谁也不敢出头，等了有十多分钟了，张以林说，行，你跑多远，我跟你跑多远。说一丝不挂夸张了一些，只穿裤头和鞋，别的什么都不穿。在晚上八点钟的黑河，室外气温在零下三十五度左右环境中“裸奔”，绝对是个挑战。没有点胆，谁敢照量？特别是张以林一个上海人敢叫号，我也被他将军将得放不下面子了，心一横，跑！

就这样，我俩做了一下热身准备，赵世华几个人又准备了两盘凉水，准备回来擦身用。我俩一前一后出了门，门一开，冷风一吹，当时就被顶得一个转身。我们犹豫了一下还是跑了出去，顺着砖房后面的路一直往东跑，风吹在身上像刀割的一样，雪粒打在脸上、身上都不化，皮肤一会儿就麻了。我们没有停下，一气跑了回来，这一趟，距离在1000米左右，一气呵成。

进了屋，大家一片欢呼。一排的不知怎么回事，也跑过来看热闹。大家七手八脚上来就给我们搓身子，好几个人用凉毛巾使劲擦，直到搓得浑身皮肤发红。一边擦，我俩一边活动，一直活动了半个多小时。看我们基本稳定了，大家才让我们讲什么感觉。那时还没有“爽”这个词，跑完了就有得吹了，白话吧，又是风怎么硬，雪粒打在身上如何疼，可劲地往悬了说。

正吵着，排长王亚柱回来了，他知道是怎么回事后，严肃地说，以后不许瞎胡闹，他也是怕冻坏了人。

雷惊春节

1970年冬天春节前后，珍宝岛事件已经过去快一年了，可是那年春节还是任何人不给探亲假。有些战友自从下乡以来，一次探亲假都没有享受，又逢春节，想回家的人数较多，可是谁也走不了，营里卡得很死。人心浮动，情绪低落。那个时期没有人敢闹，只是心里不痛快，乱喊，乱唱，发泄情绪。

一天中午吃饭之前，大家坐在屋里闲聊，等待吃饭。我突发奇想，干活时剩下的炸药、雷管、导火索就在我的铺下，没有还给仓库。趁没人注意，我取来一管炸药，装好雷管导火索，出门到砖房南边水井旁边的一棵柞树下，找了个树杈把炸药夹上，用火柴点燃。看着导火索燃得差不多了，我才回屋。我心里也还是害怕有人出来误伤。我刚坐下，就听外边“当”的一声爆响，砖房里的所有人呼喊着冲向外边，看看是怎么回事，房上的雪都震了下来。营部、后勤、大食堂的人都跑了出来看，吵了一阵，没什么事，也没有发现是谁干的，就都回去了。我一看，挺好玩，过了十分钟，我如法炮制，又干一次。这次放得远一点，怕出事。快到岗楼那边放到地上，看看没人，点着导火索回到屋里。刚到屋就听“当”的一声炸响了。这下可炸了锅了，连续两次出现爆炸之事，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是人为的。营部找到连部，副连长直接到砖房查问谁干的。因为连里知道打井，炸石头是我领人干的，肯定我这儿有炸药，一翻就露馅了。于是东西拿走人带到连部。追问怎么回事，我只好从实招来。没别的，就是觉得鞭炮不响，放个响玩一玩。

连里如实向营部报告，营部下令严格管好爆炸物，杜绝再次发生类似问题，加强教育，不许胡闹。

后来我也后怕，要是误伤了人、牲畜怎么办？那时年轻，头脑简单，只是想好玩，不计后果。还好赶上快过春节了。营里也未深究，就算宽宏大量了。自那以后，每次下工回来，炸药、雷管必须交库，再不可图方便留下了。

想一想，如果炸药在床铺底下响了，那是什么后果，挺可怕的。当年并没有把这些当回事，多年以后想起来后怕，年轻无知，太可怕。

新义伐木与倪少兴

孙万臣

1968年冬天，连里决定派人到新义伐树。这时天很冷了，山上的雪很大，我们住在山上原有的木克楞房子里边。墙是原木的，顶是用桦树梢子铺的，上边压的土。床铺是树墩子上边架上桦木杆子，铺树条子再盖草。地面上放半个油桶扣过来，烧木柈子取暖。我们二连的住在西边，三连来的住在东边。住下来以后，大家开始打扫卫生，准备好所用的东西，到沟塘子里砸冰取水，帮炊事班的王燕整理食堂。一切就绪，大家三三两两地说笑、嬉闹。每到一个新地方，我都要屋前屋后地转转，熟悉环境。排长王亚柱不断给大家提要求，提注意事项，以及怎么样完成这次任务的一些要点。

