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小成子 于 2023-7-16 20:56 编辑
08、老 邻 居 （一） 黎先生与我家是20多的年老邻居，一个屋檐下住了10多年，后来又搬了两次家，仍是近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缘分。 最初我们住在南城的铁老鸹庙，那是一条鲜为人知的小胡同，与台湾著名作家林海音在《城南旧事》中提到的南柳巷平行，而且紧挨着；出南口入麻线胡同向东一拐便是梁家园。出北口穿过一条小胡同就是西琉璃厂。我们住的是个大杂院，听说很早以前是什么会馆。进了黑漆大门。紧挨着它的是一溜四间厢房，我家住靠大门的一头，黎先生家住另一头，中间是堂屋，两家合用。我就出生在这里。 我的母亲生前与黎先生的太太非常要好，情同姐妹。黎太太在姊妹中行二，故我称黎太太为二姨，称黎先生为二姨夫。后来母亲去世，但两家的关系依然如故。 二姨夫叫黎盛鸣，是湖南人，身材瘦小，戴着一副镜片比瓶底还厚的近视镜。从打记事那天起，就见他每天早上骑着一辆破车去上班，很晚才回来，闲暇时便一头扎进书堆，很少与外人交往。不知为什么，在我上了小学高年级以后，每次见到黎先生，就会联想到课本中的孔乙己。 据说二姨夫的祖父清朝做过道台和一任驻缅甸大使，当年武林中赫赫有名的大侠杜心五给他做过一年保镖，后来家道中落，种了几十亩田，开了一个药铺。二姨夫21岁那年，在北平大学学法律，毕业后在北平国民党军法处做法官。解放后，在一个高中补习班当教师。他说当年进京读书，为了给他凑路费，家里卖了10担红糖。 二姨叫崔冰岩，是东北林口人，豪爽泼辣，个虽不高，但非常壮实，在一家电碳厂当工人，也是早出晚归。二姨夫很怕她，背地里叫她“母大虫”。 二姨夫爱喝酒，下酒菜也很简单，一碟花生豆，几块豆腐干，或随便炒个青菜。酒后常常背着手在在屋里踱来踱去，喃喃地背些诗文。 二姨夫喜欢古玩字画，常常瞒着二姨买回些生了锈的破铜烂铁碎石头、泛黄的字画，把床下塞得满满的，二姨不在家时，就拿出来赏玩。有时买了字画怕太太发现，就先藏在我家，他还送过我家一幅陈半丁的藤萝。他不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买回的多是赝品。作为一个教书先生，把不多的收入都用在这上，也难怪二姨经常发火。有时我们已经睡了，二姨夫在那屋突然“老高，老高”地喊起来，父亲忙穿好衣服过去一看，只见二姨骑在二姨夫身上，两只拳头擂鼓般落在她男人背上…… “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二姨夫常常自我解嘲。 有一回，二姨夫对二姨说，我有个同事是个单身，你们厂里女工多，你能不能当回红娘，有合适的给介绍一个。二姨一口答应，很快就找了一个，约好两人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到了那天，那个女工很快就回来了，告诉二姨吹了。二姨夫问二姨原因何在，二姨生气地说，哪有谈对象第一次见面就请人家喝豆汁的，你那个同事太抠门了！ 二姨夫央求再给找一个，二姨嘿嘿一笑： “另请高明吧，我呀，猪八戒摔耙子了！” （二） 二姨夫和二姨没有孩子。我四岁那年，他家来了个小女孩，叫小胖，比我大两岁，我俩常在一起玩，我叫她胖姐。 有一天，来个算命先生，给胖姐算了一卦，说这孩子不好养活，必须认个姓马的做干爹才能破解。二姨听了哈哈一笑，没当回事，谁知不久胖姐生了一场病，真的死了。 “过几天你三姨来，她要是问你胖姐哪去了，你就说生病住院了，听见没有。” 我答应了。我很怕她，前些天我生病，父亲给我抓了一副汤药，熬好后我嫌苦，任父亲怎么哄劝就是不喝，药凉了再热，热了又凉，父亲急得不行。二姨见了，说声让我来，老鹰抓小鸡似的一把将我拎床上按倒，接着抬起一条腿，将我的两只胳膊和身子紧紧压住。“你喝不喝？”二姨问我。我紧闭着嘴，拼命摇晃脑袋。她捏住了我的鼻子，憋得实在受不了，张开嘴想喘口气，就在这时咕嘟一声，药就灌进嘴里，接着又是捏鼻子……我拼命挣扎大哭不止，一切都无济于事。 “这不完事了么。”二姨把喝光的药碗放到桌上。 我觉得自己受了莫大欺负和委屈，想骂她一句母大虫，又没胆量，愤愤地在门口站了好久，不知怎么突然冒出一句： “爸，我要是死了，你给我报仇！” “哎。”父亲笑着答应道。 二姨在对面屋里听了，哈哈大笑。 