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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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知青助理
（一）
我在农村插队20年，公社的知青助理高俊义，是我遇到的最好的公社干部。他急公好义，刚直不阿，扶危济困，办事认真，敢于负责，而且平易近人。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1978年，那时我出名工修战备工程致残，瘫痪在床已经接近九年，其中已经用两年时间，给有关部门和中央写了200多封信，反映自己的遭遇，恳请国家落实我的知青待遇，解决我的治病问题。
一天，早饭后，我正和父亲唠家常，一声车铃响，随后，一个人进了屋。
来人四十多岁，中等身材，偏瘦。他自我介绍说：“我是公社新上任的知请助理，叫高俊义。早就听说三队有个北京来的知青，可是打开公社的知青花名册一查，没有你。”他问我，这是咋回事。
我说：“北京给我办了知青手续，咱县知青办不接收。”
他又问：“为什么？”
我说：“说来话长，”随即把县知青办以我的知青介绍信写的不清楚，及和我哥哥的不一样为由，拒绝落实我的知青待遇说了一遍。
“那你的介绍信到底和你哥哥的一样不一样呢？”高俊义又问。
“一样也不一样。”我说。
“我听糊涂了，你具体点说。”
我又说：“说一样，我俩的介绍绍信都是北京统一印制的内容完全一样。不一样之处是，我俩的名字不一样，他叫高继平，我叫高继成。还有我俩的出生日期不一样，他比我大两岁。我俩介绍信的编号不一样，因为一个介绍信一个号，不能重复。还有我两介绍信开出的日期不一样，他的是76年3月，我的是76年6月份。”
高助理仿佛在听天方夜谭。他说：“还能有这种事？你为什么不告他们？”
我说：自己不能动，父亲年迈，胆小怕事。自己只能不断给中央写信上访，已经写了200多封。高俊义听了，脸都气白了。他说：
“把你的介绍信拿给我看看。”
我说，自己已经卧床八年多了，曾经三次自杀，写了200多封上访信无果。队长和会计实在看不下去，他俩代表生产队替我到县里去上访。走的时候，要拿我的介绍信，我没有理由拒绝。当时，我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拿好，还说这个介绍信就是我的命。他俩到了县信访办，人家一听为我的事上访，不接待，他们吵起来了。后来他们的主任韩志杰来了，他让会计和队长把我的介绍信留在他那，然后回公社到派出所取我父亲的档案，送到县信访办。他要看看我父亲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还说，如果是人民内部矛盾，他就立即通知知青办落实我的待遇。队长会计信以为真，到了公社派出所，人家说档案不能外借，这是制度。信访办要看让他们自己来看。他俩返回县里说明情况，韩主任说那就算了。他俩想要我的介绍信，韩主任改嘴了，说介绍信是北京给县里开的，凭什么给你？！就这样，把我的介绍信骗走了。
高助理听罢，气得浑身哆嗦。他说这好办，他不是要看档案吗？这事包在我身上。第二天，他不知用了什么法子，真的把档案取了出来。怕我等得着急，去县里之前，还特意带我家，身上背着一个大黄挎包，让我看，说我现在就去县信访办，看他们还有啥话可说。傍晚，高助理锤头丧气地回来了，他说信访办又变卦了，说我的介绍信内容写的不清楚，，让我与北京联系，重新开一个介绍信。我说这不好办，上面有规定，一个知青只能开一份介绍信，他们这是故意刁难。
高助理说：为了我的事，他闯到县委书记李洪业的家里，告了信访办的状。县委书记说，县里的事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主张让我重开，说这样他才好说话。
我只好和北京有关部门联系，又写了多封信，两个月后，北京市知青办公室破例给我回了一封信。答复是：
“高继成同志，你的来信已收到。你反应当地知青办认为我们开出的介绍信写的不清楚，要求重开一份，现答复如下：全国各地像你这种情况的下乡的人，我们都开这种介绍信，没有任何地方提出不清楚之事。而且，每个知青只能开出一封这样的介绍信。因此，我们不在开出，特此答复。”
落款是北京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下面盖着鲜红大印。高助理看了这个答复，信心满满的说：
“我再往县里跑一趟，你放心吧，这回绝对没问题。”
两天后，高助理又垂头丧气地回来了。他说，“本来县里这关过了，不料，县委副书记李X国坚决反对，他让把这事上报到省里，省里让接收再接收。没办法，等着吧。”他愤愤说，屁大的事，用的着这样吗？再说审核他哥哥的待遇时，怎么不请示？”从那以后，每过一段时间，他就去县里一趟，打探消息。大约又过了俩月，高助理给我送来消息：原文是“如有正式下乡手续，可给知青待遇。”本来这个问题可以到此结束。不料，那个副书记又节外生枝，下指示让向省里谎报说，“该青年没有正式手续。”不久，省里的批示再次下来：“不能给下乡知青待遇。”有了省里的“尚方宝剑”，县知青办更加飞扬跋扈，有人再去为我联系此事，干脆推出门外，一律不接待。高助理气得混身颤抖，他问我：
“你家到底和李X国书记有什么冤，什么仇？”
我说：“不知道，谁知我祖上哪辈子抱着他家孩子下过井，还是刨过他家祖坟。他这样做可能是标榜自己革命立场多么坚定，旗帜多么鲜明吧。”
将近一年的时间，高助理究竟往县里跑可了多少趟，磨坏了多少双鞋，我无法统计，只知道县里流传这样一句话，“高助理和这个青年都姓高，他们不但是一家子，肯定还有更亲近的关系。要不然，为了一个普通青年，他能这么卖力吗？”
高助理听了，坦然一笑：“我和这个知青什么关系，组织上尽管调查。”
