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姑娘

中国姑娘

      中国女排今天在东京代代木体育馆3比0完胜德国后，取下8胜3负的战绩，在第11届世界杯女排赛上积26分，不仅获得世界杯季军，而且获得了直接参加伦敦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回想30年前的1981年11月16日，中国女排正是在东京代代木体育馆夺得了中国三大球历史上的第一个世界冠军。现将鲁光当年撰写反响极强的老女排的报告文学《中国姑娘》转发在此。

       1977年深秋，苍茫的暮色，笼罩着日本的商业都市大阪。

　　中国女排姑娘们乘坐的大型轿车，顺着五光十色的街道缓缓向前行驶。

　　多彩的夜景，与中国姑娘们喜悦的心境是相吻合的。今晚，1977年世界杯排球赛进入最后一个高潮——发奖。应该说，中国女排的战绩是值得庆贺的。1974年，中国女排在世界锦标赛中只得了个第十四名。而1976年6月由袁伟民组建的这支队伍，只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训练，头一次参加世界比赛，就名列第四。这是我国女排自1953年建队以来所取得的最佳战绩。而且在世界杯的预选赛中，她们还打败过“东洋魔女”日本队。这给她们的启迪和鼓舞，也许比第四名的战绩本身还要深远得多。看来，只要努力奋斗，世界上没有打不败的对手！

　　靠窗坐的那位高挑姑娘，叫曹慧英，中国女排的队长。从外表看，她恬静、文雅，瓜子形的脸上，总露着几分淡淡的笑意。在赛场上，她可完全是一个“要球不要命”的姑娘，同伴们都称她为“铁姑娘”。

　　你看，中国队与南朝鲜队的激战正在进行。一个险球从曹慧英身边平飘而去。她飞身扑上去。球救起来了，而她倒在地板上，左腿肌肉拉伤，像撕裂似的疼痛。她用手使劲卡着受伤的部位，疼得头上冒出了汗水。本来就偏袒的裁判，看到中国队的主将倒在地上起不来，急不可待地示意曹慧英退场。曹慧英瞥见裁判那种幸灾乐祸的神情，气不打一处出，蓦地站了起来，瞪圆了双眼，忍着钻心的疼痛，继续投入比赛。这局球，中国队虽然以二分之差输掉了，但这位中国女排队长的英勇顽强的精神，却赢得了全场观众的心。“三号！”“曹——慧——英！”观众们用欢呼，用掌声，用各自喜欢的方式，表达着对她的敬意。

　　她从场上下来时，腿一抬就疼得像刀割似的，伤处出现了紫红色的淤血。而第二天，中国队还有一场硬仗——对世界强队古巴。外国记者们议论纷纷。有的预测，如果中国的三号不上场，双方实力的均势就将发生变化，中国队的命运是凶多吉少。可是，第二天，当银笛长鸣时，曹慧英居然又英姿勃勃地率领众姐妹出场了，这不仅使许多记者和观众感到吃惊，也给古巴女排在心理上造成了压力。她的扣杀依然那么凶狠有力，救球依然那么奋不顾身。你简直看不出她是一位伤员。其实她的伤情还真不轻，上场前打了封闭针，在伤腿上捆扎了厚厚的几层绑带。她是一位挂了彩而冲锋不息的英勇战士啊！中国队终于以三比二击败了古巴队。

　　此刻，这位从小就爱唱歌的河北乡村姑娘，正在心里唱着一支欢乐的歌。今天是她运动生命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大会将颁发给她三个奖：拦网奖、敢斗奖和最佳运动员奖。

　　“噗嗤”，她笑出声来了。不过，她倒不是为一个人独得三个奖而笑。她想起了一件往事，一个挺逗挺逗的往事。

　　她还不到十六岁时，已经长到一米七十七。在乡村里，每次走亲戚、赶集，都招来乡亲们好奇的目光。她那忠厚老实的父亲可犯愁了，心想，一个闺女家，手长脚丫大，再这么一个劲长下去，怎么得了！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一个并不新奇的老办法：裹脚！

　　“裹脚？”曹慧英一听，乐得腰都笑弯了。一个高高大大的姑娘，配上一双“三寸金莲”，那成什么怪模样了呢！她嗔怪地对爹说：“你也不琢磨琢磨，如今是什么时代了，还兴这个！”

　　后来，她的妈妈上北京姐姐家串门。姐姐问：“妹妹长多高了？”妈妈说：“别提她了，高得要命，有个坑都恨不得让她踩进去。”接着，又感叹了一番：“那么个大姑娘了，走路没个走路的样子，走着走着就来个劈叉……”姐夫一听，倒高兴了：“怎么不叫她去练体育呢？”他认识体育学院的一位教练，写了一封推荐信。

　　于是，曹慧英进了体院青年集训队打排球。青训队的排球班开训已经八个月了，而小曹过去连排球都没有摸过。但好动、朴实、勇敢的性格，使她与排球一见钟情。入队不到两个月，她就上场打主力了。后来，她又到八一女排打主力。1976年重建国家队时，她又被袁伟民看中，调来打主力，她的成长，真可谓是一帆风顺。

　　爸爸呀爸爸，当初多亏没有听你的，要不“三寸金莲”怎么上场，怎么为国争光呀！她望望自己的那双大脚，心里有说不出来的喜欢。

　　坐在曹慧英前面的杨希，是小曹在北京体育学院青训队的同窗好友。她出生于干部家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她长了一副高挑的身材，省体育队和体院的教练都看中了她，让她去打球。妈妈有点舍不得，因为杨希个儿虽高，但身子单薄，怕她吃不了那份苦。爸爸挺开通，说：“大家都说她是搞体育的料，那就让她去吧！”

　　一到排球班，她就天真地向别人打听：“练什么最苦？”别人告诉她，练长跑最苦。她想：“好，那我就练这个。”

