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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国雄 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 2024-04-09 00:00 上海
今年是恢复高考30周年，媒体掀起了又一轮的“纪念”高潮，诚如纪念20周年时的一样。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许多人的命运，是被一个建议、一个伟人的决断、一个政策改变的。但是，中国疆域之大，当年的情势之错综，命运演变的轨迹各各不同，众人的经历叠加起来，方可呈现30年前的这一幕大改革的全貌。回忆起来，我们这些当年的考生，有意无意间，成为历史中人。
我得知要恢复高考的消息，是我爱人告诉我的。她的消息，是当时北京市西城区一个知青慰问团的团长告诉她的。
其时，她在场部商店上班。北京西城知青慰问团工作结束了，要离开我们所在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3团（当时已更名“迎春农场”），来到柜台作别。团长说：“快恢复高考了，让你爱人赶紧做些准备，报考吧。都说他有才，一定能考上的。”
我曾听我爱人说，慰问团多次找我，因为我是上海知青，且在团部搞报道，见闻多，想从我这儿获得一些真实的农场中北京知青的情况。但由于我一直在连队采访，始终没有机会同他们见面。这些无缘识面的好心人的一个提示，搅动起我爱人本已平静的心。
“要不咱试试？你往南考考，如果真能考上的话，也许对我的病有缓解。”我爱人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生完孩子后，病情有加重的趋势，她知道我们俩的家庭都是平头百姓，没有可能通过别的关系可以改变一下现状。
实事求是地说，要恢复高考的消息对于我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更谈不上什么兴奋、激动。12年（下乡10年加上在校参加“文革”2年）的荒漠，加上与多少次推荐工农兵大学生无缘，再返校园就像一件不可能触摸到的宝物，早已尘封在心里的某个角落。但我知道爱人的心思，不便打破她刚刚萌生的一个小小的愿望。
我“哦”了一声，答应了。那好像正是麦子刚刚收完的季节。之后，日子照样波澜不惊地一天捱过一天。
转眼，10月份了，终于有一天，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真的要恢复高考。“老三届”们奔走相告，我在场部宣传科，办公室的电话不停地交流着从多处听来的消息。我办公室对面，就是教育科。教育科的电话也繁忙起来，和场部中学联系考场、安排监考老师等等。种种迹象表明，再举行高考的事情是真的了。不久，我们都参加了初试，不知为什么，关于初试，仅有的记忆是试题异常简单，大多数“老三届”都没做什么特殊的准备，便顺利地通过了。之后的日子，大家才真正开始了多少有些激动的等待。
这个时候猛然想起应该看看中学课本了。等家里把高中数学课本从沪上寄到手中的时候，距离仅剩初试仅剩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我只有在晚上看书，其实那时晚上也要写稿，但是不管怎么样也要挤出看书的时间来。我清楚地记得，五个晚上的时间，我翻完了5本高中用过的数学书。代数两册，平面几何、立体几何、解析几何各一册，许多公式、概念像过电影一样，在脑中闪现。最初连sin30°等于几都想不起来，而一翻开书，所有的公式、概念像过电影一样“咕咚、咕咚”地跳上了大脑屏幕。那时我不足一岁的女儿经常出来捣乱。她妈妈晚上必须去单位“天天读”，我只能边带孩子边复习功课。不知什么原因，妈妈不在她身边她就哭，怎么哄她也不停，我也只好将她放在炕上，任其自然了。有一天晚上，我也不知道孩子哭了多长时间，隔壁的邻居突然“咚咚咚”敲门进来，冲着我大声嚷嚷，“石国雄，你在家里啊！孩子哭了两个小时，你都不管，还在那里看书，你看得进啊！”然后就把孩子抱到她家里去了。回头狠狠地在我爱人面前告了一状。
一波三折的高考之路
恢复高考，也同其他改革举措一样，高层的卓识远见并不马上为下面理解和接受。好在洪流势大，许多人为的障碍终被冲刷干净。
