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周恩来坚决不同意此人成为副国级，8年后，她成正国级

1974年，周恩来坚决不同意此人成为副国级，8年后，她成正国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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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裴说历史关注
2023-02-13 08:28来自江西
在历史长河的波澜岁月里，总有一些人能在特殊的时期创造重要的节点。

能够创造出这个节点的人，无疑不是那个时代最为杰出的人物，对于这样的人物，我们统一称为“伟人”

近代以来，新中国的首任总理周恩来，无愧于“伟人”称号。

李先念说：“我们常讲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什么叫全心全意？我看恩来就是榜样！”

正是因为周恩来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所以他得到了社会各界，党内党外，甚至是外国友人的认可。

著名的地理学家李四光谈到周恩来时说：“周恩来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胸怀宽阔，不计恩怨，广交朋友，用人唯贤，关心体贴，无微不至。”

美国作家海明威，有幸于1941年在重庆与周恩来谈过一次话，此次谈话对海明威印象深刻，

回到美国后，海明威说：“如果这个人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那么，中国的未来是属于他们的。”

周恩来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壮丽的革命事业，他的精神，他的品格，直到今天提起，仍旧让人的心潮无法平静。

在周恩来的一生中，或许他唯一有所亏欠的，就是对夫人邓颖超的感情。

1975年冬，周恩来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

这一天，邓颖超前来医院探望，看着两鬓斑白的妻子，周恩来强忍着病痛的折磨，轻声说道：“我肚子里有很多很多话没和你讲。”

邓颖超明白了许多，她语气有些低沉，又有着诸多不舍：“我也有很多的话没给你讲。”

之后，两人没有再开口。

过了好大的一会沉默，邓颖超缓缓说道：“那就都带走嘛.....”

打破独身主义的周恩来

“五四运动”之前，周恩来一直宣传自己是“独身主义”，为此，他还写过论文发表。

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周恩来在政治上的成熟让他对婚姻问题又有了新的看法。

在众多有着“共同信仰”的同学中，周恩来开始寻觅自己的终身伴侣。

河北人张若名聪慧美丽、才思敏捷，在“五四运动”时，与周恩来一同冲锋陷阵，领导“学生运动”，周恩来对颇有好感。

不过，等后来他们一同前去法国留学后，张若名主动脱离党组织，周恩来便有了别样的看法，他认为自己应该找一位“情投意合”，能够“终身革命”的伴侣。

就这样，小小个子的邓颖超，走进了周恩来的视野里。

1987年9月，邓颖超在与日本友人谈话时，追述了自己与周恩来相识相知相爱的经过。

邓颖超回忆说，自己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是在1919年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当时周恩来穿一身绿不绿黄不黄的衣服和一双白色皮鞋，头上带着一顶鸭舌帽。

第一次见到周恩来，邓颖超对他印象不错，不过这时的两人都没有进一步的接触。

不久，觉悟社成立，周恩来与邓颖超都参加了觉悟社，他们的交往这才多了一些。

后来，周恩来与张若名等人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由此，两人再次失去联系。

那个时候，邓颖超其实也知道周恩来已经打破了“独身主义”，与张若名互有好感，不过，等张若名在法国脱离党组织后，周恩来便对自己的择偶要求，有了新的定义。

至此，周恩来依然记得邓颖超坚持革命的决心，他开始给邓颖超写信交谈。

就这样，在“鸿雁传书”中，周恩来与邓颖超确定了恋爱关系。

1925年8月，在黄埔军校一些同事的道贺下，周恩来与邓颖超正式的结为了夫妻。

从此，他们两人成为了生死不渝的革命伴侣，并携手一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整整半个多世纪。

巾帼不让须眉

周恩来自从加入党组织后，一直都在党内担任了要职，也正是这个原因，许多人便忽略了邓颖超对革命的贡献。

邓颖超其实在党内对革命的贡献，虽然比不上周恩来，但是相比于大多数人而言，是绰绰有余的。

1919年，邓颖超与周恩来一同领导天津的“五四运动”，随后，他们一同加入觉悟社。

1924年，邓颖超奉命在天津参加组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并担任特支宣传委员，一年后，邓颖超正式的转为了共产党员，同年，她被任命为了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

邓颖超对革命的贡献之所以常常被人忽略，原因就是她当时主要是负责的妇女解放运动，许多人并不了解。

自从入党以后，邓颖超便将自己所有的精力都献给了革命事业。

1925年6月，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邓颖超在天津先后组织了四次数十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运动，

也正是由于邓颖超能力极强，故而引起了敌人的仇视，被刊登上了通缉令。

为了避难，党组织安排邓颖超南下广东。

在广东，邓颖超历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妇女部长等职。

与周恩来结婚后，邓颖超并没有做一位家庭妇女，而是更加火热朝天的将自己的精力放在领导妇女运动中。

在此期间，邓颖超组织成立了潮汕第一个妇女群众组织。

一年后，由于邓颖超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做出的突出贡献，她当选为了国民党中央第二届候补执行委员。

1927年，正当革命形势一再好转时，蒋介石忽然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

由此，大革命失败，全国逐渐进入到了白色恐怖时期。

面对如此危机，邓颖超并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信仰，她以中共中央妇委书记的身份继续坚持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在此期间，她曾成功的领导了上海闸北丝厂上万名女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的罢工斗争。