为了我的事，高助理已经竭尽全力，应了那句话，办事不成，不算无能。县里阻挠的人，毕竟是县委副书记。不知怎样感激高助理才好，过春节时，我让父亲买了二斤蛋糕，两瓶老白干和几斤水果给高助理家送去，以表谢意。不料，他给我买了更多的东西，并让爱人亲自送到我家，感动得我泪眼模糊。
我仍然不断给中央写信。也许是我的举动感动了上苍，忽然有一天，广播喇叭里播出这样一条消息：密山县委副书记兼副县长李X国被革职查办。原因是，一年前，他的女儿考大学试卷答的欠佳，这位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的县委副书记，竟然利用职权，让人夜间潜入考场存放卷子的地方，偷偷为他女儿改卷加分。一年后东窗事发，女儿被大学退回，这位书记锒铛入狱。
又过了些日子，一天饭后，我正和父亲诉说自己夜间做的一个梦。我说梦到自己的病好了，看到自家园子里的果树开满花朵，一轮红日从果树中冉冉升起，且高且大，一直升到中天。我问父亲，这个梦主凶还是主吉。父亲说，梦是心头想，你白天总盼着自己的事有个结果，才做了这样的梦。我们爷俩正说着。突然，高助理风风火火的来了，喘着粗气，进门就说：
“好消息，国务院来电话啦！”       
这没头没尾的话把我说懵了。他喘了几口气继续说：
“刚才，我在办公室里，电话响了，我问哪里呀？对方说国务院，全国知青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她是负责人朱红。请找一下富源公社知青助理高俊义。我说，我就是。她说太好了，我现在要向你核实两个问题。第一个，你们公社有个叫高继成的北京知青没有？我说有。她又说，现在核实第二个问题，他的知青待遇落实没有？我说，到目前我接电话为止，还没有落实。她说好了，谢谢你……放下电话我就来了。”说完之后，高助理说，他还有别的事，匆忙走了。
第二天早上，县团委书记鲍学斌和组织部长来到我家。他们说明来意，受国务院委托，专程来调查密山有关部门拒绝按照中央文件，落实我知青待遇的经过。
他安慰我说：“小高，你的官司赢了。”
我忧心忡忡地说：“可惜，这事你说了不算。你上边还有县政府，县委呢，他们欺上瞒下，弄虚作假……”
鲍书记说：“这回他们想骗也骗不了，国务院绕开了他们，特意委托团委下来调查，让我们写完调查报告，密封好，通过邮局，直接寄到国务院。”
鲍书记走后，过了一天，高助理又来了，给我送来一身新衣服，灰色的中山装，当地管它叫吊兜干部服，还有一顶灰色的帽子。这是我下乡十三年，第一次穿上新衣。
又过了几天，那是一个阳光明媚，李花桃花盛开的日子，一辆白色的大型救护车缓缓开进小山村，停在我家门前，从车里跳下几个白白胖胖，干部模样的人，来到我身边，说：
“我们是县知青办的，接你去治病。”
我说：“且慢，你们到底承认不承认我是知青？”
那人不愧是国家干部，回答贼有水平。他说：
“现在广播不是经常说吗，咱们一切向前看。”
（二）
知青办的干部们把我抬上救护车，临时雇了一个社员护理我，一同上了车。高助理不放心，也跟车进了县城。他安排我们住进望湖楼宾馆，特意为我们为我们在一楼一间包了四个床位的大房间，晚上我们住在一起。他说下一步怎么办，听候知青办安排。
他还说我写给邓颖超委员长的信也发挥了作用，全国人大已经给省人大发来电函，内容是：
“责成黑龙江人大立即解决知识青年高继成知青及治病问题，并将处理结果上报人大常委会（一式三份）”。
一个普通知青的待遇和治病问题，惊动了国家和人大的领导，这种事情，世界上恐怕只有中国才会发生。
住进旅馆的第三天，我被抬到县人民医院检查身体。说心里话，看到一个个平时养尊处优，吃的白白胖胖的县知青干部，一个个累的气喘吁吁，汗流浃背，我真有点于心不忍。
县人民医院的医生，从来没见过我这么重的患者，给我拍了全身的X光片，主治医生给我检查了身体，然后将我送回宾馆休息，等待结果。高助理每天出去打探消息。这天上午，他去找那位主治医生，想问问怎样治疗，刚要推门，里面传出知青办主任周顺和主治医生的对话。
周主任说：“你给他开一个诊断，说他的病已经无法治疗，不就得了吗。”
主治医生说：“我们治不了，不等于哈尔滨治不了，我们的意见是让他转院。”
周主任说：“你这人咋这么死性？”
主治医师说：“我是医生，必须遵守职业道德。我的良心也不允许我这样做。”
高助理气坏了，等周主任回到知青办，跟他吵了一架。高助理说：
“一个北京知青，十五岁下乡，为国家修战备工程病成这样，在炕上躺了十年，三次自杀！现在国家给了知青待遇，你们先是用各种借口刁难人家，现在又到医院使坏，还算个人吗？”
周主任红着脸解释说：“咱县知青经费这么少，知青又这么多……”
高助理说：“那你为什么不明说？东扯葫芦西扯瓢，拖了人家三年！要是你家孩子，能这么对待吗？……”
周主任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眯着眼盯了高助理很久说：“噢----我明白了，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俩是一家子呢！胳膊肘朝外拐，吃里爬外………”
高助理也火了：“你狗眼看人低！”
“什么？你敢骂我是狗？……”周主任找到了反击的突破口。
眼看两人要撕吧起来，被办公室里工作人员拉开了。
高助理将事情内幕反映到县委，县委书记李洪业召集县里五大班子和相关人员，在电影院小楼开了会议，严厉批评了一些人，最后明确表示：“高继成是北京知青，是为我们密山县修筑战备工程病倒的，就是花一万，两万，三万……咱们也该把他的病治好，让他重新站起来！”
小楼里响起一阵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三）
高助理对工作极端认真负责，不仅对我的这样，对其他知青也是如此。在我们住宾馆期间，一周内有五六个本公社插队知青因各种困难找他，他多方联系，都一一解决了。
