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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鹏影视专稿575
广阔天地 终身难忘 ——纪念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指示发表44周年
1949年，共和国成立，隆隆的炮声逐渐平息。然而，国内另一场没有硝烟的争斗，从未平息。直到1966年，“天下大乱”、“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毛泽东1966年12月26日讲话）爆发。动乱在社会蔓延，宁静的课堂废弃了。从小就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一代中学生，都纷纷以戴上“红卫兵”袖标为荣，他们从学校杀向社会，拉起造反的大旗，造“走资派”的反，造校长老师的反，造“牛鬼蛇神”的反，造书刊庙宇旗袍烫发的反，造对立派的反，直至打砸抢，武斗。武斗最凶时，除了飞机、舰艇外，高炮被夺，坦克上街，全国军营被抢枪支达500万件，足以装备几十个兵团！ 动乱，迅速使国家走向灾难。1966下半年，经济建设开始逆转。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66年下降9.6%。1968年又比1967年下降4.1%。1968年12月27日凌晨，疲惫不堪的周恩来对余秋里忧虑地说：“今年只有5天了，明年计划还没有搞出来，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里生产，往哪里调运，没有个计划怎么能行呢？” 动乱，并没有乱了敌人。党内的“敌人”从刘少奇到彭德怀等千百万干部都已平反昭雪，被打倒批判中有“罪行”的，几乎没“抓”到一人。 动乱，乱了自己。无辜死伤的各类人员无数。 “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放出的“红卫兵”造反派走向深渊就收不回来了。“停止大串联”、“实现革命大联合”、“复课闹革命”、“解放军支左”、“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宣队、军宣队进校”……一系列的最高指示或中央指示，乃至一心想把“洪水纳入河道”而一天连续十几个小时协调、劝解冲突的共和国的总理亲自出面也制止不了无休止的争斗。 堂堂的清华学子居然手执棍棒，在造反派领袖蒯大富的指挥下，从1968年3月的小型武斗，到5月29日开始、7月27日结束的大规模武斗，一共打了一百多天，对立双方各死伤千人之多。 1968年7月27日“工宣队”进入清华大学。 蒯大富下令武力阻止进驻。手持长矛、枪支、手榴弹的“井冈山兵团”的人，向赤手空拳的工宣队发起袭击，有5名工人被打死，731人受伤。 原想三年结束文革的最高领袖震怒了。他在与外国友人交谈时说：“直到今年上半年，学生是运动的先锋，现在落后了。”他已无意再去发动急风骤雨式的群众斗争，而是迫切地期待着由“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从而结束“文化大革命”。遗憾的的是毛泽东死抱着将文革进行到底的信念，文革最终也没有在他生前停止和结束。 1968年7月28日深夜二点钟，毛泽东、周恩来、林彪以及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叶群、汪东兴、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黄作珍、吴德等当时中央和北京市委的要人召见造反派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五大“领袖”。 毛泽东说：“还不是在天安门上见过，又没谈话，不行嘛！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啦，其实你们的小报我都看过，你们的情况我都了解。” 毛泽东说：“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去‘镇压’红卫兵，黑手到现在还没有抓出来，这黑手不是别人，就是我嘛！” 毛泽东严厉批评：“你们搞了两年了，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也不斗也不批，也不改，现在是少数学校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那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一统天下！”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把武斗工事统统拆掉，什么热武器、冷武器，要刀枪入库。” 毛泽东说：“我对你们的事，除了运动一开始，管了一下，以后因为太忙，召集你们开会在北京由谢富治负责，我也不到的，林彪也不到的。当了官僚，这次怕你们把我开除党籍。官僚主义就开除，我早就不大想当了，我又是黑手镇压红卫兵。” 林彪说：“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分子，他们打着造反的旗号，烧了一千多间房子，还不让救火。”“我们长征过广西时，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计，先放火，冒充共产党，现在是旧计重用。” 毛泽东说：“年轻人听不得批评，他有些像我年轻的时候。孩子们就是主观主义些，只能批评别人，我们年轻的时候也这么主观，武断得厉害。” 毛泽东警告：“不要膨胀起来，全身浮肿，害浮肿病。” “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周恩来说：“毛主席早就讲了，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姚文元说：“我倾向于学校斗、批、走，斗、批、散或者在一些学校里采用斗、批、走方式。” 毛泽东说：“斗、批、走，这都是学生提出来的，他们不愿干了。”
