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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丨竹芒 震谷子
《繁花》火了。 开播14天，每一天的播放和话题都在霸榜。 大结局当晚，豆瓣17万网友打出了8.3的高分，近一半的人打出满分。 剧中耳熟能详的“汪小姐”“三羊”“繁花”“不响”等已被申请注册商标，单与“繁花”相关的商标就有超200个被申请。 “繁花周边”成为市场香饽饽，排骨年糕搜索量暴增7倍，宝总最爱的泡饭订单量大涨110%，至真园原型苔圣园酒家除夕年夜饭已约满，平日用餐也基本爆满，不再接受预约。 和平饭店同款72号的“英国套房”改名为“英国繁花套房”，1.68万一晚还连日告罄。 剧集内外，《繁花》的成功，不仅是原著拿下了茅盾文学奖，也不止是拍电影的王家卫在降维打击，而更是故事所在的那个年代，特别让人珍惜和回味。 那是一个遍地机会的春天，那是一个中国人初尝金钱狂热的时刻，那是一个百家争鸣文体两开花的时候。 20世纪90 年代初的中国，人们走出了思想的争论，挤在最繁华的都市中心，身边弥漫着财富的气息，梦想着生活一定会变得更好。 我无比怀念这样一个繁荣、激烈、向上、奋斗的年代。《繁花》只是悄悄打开了通往这段记忆的大门。
01 一个敢于做梦的时代
1992年，东方风来满眼春，一位88岁的老人，在1月18日到2月21日，走遍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不少讲话。著名的“南方谈话”，终结了那几年的思想大论战。 许多人至今仍然记得：“发展才是硬道理。” 一个遍地机会的发展时代，向人们走来。 听完“南方谈话”的华西村吴仁宝，当晚把村干部召集起来，会议开到凌晨两点，下令动员一切资金，囤积原材料。他一面四处高息借贷，一面要指标、跑铝锭，村里当时以每吨6000多元购进铝锭，三个月后，涨到1.8万多元每吨。
中国一栋最高的国际贸易中心大厦挤进了300家公司，“一层25个房间，最多拥挤着20多家公司，有的一张写字台就是一家公司。”
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当年度全国至少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成为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
对于初次创业的人来说，“一只龙虾，就是一个机会”。 《繁花》中至真园原型苔圣园酒家老板娘回忆，“不仅是上海人，全中国的人，如果要谈生意，不可能是在办公桌上谈成功的，都是在饭桌上谈成的。” 人们挤在黄河路，要在最气派的饭店，结识最“有面”的人，谈成最牛的生意。 于是1993年，黄浦区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在755米长的黄河路，开了一百多家饭店。 一道创意菜，可以叫上一千元的价，相当于普通工人三倍的工资，一个包间低消，至少两千元。尽管如此，依旧宾客盈门，[color=var(--weui-LINK)][url=]车马骈阗[/url]。 就像苔圣园的总经理、店长们回忆的那样： 20世纪90年代的黄河路，出租车一溜排满整条路。 铺满整条路的，还有霓虹灯。随便头往上一抬，基本上都能看到头顶的霓虹灯。 这里仿佛没有日夜，店家早上十点开门，直到夜宵，大家一直吃到早上六七点钟。夜晚一个台子翻三四遍甚至四五遍都有。 烟花炮仗从各家各户一轮轮地放，放几个钟头，一家放得比一家响。整条街走不动道，因为烟花纸堆得像地毯那么厚。 豆瓣网友“JIE”回忆，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只能用“疯狂”形容，黄河路上谈生意的老板给小费出手就是百元钞票，而90年代初工资才一百多，到1995年，全国职工平均月工资也不到五百元。 工薪阶层理解不了，工资一个月才几百块，衣服要穿梦特娇，香烟要抽万宝路，一个大哥大2万块。弄堂里有好几台大哥大，平时根本没什么人打电话，但他们就是要有。 这种似乎难以被理解的腔调和派头，却是当时谈生意的标配。 就像《繁花》里的“老克勒”爷叔，请来宁波[color=var(--weui-LINK)][url=]红帮裁缝[/url]，给胡歌饰演的阿宝量身定制一身噱头十足的西服： “西装一定要讲料作，一定要英纺纯羊毛的； 夏天嘛，派利斯、凡立丁； 冬天嘛，法兰绒、轧别丁、舍维呢……”
要做到“远看、近看、站着、坐着都好看，走起路来不好看，不灵”。
整饬完成，就该去饭店里谈生意了。
《繁花》里的至真园盛大开业，服务员高喊“黄金宝地，喜接四海宾客，吉星高照，笑迎八方财神”。
一万一筒的烟花，开业时直接头也不回放掉三个，还请来港星温兆伦压轴，那时的他正是全民追捧的偶像，《我本善良》中亦正亦邪的“齐浩男”成为经典角色。
“海宁皮草少爷”、“黄河路小王子”魏总，一出场就和阿宝抢生意，生意还没完全谈成，就请全餐厅88桌客人吃“霸王别姬”，一梭哈下来消费三万五。
戏里戏外，所刻画的风起云涌的十里洋场，尽是当时人们对未来的期待。就算生意没谈成，“霸王别姬”白请了，但是这些生意人坚信，只要名气打出去了，流出去的钱，总会流回口袋。
敢于做梦，铸成那一代人豪横的底色。 02 一个敢于搞钱的时代
1990年年末，深交所和上交所相继开办，那时的上交所还只有8只股票，12.34亿元市值。一面从旧货市场淘来的铜锣，敲响了上证交易所的第一记开市锣声。
许多人仍然会想起当年的“牛市”，尤其在当下。
1992年5月，上证指数从20日的616点连日上窜，到25日已高达1420点，新上市的几种股票从二三十元涨到二三百元。
7月，股价继续狂涨，市盈率在几百倍以上翻腾。当时有外国媒体评论：上海出现世界上最贵的股票！
行情之下，一批人像“宝总”一样，靠股票致富。
上海一个只有半个足球场大的文化广场，被上证包下作临时交易场所，股民们席地而坐，听着广播每五分钟播报囊淮涡星椋缓笪邢碌ィ缁敖灰住�
到 1992年8月，股票已经从最初的无人问津变成炙手可热，为此深交所还发布《新股认购抽签表发售公告》，买新股，只能抽签认购，凭身份证办理，一个认购者可持有10张身份证，一证可买一张抽签表，每张抽签表可认购1000股。
公告一出，来自全国各地的身份证寄往深圳邮局，其中最大的一个包裹高达17.5公斤，里面放了足足2500张身份证。一个当时常住人口只有60万的深圳，两日内一下涌进150万人。没有边防证进不了特区的人，靠农民带路钻铁丝网，每位40元。
每一个纷至沓来的人，脸上都写满了“狂热”二字。
南京大学还成立“股票实践交易行”实验课，学生“红马夹”忙着举牌竞价，“黄马夹”紧张地记价、配价，每星期日交易一次，领略股市变幻。
就连鲁迅笔下的“闰土们”，也当上了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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