      起先，四百米的跑道跑一圈，脸就苍白，喘不上气来，头昏眼花。但她坚持跑，而且每星期加一圈。星期天，别人睡懒觉，她也早早起床，到运动场上跑步。最后，她竟能一口气跑下十七圈。她跟曹慧英一样，从青训队到八一队，然后调进了国家队。球越打越好，观众也越来越多。谁说排球没有人看呢？在日本，出现了一股“杨希热”，崇拜她的观众成千上万。比赛时，只要她一站出来发球，场上就发出有节奏的呼喊声：“唷要——希！唷要——希！”只要她扣杀了一个好球，场上就会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掌声。她在街头或旅馆里一露面，四周就会传来阵阵“唷要——希！”“唷要——希”的呼喊声。人们簇拥过来，跟她握手。握不上手的，那怕摸到她的手一下，也感到欣慰。签名的纸板，一叠一叠送到她手上。她自己也记不清签写了几百、几千个名字了。有的日本青年挤到她身边，递给她一枝粗大的油墨水笔，然后指指自己的胸前，让她就在他们崭新的衣衫上签名留念，弄得她不知所措。而那些日本青年就将她的手拉过去，往身上写。她也记不清，有多少痴情的日本青年穿着写有杨希名字的衣服，欢笑着狂奔而去。更令人感动的是，有两位日本小姑娘，由妈妈陪着，从几百里之外赶来大阪，目的只是请这位中国姐姐签写一个名字。还有许多球迷无缘见到这位中国女球星，就托人辗转送来对杨希的赞美和祝福的录音带，也有痴情的求爱的录音带……听说日本还成立过一个50人的“杨希接待委员会”。从日本各地给她写来的信，装了一大麻袋。

　　日本为什么会出现“杨希热”呢？袁伟民曾经向一位日本报纸的记者打听过。原因有四个：第一，杨希是主攻手，球扣得有力，打得漂亮；第二，杨希球风好，风度潇洒，无论赢球还是输球，脸上总是笑眯眯的；第三，杨希的名字，在日本语里，是“有人缘”的意思，叫起来响亮；第四，杨希的长相酷似日本电影明星、《绝唱》的女主角山口百惠。

　　崇拜者们，几乎到处跟踪着她。中国女排到东京比赛，他们蜂拥到东京看；中国女排到大阪比赛，他们聚集到大阪看。

　　此刻，在她乘坐的轿车旁边，就有她的崇拜者紧紧相随。只要车子在十字路口碰上红灯停了下来，这些球迷们就从各种小轿车里伸出头来，向她呼喊，向她挥手致意。

　　作为一个运动员，何尝不希望有自己的观众和崇拜者。应该说，杨希是幸福的。

　　中国姑娘们步入体育馆大厅时，成千上万辆汽车已把广场堵塞得严严实实。身着艳丽和服的日本女郎，已经亭亭玉立在入口处。发奖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

　　发奖，本是激动人心的欢乐时刻，但对中国女排的姑娘们来说，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刺激。第一、二、三名，站立在特制的高高的领奖台上，而中国姑娘却只能站在领奖台一边的地板上。在日本的国歌声中，太阳旗和第二、第三名所在国的国旗，在旗杆上徐徐升起。日本选手和第二、第三名的外国选手，高举着奖杯，向观众致意。而中国姑娘手上有什么呢？每人手里发了一块黄手绢，按规定，她们得不停地挥动黄手绢向得胜者庆贺。

      中国姑娘们从刚才来路上欢乐的峰顶一下子跌落下来。如果地板有缝，她们真恨不得马上钻进去。轻柔如云的一方方黄手绢啊，竟重得把姑娘们的手臂都压得抬不起来了。胸前运动衣上的“中国”两个大字和闪闪发光的国徽，变成了两团火，烧得她们浑身发烧，脸发烫。过去，她们也常常听到这句话：“你们是代表祖国人民出去的。”但感受不深。此时她们才真正意识到，她们确实不是几个普通的女排运动员，而是一群中国姑娘，是中国人民的代表。她们深深感到，眼下的成绩，与祖国的地位太不相称。中国人不应该站在地板上，而应该站立到高高的领奖台上去。徐徐升起的应该是我们鲜艳的五星红旗，大厅里回荡的也应该是我们雄壮的国歌。

　　该曹慧英领奖了。但她仍然痴痴地站在那里。同伴们捅捅她，她才迈出了脚步。她的欢乐劲儿早已烟消云散。她真不情愿去领这个奖。她心里想：“我个人即便得一百个奖，也不如全队拿一个奖杯呀！”

　　而杨希呢，真恨不得马上离开这儿，不，离开日本，回到祖国去。练得再苦，她也心甘情愿！

　　发奖仪式其实才进行了短暂的一二十分钟。但中国姑娘们却感到在这儿站了漫长的一个世纪。她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休息室的。她们默默地聚集在一起，没有人掉泪，也没有人说话，休息室里的空气仿佛已经凝固了。突然，沉寂中爆发出低沉、悲壮的歌声：

　　“没有眼泪，没有悲伤……”

　　这《洪湖赤卫队》的歌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虽然没有任何人指挥，却唱得那么整齐；虽然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歌手，却唱得那么富有感染力。这种催人泪下的歌声，在音乐会上是很难听到的。

　　在歌声中，一位鬓发斑白的长者，慢慢地摘下眼镜，转过身去，匆匆走出了休息室。他就是中国排球代表团团长、国家体委副主任黄中同志。他事后说，如果再呆上一会儿，眼泪就要流出来了。

　　姑娘们唱着这支悲壮的歌，走出体育馆，登上汽车；唱着这支悲壮的歌，穿过闹市街头，一直到踏上旅馆的台阶……

　　当姑娘们乘坐客机，飞翔在浩瀚的太平洋上空，飞翔在祖国辽阔的蓝天之下时，心里依然在唱着这支悲壮的歌。这歌声里凝聚着她们为祖国荣誉献身的崇高精神，凝聚着她们继续向排球运动世界高峰攀登的勇气和力量。

      北京初春的傍晚。崇文门外，太阳宫体育馆门前的一蓬蓬迎春花，开得正闹。被簇簇小黄花压弯腰的枝条，竞相往前伸长着，仿佛随时准备迎接从馆里出来的女排姑娘们。

　　暮色由淡到浓，不久大就黑下来了。馆里灯火通明，姑娘们刚刚练完球，汗水湿透的衣衫紧紧地贴在丰腴的身上。白色的排球撒满一地，姑娘们正弯腰捡拾着。

　　“谁还想再加练一点？”教练袁伟民冲着这群疲惫不堪的姑娘大声问道。

　　“我加练一点儿！”一位灵巧秀气的姑娘抬起头来，抢先回答。她两只手抱着十来个排球，酷似一位杂技演员。

　　她叫陈招娣，家住西子湖畔，一位典型的杭州姑娘，是曹慧英和杨希在北京体院青训队的同窗，又是她们在八一女子排球队的球友。如果你在街上见到她，大概看不出她是一位女排运动员。其实，你仔细看，在她那江南女子的秀气中，却藏着几分野劲。那才是地地道道的运动员性格呢！

　　陈招娣把一大抱球放进粗铁丝焊成的筐子里，走到袁伟民跟前，用眼神说：“练吧！”