过了几天，三姨真的来了，屋里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她悄悄问我：“你跟我说实话，你胖姐哪去了？”我把二姨教我的话重复一遍。 “你也骗我，你们都骗我。”三姨伏在门框上，耸动肩头哭了好久。 三姨是二姨的亲妹妹，叫崔冰森，她丈夫周一平，早年毕业于兰州大学，曾任原国民党某正规师的政治部主任，三姨曾在丈夫那里做过文职工作。解放后周一平服过几年刑，刑满后回了老家甘肃。三姨经朋友介绍，在淮安的一所小学做教师。胖姐是他们的女儿，下面还有个弟弟叫周全。 她又把周全有留在姐姐家。周全比我小两岁，我叫他大周。不久大周的姥姥为了照看这个外孙，也从东北来了。崔姥姥长得很瘦，白头发，整天叼着一根长长的烟袋。邻居们笑话她，她说这有啥，东北三大怪：“窗户纸糊在外，十七八的姑娘叼烟袋，养活孩子吊起来。”崔姥姥常和我家的保姆唠嗑。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回她去内蒙四闺女家住了几天，回来说那里出了这么档子事：有一家娘俩，老娘是个瞎子，儿子三十出头了还打着光棍。一天，儿子对老娘说：“妈，我舅想你了，要你去住几天。”老娘说“那就去吧。” 儿子背着老娘，走啊走啊，过了一会儿，老娘在背上说：“儿啊，这道不对吧，怎么深一脚浅一脚的。”儿子说这是条近道。又过了一会儿，老娘听到了哗哗的流水声，又说：“儿啊，不是去你舅舅家吗，怎么把我背到黄河边上来了？” 儿子把老娘放到地上，哭着说：“娘，我也不瞒你了。我找了个对象，人家啥都满意，就是嫌我有个瞎妈，不原意伺候瞎婆婆。你儿子眼瞅半辈子，您能忍心让儿子打一辈子光棍吗。”老娘一听流着泪说：“好吧，娘成全你。” 儿子拿出一条麻袋，把老娘装进麻袋扎好嘴，扔进黄河。然后跟他的对象说，我把我娘送到舅舅家去了，咱俩结婚吧。那女人到他家一看老娘真的没了，很快就跟他结婚了，就在举行婚礼那天，外面来了一辆警车，下来几个警察，还搀着个老太太，儿子一看吓得瘫在地上。 原来，那天老娘被扔入黄河不久，从上游驶来一艘货船，把她救了。 人们都骂那个儿子是畜生，应该千刀万剐。新娘子也不干了，撕碎盖头要走。警察给他俩戴上了手铐。这时，老太太突然跪倒在地上，摸索着抱住了儿子，呜呜大哭，央求警察： “你们不能把他抓走啊，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还指望着他养老呢……” 崔姥姥说，后来儿子还是被带走了。我想多住几天，听听这个案子是怎么判的。可是不行，这边二丫头一个劲催，那头四丫头给我买了车票。唉，也不知那畜生儿子挨了枪子没有…… （三） 十岁那年，我们住的大院被一家化工厂占用，院里的邻居们相处多年不愿分离，房产部门在香炉营给大家找了一座大宅院，据说是二三十年代著名京剧演员肖长华的旧宅。院子古香古色，也很气派。大家在那里住了不到一年，一个机关看中这座宅院要做幼儿园，这回相处多年的老邻居四分五裂了。幸运的是，我家和二姨夫家被分到永光寺，两家相距只有一二十米。 一天，三姨带着二周从甘肃回来了。二周长得虎头虎脑，皮肤有点黑。初到北京，三姨怕他走丢了，告诉他如果找不到家了有人问你，你就说我姓周，名字叫周鼎，属鸡的，三岁了，记住没有？二周说记住了。三姨说给我重复一遍。二周小嘴一张，一口气说道：“姓周名鼎字属鸡山睡（三岁）。”大家都笑了。 后来我才知道，三姨是国民党党员，解放后在淮安当小学教师，有一天学生不听话，她一气之下打了学生一巴掌，被校方开除了。没了饭碗，她只好带着刚刚满月的二周去找他的爸爸，在那里生活了三年，后来因感情不和离了婚，带着二周又返回北京投靠姐姐。 “这小家伙可机灵啦，”三姨说，“回来时没有钱，我只买了一张票，查票的一进车厢，我在他头上一扒拉，他出溜一下就钻到了椅子底下，等查票的走了，我轻轻一跺脚，他就出来了。” 三姨没有工作，街道上给她找了点活——在家里绣花，每月能挣二十多块，钱不够花，幸好有姐姐姐夫贴补着。三姨每天除了做家务，把精力都用在了教育孩子上，大周的功课始终是学年第一。有一天我看见三姨一边纳鞋底一边教二周学算数。 “二加三等于几？”三姨问。 “等于五。”二周说。 “三加二呢？”三姨又问。 “等于……等于……”二周刚一打锛，啪的一声，鞋底落到头上。二周立刻答道：“等于五！等于五！” 不知是被妈妈打出来的还是天生的，二周的脑袋硬的出奇，三姨叫他铁蛋子。有时大周被他气恼，在他头上拍一巴掌，疼得自己呲牙咧嘴，他却像没事似的。有一回我在家里闷着头看报书，二周悄悄走到我跟前，用脑袋猛地往我头上一撞，疼的我直流眼泪，他却哏哏笑。 