我们住的房子背靠山坡，前面是沟塘子，用水就到沟里砸冰眼取，大家轮流去，包括食堂用水，都由男生去挑，怕食堂女生去有危险。

晚饭后，我在门前趁天还没有黑收拾一下工具。因为刚刚领的歪把子锯还没有阀，怕影响明天干活。这时，从三连驻地那边走过来一个人，我看他中等个子，微胖。到我跟前就把锯接了过去说：“这把锯好用吗？”我说：“刚领的，还没有用过。”他把锯顺过来瞄了一下说：“还行，就是得好好地阀一阀，这锯子都锈了，用几天，使出来就好了。”我问：“你是三连的？”他回答是。他说话较慢，低音很厚重。他给我讲锯应当怎么阀，还现场示范，拿起锉刀，阀了几个锯齿。他还给我讲了用锯的要领，我们就锯子的使用和保养聊了半个小时。临了时他说：“你这个锯把不行，有时间我给你重新做一个。”我心里一热，想着可遇到热心的人帮助了，很是感激。连声说：“谢谢，谢谢！”他没有再说什么，又说了一会儿别的，就回去了。

这时连里有人开始告诉我，你和他少接触，他是三连的“特嫌”，叫倪少兴。我的心一沉，刚才的聊兴，一下子就没有了。不知所措地向三连的方向望了一眼。

第二天晚饭后，我的心里很矛盾，想去找他又怕别人说我没有立场，主动跟“特嫌”接触。但从他的言谈和对我的帮助，也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嫌”的样子。不去吧，我又惦记着锯把。就到门口装作帮助食堂劈柴，一边往三连方面看。三连住的房门是在东山墙那边，从我们这里看不到他们的门口。我既希望看到他，怕他不来，又担心他被看管，不能出来。看来是没有什么希望了，眼看着柴快劈完了，天也渐渐黑了下来，我拎着斧子回屋。就见倪少兴从东边走了过来，向我招招手。我停了下来，等他走到我跟前。他说：“去把锯拿来。”我二话没说转身进屋，拿起锯子就出来了。他接过锯，用小斧子把旧锯把弄掉，从兜里取出两块用椴木做好的新锯把，往上一对，看了看，拿了下来，用力修了修，重新装上，固定好以后，又找了块树根拉了几下锯子，试了试。把锯交给我说：“行了，你试试。”我学他的样子试了几下，比原来的好用多了。我感激地对他说：“不错，比原来的好用多了。我今天手都磨出了泡！”他笑了说：“明天就不会了。”我又向他道谢，他笑了一下，摆摆手就回去了。

这以后，就天天忙干活，虽然经常看到他，也就是打打招呼，并没有更多的言语交流，大多因为他是“特嫌”，又有人看管，就再也没有接触过。

直到伐树前发生火灾，他被烧死，我都不理解，这样的人怎么能是“特嫌”？

在完成新义伐木任务，准备撤离的前一天，大家都回家心切，头一天就把行李收拾好，准备第二天一早就走。晚上王文科赶着马爬犁去拉食堂用具，往回走时天已经黑了，估计是快八点了。天黑又走山路，他提出连里应当派个人跟他走，安全些，主要是怕遇上野兽。连里决定叫我带上步骑枪和他一起走。我们从营部回连里睡觉时已经是半夜。早上四点多钟，我在梦中被人吵醒了，得知新义失火，赶紧起来往营部嘎斯车上装衣服等物品，往山上送。我又听说什么都烧光了，山上的战友连穿的都没有了。中午人都回来了，才知道三连的倪少兴被烧死了。当时有几个说法描述他是如何烧死的。共同的说法是，倪少兴为了抢什么东西没有跑出来，因为当时火着得快而且很大，很多人光着脚，穿内衣就跑出来了。还听说贾玉民骑马到林场求援，林场送了很多棉衣，在营部嘎斯车到之前就送到了。但真正的失火原因是什么，一些说法都是道听途说，也只有当事人才真正清楚。

许多年以后，我还经常回忆起这件事情，这也是我与倪少兴唯——次接触，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当时真的不理解什么是“特嫌”。现在看来，既然是“嫌”就不能定罪，更不能限制自由。可那时候，谁还管这些，极“左”之风盛行，把我们兵团战友弄得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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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建国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