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事还要从六八年说起：刚到农场时我被分配到鹤山五连，虽然人不多，但地处双山至嫩江之间，是个五等客运小站，交通还算方便。一天我和同在一个连的同学陶青菊准备去六连看望同学，路过名叫小台湾的沼泽地时，看到一块地前放着一个废旧油桶，一个人正靠在桶边，见到我们后就匆匆忙忙站起身走了。因为当时经常有不明信号弹的发生，革命觉悟让我们提高了警惕，我和陶青菊来到了油桶旁，在油桶边仔细查看。突然我们的眼前一亮，看到油桶的一处有五个字（毛主席歹岁）。这还了得，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我和陶青菊顾不得去六连了，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向连部。在连部和所有知青的追问下，我们的回答是那个人好像是机务排的大楞，但不太肯定，有些模糊。可想而知，接下来大楞的日子就不好过了。除了挨斗外，还要天天汇报，天天检查。我调到团部后，听说他被定为现反了，孩子也不得安宁，常受欺负。直到我返城工作后，回忆起大楞被斗的场面，犹如一块沉沉的石头，重重的压在我的心头······
我到二连后认识了一位受人尊敬的老人，听说她是一位老党员。她就是王延进的母亲，可惜的是我连她的名字都没有记下，也是我一生最感内疚的憾事。在解放前她还是一位出色的地下交通员。她的前夫因病去世后，她就千里迢迢带着孩子闯关东，嫁给了我们连里有名的饲养员，说话谁也听不明白的王嘟嘟。那时我和华姐，（郑华军），大芳（孙佩芳）常去大娘家，大娘也经常把炒得香喷喷的瓜子拿来让我们吃，还给我们包饺子，煮咸鸭蛋。我们给她家织一些毛衣毛裤，大娘也教我们如何做绣花的鞋垫。听说我们在城里细粮需要供应，大娘就把积攒的九三面粉让我们带回家。我的妈妈到农场看我时就住在她家，大娘还为妈妈包饺子，妈妈临走时，又给妈妈装了满满的一袋子瓜子，黄豆和咸鹅蛋。我调到园艺连后，因阑尾手术住院了，大娘听说后，提着满满一篮子东西，步行几公里去团部医院看我。当时我的初恋男友也从外地赶来，看到我满满一窗台足有几十瓶罐头，看到走的满脸是汗的大娘，开玩笑的对我说;看来你的人缘比我好。
我在铁路工作时，因为通信不便，已经有许多年没有大娘的消息了，八二年时我在车站客运担任值班员，一次到候车室巡视时，看到了大娘的儿子王延进。他和媳妇从山东老家回来，等候中转换车。我只能简单的问候老人的现况，买了一盒蛋糕和几瓶罐头让他们带给大娘，自从有了我的消息，大娘年年让人从农场给我带花生米，干菜和咸鸭蛋。那时就有一个心愿，抽时间回去看看大娘。直到有一天，李淑芳大姐带着大娘最后留给我的干菜和鸭蛋时，沉痛的告诉我大娘已经去世了。我紧紧的抱着大娘留给我的东西，止不住开始呜咽起来。从李姐嘴里我了解到大娘在病重时叨念的就是想见我最后一面，我好悔呀，哪怕请假去也应该回去一次，可是却留下了终生遗憾。
八七年终于了却了我的多年心愿。当时我在多经的粮食部门任经理，有一位农场子弟在锦州部队任团级干部，在他的相邀下，我们踏上了回九三的列车。回去的第一站就是五连。我们顺着指引找到了大楞，他苍老了很多，脸上刻满了历史留给他的印迹。当看到我深深弯下腰向他赎罪时，他握着我的手大度地说：都过去了，不怨你们，我早就平反了。多么善良的人啊！在五连我们住了一夜，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就赶到二连，在延进家吃过饭，来到我曾经住过的地方，途中见到了宋大牙，张豁子，李大牙，大老朱等人。傍晚时分我来到大娘的墓前，向老人坟头又深深的鞠上一躬，我扶住旁边的小树哭诉自己的懊悔，自己多年对老人的思念。道过谦，谢过恩再回到家时，已经没有了那种不安和忐忑。心中平静了许多，安稳了许多，这时真正体会的是“心安理得”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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