抗战全面爆发后，邓颖超的革命生涯，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

抗战八年，邓颖超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兼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等职。

鲜为人知的是，邓颖超在当时还是我党女性中唯一一位在国民党参政会担任参政员的人。

作为一名妇女运动的领导者，邓颖超虽然没有在前线上战场，但是她为党组织的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

除此之外，邓颖超还广交社会各界朋友，救助战地难童，发动妇女抗战，寻找烈士遗孤。

也正是由于邓颖超在妇女解放运动中做出的突出贡献，因而在1945年我党的七大上，她被增选为了党的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

同年，党组织再次任命邓颖超为中央妇委副书记。

解放战争时期，邓颖超在摸索中确定了农村妇女工作的方针，等1949年开新政协会议时，邓颖超毫无疑问的成为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和领导者。

新中国成立后，邓颖超的人生，再起波澜。

只要我在一天，她就不能在政府任职

建国后，作为新中国的首任总理，周恩来在组建第一届政府时事无巨细，他将那些起义将领，投诚人员、有才之士，社会名流等等，都安排到了一个恰当的位置。

许多人对周恩来的办事精细，考虑问题周详缜密很是敬佩。

不过，周恩来的老友张治中却是有一个问题。

说起来，当年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时，还是张治中花钱置办了酒席，后来的岁月里，张治中在国民党任职，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共产党，尽管信仰不同，但是他们之间的私人情谊并没有变。

而且在张治中多年的从政生涯里，他一直致力于国内和平，因而对于张治中，我党还是非常宽容的看待的。

建国后，张治中在周恩来的挽留下，留在了大陆。

张治中找到周恩来，一番寒暄后，有些打趣地说：“周公，人人都说你这个总理做事“周到”，但是你也有考虑不周的地方啊。”

周恩来笑着：“文白兄（张治中字文白）请讲。”

张治中：“说什么，你也得给邓颖超同志安排一个部长职务才能让人心悦诚服。”

周恩来：“文白兄，这是我们共产党的事，您就不必操心了吧。”

张治中有些无语，只好悻悻离开。

打发党外人士同意，但是打发党内人士，便有些困难了。

彭干臣是周恩来的好友，当年南昌起义时，彭干臣担任了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兼南昌市卫戍司令，他与周恩来关系十分亲密。

遗憾的是，彭干臣后来与方志敏一起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时牺牲。

得益于彭干臣的原因，彭干臣的妻子江鲜云和周恩来，邓颖超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江鲜云得知周恩来没有给邓颖超安排一个恰当的政府职务，心里有些气愤。

江鲜云找到周恩来：“总理啊，我们共产党人提倡男女平等，我看，您怎么也应该给小超大姐安排一个部长的职务啊。”

周恩来：“鲜云啊，你的话有道理，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我安排你小超大姐当了部长，那么她在的那个部发出的文件，指令等，别人就会误认为是我的意思，叫人家不好办........这样不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啊。”

江鲜云听后叹了一口气，她自然懂得周恩来的意思。

周恩来知道自己在这件事上不能婆婆妈妈，因而斩钉截铁道：“只要我在一天，你小超大姐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

面对周恩来的强硬，江鲜云没有再说话。

后来邓颖超得知此事，也没有说什么，因为她了解周恩来，再说了，她当年参加革命，选择走上这条路，也并不是为了什么高官俸禄。

周恩来扣下毛主席最高指示

时间一晃，到了1974年。

这一年12月23日，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身患癌症的周恩来抱病从北京飞往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情况。

这一次前往长沙与毛主席长谈，成为了两人之间最后一次长谈。

12月26日，是毛主席的生日，这天下午，周恩来从毛主席那里谈完话准备离开时，忽然和秘书说：“停一下，叫平化同志（张平化，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上车来，我有事和他谈。”

张平化来了后，周恩来强忍着疼痛说：“今天是主席的生日，我看晚上在2号楼给主席过个生日，晚饭就吃面条，菜也要搞的简单些。”

当天晚上，周恩来很高兴，他与前来参加宴会的人几次为毛主席的健康干杯。

说起来，周恩来的此次长沙之行，确实进行的很顺利。


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毛主席与周恩来都取得了一致意见，特别是在人事安排一事上。

关于四届人大安排，毛主席认为，等人大开完后，周恩来可以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由邓小平去顶。

在对于第四届人大副委员长的名单上，毛主席也有自己的一些具体意见。

对于邓颖超，毛主席是了解的，根据党内外的选举，邓颖超被安排为了四届人大副委员长，也许是考虑到周恩来的性格。

毛主席为此还写下手令：政治局：我同意在四届人大上安排邓颖超同志一个副委员长的职务。

在当时的情况下来说，毛主席的这个手令，就是最高指示。

让许多人没想到的是，周恩来回到北京后，一一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其他的人事安排情况，唯独将这个最高指示给扣了下来。

直到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工作人员才在他的办公桌里翻出了这个“最高指示”

年底，根据华国锋的建议，邓颖超被安排为了人大副委员长，从此之后，她相继担任了许多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

周恩来扣下邓颖超成为副国级指示的第八年，也就是1983年，邓颖超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成为了正国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