　　袁伟民用右手的五个手指，从筐子里抓起了一只球，猝不及防地向她扔了过去。招梯娣敏捷地往后退了几步，稳稳地将球垫了起来。不等她站稳，“砰！”一声，球又从教练手里飞到她的左边。她往斜里飞身迎了过去。球垫起来了，她却摔倒在地上，就势一个滚翻，又从地上爬了起来。

　　她的加练任务是救十五个球。如果救丢一个，就负一个球。她玩命地向球飞扑过去，滚翻起来，又飞扑过去。渐渐地，她的双腿发沉了，脸色苍白了。但她仍然不顾一切地奔跑着，滚翻着，飞扑着。当她救起第九个球时，倒在地上起不来了。

　　袁伟民可并不因此而停止扔球。他一边将球狠狠地扔过去，一边大声叫：“快！”“快起来！”

　　招娣趴在地上大口大口喘着气，眼看球从自己的身边、头上飞了过去。她不是不想去救，实在太累了，即使站立起来，也追不上那刁钻的来球，她负了两个球了。本来是自己主动要求加练的，练一会儿不就完了吗？谁知强度这么大，难度这么高。招娣心里嘀咕开了：“袁指导呀，你也太苛刻了。”

　　袁指导却不动声色。他一边扔，一边不紧不慢地数着：“负三！”“负四！”……

　　招娣也冒火了，愣劲一上来，就不顾一切了。心里说：“扔吧！扔吧！扔吧！”霍地从地上站起身，气冲冲地嚷道：“我不练了！”走到场外拿起衣裤，就径自朝门口走去。

　　袁伟民这个人也挺有意思的。他不冒火，也不大声嚷嚷，只是不轻不重地说：“想练就练，不想练就不练，那不行。今天练不完，明天开始就练你。”

　　招娣才走出几步，猛然转过身，向袁伟民快步走来，把衣裤往地板上一扔，气呼呼地说：“练就练！”

　　请别误会，招娣不是一个吃不得苦的女子。她生性好强，从不甘心落后。在青训队时，有一次她的脚腕扭伤走不了路，从宿舍到训练房，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而且刚下过雪，但她拄着拐杖一瘸一拐艰难地往前走。到训练房时，拄拐杖的手上打起了许多紫红色的血泡。一位场馆的工人师傅看了感动不已，特地为她的拐杖包捆上一层厚实的海绵。有一段，她每天尿血，医生怀疑是肾炎，不让她吃盐。她自己到处找书看，发现是过度兴奋造成的，就对医生说：“不碍事的，注意一点就是了。”仍然坚持进行艰苦的训练。她的腰伤相当严重，有时打完一场比赛下来，好像腰已经断裂似的，直都直不起来。有一位医生甚至不同意她继续打球，说搞不好会造成瘫痪。她含泪恳求医生：“打到这个水平，没有为国家作出贡献就下去，我不甘心呀！”她一边配合医生治疗，一边以巨大的毅力坚持锻炼，终于延长了自己的运动寿命。

      这一切，袁伟民心里都一清二楚。顶撞一下他，向他发一顿火，他并不计较。说实在的，他非常喜欢招娣的这种泼辣性格。打起比赛来，她还真的拼得出，顶得住。他常说：“一个队十二个队员都应该有自己的个性，打起球来才有声有色，如果把她们性格的棱角磨平了，这个队也就没有希望了。”但此时此刻，他只是用严峻的目光瞧了她一眼，轻声地问了一声：“开练吗？”

　　招娣走到红十字箱跟前，撕了几条胶布，裹在手指尖上。不裹，手指尖裂开的口子，实在疼得受不了。如果从她打球算起，她用的胶布，拼凑起来至少可以做一身衣裤了。她裹好胶布，走回场去，把腰往下一猫，那意思是：“开练吧！”

　　袁伟民一个球一个球地扔着、砸着。招娣奋不顾身地向飞来的球飞扑着、滚翻着。好不容易把刚才的负球给补上。九个，她还是只救起了九个球！离十五个还有六个呢！很明显，招梯的动作变迟缓了。终于，她又倒下起不来了。

　　站在一边供球的姑娘，迟疑地不给球了。袁伟民瞪着眼，叫道：“给球！”他仍然不慌不忙地扔着球，冲着躺在地上的招娣喊：“球！喂，看球！”

　　一个，两个，她又负了好几个球了，她感到满肚子委屈，站起身，看也不看教练，拿起衣服，又径直向门口走去，她实在忍受不了了，世界上哪有这么狠心的教练呀！如果说，真的铁石心肠的话，我看他的心比铁还硬。想着想着，眼泪涌出了眼眶，洒落在光洁的酱黄色的硬木地板上。

　　“走也可以，还是那句话，明天一早就练你！”身后又传来袁伟民那不紧不慢、不软不硬的声音。在平日，袁伟民那夹杂着苏州乡音的普通话，在这位杭州姑娘听来是那么亲切动听，有时她还淘气地跟他说几句婉嗒似莺啼的苏州土话。但此刻，他的声音不但不亲切，不动听，而是那么冰冷和刺耳，字字句句都像从冰窖里蹦出来的。

　　她依然往前走着。不过，脚步显然放慢了，一步比一步迟缓。快走到门口时，她站住了。她那被极度疲惫和委屈情绪弄得热昏了的头脑，开始冷静下来，理智回到了她的心中。她像一截木头被钉在那儿，一动也不动。

　　袁伟民也站在原地没有动弹，目光盯着这位任性的姑娘，他像一尊石雕似的，手里还抓着一个球，一副随时准备砸出去的样子。

　　姑娘们用担忧的眼神望着他。她们恨他吗？恨！有时恨不得扑过去，狠狠地咬他一口，不过，事后冷静下来想想，又觉得他应该这样。不这样，怎么去赶超世界强队，怎么去为祖国争光呢！

　　1978年，简直是中国女排的倒霉年！从日本回国后不久，队长曹慧英在一次国际比赛中受了重伤，半月板撕裂，住进了医院。腿伤未愈，又发现有肺病，转到结核病医院治疗。在出访中，座车又不幸发生车祸，好几位姑娘受了伤。更惨的是，这年去苏联参加世界排球锦标赛，连第四名都没有保住，只落得个第六名。但她们没有在厄动面前屈服，既不怨天尤人，也不灰心丧气。她们从技术上、思想上进行了认真的总结。

　　她们明白，冲出亚洲并非易事，走向世界更是困难，中国女排的崛起，不能靠侥幸，只有靠自己苦练巧练！

　　看着招娣那汗湿了的背影，姑娘们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她们深深地同情她，可又生怕这个任性的姐妹真的会离开自己的球场。有两位姑娘沉不住气了，迈动脚步向招娣走去……