我和大周常在一起玩耍或画画，有时去附近的荣宝斋去看名家字画。二姨夫很支持我俩，时常把自己收藏的画拿出来让我俩临摹。记得有一次我画了一只鹞鹰，他夸我画得不错，还在上面题了字：侧目枝头，精神千古。 家里的保姆走了以后，三姨经常照看我和哥哥。能帮助三姨做点事，我求之不得。有一天，三姨求我给二姨夫送饭。他的饭碗丢了以后，办事处给他找了零活，夜间给看工地看堆。我和大周冒着寒风，捧着饭盒拎着暖壶，穿过一条条昏暗的街巷来到那个公厕。看到二姨夫蜷缩着身子蹲在墙角，冻得瑟瑟发抖，我的眼睛湿了。 生活中，无论遇到多少坎坷，二姨总是那么乐观。那年冬天一个礼拜天，二姨自行坏了，送到修车铺当天取不回来，第二天早上没法上班。二姨让我父亲帮她修理一下。傍晚车修好了，二姨特意焖了黄花鱼，炒了几个菜，还买了一瓶竹叶青，非留父亲吃饭不可，还把我和哥哥叫了去。 饭桌上，二姨讲：近来厂里出了乐子，有人在厕所的墙上写了一首诗： 亲爱的党啊我的妈， 十八块钱不够花， 你的儿子肚子大呀， 还得找妈要两花！ 有人报告了，说这是反动诗，厂里开会调查谁写的。大伙说肯定是个学徒工写的，不过把党比作妈没啥不好，妈就是母亲，歌曲里也这么唱嘛。十八块钱不够花也是实情，你节省点花，等将来转正挣的就多了；还有，老百姓有了困难找党，不正说明了我们的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嘛，也没啥不妥呀！听大伙这么一分析，领导说算了算了，把墙上的字擦了，这事就让它过去吧，以后谁也不准再提。 听了这个故事，一屋子人都笑了。 （四） 欢乐的日子总是短暂的。我十五岁那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席卷了京城。 一天，二姨的家被炒了，许多东西被拉走了，二姨夫的古玩字画被撕的撕砸的砸，乱七八糟扔了一地。晚上，三姨悄悄来到我家告诉父亲，红卫兵命令她们全家离开北京，已经去买火车票了。 三姨身上胳膊上青紫了好几块，她说老黎的大学毕业证书上面有胡适的签名，抄家的时候她悄悄揣在怀里，被红卫兵发现打了她一顿，毕业证书也被抢去撕了…… 第二天，崔姥姥悄悄来到我家，从怀里拿出一个纸条和20斤北京粮票，嘱咐我转交父亲。纸条上写着：“高兄，我们全家去湖南了，地址是慈利县二五台村。不要断了联系，这点粮票你们用吧，三妹。”看完纸条我哭了…… 不久，灾难落到了我家头上。红卫兵命令父亲带着我和哥哥离开北京。鉴于父亲的一贯表现，单位决定不派人押送，给父亲200块钱做路费，限定我们在国庆节到来之前离开北京。 我和哥哥辍了学，和父亲一起到了北大荒的一个偏远农村。第二年夏天，接到三姨的一封来信，信中说：她带着两个孩子和母亲跟随姐姐到了姐夫的老家。当地说他们母子不是那里的人，坚决不收。她带着两个孩子又回到北京，方知我们全家上了东北。北京的红卫兵一个劲往外撵他们，三姨说她好羡慕我们有了安身的地方，要不是身边有两个孩子，真想一死了之…… 后来为了生存下去，把两个孩子养大成人，三姨托人介绍，嫁给了大兴县的一个农民。 风霜雨雪，几度春秋。1976年，国家落实政策，给我补办了手续，让我在当地享受下乡知青待遇，被当地拒绝。三姨听说后，不顾自己体弱多病，多次到国务院信办为我为上访。1979年，我的待遇落实了，当地知青部门将我送到北京治病，三姨闻讯后，又特意从百里外的大兴赶到住处来看我。一别十年，见到我形容枯槁，全身僵直的样子，失声痛哭…… 三姨告诉我，当初的学校已经给她落实了政策，现在有了养老金；二姨和二姨夫也回到了北京，有关部门也给他俩落实了政策，当初抄家损失的东西国家给了补偿。 离开北京时，二周特意赶到车站为我送行，当年的小伙伴如今已经成了孩子的爸爸。火车开动了，他还站在那里挥手，久久不肯离去…… 2009年我回京办事，遇见了当年的二周，他特意到旅馆来看我，他说二姨夫和二姨几年前已经去世。他们的晚年很幸福，二姨活到了就是九十岁。文革刚刚结束后，二姨夫在台湾的一些老朋友还来看望过他。他的妈妈三姨快九十岁了，身体不好，不能来看我。他的哥哥大周得了精神病，住进医院。 又过了一年，二周来信告诉我，三姨过世了。 人生苦短。转眼间，当年不知愁滋味的我。如今我已是满头白发。回想几十年的往事，两辈子的交情，着实令人感慨。社会在发展，人类在进步，人们相互间的感情，却日益淡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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