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华：当年我参加高考

今天，2024年高考拉开大幕。当看到年轻学子步入考场，那年参加高考的往事浮现在眼前。

那是一九七七年十月下旬的一天，当我从广播中得知中央决定恢复中断十年之久的高考制度时，既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梦寐以求的上大学的理想有了希望；紧张的是，下乡十年，高中知识早已忘得差不多了。怎么办呢？首先要找到课本，我立即到镇上邮电局给家里打电报，让爸妈把我高中的课本邮寄到农场。谁知家里回电说，课本已卖。原来，在那知识无用论的年代，我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后，家里就把我的课本全当废品卖了。我一下子懵了，好在和我一起下乡的同校同学很帮忙，他答应帮我找书，俩人先错时复习。

复习迎考的时间总共只有两个月，必须分秒必争。我白天要劳动干活，晚上才能复习功课。当时我已成家，女儿刚满一岁半。为了复习功课，我往往是一边做家务，一边看书，就连烧饭时也不闲着，一边烧着火，一边哄着孩子，一边还在看书，有时候看得入迷了，把饭都烧糊了。耽搁了十年，很多知识已经陌生，数学公式一知半解，物理定律似懂非懂，化学方程式似曾相识，有些题目也不会解了。我就到五、六里地之外的同学那里去请教。晚上黑灯瞎火的，农场的公路没有路灯，黑龙江冬天天黑得很早，十月下旬已开始下雪，我经常是深一脚浅一脚地到同学单位去复习。来回路上要花一个多小时，回到家里已是半夜三更了。但每当弄懂一个原理，解开一道难题，掌握一个公式，心里还是很开心的。

转眼两个月过去了，十二月二十四日，高考的日期到了。我们农场的考场设在场部中学。我清楚记得，当时室外气温在零下二十多度，教室里唯一的取暖设备就是一个煤炉子和炉筒。走进考场，室温和外面差不多，双手冻得通红，钢笔都写不出墨水，断断续续的，但能参加高考的兴奋心情把这些全掩盖了。

黑龙江高考共四张考卷，语文、数学、理化和政治。第一天上午考数学，这是我的强项，100分值的考题很快就做完了，最后还有两道加试题，分值各为10分。我一看手表，离考试结束还有半个多小时。我想这20分一定要拿到手。我开动脑筋，积极思考，两道加试题终于全部解出来了。原来有道加试题如用微积分做是很容易的，但我们上高中时没有学过微积分，我是用其他方法硬给解出来的。考完数学走出考场，我急忙与同学们对答案，结果基本上全对上了，我高兴得差点蹦起来。中午，在考点我匆匆就着开水啃了点自带的冷馒头，就准备下午语文考试了。语文除了考汉语拼音、语法修辞等外，主要是写一篇作文，题目是“每当我唱起东方红”。中心思想是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写到遵义会议的曙光；从延安窑洞的灯光，写到天安门广场的五星红旗；再从社会主义建设写到继续革命，整篇文章一气呵成。第一天考试结束，我自我感觉良好，信心满满。

第二天上午考理（物理）化（化学），下午考政治。就这样，为期两天的高考结束了，后来上大学后，我才知道自己的高考成绩是358分，其中数学得了115分，平均每门功课是89.5分。遗憾的是，当时有政策规定，凡已成家的考生，只能录取农、林和师范三类学校。我的第一志愿是上海交通大学（因为我是上海交大附中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录取上海交大的分数也够，但由于政策限制，我被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农业机械化系录取。

虽然没能进名牌大学，但八一农大也是全日制本科大学。一九七八年四月，我踏进学校大门，开始了四年的大学生活。那时我爱人还在农场工作，女儿则寄放在上海我母亲家里，一家三口人分在三个地方生活，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进入大学，我们像久旱逢甘霖一样，拼命地学习，吸收知识的养分。我们的口号是：要把耽误的十年补回来。可喜的是，我们农机专业四年共学习了二十八门功课，我的学习成绩名列全年级156名学生首位，平均每门功课成绩均在95分以上。因此，我被评为学校三好学生标兵和黑龙江省三好学生。

一九八二年一月大学毕业后，按照“择优分配”的原则，我作为黑龙江省优秀大学毕业生被省农垦总局党委组织部录用，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光阴流逝，时光荏苒。现在回想起，自己还是很幸运的。通过这次高考，自己成为全国570万考生中第一批上大学的27万人中的一员。那年的高考对我来说，是人生的一次转折，这一历史时刻将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