有一天，他对我说，有件事你帮我个忙呗。
我笑了，说我一个瘫巴，身无分文，能帮你什么忙。
他说，咱公社有个女知青，姓卢，从白泡子转来的。那里原来有知青点，后来都走了，只剩下她一个。她想返城，家里的后妈不同意，她爹又是个“气管炎”。她一个人不敢在那里继续住下去，托人介绍，跟咱公社的一个小伙结婚了。婚后她一直住在婆婆家。两年后她的小叔子又要结婚，婆婆要她们搬出去住。可是没地方可去。她向县林业局申请买房木，自己盖房，林业局不批。她见村里没房住的人，都到山上砍木头，扛回来自己盖房，啥事都没有。就让自己的丈夫也去砍。她丈夫不敢，因为家里成分不好。小卢就自己上山砍木头扛回来，自己动手盖了三间小房。可怜的小卢累得七次流产……谁知他俩刚住进去，上边来人检查，谁偷砍木头都没事，唯独把她的房子没收了。而且给了一个新来户居住。而这个新来户又是大队干部的亲戚。小卢咽不下这口气，又搬了回去，三间房两家各住一头。那家为了将小卢挤走，把便盆放在堂屋，小卢在堂屋做饭时，那家公开在那里方便………
小卢告到公社，公支到县林业局，林业局又支到信访办，信访办推到知青办，知青办又推给了高助理。高助理跑了多个部门，他们还是互相推……
“为啥都不管呢？” 我问。
“那个大队干部是省人大代表。”高助理说。
“这不是以权谋私吗？怎么不告他呀！”
“告了，不起作用。这不才求你帮忙吗。我就求你这么点事，这个忙，你说啥也得帮。”
我沉吟片刻说：“我害怕报复。”
“这个你尽管放心，他报复，我兜着。”
我这才下定决心。说：“好吧。”
这时门开了，从外面进来一位二十六七的女知青，穿着一身合体的洗的发白的工作服，衣领露出粉红色的衬衣。她身体瘦弱，说话细声细气。我说你有上访信底稿吗，给我看一下。看后我说，这个稿子不是一般人写的，他的文笔比我强百倍。
“那为什么不起作用？”高助理问。
我说：“他选择的角度不对。通篇就像一份检讨书，都是我错了，我错了……”
小卢问：“我怎么没错？”
我说：“你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错了吗？扎根农村错了吗？县里不给安家费，不给解决房子是你的错吗？你打了报告买房木，林业局不批是你的错吗？你拼了命盖房子，大队干部以权谋私，没收你的房子给他的亲属，是你的错吗？全村那么多社员上山砍木头，为什么唯独没收你的，难道他们不知道你是下乡知青吗？知道还这么做，不是破坏知青上山下乡又是什么？”
听到这里，高助理长长地出了口气。说：“你快写吧。”
当天我写好这封信，交给小卢，下午被抬上了开往哈尔滨的列车。
（四）
陪我上哈尔滨的，有知青办的办事员苏景春，公社的高助理，还有护理我的社员老于。当初雇老于护理我周主任不同意，嫌雇一个整劳动力太浪费，批评高助理不会工作。说雇一个小姑娘就可以了。那多便宜。高助理说，那就雇你闺女吧，正好她在家闲着，还能给家里增加收入。周主任的脸顿时成了茄子皮。
把我送到哈尔滨，住上院后，高助理和老苏告辞了，高助理拉着我的手握了又握。老苏告别时悄悄告诉我：“抓紧治，内部已经有了消息，知青办很快就要撤销了。”
他俩走后，医大二院骨科的董中教授，给我检查了身体，做了血液检测，认为可以手术，进行双侧全髋关节置换，这样我可以坐起来，或者架双拐行走。正在安排手术期间，发生意外，院里的八套人工关节用光了。我必须等待下一批关节进货，而且需要等八个月。我表示可以等。董教授说：我们这里床位非常紧张，有的排了半年都等不到床位。你可以住旅店或者回家去等。
我说八个月也以后知青办就撤销了，没单位给我拿钱。董中教授说，还有一个办法，我们给你办转院手续，到北京积水潭医院治疗。我同意了。医院给我办了转院手续，并到省革委会为我办了进京治病的介绍信。
出院后，我又住进原来的旅馆。我把住院期间发生的一切，写信向密山县知青办做了汇报，请他们来人送我进京。大约过了十天，高助理和富源公社的会计李和来了，要接我回密山，高助理说：周主任告诉他，说我从医院跑出来不治了，还大闹省省青办，骂了两个处长。这事已经向县委汇报了。县委很生气，说不治就拉倒，整回来吧。我说，我出院后哪也没去，始终躺在这里，全旅馆的人都可以为我作证，你们也可以把我拉到省知青办我和他们对证。我出院是因为医院没有人工关节了，要等八个月；医院给我办了转院手续，省革委会给我办了进京治病介绍信。说着，我掏出转院手续和介绍信。高助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看完一遍，交给李会计又看了一遍，确认无误后，抓起旅馆前台的公用电话说：“喂，请接密山，喂密山服务台吗？我是哈尔滨长途，请接知青办，请找一下周主任……周主任吗？我是高俊义，我们已经到了旅馆，见到了高继成，事情跟你说的完全不一样啊？人家有转院手续，有省里开的进京治病介绍信……什么？我啥都别管，把他强行整回来？…他要不回来呢？……我可不敢，他都病成这样了，万一出了事我付不起责任……”
高助理打完电话对我说：“周主任说，你要是不回密山，就把你扔到这里不管了。”
我说：“那你的意见呢？”
高助理说：“我看这样，你留在这里，我们把转院手续和进京介绍信带回去，向县委回报。请示下一步怎办，你看好不好？”我同意了。
高助理和李会计走后，大约过了一周，知青办的女会计，满头白发的何康云来了。她说，周主任让她拿着我的X光片和转院手续，先到积水潭医院给我办理住院手续，等办妥之后有了床位，再把我送到北京。我要求和她一起去，她不同意，说这是主任的吩咐，她只能照着做。