　　正在这时，招娣也迈动脚步了。不过，她不是往前去“抢红灯”，而是来了个向后转，步子那么猛，动作那么冲地向球场走来。她回来干什么，不用问了。

　　加练，又继续下去了。

　　不知是喘息了一会儿，还是来了一股邪劲，招娣练得完全忘我了。

　　袁伟民见她那么奋不顾身地扑救来球，就笑着说：“招娣，可以减掉几个！”

　　招娣用泪眼瞪了瞪他，发狠地说：“不要你慈悲！”

　　袁伟民的话，其实也是一种激将法，因为他深知招娣的性格。

　　她终于以惊人的毅力，垫起了十五个球。

　　当她们淋浴后，走出体育馆大门时，那蓬蓬迎春，正在乍暖还寒的春风中，摇曳着黄灿灿的花枝，热情地赞美这群迟归的姑娘。但是，姑娘们拖着沉重的双脚，匆匆地从它们身边走过，压根儿就没有留意迎春花的多情。也许，它们何时发绿长叶，何时含苞，何时开花，她们也没有留意过呢！

　　回宿舍，她们得上五层楼。五层楼的楼梯有多少个台阶？姑娘们心里可清楚啦。她们用手扶着栏杆，慢慢地抬起腿，龇牙咧嘴的，有的还发出“哎唷”，“哎唷”的呻吟声。每上一个梯阶，都这么艰难。上上停停，停停上上，凭借着淡黄色的灯光，互相瞧瞧，一个个都是这副狼狈相，真是哭笑不得。谁能想到，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姑娘，一群充满活力的年轻运动员，上个楼梯竟这么艰难！

　　在女排训练场上，像招娣今晚这样的“两走两练”的情景，倒不很多。这是由她那直率、坦然而又带几分愣劲的独特个性所决定的。但练得这样艰苦，甚至比这更艰苦的，却大有人在。

　　这里是湖南省郴州集训基地。这天，温文尔雅的杨希因为大腿肌肉受伤，躺在屋里休息，记者正好访问了她，打趣地对她说：“杨希，过去见你总是笑眯眯的，今天可见到你哭了。”杨希挺实在地回答说：“我哭得可不少，不过，你们不常来看我们训练，见不着就是了。”接着，她又补充了一句，“我们队上哪个姑娘没有掉过眼泪呀！你不知道，我们的指导呀，在训练场上从来没有说过满意的话，总是不满意，不满意。要我们往上呀，往上呀，去赶超世界强队呀。天天努力，天天达不到他的要求。还让我们天天斗争，天天打胜仗呢！一个人哪能天天打胜仗呀！就拿这二十来米的路来说吧，每天一步一步往训练房走的时候，心里都在斗争。今天身体实在太累了，伤也犯了，厚着脸皮请一次假吧，可到场上看别人都那么练，自己又不好意思开口了。忍着伤病练吧。一天练下来，浑身酸疼，饭也懒得去吃。晚上往床上一躺，是一天中最舒服的时候。可一想到明天，又犯愁了，明天该怎么练呀！人们都说，共产党人是钢铁意志，我们真是钢铁意志呀！只要你稍微松一点，就会被他盯上，抓住你补课……”

　　杨希就给补过一次课，而且还是在国外访问期间呢！她一口气练习滚翻救球四十分钟。两层裤子都磨烂了，两只大腿都磨破了皮，渗出鲜红的血来。夜里，随队医生给她敷药时，说：“如果让你妈妈看见，该心疼了！”也不知怎么搞的，她听了这话，眼泪就禁不住刷地流了出来。

　　杨希扬扬两道细长眉毛，咬了咬嘴唇，又对记者说：“我们从来都不让爸爸、妈妈看我们训练的。他们看到自己的宝贝女儿练成这副模样，非哭着把我们领回家去不可，平时回到家里，也从来不告诉他们练得如何如何苦，只是说，练的时候累一点，练完了就不累了。他们去看过我们打比赛。我们在场上摔了几下，他们就担心得不得了。回到家里总问：‘摔得疼不疼？’我们就说：‘不疼。’说真的，人都是肉长的，能不疼吗？不过，比起训练来，比赛算是我们最轻松的时候。还有一次，我回家去，妈见我这么瘦，一个劲地追问我，是不是练得太苦了。我告诉她：‘妈，我们运动员不能胖，胖了就跳不起来，打不了球。’妈信了，后来街坊邻居问我为什么这么瘦时，我妈还帮我说呢！”她突然想起什么别的事似的，话题一转，问起记者来：“你说，人有多怪呀？”其实，她并不需要别人的回答，自己笑了起来，接着说下去：“练得苦时，真想休息半天，哪怕受点轻伤休息半天也好。可是等你真受了伤，这么躺在床上，心里就不是滋味，又想马上跟大伙儿一起去练。不过，平时真休息半天时，那可宝贵了，又想美美地睡上一觉，又想写封信，又想看场电影，又想看篇小说……真不知道该怎么过才好呢！”

　　的确，中国女排姑娘们的生活节奏是紧张的。清晨，朝阳还没有从东方升起，她们像一片美丽的朝霞，从宿舍飘向训练房。傍晚，夕阳已经西沉，她们才像一片绚丽的晚霞，从训练房飘回宿舍。她们常常紧张到没有闲情逸致欣赏大自然的美景。有时候，她们会突然发现马路两旁光秃的树木绿荫如伞，花木葱茏，于是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似的，惊讶地欢叫起来。有一天晚上，陈招娣对记者感叹地说：“人家的青春，是在花前月下度过的，而我们的青春却在流汗、疲惫、困倦、头脑发胀之中度过，在紧张、激烈的旋律中度过。”记者回答她说：“但你们的生活过得那么有意义啊！”招娣颔首笑道：“那倒也是。我们站在高高的领奖台上，当庄严的国歌在我们耳畔回响，灿烂的国旗在我们头上冉冉升起的时候，我们是感到自己所付出的一切代价都是值得的，将来，当我们都变成白发苍苍的老太婆时，回想起今天的生活，将会感到自豪，因为，我们的生活过得很充实，我们的青春年华没有白白地流逝，它曾经为我们的祖国放射过光和热。”

      如果说，袁伟民在对待陈招娣的加练问题上，有点“过分苛刻”的话，那么，他对待这堂训练课的态度，简直可以说“冷酷无情”了。

　　坐落在山坡上的餐厅，灯火明亮。餐桌上银白色的火锅，炭火红红，水已经沸腾，冒着缕缕的热气。伙房里，厨师们已切好菜，配好佐料，烧热锅，只等坐落山坡下的那幢训练房灯光一灭，就马上动手炒菜。但一直等到晚上七点多了，训练房的灯光依然那么明亮。管理员下去看了一趟，回来说：“看来一时还完不了，先退了火再说吧！”