正如毛泽东所言，这个“斗、批、走”确实都是学生提出来的，他们也确实不愿干了。 其实，从文革发动之初，就有一些人不理解或“不愿干”。 且不说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看不懂文革。1966年7月29日，周恩来在群众大会上说自己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12月还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苦难谁入苦难。”也不说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戴着“地富反坏右”帽子的人不懂，震惊，惶恐。就是青年学生也有质疑和厌烦的。1966年秋季，各地学生到乡下帮助秋收。就有个别学生就留在了农村、农场。 1966年11月27日，国务院给新疆的复电说：各地赴疆串联的革命师生，要求在农村短期参加锻炼，应该安排好他们劳动的地方，但不要列入计划。对坚决要求安家落户的，可先安置下来；不回学校的就长期安置下来，列入安置计划。 1966年12月，北京18岁的女学生蔡立坚去延安串联，途径山西一个贫穷的小山村，感触很深。离开280里又只身返回，表示落户农村，一个月后办理了迁移手续。 1967年10月9日，北京25中、22中、女8中、女2中的10名毕业生在天安门前宣誓，到内蒙农村。当年11月北京第二批1000多知青奔赴内蒙和东北。 1967年11月27日晚，劳累了一天的周总理强打精神和李富春、余秋里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东北厅接见等候多时的红卫兵。有一个叫李震江的17岁的学生，组织了55个学生想下乡到云南边疆，报效祖国。他们起草了一个报告，慌忙中忘带了。急忙要了一个空烟盒放在学生背上匆匆写了几行字。趁总理从卫生间出来之机迎上：“总理，我们有事情您批准。” 总理一愣，继而微笑着问：“什么事？” 李震江等人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要到西双版纳去开发边疆，建设边疆，请您批准。” 总理语重心长地说：“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你们要复课闹革命。” 李震江急了：“总理，我们不是去串联，我们去边疆是种植橡胶，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他递上了写在香烟纸上的报告。 报告是这样写的： “敬爱的周总理： 我们在去年底和今年11月份两次赴云南西双版纳进行调查、联系，深切了解云南边疆很有开发前途，尤其是那里有发展橡胶的广阔天地，可以大有作为。 我们现在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只等一声令下，就奔赴战场。请总理下令吧！ 一群毛主席的红卫兵” 由于字迹潦草，总理看了两遍。被红卫兵造反和无休止的争斗烦扰的总理明白了这几个人的心思，眼里出现赞许的眼神。他把字条折好揣进上衣兜里，安慰地说：“我尽快给你们答复。” 第二天上午，李震江们就接到了总理的答复：“可考虑这个请求，请与北京市委联系。周恩来” 不久，中共中央下发67号文件，附件就是李震江急忙草就的请示总理的报告。 1968年2月8日，李震江们55人在天安门辞行，成为第一批奔赴西双版纳的下乡知青。 这期间，上海、青岛、济南、哈尔滨等地都有下乡到农村的知青。 1968年4月4日，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初高中毕业生分配实行“四个面向”，使红卫兵自发的上山下乡在各省市自治区先后转入国家的计划安置。 1968年初，黑龙江边境与前苏联摩擦冲突不断，6月18日，毛泽东批准成立沈阳军区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从9月开始，数十万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陆续下乡奔赴北大荒。 44年前的今天，1968年12月21日晚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毛泽东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第二天《人民日报》发出了毛泽东的指示。 一锤定音。终止了红卫兵运动。从此大规模知青下乡的浪潮持续整整10年！ 大浪面前，个人的小舟无法抵御、抗衡和躲避。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罢，你无悔也好，有悔也罢。在大浪面前，你无法反潮流、逆潮流，只能顺势而为，只能顺水行舟。 千万知青下乡的直接后果是一代人受正规学校教育的机会被剥夺了，一代人继续深造、正当就业的机会丧失了，一代人可以在各个岗位可能会为国家做出更大贡献的历史被耽误了。 然而，在动乱深重的1968年，不听天朝管，狂暴冲动的红卫兵乘上横冲直闯的文革造反大车不下来，势必在深渊里越陷越深，势必毁掉自身而成为民族的罪人。 此时偌大个中国，几乎只有毛泽东一人说了算，只有他一人的权力能控制局势了。毛泽东如果不及时警告红卫兵，如果不果断处理红卫兵，继续“放虎归山”，势必亲手毁了这一代他给予深厚期望的接班人。 党组织和政府瘫痪了，社会混乱了，教育停止了，经济停滞了。无法续学，无法就业，连续积累了三届的初高中毕业生如何安置呢？三十六计，“走为上”只能是当时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走，声势浩大、无法驯服的红卫兵迅速偃旗息鼓，土崩瓦解。