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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世纪的船票 唐德华
五十载光阴是条河，我攥着三张印满岁月褶皱的船票回望——2018年的“下乡五秩”票根沾着黑土地的霜，2022年的“入党半百”票角印着初心的红，而今年十月，那张烫着“金婚”二字的船票，最沉，也最暖。它不是一张单薄的纸，是两个人用半生风浪，共同焐热的时光凭证。 1975年10月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某连队，是这趟航程的起点。28岁的我，带着七年知青生涯的尘泥，与她搭起了“家”这个小码头。没有华服宴饮，甚至没有像样的家具，却在第二年迎来女儿的啼哭——那是码头边第一声清脆的潮声，把“我们”的轮廓描得格外清晰。只是安稳像初春的薄冰，刚托住“家”的轮廓，就被时代的风划出裂痕。1977年10月广播里那句“恢复高考”，像一颗石子投进心湖，我这个六六届高中毕业生，攥着磨损的课本，把“上大学”的梦重新焐在掌心。 
录取电报在上海探亲时抵达，欢喜刚漫上眉梢，就被“女儿怎么办”的难题冻住。一岁半的小丫头，若随妻子回农场，风霜会刮红她的脸蛋；若我去读书、妻子独挑大梁，生活的负担会压弯她的肩膀。是母亲伸出的援手，像码头边的灯塔，接住了我们的两难。年近花甲仍未退休的母亲，把孙女揽进怀里，“你们放心去，囡囡我来带。”后来听邻居说，女儿体质弱，经常感冒发烧。母亲常把女儿裹在棉袄里往儿童医院跑，自己后背的汗把棉絮浸得发沉，怀里的小身子却始终暖着。往往是上午打了针，傍晚烧一上来，便又得往医院跑，那些日子，上医院就像走马灯一样。母亲的臂弯成了女儿童年里最暖的岸，让我们得以各自奔赴前程——我揣着牵挂进校园，她扛着责任返农场，那条“分居”的河，我们各自蹚了两年。 
1979年初的知青返城风，差点掀翻我们的船。我在大学当班长，却也被“回城”的念头缠得心慌，竟想过要退学。校长的一席话，像锚一样稳住了我：“半途而废，丢的不只是大学文凭，是你对自己的承诺。”而妻子那边，返城手续在连珠山的农管局办妥后，已没了客运车辆。我只能连夜步行回裴德的校园，四个小时的黑路，鞋里灌满了土，踩在雪壳上咯吱响。第二天回农场的家，把返城通知书递给她时，只见她亲手撕碎——“她把碎纸片拢在掌心，像扔掉一张错站的船票”，“等你毕业，我们一起回上海”，她的话比星光还亮，把“分离”的雾吹散了。原来这船从不是我一个人掌舵，她总在我要偏航时，悄悄把舵扶正。 1982年1月毕业分配，北京农机研究院的橄榄枝递到眼前，专业对口，前途光明。可校领导的话戳中了软肋：“你去北京没问题，可她们娘俩没三五年是进不了北京的，你还得两地分居。”现实就是如此，而省农场总局组织部的邀约，成了最妥帖的选择——北京的橄榄枝再亮，也抵不过“一家人同乘一船”的踏实，那里能让我们一家人靠岸。果不其然，七月的佳木斯就送来惊喜：妻子调进总局机关幼儿园工作，一间集体宿舍成了新的码头，我们终于不用在信里数着日子盼团聚。 在佳木斯的十年，是航程里最稳的一段。福利分房的钥匙，从科员到处长的成长，女儿长高的个头，妻子电大毕业的文凭，都成了船舷上刻下的幸福刻度。直到1991年，女儿执意要回上海的心愿，又让我们扬起了帆。曾因刚提拔便调走有负组织培养，婉拒过调回上海的机会。可看着女儿期待的眼睛，还是厚着脸皮给老同事写了信。没想到他把这事当成自己的事办，跑人事局、找接收单位，不到两个月，调转手续就齐了。11月26日踏回上海的那天，梧桐叶正落，空气里飘着糖炒栗子的香。母亲在弄堂口等我们，笑着把女儿搂进怀里，“毛豆（我的小名）走的时候，一个人拎着一只破箱子，回来却是热热闹闹一家人了”。我们这船，终于驶回了最初心心念的港湾。 
如今退休十多年，在宽敞的联排别墅里，我常和妻子坐在阳台晒太阳。手里的茶冒着热气，像极了当年总局机关宿舍里的那杯热水，只是当年的青涩已酿成醇厚。金婚从不是“容易”二字能轻描的——是高考时的取舍，是返城时的等待，是分配时的让步，是无数次“我陪你”“等你”“我们一起”，把五十载的风浪，都变成了船下的浪花。 
这张半世纪的船票，没有华丽的图案，却盖满了“坚守”的邮戳——是她撕碎返城通知时的果决，是我放弃北京时的坦然，是母亲臂弯里的温度，是女儿眼里的期待，把一路的“我”都缝进了“我们”的针脚里。此刻阳光落在茶盏上，映出两个相靠的影子，才懂所谓金婚，原是两个人共用一张船票，从青丝到白头，把岁月的河渡成了心的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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