　　厨师们等着也没有事干，干脆去看姑娘们训练。

　　训练是从下午两点开始的，绝大多数姑娘都已练完，场上只剩下新手汪亚君没有完成任务了。四川姑娘朱玲和上海姑娘周鹿敏为她垫球、传球。她的任务是扣杀二十组快攻球。三个好球为一组。如果三个球中扣坏一个或扣出一个一般球，这组球就不算数。如果扣坏两个或扣出三个一般球，就得负一组。起先，小汪还不大在乎，心想到下课时总能扣完。谁知愈扣负得愈多。看到那么多人在一边陪着自己，她心里更不好受。扣着扣着，她弯腰站在那儿说：“指导，肚子饿了，练不动了。”

　　袁伟民将球放下，说：“休息一会儿再练吧！”

　　厨师们真想劝说大家先去吃饭，但他们知道，在训练场上，他们是不便插嘴的。他们用同情的眼光瞧了瞧小汪，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小汪喝了几口白开水，又开始扣球。扣了一阵，倒下起不来了，趴在地板上哭着嚷道：“今天我可完不成任务了！……”

　　厨师们一听，眼泪刷刷地流出来了，有的转过身，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往外走。在场的记者看到这个情景，也禁不住掉出了眼泪。

　　袁伟民对站在一旁加油的几个队员说：“你们有谁愿意帮小汪扣的，可以上来扣。”

　　话音刚落，两位姑娘挺身而出。袁伟民一看，原来是四川姑娘张蓉芳和扣球手郎平。

　　可是，情况并不妙。扣到八点多钟，还剩下好几组。郎平举手喊道：“指导，休息一会儿吧！”她独自走到一边，偷偷抹着眼泪。而小汪因为自己连累了这么多人，心里更不好受，哭出声来了。

　　这时，几乎所有的队员都朝袁伟民瞪眼，虽然谁也没有骂出口，但心里一定都在骂他，恨他。而他呢，仍然站在发球线上，手里拿着球，笑眯眯地喊：“加油呀！加油呀！”实际上，这“加油”声何尝又不是为他自己喊的呢！他也已经在场上站了六七个钟头了！

　　扣杀再度开始时，场上出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情景：所有的队员都把火气冲着袁伟民来了，垫得好，传得好，扣得狠。她们精神高度集中，团结一致，每球必争，达到了玩命的忘我程度，不知扣出了多少个罕见的漂亮球！

　　训练结束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钟了。

　　像这类事，绝不是偶尔发生，于是，袁伟民给一些观看过他训练的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冷酷无情”的人。

      不过，这位训练场上的“无情人”，一走出训练房，就判若两人了。你看，他和姑娘们一道汗水淋淋地从训练房走出来了。有一位姑娘，眼泪还挂在脸颊上，嘴呀得老高。显然，她还在生他的气。袁伟民笑嘻嘻地打趣道：“噘得太高了，都可以挂两个油瓶了……”姑娘先是把脸往旁边一扭，不理睬他，接着就猛冲过去，使劲捶他的背，然后是破涕为笑，骂他：“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讨厌呢！”

　　在这一捶一笑中，场上结下的“怨恨”，顿时烟消云散了。

　　其实姑娘们一点也不恨他，相反，那么愿意亲近他。他搬入新居时，淘气的姑娘们集体敲了他一次“竹杠”：“袁指导，恭贺你乔迁之喜。请——客，吃馄饨！”

　　袁伟民笑道：“晚上，你们自己动手！”他急忙给爱人打了电话，因为他自己对烹饪术是一窍不通。

　　袁伟民的新居在新落成的高层大楼里，是个两间居室的套间。姑娘们人未到，声音先到，一进屋，就沸腾开了，先像走马灯似的在两间房里浏览了一番，对房间的布置摆设，发表了一通评论，然后，就捋上衣袖，各显神通。陈招娣发现袁伟民插不上手，就过去跟他下象棋。

　　袁伟民的爱人郑沪英，在60年代也是一名排球运动员。虽然她早已成了妈妈，性格还是有运动员的特点：坦率、热情。她一边招呼着姑娘们干这干那，一边也跟着说，跟着笑。

　　等姑娘们说了个够，笑了个够，吃了个够，告辞而去，袁伟民和妻子小郑发现，糖盒空了，瓜子皮撒了一地，桌子上厚实的玻璃板也碎了。不知是哪位姑娘在上面切香肠，手头重，给切碎了。肉馅还剩了一大堆，显然是买得过多了……

　　如果要指责袁伟民“冷酷无情”，他的妻子最有这个权利。

　　大年初二，外面到处是爆竹声声和穿红着绿走亲访友的人们。而“排球夫人”郑沪英却感冒发烧，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她把身边的惟一亲人——七岁的小儿子叫过来：“袁粒，妈病了，你去找男排的叔叔，到医务室给妈拿点药来！”

　　平时挺淘气的儿子，这时突然变得懂事听话了，点点头跑出门去。

　　第二天，小郑的病情不见好转，而孩子又发起高烧来了。娘儿俩躺在一张床上。亏得邓若曾教练的爱人蔡希秦来串门，看到这个情景，留下来照顾了她娘俩一天。

　　袁伟民呢？春节前夕就和邓若曾带着姑娘们南下冬训，正在衡阳为观众打春节表演呢！

　　一年四季，他什么时候把这个家放在心上啊！她在南京怀孩子时，反应重，呕吐难受，他工作忙，没有回去照顾她。生孩子时，他工作忙，没有回去看望好。孩子都呀呀学语了，还不认识这个爸爸呢！后来，好不容易把她调到北京，照理说，就在身边，可以多照顾照顾了，但她到北京三年，他竟然没有在家过一个团圆年。

　　忙，忙，忙！他总是没完没了的忙。平日里，早上顶着星星走，晚上顶着星星回。走时孩子还在熟睡，回来时孩子早已进入梦乡。他偶尔也陪夫人看一场电影，但总是那么心不在焉，往往看了后面就忘了前面。可过去他是一个电影迷啊！她交待给他的事，他往往忘到九霄云外，但对外国强队的那些女选手，对她们的长长的名字和身高、打法，却可以倒背如流。他对队里的十几个姑娘的脾性也了解得那么透彻，甚至每个队员在喜怒哀乐时的神情动态，他都可以模仿得惟妙惟肖。