我苦苦等了半个月，一天知青办的老苏突然从密山来到旅馆，他说：何会计给知青办来信了，说经过积水潭医院诊断，我的病没法治了，主任让他把我接回密山。我要求亲眼看看何会计的信，他捂着口袋，说主任吩咐过，这封信不许给我看。这更加大了我的怀疑。我和老于定好了对策。买了半斤猪头肉和一瓶白酒，我佯装答应跟他回密山，说我将来打算写小说，先看一眼何会计的信，将来写小说做素材。他答应了，把信折成一个小方块，只露出一行字“总的来说，这个病是没法治的……”我要求往下接着看，老苏不同意，说那是知青办内部的事，不能给外人看。我说你等等，我把这句抄下来。我故意磨磨蹭蹭，这时，老于已经斟了两杯酒，摊开了猪头肉，招呼老苏一起喝酒。酒肉香味的诱惑，老于的一再盛情邀请，使老苏放松了警惕。他把何会计的信往我怀里一扔，说你自己抄吧。就喝酒去了。我乘机看了那封信的全文，大义是说她到北京以后，到积水潭挂了门诊，一个姓贾的大夫接待了她。贾大夫看了片子以后说，这个知青病了这么多年，身体多处病变，是无法治愈的。只能设法改善部分病变。总的说来，我们没有看到患者本人不好下结论。以上是我去积水的经过。我还要在京开几天会，会议结束就回去。这个知青的事怎么办请组织决定。
信的内容，医院答复明明是“没见到患者本人不好下结论”。周主任竟说大夫说不能治了，欺骗县委和我。我不动声色，将信藏好。继续整理笔记。老苏喝完酒，问我何时动身跟他回去，他好去买车票。我说，刚才我想了一下，还是去北京让大夫检查一下好。老苏一听觉出不妙，跟我要何会计的信，我不给，他就扑过来相对我搜身，想把信夺回去。情况紧急，我身体僵直，无法抵抗，急中生智，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水果刀，用刀尖抵住自己的脖子，说你再动手我就死给你就看！他让我跟他回密山，我坚决要去北京。他没办法，打电话请示周主任，结果挨了一顿臭骂：“……笨蛋！饭桶！谁让你把那封信给他看的？！必须把那封信给我要回来！……”
老苏不敢再动手，我们俩在旅馆里争吵起来，惊动了许多住宿的人，他们问明情况，纷纷指责老苏不对，说这个下乡知青为了国家病成这样，在炕上趟了十年，现在国家落实策给治病，你为啥不让去？有的骂他不是中国人。
老苏是朝鲜族人，汉语说的不大清楚，一着急更说不清了，呜噜呜噜地不知说啥。有些人认为他是装的，要群殴他。吓得他慌忙夺路逃走。
我和老于商议，在没有路费的情况下。如何进京。不料，半夜时分，老苏悄悄溜了回来，他说自己良心发现，决心从现在起，要帮助我，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需要两张进京的车票。第二天，他跟五常的亲属借钱，买了两张票，并亲自把我和老于送上进京的列车。
（五）
到京以后，我犯了一个大错误，千不该万不该，不该与何会计取得联系，我把她想得太好了。
那天，积水潭医院的专家给我会诊。此前头一天，门诊医生已经给我做了体检和血沉化验，完全合乎指标。今天专家进行会诊，已经谢了顶的专家、老主任郭兴堂给我检查身体后正要表态，突然门开了。闯进一个高个子肤色微黑五十来岁的大夫急急忙忙对郭主任说：“主这个患者咱们不能收啊！这事，背后有问题！这不是治疗问题，是社会问题！”
这时何会计不知从哪冒出来，她说：“贾大夫，患者住院以后，如果我们不履行职责，你可以到法院告我们嘛。”
贾大夫说：“说那些没用，有些患者住院以后，认为这里比家好，住着不走啦，单位也不管了……这种亏，我们吃老了！”
我说：“贾大夫请您放心，我绝不是那种人，”
贾大夫打断我的话，把手一摆说：“说那些没用！”
这时，郭主任拉开房门，一只手搭在贾大夫的肩头（还有没有其他动作，我躺在床上没有看清），他说：“这里没你的事。”客客气气地把送请了出去。回来后，他对我说：“孩子，你来的太晚了，要是早来几年，或许我还有办法。”
我哭着央求说：“您再想想办法吧，即便我的双腿能被动弯曲，能让我坐起来也行，这样就可以学掌鞋，学修表，做个自食其力的人。我求求您了……”
郭主任说：“你说的这些是社会问题，我们不考虑。我是一名医生，只能从医学角度考虑问题。你现在可以自己翻身，可以扶着东西站立。如果做了手术，你连自己翻身都不能了，必须得有个人给你搬腿……我认为手术后的效果不如现在，你再怎么要求，我也不会给你做……”
为了这一天，我苦苦地在炕上躺了十年，苦苦地盼了十年啊！想不到，到头来竟是这个结果。我绝望的大哭，愤怒的呐喊！万恶的“四人帮”及其推行“极左”路线，还有地方上官僚主义推诿扯皮，毁了我的一生！
我有苦苦央求了一个多小时，他们还有不同意。给我开的诊断书是这样写的：“类风湿多发复发关节强直（已呈骨性愈合）目前无法治疗。”处置意见“回当地修养”。这时我想起一个叫《猴王吃西瓜》的寓言，猴王认为西瓜应该吃皮，猴崽子说应该吃瓤没用，因为整个猴群都听猴王的。如今骨科的专家主人就是猴王，而我再怎么努力也是徒劳。
我的心碎了，万念俱灰，流着泪，被送回到当初的小山村。
（六）
回到密山后，当地政府根据国家知青政策，将我养了起来，逐月发给我生活费护理费。医药费，实报实销。经过几十天的痛苦思想斗争之后，我从绝望中走出，用仅能小范围活动的残手，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闪光之路，活出了自己的精彩。作为一个残疾人，我获得了国家给予的最高荣誉“全国首届自强模范”，事迹和名字被收录《中国残疾名人辞典》和《中国当代漫画家辞典》，中残联主席邓朴方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伦杰尔•阿方兹理事都到哈尔滨看望过我。
从北京回来，高助理多次来看望过我。他说，小卢官司赢了，一分没花，房子全部要回。后来我搬到了省城，听说他为了工作方便，买了摩托，在工作中不慎摔伤，成了植物人，家人对他护理，非常精心。十几年后，我在一张报纸上看到，某地农村有个妇女，丈夫也是植物人，她每天给丈夫擦洗身体时，总在他身体敏感部位拧上几把，他的丈夫居然醒过来了。我想把这张报纸寄回小山村，托他们转给高助理的亲属，得到的回答是，他已经过世了。
我哭了，常常想，如果我们的干部都像他一样，忠于职守，勤奋工作，何愁四化不能早日实现。
恩人啊，俊义大哥：小弟愿你在天堂永远幸福！永远快乐！！

