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存真］九一三事件中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

［史海存真］九一三事件中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
作者：王媛媛
《文史精华》 2006年 第04期



       吴忠是共和国年轻的开国将军，34岁便被授予少将军衔，他勇猛善战同，有“中国的巴顿”之称。1970年7月，吴忠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深受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器重。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吴忠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和领导下，亲身经历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参与了事件处理的整个过程，为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发挥了重要作用。
       吴忠闻言，不由得脱口而出：“主席，我们党内可能有坏人吧?”毛泽东转头面对吴忠，凝视片刻，方点点头，满意地说：“讲得好，吴忠有忠!”
       1968年4月，吴忠被任命为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员，1970年7月，毛泽东主席又签署命令，升任吴忠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刚担任卫戍区司令不久，8月份，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此次会上，林彪集团的重要成员陈伯达被毛泽东揪出。对林彪，毛泽东一直持治病救人的态度，但林彪一伙反而铤而走险，欲谋害毛泽东。
       1971年9月12日中午，吴忠正在家中吃饭，忽然接到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打来的电话，通知他有重要任务。
       吴忠赶到吴德家后，吴德说：“我们马上走，具体情况车上谈。”说完与吴忠上车，向北京市郊飞驰而去。
       在路上，吴德简短向吴忠介绍了情况，说：“主席已从南方返回北京，专列将停靠在丰台车站。中办要我们马上到丰台去，主席要和我们谈话。”
       毛泽东到外地巡视，一般都是夜间回京，而且很少停靠丰台车站。吴忠听完吴德的介绍，心中一愣，隐隐感觉到这次谈话非同寻常。他小心地问：“主席怎么突然在白天回京，还停靠在丰台车站，我们事先没有接到通知呀?是不是有什么重大情况发生?丰台车站的安全保卫工作怎么办?还有，主席要听卫戍区工作汇报，要不要通知杨政委一起去?”
       “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吴德说，“中办值班室给我打的电话，是汪东兴同志要我们马上到丰台，而且只通知你和我两人去，谈什么，哪些人参加，都没有说。既然没有通知卫戍区布设警戒，肯定是中央另有安排。等到了丰台，见到主席，一切都清楚了。”
       汽车驶入丰台车站，站台上空无一人。过了一会儿，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和政委纪登奎也乘车赶到车站。4人正在寒暄，毛泽东的专列于13时10分进站。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下车，带着4人上车，走入毛泽东的车厢。
       毛泽东端坐在车厢中央的沙发上，手中夹着一支点燃的香烟，见到4人后，站起来与大家一一握手，然后示意众人坐下。
       这是吴忠第一次与毛泽东面对面地谈话。吴忠后来回忆说：“那天，主席的精神很好，见到我们很高兴，话也比较多。所以最初我还认为主席只是一般的召见，不会有重要的事情谈，紧张的心情一下松弛了下来。”
       毛泽东先问李德生率团出访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情况。在李德生谈到阿尔巴尼亚方面对尼克松的态度时，毛泽东说：“他们是左派，我是右派。”众人听了大笑起来。
       李德生继续汇报出访情况，但毛泽东显然对听汇报已经没有兴趣，说：“你们打过鱼吗?你讲的是目，我要讲的是纲，纲举目张。”示意众人听他讲话。
       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路线正确与否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路线，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也会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谈话持续近两个小时，基本上是毛泽东一人讲，众人只是偶尔插话，回答毛泽东提出的问题。毛泽东从党内历次路线斗争的历史谈起，很快把话题转到了庐山会议上面，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我说过，是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这时，吴德插话，说：“主席，庐山会议时，我没有看　六号简报的内容，就签了名，这是非常错误的行为。我要向主席和中央深刻检讨错误。”