　　是的，她有权利怨恨他！但是，说来也怪，她一点怨恨之意也没有。过去，她也为我国女排赶超世界水平流过汗。今天，虽然不打球了，她的心与女排姑娘们的心仍然是相通的。她把实现理想的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姑娘身上，而自己的爱人是这支年轻队伍的教练，所以，她全力支持丈夫的工作，默默地承担着繁重的家务，就连自己和儿子同时病倒的消息也不写信告诉他。而每当他带队出国打比赛，她又为他和她们担惊受怕……

　　朝夕相处的姑娘们了解他，相亲相爱的妻子了解他，也许，了解得最深的莫过于他的老搭档邓若曾。虽然，邓若曾到国家女排当教练是1979年的事，但他俩相识在60年代初期。

　　1962年，袁伟民从江苏来到国家男排时，邓若曾是这个队的队长和著名的二传手。袁伟民也打二传。他们为了祖国的荣誉，情感交融在一起，汗洒在一起，共同尝过胜利的欢乐，也一道吃过失败的苦酒。1966年8月，当世界排球锦标赛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举行时，他们曾用红卫兵的语言发誓：“誓把捷克（世界冠军）拉下马！”那次激战，起先，中国男排使人眼花缭乱的快攻，把捷队打蒙了，拿下了第一局和第二局，来了个二比○的下马威。眼看，世界冠军的桂冠，就有希望落到中国队的头上。谁知形势急转直下，捷队加强了封网，钳制了中国队的速度，以十五比十一赢回第三局。第四、第五局，虽然打得难解难分，但中国队最后还是输掉了。当时，主要是怕输的包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输了，回国怎么向全国人民交待？方兴未艾的红卫兵会对他们采取什么“革命行动”？越怕输，就越输，事情就这么怪。

　　为了打这一仗，他们奋斗了多少年，吃了多少苦呀！攻球手马立克的左臂脱臼，掉了又捏上，捏上再打，先后掉过一百多次。攻球手祝嘉铭膝关节出水，凸起那么高，一抽就是20CC。抽完了打，打了又出水……袁伟民为了鱼跃救球，摔在地板上，碰掉了两个门牙……如今，这一切努力和心血，都付之东流了。不轻易弹泪的男子汉们，躲到浴室里嚎啕痛哭起来了。喷洒的热水和着忏悔的泪水，一直往下流淌。他们是沐着痛苦的咸涩和泪水洗了一个永生难忘的澡啊！

　　他们又背着怕输的沉重包袱出战南斯拉夫队，结果又以一比三惨败。中国队不用说夺冠军，就连前八名也无望了。南斯拉夫队为他们意想不到的胜利，高兴得抱成一团，在地上打滚。而中国的年轻人傻在场上不知所措。他们输傻了。他们事后说：“当时，真像得了一场大病似的，浑身上下没有了一点力气。”

　　应该说，袁伟民是这支失败队伍中的一个胜利者。由于他在赛场上的出色表现，大会授予他“最佳全面运动员奖”，发给他的奖品是布拉格的著名工艺品——一只雕花玻璃杯。然而，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全队都输掉了，个人得个杯子有什么意思呢！出于礼节，他还是上台把杯子领回来了。有能力拿冠军，却未拿到，这个滋味有多难受呀！世界排球锦标赛四年一届，一个人的运动生命有几个四年啊？什么叫遗憾终身？这就叫遗憾终身！后来，他把这个精美的雕花玻璃杯摔掉了。他不愿看到这个失败的纪念物！然而，理想的火焰，在他心底始终没有熄灭，在“文化大革命”中，当周恩来总理指示恢复排球队时，他毅然担任了国家男排的队长和二传手，一直打到三十五岁才下战场。

　　1976年6月1日，对袁伟民来说，是一个值得永生记忆的美好日子。这天，国家体委将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群十八九岁的姑娘交给他，重新组建成国家女排，并委任他担任主教练。这天夜里，袁伟民失眠了。他是那么兴奋，兴奋得心儿都发颤了。他默想着：“把自己没有实现的理想寄托在她们身上，让她们去实现我们的理想……”

　　袁伟民和他的同事们，开始了新的不遗余力的努力。

　　一天晚上，有人敲袁伟民的门。开门一看，站在他眼前的是壮壮实实的邓若曾。他刚从国外工作归来。在大动乱的岁月里，他失望过，感到自己为之奋斗了整个青春的理想破灭了。但后来，排球队恢复了，他又看到了希望。他振奋起来了。他想：“我们不行了，但可以培养下一代去争，去夺，中国人总有一天要夺到世界冠军的。”只要有工作，他就抢着去干。他到基层体育学校辅导小孩子们打球，带青年女排出征。如今，他看到袁伟民挑起了女排这副重担，又主动找上门来了。

　　他一见袁伟民，就坦率而诚恳地说：“小袁，我来当你的助手，咱们一道合作，把女排搞上去。”

　　说出来是这么简单明了的一件事，他却已经酝酿了好久了。邓若曾的妻子蔡希秦也是一位“排球夫人”，是60年代国家女排的队员。她了解自己的丈夫，也了解袁伟民。她问邓若曾：“你好强，袁伟民也好强。你们好比两条强龙。两条强龙的力量合到一块儿，咱们女排就有希望了。如果两条强龙相斗，那可不得了呀！……”

　　邓若曾虽然朴实憨厚，但他听懂妻子的弦外之音了。他说：“这点，你放心吧！我一定全力协助小袁工作。我已经四十多岁的人了，不图别的，只图女排翻个身。需要出力时，我往前。有名的事，我往后。”

　　当时，国家队的教练韩云波已调往八一队工作，袁伟民正在物色一位新搭档呢，他想到了邓若曾。如今，这位老队长亲自登门来了，他是多么高兴啊！

　　说起来，他们俩搭伙也有不利的地方。邓若曾打球的资历要比袁伟民长。而且，“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还分属于两派。但他们互相了解对方的为人，有着他们共同的理想和抱负。即使在派仗打得热火朝天的那些岁月里，他们俩也没有红过脸。

　　袁伟民紧紧握着邓若曾那双粗大厚实的手：“咱们一起干！”

　　从此，他们又开始了患难与共的生活。每当冬训时节，他们总住一个屋子。一天训练下来，姑娘们精疲力竭。这两位四十开外的指导，也背酸腰疼，浑身疲乏。但他们睡得很晚，一起琢磨新的战术，新的打法，一起研究第二天的训练计划。他们总是互相关心，互相体贴，互相支持。陪练、身体训练一些需要花体力的事，邓若曾总是主动揽起来，让袁伟民腾出手来，多观察队员们的技术、战术。而当队员们与邓指导发生矛盾时，袁伟民总是把责任揽过来，维护邓指导的威信。有几次，队员们练着练着与邓指导顶起来了，袁伟民就从邓若曾手里接过球：“我来！”于是，他把矛盾，把队员的火气和怨恨，都引到自己的身上来。他们总是这样互相补台，而从不互相拆台。