磨难呀，

建国兄您好！感谢您读了我的这篇文字，而且读懂了我的用意。口罩期间，饭后茶余，我又写了一些东西。其中有《永不沉沦》的第二部，和自己的一本回忆录。这篇文字是回忆录中的一篇，是我人生中诸多磨难中的一小段。也可以说是我这类知青在那个特殊年代里的遭遇，是我们这类特殊知青的心酸经历。出书之前，我选择一些先发在这里，就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然后加以修改。阴霾已经过去，但曾经的磨难人们不会忘记。

《逝去的记忆》
引子
人老了爱回忆往事，或者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蹲在墙根晒太阳，抽袋烟，唠唠家常，以此消磨时光。转眼间，头发乌黑的我，从一个少年郎，变成了白发翁。回首往事，叹时光流逝，大有“弹指瞬间”之感。有时，我也想去蹲墙根，凑凑热闹。无奈身下的铁床对我太亲热了，牢牢地扯住我，不让我我起来。50多年了，他对我总是这样。起不来就算了，好在哈尔滨有两位知青大姐，送了我一个华为平板，闲来无事就打上几句，没人看也不要紧，就算我自言自语，发癔症。

01、从玩说起
小时候，我很爱玩。穷人家的孩子，可玩的东西很少。但这丝毫不影响我爱玩的天性，也没有减少我玩时的乐趣。
打记事起，我就离不开玩具，几个玻璃瓶，一小堆沙土就够我玩上半天，把沙土装入瓶子，然后再倒入另一个瓶子，翻来覆去，乐此不疲。有一回，一个伙伴捉到个虫子，大约有1厘米长，又黑又亮。他说这叫“磕头虫”，会磕头。我不信，他便把虫子放在指甲上，那个虫子果然“咔”“咔”地磕好几个头。从此，我就迷上了昆虫，蜻蜓、蚂蚱、天牛……得到一个，就会高兴的不得了。
五岁那年，我悄悄地从家里溜出来，不知怎么到了西草场，见一家店铺前放着一只长方形的大木箱，里面有许多碗口大的乌龟，有的将脑袋和腿缩在里壳里睡觉，有的不停地爬。我在那里呆呆地看着。天快黑了，忽然有人拍了我一下，回头一看，是爸爸。爸爸说：
“你怎么跑这来了，叫我跟好找，跟我回家吧。”
我不肯走，缠着爸爸要买一个，爸爸同意了。
我挑了一个最大的，回到家里。爸爸在乌龟壳上钻了个眼，拴上了根绳，我每天牵着它在院子里玩，看着它爬，有时它钻进水坑里，我就一拉绳子，把它拽回来。伙伴们一个个围着看我玩，都羡慕死了。

一天，院里一个中学生要借我的乌龟，说要用乌龟的尿治耳聋。我不肯，爸爸好说歹说，告诉我就借一个礼拜我才答应。那时我并不知道一个礼拜有多长，第二天早上就要去把乌龟取回来，爸爸指着日历对我说，一天撕一张，撕到第七张才是一个礼拜。接下来，我便天天盼，苦苦等……乌龟终于回来了，我高兴得不得了。
过了几个月，乌龟死了，我难过地哭了。爸爸把乌龟扔到房上说，以后下雨了，它会活过来。于是，我天天盼下雨。雨始终没有下，却飘起雪花。新年到了，爸爸见我整天呆呆地望着房顶，就给我买了一个空竹。
我很快就学会了抖空竹。空竹飞快旋转，发出一阵阵“嗡嗡”声，像天上的飞机。一天，院里一个大我十几岁的哥哥将我的空竹要了去，他说露几手给大家看看。他先来了个“撒地轴”，空竹像陀螺一样在地上飞快旋转地，接着，又来了个“张飞蹁马”，空竹便飞到他手的中竹棍上旋转。最后，两臂奋力向上一扬，空竹飞到空中，变成了一个小小的黑点。
“好——！”人们一阵喝彩。
喝彩声未落，只听“啪”的一声脆响，空竹落到地上，碎了。我哇哇大哭，要他赔。大哥哥没赔我，只是用水胶把碎了的空竹重新粘在一起。
空竹不响了，而且抖起来乱晃，我再也不喜欢它了。

后来稍大一点，见院里同龄的孩子，都在玩洋画。那是根据《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等古典名著中的故事，印在硬纸片上的彩色连环画，每幅只有火柴盒大小，一张七八寸见方的大纸上排列着几十幅小画，背面印着文字。许多摊床小贩都卖这种东西，一分钱五幅。我买回家用剪子剪开，像宝贝似的整天揣在兜里。父亲有空，就会指着洋画告诉我：“这是周瑜打黄盖”，“这是鲁智深倒拔垂杨柳”……
而院里的孩子们却另有玩法：每人拿出五张或十张摞在一起，然后轮流用手去拍，使洋画翻过了来。当谁拍得只剩最后一张，就是赢家，这些洋画就都归他。后来我才知道，这就叫赌博。那时可赌东西还有很多，如香烟盒、玻璃球、方宝、李子核、冰棍棍……
我最喜欢的，是用冰棍棍做手抢。先用二十几根冰棍棍做好枪筒和枪把，固定好，再用木头削个枪栓安上，一个可以发射小石子和冰棍棍的手枪便做好了，小伙伴们拿着它互相射击，玩的可开心了。但玩久了，也会生厌。这时最盼望的是，那些打把式卖艺的、捏面人的、吹糖人的、耍耗子的……哪怕是锯盆锯碗、焊洋铁壶的到胡同里来，我都围着看。
有一次，来了耍猴的，好多人围着看。那只猴子不但会翻跟头，舞刀弄枪，还能学京剧中的角色，戴上乌纱帽、花脸等面具，在锣声中迈着方步走圆场。表演到最后，耍猴人竖起一根一丈多高的竹竿，那猴子蹭蹭蹭怕爬到竿顶，学着孙悟空的样子，做了一个手搭凉棚向远处瞭望的动作。
“好——！”人们大声喝彩，有的往里扔钱。
就在这时，那猴子在竿顶洒了一泡尿，浇到几个老太太的头上，气得她们嘟嘟囔囔地走了，看热闹人们一阵哄笑。
几年以后，不知为什么，这些走街串巷的人不见了，伙伴们眼巴巴的盼了又盼。有一天，院里几个比我大些伙伴说：“走，上天桥玩去。”
我曾听爸爸说，解放前那里有说相声的，说的都是荤段子，不让女人听。爸爸去听过一回，说的是有个赶马车的老板子，家里有钱，取了个老婆不生孩子，老婆怕被休了，就买通家里的佣人，一起来糊弄车老板。起初，她说怀孕了，让车老板和她分开住。她往裤腰里塞衣服，塞枕头，欺瞒了一天又一天。到日子要“生”了，正好车老板没在家，老婆叫佣人买来一只刚刚生下来的小猪崽，将浑身的毛刮得干干净净，然后像包婴儿一样用襁褓包裹起来。第二天，车老板回来了，佣人给他贺喜，说太太生了个大胖小子。车老板乐坏了，忙把孩子接过来，亲了又亲。这时，他觉得下面有什么东西在动，打开一看，又惊又喜，说：“嚯，真是我儿子，带着鞭子来的！”听相声的人们哄堂大笑。有人发现，有个赶车的老板抱着鞭子，呲着牙也在听，顿时明白了，说相声的在讽刺这个听相声不给钱的车老板，于是，笑得更厉害了。
我四岁时，东北的伯父来北京，带我去过一次天桥，我只记得那里很远，很好玩。十岁左右时，在玩心的驱使下，我随伙伴们又去那玩了大半天，居然没有感觉到累。
在北京，天桥的热闹好玩是出了名的。里面的店铺和棚子一座连着一座，拉洋片的、变戏法的、打把式的……各种杂耍，还有摔跤场、剧场、大大小小饭店、各种小吃，令人眼花缭乱。
我爱看变戏法的，一个秃顶的瘦瘦老头，拿一颗龙眼大的珠子往耳朵上一拍，珠子不见了，用手指一挖，却从另一只耳朵里取出来；再往头顶上一拍，又从嘴里吐出来。他拿一个鸡蛋放在地上，用碗扣住，敲几下锣，然后将碗翻开，鸡蛋就变成活蹦乱跳的小鸡……
大一些的伙伴，喜欢看摔跤和打把势卖艺（练武）的。打把势卖艺的是个叫“吴昌印”的大胖子，四十来岁，领着他的三个儿子，在那舞刀弄枪，没有什么精彩。看过多次，只给我留下一个印象，那个大胖子能同时拉开六张弓。老北京流行一句话：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看来不是空穴来风。
时光流逝，四十多年过去了，不知故乡的天桥，今天变成了啥样。