极大地减弱了中国动乱的程度。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挽救了国家。有人抱怨毛泽东把学生推到乡下变成知青。但如果当时学生不走，留在城里仍然是无学可上，无业可就，“继续革命”，也仍然是危害社会，毁灭自己。 走，红卫兵离开城市，走向乡村，造反的身份变为“接受再教育”的对象，知青不再是头上长角、浑身长刺的凶神恶煞。因而也是走出了深渊，走向了新生。在林彪眼里，知青下乡是变相劳改，但知青的狂妄、幼稚、无知、极端、好斗的观念、性格、脾气的确需要改造，的确需要再教育，再“洗脑”。尽管知青吃了很多苦，受了不少委屈，但比起大批被打倒、被打击，甚至失去生命的无辜的人，知青还算是幸运的。想想看，如果没有文革，开国元勋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也不会惨死他乡。写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吴晗也不会在狱中自杀。艺术大师老舍也不会投太平湖。当过兵也当过工人的小人物王洪文也不会一步登天。蒯大富也不会成为策划指挥清华“百日武斗”的造反司令。张铁生也不会交白卷。千百万中学生也不会失学，失业，一刀切地全下乡。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和繁重的劳动中，知青冷静下来，正确认识社会和自己，变得理性务实，自觉自律，忍辱负重，吃苦耐劳，后来成为共和国稳定的一代，结局还算是不错的。 走，城市消失了敢斗好斗的势力，各级组织和广大干部以及知识分子、劳动群众虽然在“继续革命”的号召下还得斗来斗去，但比起剃鬼头、戴高帽、关牛棚、搞武斗等要消停得多了。 历史已做出证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彻底失败了，要彻底否定。知青上山下乡也失败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有人认为知青的前身是红卫兵，红卫兵被否定，知青也应该否定。这种认识显然简单，偏见和形而上学。国民党高级将领李宗仁曾是战犯，但他毅然携夫人回国，难道他不是爱国者吗？很多革命者的出身是地主、资产者阶层，他们的父辈反动，他们也反动吗？我认为，无知幼稚的中学生成为“红卫兵”是文革年代造就的，不是生来就是“红卫兵”，没有最高领袖的支持，他们也当不了“红卫兵”。假如一开始说造反是反党，是右派，谁还敢当“红卫兵”？“红卫兵”从下乡那天起，就不是“被发动”、“被利用”、“被损害”乃至“被失宠”的“红卫兵”了，而是转为“被挽救”、“被改造”、“被教育”的地位了。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对象，其身份已经由破坏者变成了劳动者，并且他们毫无怨言地分担国难（甚至是危亡)，投身艰苦，饱受磨练，经历考验，最终脱胎换骨，凤凰涅槃，成为新人，为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移风易俗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由于缺少学习和深造的机会，他们大多数至今生活得艰难，但他们忍辱负重，没有损害国家和社会，不招谁，不惹谁，也没有向国家要求赔偿和补偿，他们是可爱可敬的一代。人民不会忘记他们，共和国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正如知青下乡的先驱侯隽在哈尔滨市知青联谊会出版的《知青日记》序言中所说：“今天的我们，面对历史逝去的背影都能评头品足地议论上几句，但每一历史事件的出现，唯有从它的来龙去脉深加研究，得出的结论才会是客观的，公允的。”“那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弥足珍贵，艰苦奋斗的知青对共和国的贡献应该肯定，广大知青为国分忧、甘于奉献的精神值得传承。” 毛泽东在最后下决心终止红卫兵造反时说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文化大革命好，但我们保证要好些，你们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毛泽东从来反对谈话搞录音的，但以上接见蒯大富等人是同意录音的，当时韩爱晶做了记录。接见后由与谢富治等人核对了毛泽东的谈话。） 毛泽东的晚年因错误地发动文革而为中国提供了深刻的反面教育，其代价是换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极左、对折腾的高度警惕，对内外闹分裂、搞颠覆势力的坚决抵御。从而避免走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道路。 回眸历史，有人把知青说得一无是处，其代表言论是《丑陋的老三届》。至于担心“那样的时代卷土重来”，也不符合事实，从文革噩梦走出来的这一代没有多少人会愿意重回深渊。更多人毫不掩饰地赞美知青，怀念下乡岁月，留恋青春时光。本文不想就此展开论述。只想说，当年带着一箱子书、在延安农村的窑洞里就着昏暗的油灯刻苦读书而最终成为共和国的总书记、军委主席的习近平有这样一句话，广大知青（包括笔者）非常赞同： “广阔天地，终身难忘。”
2012年12月21日大鹏报道
习近平1999年题词手迹（翻拍于《我们这一辈——中国知青纪念文集》扉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书号ISBN978-7-5438-715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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