       “没有你的事。”毛泽东将手一挥，加重语气地说出了4个字：“吴德有德。”
       毛泽东继续说：他们讲天才论，就是在搞唯心论。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主席讲了6次，一次就算是一句，是6万句，他们都不听。半句也不顶，等于零。”
       毛泽东侃侃而谈，吴忠在旁边越听越紧张，不由得联想到了庐山会议之后发生的事情。庐山会议之后，党内进行了批陈(伯达)整风运动，林彪集团的几员大将受到严厉批评。但黄永胜等人只是作了一般检讨，始终没有对自己的错误进行深刻反省。在1971年4月召开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上，毛泽东曾在一份报告上批示：“我历来认为，同志之间有隔阂，有问题，应当耐心商量，多做谈心工作，不宜急躁，也不应久拖不决。”这实际上是向林彪集团成员发出的最后警告，也是给他们的最后机会。可几个月过去了，带头挑起庐山风波的林彪依旧没有作任何检讨，他手下的几位大将也是敷衍了事，草率应付，毫无悔改之意。
       吴忠并不知道毛泽东此时已经下定决心要彻底解决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更不知道毛泽东在巡视南方期间，曾多次指出庐山所发生的事情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这场斗争的实质是“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并公开点名批评林彪，说：“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
       他也根本想不到林彪反革命集团此时已经狗急跳墙，正在密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就在他们进行这次谈话的前几天，林彪的反革命别动队曾多次企图谋杀在南方巡视的毛泽东，只是因为毛泽东洞察其奸，当机立断，方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但是，自庐山会议召开一年多时间里的党内斗争，已经使吴忠感觉到了局势的紧张。他后来说：“听了主席的话，我才意识到这次毛泽东召见我们4人非同寻常，不是进行一般的谈话，而是在向我们打招呼。主席尽管没有直接点林彪的名字，但谈话的内容都是针对林彪的。”
       毛泽东此时已经谈到了核心问题：“5个常委，瞒了3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一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总是有目的的嘛!”
       吴忠闻言，不由得脱口而出：“主席，我们党内可能有坏人吧?”
       毛泽东转头面对吴忠，凝视片刻，方点点头，满意地说：“讲得好，吴忠有忠！”
       毛泽东吸口烟，又强调说：“你讲得对!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结，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确实是有坏人!”
       毛泽东的谈话到下午3点多钟方告结束。吴德和吴忠驱车回城后，径直来到台基厂5号吴忠的住所。吴忠关上房门，吩咐任何人不得打扰，与吴德一起对毛泽东的谈话内容逐句进行回忆，仔细研究毛泽东每句话的含义。
       周恩来几乎是对着话筒在喊叫：“庐山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跑了，你还听不懂吗?”吴忠“腾”地站了起来……
       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表明，中央已经下决心要彻底解决林彪集团的问题。但是毛泽东的谈话只是在打招呼，自始至终都没有直接点林彪的名字。要不要向市委常委和卫戍区常委传达毛泽东谈话的精神，怎样传达毛泽东
       的谈话才不至于引起不必要的思想混乱，干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总体部署，吴德和吴忠一直讨论到9月13日凌晨1时多，也没有想出一个好办法。
       吴德说：“脑袋都昏了，干脆先睡觉，明天再说。”
       吴忠送吴德出门后，刚躺下不久，电话铃突然响了。长期军旅生活养成了吴忠的职业敏感，不用开灯，他就知道这是通往卫戍区作战值班室的专线电话在响。他后来说：“电话铃声响起后，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深更半夜电话铃响，肯定是出事了！”
       他习惯地看了一下床头的闹钟，指针指在9月13日凌晨2时30分。话筒里传出秘书李维赛急促的声音：“司令员，周总理要你立即到人民大会堂，有紧急任务!车子已在你楼下等候!”汽车疾速掠过空旷的街道，不到10分钟，就冲到了人民大会堂门前。中办的一位同志已在门口等候，马上把吴忠带到了周恩来设在大会堂的办公室。
       吴忠进屋后，发现吴德已经坐在沙发上，周恩来正在隔壁打电话。两人刚刚分手还不到一个半小时，点头示意，算是打了招呼。吴忠走到靠墙的一张椅子坐下。
       这时，隔壁的周恩来忽然提高了声音，大概是线路不好，周恩来几乎是对着话筒在喊叫：“庐山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跑了，你还听不懂吗?”