　　他俩的性格是截然不同的。袁伟民比较内向，喜欢思索，爱看书。邓若曾是个实干家，性格比较粗犷，喜欢钓鱼，爱好唱歌。他向姑娘们学了不少支优美的歌曲。吃完晚饭，他常常坐在桌前，戴上那副黑边的老花眼镜，对着歌片轻声哼唱起来。

　　“军港的夜啊静悄悄，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

　　说实在的，他唱歌的水平并不高，唱着唱着就跑调了，有时调子还跑得挺远挺远的。淘气的姑娘们一边笑，一边拿录音机往邓指导面前一摆：“来一个！”

　　邓指导一本正经地问：“来个什么呢？”

　　姑娘们将他的军：“当然，来个最拿手的。”

　　“好！”邓若曾在录音机跟前站得笔挺，像演员开唱之前一样，先酝酿感情。

　　“军港的夜啊静悄悄……”

　　姑娘们知道他迟早会跑调的，都躲到他身后偷笑去了。有时实在憋不住，就笑出声来。但邓若曾已经进入了角色，旁若无人地继续唱着，而且唱得那么动情……

　　就是敞开你的想象力，也很难想象得出，这么一位爱唱轻柔抒情歌曲的邓若曾，竟然就是在训练场上充当“打手”的那位一丝不苟的邓指导。要知道，他那势大力沉的扣球，不知把姑娘们扣哭过多少回啊！在“冷酷无情”上，他堪与袁伟民相比。他们同是一对“无情人”！但在他们的“无情”之中，却又包涵着那么丰富的人类最美好的感情！

      喧腾的九龙伊丽莎白体育馆，突然静寂下来了。中国女排与南朝鲜女排的决赛，已经打到最后一局的最后一个球。如果中国姑娘再赢一分，就将以三比○的优势取胜，成为1979年亚洲排球锦标赛的冠军！

　　头一天，中国女排已经以三比一击败日本女排。日本女排自1962年登上世界冠军的宝座之后，一直称雄亚洲和世界排坛，被称为“东洋魔女”。从1976年中国女排重建以来，虽然也赢过日本队几场，但日本队认为，在重大的国际比赛中，日本队仍将击败中国队。这次，中国姑娘们团结奋战，立于不败之地。郎平漂亮的重扣，孙晋芳高超的传球，张蓉芳、陈招娣的顽强拼搏，周晓兰出色的拦网，使得成千成万观众眼花缭乱。外国记者评论说，中国女排的崛起，意味着“东洋魔女”称霸亚洲局面的结束。

　　最后一个球的争夺，是那么激烈！白色的大皮球忽儿飞到网的这一边，忽儿飞到网的那一边，紧紧地吸引着几千双观众的眼睛。

　　“砰”一声，郎平的一记重扣，激起了全场经久不息的欢呼声和鼓掌声，像海涛击岸，像山洪暴发，像飞瀑倾泻。观众们蜂拥到场子里，将一束束散发着馨香的鲜花，献给教练、领队和姑娘们。

　　中国女排的姑娘们为这个来之不易的胜利兴奋得紧紧抱成一团。两年前，她们唱着“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离开日本；今天，她们在香港让欢乐的泪水尽情流淌。鲜花，是观众们送给她们的，她们又将鲜花撒给观众。鲜花撒向哪里，哪里就激起一个欢乐的漩涡。人们都希望抢到一枝中国姑娘撤出来的鲜花带回家去，插到花瓶里，让家人分享这难忘的欢乐。

　　中国姑娘手中的鲜花撒光了，她们高高举起双手，向沸腾的观众致意。

　　“亚琼，把这一束花送给你爸爸！”领队张一沛走到一位瘦高个的女排姑娘身边，将一束鲜花交给她。

　　陈亚琼好像刚刚从梦中惊醒，这才想起来，她在香港的父亲今晚特地来看她打球，此刻还在观众台上呢！

　　她用感激的目光望望领队，接过鲜花，就向观众台上飞奔而去。

　　观众都争相伸出手向她要花。亚琼赶忙用抱歉的口吻说：“对不起，对不起，这束花，是送给我爸爸的！”

　　她的爸爸和她的小侄子看见她了！他们眼里闪动着泪花，双手向她伸过来，伸过来。要不是前头有拥挤的观众挡着，他们会向她飞扑过来的。小侄子很自豪地对周围的观众说：“她是我姑姑！她是我姑姑！”是啊，有这么一位当中国女排主力的姑姑，他多高兴，多自豪啊！

　　“爸爸，你高兴吧！”亚琼将鲜花送给老人，“这是我们领队送给你的！”

　　老人高兴地说：“打得好，打得真好！谢谢领队，谢谢大家！”

　　老人出神地打量着站在跟前的女儿。含着泪花的眼睛看着她，就像隔着一层水，女儿变得模糊起来了。他记得，自己离家时，亚琼才是一个6岁的娇女孩，想不到17年后，她长得这么高，出落成这么一个有出息的国家女排运动员。

　　“爸爸，今天晚上我回家住，住几天再回北京去！”亚琼说完跟老人摆了摆手，就往场里走去。

      夜已深沉。亚琼靠在汽车软垫上，闭上双目，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紧张、激烈的比赛，已经告一段落。女排的姐妹们，明天就将凯旋回国，而她将与在香港的亲友团聚，过几天与内地球队的集体生活迥然不同的香港生活。

　　四年前，她母亲从内地来香港与父亲团聚，国内就只留下她一个女孩子了。母亲想把女儿带走，对亚琼说：“一块儿走吧！”亚琼态度是那么坚决：“你们走吧，我要留下来打球！”那时，她与排球结下姻缘实际上只有两年时间。

　　1972年深秋，16岁的亚琼从侨乡永春到福州的亲戚家串亲。福建体委的一位同志见到了她，连声说：“好，好。”亚琼也不知道好什么，疑惑不解地望着对方。

　　过了一会儿，那位体委的同志给她送来一套崭新的运动衣裤和一双运动球鞋，叮嘱她：“明天，你就到省女子排球队去！”

　　她瞪大了惊愕的眼睛，天真地问：“去干什么呀？”

　　那位同志诙谐地说：“你不是喜欢跑步吗？你就跟在她们后面跑步吧！”