02、最坏男孩

我敢说，如果评选全国最坏男孩，这第一，非“八戒” 莫属。
请别误会，这“八戒”不是《西游记》里的，是我儿时一个邻居家的男孩。他姓孟，名国宏，属猪，长我四岁，壮实得像头牛犊。国宏长相欠佳，脑袋左右扁扁的，大勺子，小眼睛，嘴唇很厚，而且外翻。伙伴们都怕他，当面叫他 “宏哥”，背后都叫他 “猪八戒”。
我们在一个大院住了十几年。不知怎么论的，父亲让我管国宏的爸爸叫“大爷”，而国宏称我父亲为“二姑夫”。

打我记事起，三天两头有人找到孟家告状，说“小宏”不是把张家刚会走路的孩子打哭，就是往李家的酸菜缸里扔死耗子，再不就是跟在七八十岁的小脚老太太后边，学人家走路。有一回，一个过路的哑巴都找上门来，哇哇大叫，用手比划说小宏骂了他。当时我只有五六岁，非常纳闷，哑巴听不见，这怎么可能？大一些的伙伴告诉我，在地上画个圈儿，吐口吐沫，再踩一脚，就是骂哑巴。
惹了祸，少不了要挨他爹一顿胖揍，先是巴掌，后来发展到皮带，乒乒乓乓、噼噼啪啪。小宏是天生的滚刀肉，挨打从不哭喊，也不告饶，倒是他娘比打了自己还难受，哭哭啼啼，踮着两只小脚，用浓重的“老呔儿”口音骂他老伴：   
“老东西，儿子是我生的，不用你管！今儿我豁出这条老命跟你拼了……”

后来稍大一些，伙伴们给我讲了一个小宏给他老娘喝尿的故事：
小宏八九岁时，一天早上，孟大爷、小宏的哥哥和姐姐，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都走了，孟大娘也拎着篮子上街去买菜，家里只剩下小宏一人在“沤被窝”——这回不是他不想起来，又尿床了。家里人都走了，他连忙穿好衣服，随手把地上装着半盆尿的尿盆塞进被窝，然后若无其事地穿衣下地，刷牙洗脸。孟大娘回来了，动手叠被，一拉被子，半盆尿全洒在床上……孟大娘叫苦连天，他却在一旁哈哈大笑——把老娘瞒住了，我没尿床！
打那往后，孟大娘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把地上的尿盆端走，免得儿子“作妖”。
几天以后的一个早上，家里的人都出去了，小宏还在沤被窝，来尿了，找不到尿盆，顺手抄起桌上茶壶，尿在里面。然后穿衣下地，而且，破天荒地叠好了的被子。
不一会孟大娘回来了，小宏捧着茶壶亲亲热热地说：“妈，你累了吧，我给你沏了壶茶，还热乎那。”
“都说宏头没出息，这不挺懂事吗。我早就说咧，树大自然直……”孟大娘高兴得不得了，接过茶壶，仰脖喝了一口，吧嗒一下嘴，觉得不是味儿。儿子扑哧笑了，说：
“那是我撒的尿。”