在农场办公室的走道里，突然有一天，贴出了许多大学的招生简章，那是一个多么心潮逐浪的时刻啊。久违了10多年的情景在眼前重现，再凉的心也会热起来。我几近贪婪地看那感觉是有生以来最令人激动的海报。不知不觉背后站着一个人。“你干什么？”那人问。“我看看。”“你也想报名？”我猛地激灵一下，才发现提问的是新来的政治处主任。我有点激愤地点点头。只听他“哼”了一声，便离开了。
第二天，我被通知去兴凯湖农场拉纸。这本来只是汽车队的活，却偏偏要我这个新闻干事去，这分明是在设置障碍。本以为两天就能来回，没想到刚在兴凯湖住下，便遇上了“烟儿炮”。雪说下就下，乘着风势，回去的路全部被雪塞住了。我蜷缩在兴凯湖农场招待所，随身所带的一本徐禾的《政治经济学名词解释》已背得烂熟。夜间这里还常常停电，眼看时间一点点虚掷，我像热锅上的蚂蚁，吃睡不香。这情景被招待所所长看见了，她过来安慰我，“小伙子，你是不是要参加高考啊？”我说“是啊。”她说她女儿也在复习迎考，她要我不要着急，给我调了一个单人间，还悄悄地告诉我，不多收我钱。又拿来一包蜡烛，问我缺什么复习资料，她说可以把她女儿的拿来。说来也巧，后来，她女儿竟然跟我上同一个学校，还同在一个年级，毕业后，她分配在黑龙江日报社。风雪交加，一个百姓的温情，慰藉了无助学子的心。
一般地说，我们这批1966级高三生，在单位大多已是生产骨干，单位不愿意我们离开，多是出于工作和情感上的考虑，但确实也有政治上的习惯思维在起作用。一日，我在办公室值班，三连来电话，询问一个叫唐安国的知青，说他出身有点问题，能不能允许报名。我那时因为自己受到一些歧视，心里有气，便不作请示，气哼哼地回答说没有说不可以报名啊。我认识唐安国，他是上海交大附中高三毕业的高材生，在连队又是生产骨干，凭什么不让他报名？后来他考上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现在是沪上以及全国都有名气的研究教育科学的专家。我的大学辅导员在我入学后，也跟我说起他们在录取工作时，发现很多十分优秀的考生，单位对其政治评语都不好，存在着明显的矛盾现象。他告诉我，我的政审类别是“4”，即属于“地富反坏右”出身，他们发现是明显错划，“但我们不管这些，还是将你们录取了。”老师说，“要不是改革开放，哪有你们上学的机会啊。”
地处东北边陲的我们，对上面沟沟坎坎并不知情。到了真正报名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个消息，“年龄超过25岁，已婚的，不能参加高考”。这无异是一个重磅炸弹落在“老三届”人群之中。大家激愤起来，都认为不公平，“为什么结婚的不能考？没结婚的就可以！”大家聚集在一起，由我起草，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强烈要求允许我们这些结婚的人也参加高考。不知是否真的是这封信奏效，不久以后，国家对报名对象资格做出了调整，“年龄可放宽到30周岁，婚否不限。”我们终于堂堂正正地了报名。
但是，到后来我们才知道，政策还是留了一个尾巴，就是已婚考生只能报考本省师范类院校，因此，我尽管考得地区文科第二名，还是仅被报考的最后一个志愿——哈尔滨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这还是填报志愿时，最后志愿填了师范院校的结果。1977年高考，黑龙江规定每人可以填报5个志愿，我报的志愿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新闻学、吉林大学考古学及武汉大学的什么系，最后余一个志愿没填。恰巧当时我们一个科室的同事，是1966届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劝我报考哈师大中文系，抱着就当“玩玩”的想法，被哈师大录取了。而比我优秀的文科第一名就因为没有报师范类院校而落榜，后来被破招录取在我们对门的哈尔滨师范学校，但是，还有很多人因此没有考上。
我们开学半年后，招生办还在招生，让已婚却因没有报考师范院校而落榜的学生改志愿。我在大学里还多次受农场荒友的委托到设在哈军工的省招生办帮助他们改报本省的师范院校，或帮助他们填“服从分配”。这样，又一批弟兄被黑龙江各地的师范院校补充录取了，因此，他们比我们晚上学的半年。