　　第二天，福建女排的队尾，就出现了这个瘦高瘦高的姑娘。她每天准时到，从不迟到早迟。队里见新来的这位姑娘为人纯真老实，就将保管室的钥匙交给她。这是一件不大有人愿意干的苦差事：每天练球前，她得先去打开门，拿出球来。而每天练完球，她得将球背回屋里去，没有气的还得打好气，然后上好锁。这件事，她一直干到1978年调往国家队前夕，才把钥匙交给另一个队员。

　　按照流行的体重计算法，一个人的标准体重，应该是身高减去整数，用零头乘二。亚琼当时的标准体重应该是152市斤，而实际上她只有102市斤，太瘦弱了，所以，有的人怀疑她练不出来。但亚琼心里却挺有主见。她想，在队里，我年纪最小，个子最高，而且还在长，为什么就练不出来呢？她憋了一口气，非要练出来不可。

　　她练得确实太苦了。老队员练完了，省队的教练姚自立总要给她加点“小菜”，再练点防守技术。她的确太瘦弱，人们都戏称她为“钢铁将军”，因为滚翻救球，只要一倒地，就听到她的骨架碰撞地板发出的声响。疼痛是可想而知的，但她还是勇敢地往下倒。她的两条大腿的胯部，着地多，磨破了皮肉，鲜血渗流。过几天刚刚结上痴，滚翻几次，又磨烂了。就这样，烂了好，好了烂。有时，实在疼得无法着地，她就用男子的鱼跃动作救球。久而久之，她的拦网姿势竟然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男子式的跨步上。但有谁知道，她的这一“绝招”是怎么得来的呀！

　　到了国家队以后，她的最大苦恼是扣球老慢半拍。二传手孙晋芳给她传来一个时机很好的球，但她常常扣不上。为这件事，她急得不知掉过多少眼泪。孙晋芳像位温存的大姐姐，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总是说：“亚琼，不要紧，这个球算我的！”越是这么说，她心里越是不好受。她明白，自己的扣球动作有毛病，毛病在哪里呢？队里专门把她的扣球动作录了像。教练跟她一起看，一起分析。同伴们也帮她“会诊”，她自己也朝夕苦思苦想。有一次，她往墙上甩打实心球，一口气甩打了几十个以后，又上场练扣杀。不知怎么搞的，这天她扣杀得比往日都顺手，受到了姐妹们的称赞。

　　“今天是怎么回事呀？”亚琼自己心里也挺纳闷，“兴许是刚才甩实心球甩的。”从此，每天训练完了之后，她总要一个人抱着沉重的实心球甩，一甩就是几十个、上百个，直甩得胳膊发酸发麻，甚至抬不起来。这样甩了一段时间，她扣球的动作协调起来了。

　　父亲的寓所是舒适的。吃过夜宵，又与家人聊了一会儿之后，她躺下休息了。连日的劳累、兴奋、紧张积攒在一块儿，她是困乏了。但她并没有马上入睡，思想的野马又脱缰而跑了。她在想她的事业：打败了日本和南朝鲜队，冲出了亚洲，不过是实现了多年来最低的宿愿，中国女排的口号是“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啊。她在想她的姐妹们。她们此刻一定跟自己一样，也没有睡着吧？是啊，真正的目标还在前头。她们不会在掌声、鲜花和庆贺的酒浆中沉醉，她们将继续不懈地努力，奋勇地攀登，为祖国人民去摘取世界排球运动的王冠……

      在中国女排战胜了日本女排之后，应该写一写这位日本人。因为他在中国排球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曾经起过特殊的作用。

　　1965年4月15日，一位中等个儿，健壮如牛的日本中年人来到了中国。他就是当时奥运会冠军日本女子排球队的著名教练大松博文。他应我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来担任为期一个月的排球教练工作。

　　自从日本女排在头年荣获奥运会冠军之后，大松实际上已经不摸球了，当时曾有一位日本记者问过他：“大松先生，你现在想什么？”大松直率地作了如下回答：“我想美美地睡一觉，然后陪着我的妻子好好地吃一顿饭。”

　　但是，当他接到中国的邀请后，又拿起球来了，一个人到体育馆进行了半个月的自我训练，然后才来到中国。

　　对中国运动员的训练是在上海市南市体育馆进行的。这是一种马拉松式的大运动量训练。他分两班训练中国女运动员，先训练几个省队，然后训练联队。时间是从中午12点到晚上10点，后来又延长到晚上12点，甚至翌晨1点。且不说他每天要打出几百几千个变化多端的球，光在场上站立的时间就长达十二三个钟头。

　　大松的训练是很严的，严得人们都骂他“魔鬼大松”。特别是他创造的那种滚翻救球，使中国姑娘们摔得浑身上下青一块紫一块，腿一瘸一拐的，连站都站不稳。有的姑娘练到后来简直是瘫在地上动不了了。但大松还是一边叫，一边将球猛砸过去。一些被他训练过的姑娘，至今回忆起来还心有余悸。一位当年北京队的队员这样回忆道：“练到后来，我头发晕，眼发花，房子也旋转起来了。但我还得不停地去飞扑大松打来的球。他穿的是条绿色的短裤，扣球时一动一动的，仿佛是两盏绿色的灯笼似的。我不顾一切地紧紧盯着那两盏绿灯笼，奔跑着，扑救着。这时，世界上除了那两只朦朦胧胧的绿色灯笼和模模糊糊的白色皮球之外，我什么也看不见，仿佛连我自己也不复存在了……”

　　有一位山东姑娘实在忍受不了了，瞪圆了眼睛，大声骂道：“你这个鬼大松，我跟你拼了！”

　　大松问翻译这个姑娘说什么。翻译机灵地告诉他：“她说，大松你练吧，我才不怕你呢！”

　　其实，大松已经从姑娘圆瞪的双眼里听懂了她骂什么了，因为，在日本，那些女排选手也这么瞪着怒眼骂过他。

　　但是，大松还是被中国姑娘的顽强精神感动了。姑娘们咬牙切齿地忍受着连做梦都想不到的“极限训练”。泪水忍不住流出来了，用手抹去，还在扑救来球，而且脸上还露出笑容，虽然是一种哭笑，但毕竟还在笑！有位四川姑娘练到昏倒在地板上，醒来后还让同伴扶着她去接大松不停打来的球。十八九岁的姑娘，正是爱打扮，爱美的时候，但她们在摔伤的背部和臀部绑上了厚厚的海绵，两个膝关节也套上了厚厚的护膝，变得臃肿不堪。大松事后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尽管变成了那样难看的姿势，但中国姑娘们用手敏捷地抹去眼泪和头上的汗水，仍然紧紧地跟随我训练。她们这时已完全忘掉了自己，拼出去了，这可以说是一种庄严的悲痛。”

　　而那次意外的长跑，更使这位严峻的日本教练感动得眼圈发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