我五六岁时，有时不听话，家里保姆奶奶就吓唬我，“小心夜里鬼掐你！”那时北京城里经常停电，一停电，院里那些大孩子就缠着隔壁的教书先生讲《聊斋》，神仙鬼怪狐狸精什么的，我总去听，听完又害怕，大白天都不敢一个人呆在屋里，走路时总回头，怕有鬼跟着。
一天晌午，我和比我小一岁伙伴大周正在院里玩耍，小宏溜到我跟前，坏笑着说：“你不是怕鬼吗？我告诉你一个招儿，以后就不怕了。”我问什么招儿，他说你没听《聊斋》里神仙老道都能降妖捉鬼吗？你变成神仙，以后就不怕鬼了。我忙问怎么变，他说我只告诉你一个，你可不许告诉别人，然后，趴在我的耳朵上说，吃了金鱼可以成仙，并起誓他如果骗我不得好死。
我深信不疑。正好隔壁教书先生、即大周姨夫家的鱼缸里养着几条金鱼，大周也想跟我一起成仙，我俩一人抓了一条，放在嘴里咬了一口，鱼鳞肠子弄了一嘴，而且很腥，不好吃。我忽然想起大人们给猫喂鱼前，先把鱼放在火炉上烤干，然后揉碎拌在猫食里。于是我就和大周一起，把一条条金鱼放在火炉上烤干，统统吃进肚里。再后来就是等着成仙。
那天晚上，睡梦中我被保姆摇醒了：“你今天惹啥祸了，人家找来了，说说吧。”我揉揉眼，睁开一看，只见大周的二姨满脸怒气站在床前，这个二姨非常厉害，两口子吵架时，脾气一上来敢骑老公身上乱拳捶打，院里的孩子们背地里都叫她“母大虫”。
“说，我家的金鱼哪去了？”母大虫喝问。
“我和大周烤着……吃了。”
“我问大周鱼哪去了，他说让你俩吃了，我还不信……”母大虫把我从被窝里薅出来，“有这么祸害人的吗，啊？你爸成天上班没工夫，今天我替他管管你！”
我哇的一声哭了，抽抽嗒嗒地说：“我听小宏说，吃了金鱼能成仙……”
母老虎听罢，脸上怒气消了，笑着说：“老孟家这个鳖犊子，都作出花来了，明儿我找他算账！”
第二天，母大虫还没来得及算账，八戒又惹祸了：
先是把邻居郑姥姥放在院子里的通条烧热，然后悄悄放回原处，烫伤了郑姥姥的手。尔后，一位走街算命的盲人，拄着马竿，一手打着挂在手腕上的小锣从大门外走过。他笑嘻嘻迎上去，说：“先生，有人算命”。
“噢，哪啊？小朋友，领我去好吗？”
“行！”
八戒牵着算命先生的马竿，进了大门，奔向后院。“如今新社会，小孩都变得懂事了……小朋友，你真好，太谢谢你了……”算命先生跟在后面，嘴里叨叨咕咕，不料前面的八戒却仰着脖子唱起来：“拉瞎——拉瞎——拉到河里喂王八……”
“小朋友，不要这样……”算命先生连忙制止，可八戒哪里肯听，为了生意算命先生只好忍气吞声。
到了后院，进了一道门，前面忽然没声了，“请问哪位要算卦呀？”算命先生问了一句，没人回答，一股难闻的臭味钻进鼻子，他用马竿四面一探，发现被领进了茅房，而刚才领他进来的那个小孩，早已溜了。
算命先生被气疯了，站在院里破口大骂。
孟大娘和院里的大人们闻声出来，又是劝说，又是赔礼，好不容易才将算命先生劝走。
这天晚上，孟大娘向老伴告了儿子的状，同时来告状的还有几个邻居。
邻居走后，八戒挨了一顿有生以来最严厉的教训，孟大爷打累了，怒气未消，最后竟在儿子肩头狠狠咬了一口。
八戒从家里逃走了。孟大爷咬牙切齿地说：
“谁都甭别找他！让他死在外头，省心！”
第二天上午，家里没人时，“八戒”溜回来了，撬开家里的门，进屋找吃的，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盆正在发着的面。他捅开炉子，放上饼铛，抄起油豆瓶咕嘟咕嘟，半瓶油全倒了进去，然后抓出一团面，按在饼铛里……不一会几张油乎乎的发面饼烙好了。他吃了一张，剩下的揣进怀里，转身要走，看见了凳子上的面盆，气呼呼说：“娘个纂儿的，不让我吃，你们他妈的也别甭吃！”话到手到，一铲子煤面倒进面盆，又用煤铲揣鼓起来……
从那以后，孟大娘告一次状，八戒就挨一次胖揍，孟大爷上班后，八戒就在家里作一通。有一回，孟大娘气得坐在院里，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指着儿子骂：“你个汗憋的！你个生大疔的！老孟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孽种……”
八戒在一旁呵呵笑，随口应道：“你们老马家好，你娘家兄弟偷我们老孟家的驴！”解放前孟大娘娘家穷，有个兄弟不争气，确实干过这事，不知怎么被儿子知道了，俗话说“家丑不能外扬”。
孟大娘脸都气青了，啪啪啪，一下接一下扇自己嘴巴，扇后又呜呜大哭……

说八戒一无是处，也不尽然。坏事有时也能变成好事。
八戒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哥哥孟国卿学习刻苦，品学兼优，高中毕业后参军，后来成了解放军某部雷达排的排长；姐姐孟国春学习也很刻苦，无奈天资欠佳，初中毕业考高中无望，进了“教师速成班”，毕业后被分在陕西巷小学，教一年级。
一天晚上，国春回到家里不吃饭，总是哭。孟大娘问了半天，女儿抽抽嗒嗒地说：“教书这碗饭我吃不了……班里有几个闹将，我管不了，尤其那个带头的叫邓金宝，他一闹其他就跟着闹……”大娘好一顿劝说，女儿才勉强吃了几口饭。
说者无心，听着有意。第二天下午放学的时候，孟国春正在校门口正在叮嘱学生回家路要上小心，认真完成作业……那个叫邓金宝的同学突然怪叫起来，几个同学立刻跟着起哄，孟国春不知所措，就在这时，八戒不知从哪里窜出，抡圆胳膊，劈头盖脸就是一巴掌。那个孩子应声倒地，鼻口出血。
孩子挨打，家长不干了——孩子的父亲是北京市公安局某处的处长。他驱车来到学校。结果，孟国春被学校开除了。
街道给孟国春重新安排工作，在和平门外延寿寺街副食店当售货员。由于她工作认真，态度好，对顾客“百问不烦，百拿不厌”，一年后被评为北京市的“五好店员”，大幅照片上了《大公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了她的讲话录音……接着，好事成双，报为媒，在北京部队服役的一位解放军连长跟她结为伉俪，次年他们生下一个白胖的女儿。
我上小学三年级时，我们所住的大院——铁老鸹庙10号被一家工厂征用，全院住户搬到了香炉营。没过半年，那里又被某机关看中做了幼儿园，全院居民被分散到个各处。我家搬到永光寺，孟大爷家搬到了海北寺，两家离得很近，有时逢年过节，也互相看望一下。
又过了几年，我们全家迁到东北，孟大爷一家不知去向，从此失去联系。如今孟大爷孟大娘恐怕早已不在人世，宏哥若健在，该是奔八十岁了。
                                      2020年10月