       吴忠“腾”地站了起来。毛泽东刚刚打过招呼，因此他一听周恩来的话，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可怕的念头划过他的脑海，他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乘飞机逃跑的人是林彪，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
       “这是真的吗?林彪身为党的副主席，竟然会逃跑?要跑到什么地方去?”吴忠简直被搞糊涂了，他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感觉到已经过去的3年像是一场梦，现在一切终于真相大白，可这种结局意味着什么?他来不及想，也不敢想。
       他转身看看吴德，发现吴德也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嘴巴张得大大的，一脸惊异的神情，见吴忠转身，忙问：“你听清楚了吗?总理说的是谁?是不是林彪?”
       “就是林彪!”吴忠还没答话，周恩来已经打完电话，从隔壁房间走了进来。吴忠后来说：“总理面色苍白，神情冷峻，似乎忽然苍老了许多。我到北京后，多次面聆总理的指示，可哪一次都不如这一次印象深刻。我从来没有见到总理如此震惊、紧张。”
       周恩来已经是一天一夜没有休息。他对吴德、吴忠说：“叫你们来，是要宣布一件重大而严重的事件。林彪跑了!带着老婆、儿子从北戴河乘飞机往北边跑了!他这是自绝于党和人民，是叛国投敌的行为！”
       周恩来向两人简单介绍了林彪出逃的经过后，说：“现在已经可以断定，林彪出逃的目标是苏修。刚才接到报告，又从沙河机场起飞了一架直升飞机，也是朝北飞行，目标与林彪是一致的。空军歼击机起飞拦截后，雷达显示，直升飞机在北京郊区消失。”
       周恩来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党的副主席外逃，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严重事件。国内外会有什么反应，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现在还无法预料。但林彪的党羽、死党不少，要防止他们趁机作乱，同时也要防止国外反动势力趁火打劫。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做好了应付最坏的情况发生的准备。”他目光炯炯，盯着吴德和吴忠说，“现在我宣布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首都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由你们两人具体负责执行。你们要对毛主席、党中央负责，绝对保证毛主席、党中央和首都的安全!”
       吴德、吴忠同时站了起来，吴德说：“请毛主席、党中央放心，我们决不辜负党的信任!”吴忠说：“我们卫戍区全体官兵，坚决听从毛主席、党中央的指挥，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首都!”
       周恩来与两人紧紧握手，示意他们坐下，然后说：“现在情况还不明朗，中央决定对林彪外逃事件要严格保密。北京市的范围内，只限于你们两人知道，不允许向任何人泄露。当务之急，是要确定首都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的实施方案。你们有什么想法，提出来一起讨论。吴忠同志，你是卫戍区司令，你先讲！”
       吴忠略加思索，说：“总理，我建议增加杨俊生同志参加组织指挥工作。”
       周恩来不动声色，问：“为什么?他可以信任吗?”
       吴忠回答：“我向中央保证，杨俊生同志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他是卫戍区政委，有他参加，便于指挥部队执行任务。”
       吴德也向周恩来介绍了杨俊生的情况，表示赞同吴忠的意见。
       周恩来遂决定：“同意你们的建议，增加杨俊生参加首都紧急战备的组织指挥工作，同时可以向他说明事件真相。”
       简短的讨论之后，周恩来归纳所开列的措施，正式下达了命令：
       一、卫戍区部队立即协同民兵，严密搜索外逃的直升飞机，要人、机并获，并将搜缴物品直接报送中央。
       二、卫戍区部队立即出动，严密封闭北京的所有机场，没有中央的命令，任何飞机不许起飞和降落。
       三、立即查封林彪集团在北京的所有黑据点，并搜集罪证。
       四、卫戍区立即向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附近地区增派部队，协助中央警卫团，确保毛主席、党中央的安全。同时，加强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电报大楼等要害单位的警卫力量。
       五、首都所有驻军进入一级战备，由卫戍区统一部署指挥。
       周恩来最后说：“现在是非常时期，你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从现在起，你们只对我负责，向我直接报告。在发生突然情况时，可以临机处置，先斩后奏!”
