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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国家改革开放了。 此时，我们与世界隔离脱钩已整整三十年了。面对国家的巨变，全国各行各业求贤若渴。 而最稀缺的就是懂英语的人才。
在外语中，英语本应是第一大语种。但因为它是美帝的语言，所以成了忌讳的语言、谈虎色变的语言。 在改革开放前，许多大专院校教英语的老师早已断档了。
1980年，上海外语学院（现上海外国语大学）与全国一样百废待兴。 摆在王季愚院长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寻找合格的英语教师。
计划经济的年代，一切都是国家分配的，教师也是国家分配的。 全国英语教师都枯竭了，国家自然也没有英语教师可分配。 没有米，怎么煮饭呢？
王季愚院长，她曾是北平大学的大学生，是我党老干部中少有的女性知识分子。 上世纪三十年代，她曾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四十年代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和东北解放区从事党的教育工作。 她自身就是一个俄文翻译家，曾翻译过高尔基的著作《在人间》。
面对无米下锅的困境，这位72岁的老革命、老院长做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举动： 向社会要人才，面向全国登报招聘英语教师！
哇！这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太有勇气了、太大胆了！ 这是全国大专院校第一个面向社会招聘教师的广告！ 它敲响了全国大专院校“向社会要人才”的第一锤！
上海外语学院“广纳天下英语人才”的帖子发出后，全国各地无数英才跃跃欲试。 学院从众多的报名者中，筛选出了300人参加考试。
考试成绩出来了，让学院大为吃惊的是，笔试、口试第一名均是一位刚刚刑满释放的人员。
这下可难了！ 多年来，教育被赋予了“政治第一”的革命属性。 讲台，是无产阶级的阵地。 教室，是培养革命接班人。 绝不允许有任何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的人染指。
学院的有关部门，面对这个十分棘手的政治难题，没人敢触碰，更谈不上有录用的打算了。 他们的意见是：放弃这位考试第一名的刑满释放人员。
学院有关部门将意见汇报给了王季愚院长。 王院长调来了这位刑满释放人员的笔试、口试的试卷和相关人事材料，仔细看着。 这位刑满释放人员叫钱绍昌，已经49岁了。他1948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 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广慈医院（现称瑞金医院）当医生，是烧伤学方面的青年专家。“文运”期间，他以莫须有的罪名坐了五年的牢房。
王季愚院长作为三十年代就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老革命、新中国教育界的老领导，她太了解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教学水平和学生的英语功底了。 她的慧眼已经发现，钱绍昌是一个极其难得的人才。
但是否录用这位刑满释放人员，成了十分棘手的政治立场问题，摆在了王季愚院长面前： 一方面，他考试第一，英语功底极为扎实。 一方面，他虽是冤案，但还没有正式平反。
王院长该怎么办呢？
此时，是1980年9月。 八十年代，是一个什么时代呢？ 八十年代，是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思想大解放、大反思、大探索的阳光时代！ 是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拨乱反正的年代！
王季愚院长这位老党员、老革命，她深知拨乱反正是一个“说易行难”的巨大社会工程。 因为，她亲眼目睹了一次次政治运动所造成的： 笔下有冤魂，笔下有错案！
五十年代，她曾在黑龙江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副校长，当时黑大有六千师生。上级给黑大分配了3%的“右派”名额。 她想保护每一个无辜的师生，她反复找上级领导，要求实事求是，不要简单粗暴分配“右派”额度。 但竭尽全力后，没有丝毫的改变。
她目睹着工作组将学校培养的教师、学生，一个又一个划入3%的“右派”名单中。 她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像自己孩子一样的师生划为“右派”，被送往农村、边疆劳动教育改造。
她心疼如刀割，闭门捂嘴痛哭！ 但痛哭的泪水，只有静静地流淌，没有泣声来相伴…… 这无声的泪水，是这位像母亲一样的校长内心憋屈、压抑、痛苦的泪水！ 是无奈、无力、无助的泪水！
“文运”中，她被黑龙江大学的“革命”群众组织，从上海押到了黑龙江。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黑保护伞的罪名，批斗、关押、折磨了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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