按规定，我们上大学，应该是有工资的。但是被单位扣发了半年左右。后来我把这件事和新华社的朋友讲了，他们话，说实在不解决我们就写内参。有记者当即给我所在的农场管理局打电话。几经帮忙反映并反复与地方联系，最后终于补补到了工资。这一段期间，我生活无着，依靠父母、我爱人的姐夫资助一些，度过老艰难的几个月。其实，即使带薪，带着37元的月薪上学也是十分艰苦的。我上学不久，妻子病退带着孩子回到北京，卖掉仅有的家当红灯牌收音机和蜜蜂牌缝纫机，把家搬离了农场，在家待业坐吃山空，记得我每月伙食、买书之余，也仅剩十多元，正好够寒暑假探亲的路费。平日我只能周末买个带肉的菜解解馋。但同学之间十分友爱，都是大龄，都有家室，经常互相照顾。我每次探亲返校，我们班长总去火车站接我，同时塞给我十元八元饭票，以资周转。
我们是一群特殊的群体，也是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读书的。我们大部分人都已经拖家带口，面对这意外的学习机会，学习积极性都空前高涨，对知识的渴求要比年龄小的学生强得多。大学四年，我们基本上所有的时间都在学习，甚至礼拜天比平时起的还早，一般天一亮就起来了。那时有熄灯制度，晚上到了九点半晚自修后就拉闸熄灯了。同学们于是就在教室里尽量晚一点回去，能多看一会书就多看一会，多看十分钟也是好的。我的睡眠质量高，我晚上躺在床上，在黑暗中把一天所学的东西在头脑里过电影，记得差不多了才睡觉。那时大量的时间都用在学习外语上，走路、排队买饭都背单词，大多数同学都将单词记在小纸条上，边排队边背单词，很多单词，都是在那种情况下记住的，真是刻骨铭心。
对知识的渴求，使我们对生活窘迫并不在意，我们大多相信，社会在进步，将来总比现在好。每天都有新书看，每天都有新知识灌进脑海，使我们眼界放大了，心胸也开阔了许多。很少关心生活中一些小小的磕磕绊绊，最能使我们激动起来、兴奋起来的经常是传来的新理论、新学说、图书馆进的新书。有一天，学校的小卖店突然来了好多好多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现在已经记不起来是哪个出版社出的。纸很粗糙，装帧也远比今天的毛糙，大家都眼馋得不得了，兜里却没有那么多钱。我咬着牙、借了钱也把这些书几乎全买了，当时，印刷跟不上，许多书还是预定的。有几套当代文学丛书，竟然到我们快毕业时才拿到。
当时不光专业知识，好多知识在这十年中都停顿了。大家对知识的需求甚至到了现在人都会觉得可笑的地步。有一天我回宿舍，大家在热烈议论一件事，“学校的小卖店里来了一本《新婚卫生必读》。”大家都想看，谁也不敢买。我已经爬上自己的上铺了，听到大家这么好奇，一骨碌就翻身下床，穿上鞋就去了。趁着四周没人就买下来了。回去就被人抢去了，转了一个多月才回到我手里。现在想来，十年荒芜，知识匮乏到如此地步，要是高考再不恢复，这个社会怎么得了。
对于我们这些1977级考生来讲，当年高考的恢复，无疑是久旱逢甘露。其实，恢复高考，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并没有太多的创新，而是正常秩序的纠正，但是这个当年看起来十分仓促的决定，却改变了我们很多人，也改变了我们国家，对于个人、对于整个社会，都无疑是一次知识的抢救。在此角度来看，今天，无论如何议论高考的得失，怎么评价和纪念也不过分。（本文刊载于（2007年《中华儿女杂志》）
作者简介：石国雄， 1947年出生，1966年高中毕业，上海知青，1968年8月16日，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4师33团（854农场）9连，现任中国报业协会驻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突出贡献专家津贴。曾任团中央研究室、宣传部工作人员，《中国青年报》党委书记、副社长、副总编辑；中国青年杂志社党组书记兼社长；团中央委员、常委，中国期刊协会副会长兼中国社会科学期刊委员会主任、中国青年报刊协会会长，《中华工商时报》社社长；《中华儿女》杂志社党组书记兼社长，《中华儿女》报刊社党组书记兼社长。
公众号编辑：周培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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