02、最坏男孩（这段发重了，请编辑帮我删去。拜托了，多谢！）

03、“运也，命也”
儿时邻居教书先生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对兄弟，嗜赌如命，家里的东西都输光了。有一天，老娘死了无钱发送。哥俩一商量，决定到舅舅家去借。舅舅是个风水先生，将两个外甥臭骂一顿，拿出些银两说：“你俩先回去，把该用的东西卖齐，我今天有点事处理完，明天一早准到……给你娘选个好地方，将来你俩也能有点出息。”
哥俩从舅舅家回来的路上，遇到个赌馆，又犯了赌瘾，不到半天，把舅舅给的钱输得精光。这时他俩猛然想起，家里的老娘还没发送；害怕舅舅来了责骂，连夜回家，找了一领苇席，将老娘卷巴卷巴，扛到山上埋了。
第二天早上舅舅到了，进屋就问：“人呢？”
俩个外甥说已经发送完了。舅舅火了：
“告诉你们我今天一早准来，你们着的哪门子急呀……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舅舅！”
哥俩哄骗舅舅说：天气这么热，路又不好走，我俩怕到时候您老来不了，娘的尸首放坏了。
“葬哪了？领我去看看。”舅舅说。
哥俩将舅舅领到娘的坟前。舅舅前后左右看了一阵，怒气消了，说：
“是个好地方，只是此地不宜不用棺椁安葬，后人发迹得慢。”
哥俩一听连忙跪倒：“舅舅，实不相瞒，我俩用的正是苇席。”接着说出实情。
舅舅听罢气消了，叹口气说：“运也，命也。”
没了老娘，后来房子又输掉了，哥俩一核计，得找个吃饭的地方，辗转到了广东。那时正是鸦片战争期间，国家招兵，哥俩就当了兵，守卫海防。一天夜里，轮到老大站岗，他迷迷糊糊地老打瞌睡，把手中烟袋锅往身边的大炮上磕了磕，想再抽一袋烟，不料点着了炮捻子，只听“轰”的一声，惊天动地，大炮响了。营里忙派人下来查问为何开炮。站岗睡觉，擅自开炮，要军法处置。弄不好要杀头。老大忙撒谎说：
“我看见远处来了敌船，来不及报告，就先开炮了。”
天很黑，远处什么也看不见。营里忙派人驾着小船出去打探。天快亮时，打探的人回来了，说昨天夜里确实来了敌人的军舰，他们本打算偷袭，见咱们的炮响了，误认为偷袭已被发现，又悄悄退了回去。
这下老大立了大功，后来不断提升，最后当了总兵。教书先生说这是真事，而且说的有名有具体时间和地点，可惜我那时太小，都没记住。

你可真行，写的这么好

主要是有真实感，支持一下。

04、记一次看鱼鹰捕鱼  

十二岁那年，我在北京市城里，看到一次鱼鹰捕鱼。

那是冬天的一个中午，天气很冷。我到达智桥路西的食杂店打酱油，出来时，见门口停着一挂马车，上面拉着两只木船，船上蹲着十几只大鸟。那鸟很丑，黑不溜秋，脖子很长，嘴很大，前端还带个小勾，许多孩子围着观看。胆大的，还不时地伸手去摸。我意识到，这可能是书上说的鱼鹰，拎着酱油瓶子也凑了过去。

这时，有两个腰间扎着绳子的农民，手里各拿一包东西，从食杂店出来，赶着马车向北驶去。

“走啊，看鱼鹰抓鱼去!”有人说。

一群与我年龄相仿的孩子，迎着寒风，追随马车拐进达智桥，穿过上斜街，来到护城河边。马车沿着陡峭的河岸又往前走了一段路，到了二道闸。闸上边的河面比下边宽出近一倍，水位也高出许多。河水从闸板下面泄出，翻卷着浪花奔腾而下，发出巨大轰鸣。

那两个农民，停住马车，抬下小船，把船摇到河心，用长长的竹竿，将鱼鹰赶到水里。我数一下，共有十三只。

一只只鱼鹰在湍急的水流中往返穿梭游动，不时地有鱼鹰一头扎进水里，瞬间含着一条鱼钻出水面，如果是条大鱼，那鱼的尾巴和半截身子就会露在外面，甩来甩去。那鱼鹰的身子几乎要沉下水去，它拼命地将头伸出水面。撑船的农民见了，离着较近的一个便将小船撑到近前，伸出一个长柄小网，把它接到船上，然后捏着脖子，从下往上一撸，一条大鱼便从它的嘴里落进船舱。有的鱼鹰不肯离去，那农民就把箍在鱼鹰脖子上的套索打开，往它嘴里添些食物，然后再将套索勒紧，重新把它赶入水中。我明白了，一只只鱼鹰那么卖力地捕鱼，是事先被饿了很久，农民在它的脖子上勒了套索，是防止它们把捉到的鱼吃进肚里。

寒风中，十三只鱼鹰在水面地上上下下，两只小船摇摇晃晃，不停地在鱼鹰之间往来奔忙。有时大鱼逃近岸边，可以清楚的看到，鱼鹰在水下几乎将身体拉成一条直线，如一支离弦的箭，在后面紧紧追赶。我发现，大鱼为了逃命，都是顺水而下，大概它认为这样速度更快可以逃脱，殊不知，这个道理对身后追赶它的鱼鹰也同样适用，有的大鱼逃出一两丈远，几次从鱼鹰的嘴里挣脱，最终还是被捉住。有的大鱼钻进水底的杂草中躲藏，也没能逃过鱼鹰锐利的眼睛。

同是为了生存，一个拼命捕食，一个仓皇逃命——惊险紧张刺激的场面，使我忘掉一切，我和那些孩子们一起，沿着河岸兴奋地奔跑，欢呼着……

不知不觉，天色暗了下来。两个农民将捕获的一堆鱼和木船抬上马车，收拾东西准备回去。我蓦地想起，自己是出来打酱油的，瓶塞子不知啥时丢了，里面的一斤酱油，洒得只剩了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