       一股浩然之气陡然在吴忠的胸中升腾。作为一名将军，他曾身经百战，但从未经历这种特殊的战争，从未被赋予过如此重大的使命。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在党和国家面临着严峻考验的时刻披挂上阵，保卫党中央，保卫社会主义，还有什么比此更加光荣，更加自豪?吴忠热血沸腾，难以自抑。当他走出人民大会堂时，竟不待车子开到，一溜小跑冲下了台阶。
       吴忠叫来秘书李维赛，令他立即通知卫戍区作战值班室：从现在起，卫戍区机关、部队只执行来自周总理办公室和他们3人下达的命令。
       9月13日凌晨4时左右，吴德和吴忠回到了卫戍区。两人在小会议室坐下后，打电话叫来杨俊生，向他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随后，3人共同拟定了紧急战备状态的部署方案，决定：卫戍区机关和部队马上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全员发动，全面准备，严密组织，就地待命，确保一声令下，迅即出动。同时，各级主官全部进入指挥位置，作战值班配备双套干部，主官必须亲自坐镇。
       吴忠说：“中央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内防政变，外防入侵，所以这是一场特殊的战役。在目前的情况下，既要迅速完成各项战备任务，又要做到内紧外松，悄然无息，以免打草惊蛇。这很难，可又必须这样做，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战则必胜。”他停顿了一会儿，又说，“非常时期，必须采取非常措施。我建议：从现在起，打破常规，暂时切断与军委、总部的联系，建立直通总理的指挥渠道。”
       吴忠讲完，吴德和杨俊生没有说话。按照规定，卫戍区
       的任何重大事宜，特别是部队调动，必须向总部、军委报告。部队的建制、指挥关系，从来都是雷打不动的，但现在吴忠却要打破这一规定，撇开军委、总部，建立新的指挥关系，这是天大的事情，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吴忠进一步解释自己的建议：“我有3条理由。第一，这次紧急战备的任务，没有通过军委、总部，是总理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直接下达给卫戍区的，指定我们3人负责组织指挥，并特意嘱咐我们直接对他负责。这种规定从未有过，说明这次任务非常特殊。
       “第二，总参谋长黄永胜、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他们4人现在都是军委办事组的成员，并担任总部要职，执掌兵权。我们给总部、军委的报告，必定会送到他们手上。他们与林彪的关系我们都清楚。同时，谁也不能保证目前在军委、总部机关中没有林彪的党羽和爪牙。如果他们要搞阴谋，搞政变，那么会对我们的部署了如指掌。这是兵家之大忌。
       “第三，中央要求对林彪外逃的消息严格保密，军委、总部机关的人员现在可能还不知道情况。如果卫戍区的部署上报，必定会在机关造成不必要的猜疑和骚动，消息很快就会传播开来。”
       吴忠最后说：“我相信，军委、总部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忠于党的。但目前是非常时期，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不能有丝毫疏忽大意，要多个心眼。宁肯得罪人，绝不辜负党。我相信，军委、总部机关的同志了解内情后，会理解我们的做法的。”
       吴德听完吴忠的解释，说：“我同意吴忠同志的建议。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为了党的利益，我们应该这样做。如果有什么问题，我负责向中央解释。”
       杨俊生接着说：“要打板子，我们3个人一起挨!”
       认识统一后，吴忠叫来秘书李维赛，令他立即通知卫戍区作战值班室：从现在起，卫戍区机关、部队只执行来自周总理办公室和他们3人下达的命令。对来自军委、总部的所有电报、电话，只收听，不回复。卫戍区的任何部署，一律不上报军委、总部。
       正在作战室值班的卫戍区副政委邹平光，听完李维赛的传达后，大吃一惊，连续追问了两遍，方表示明白。他立即从吴忠的指示中觉察到肯定发生了重大事件，因此，连续一周寸步不离作战室，确保作战指挥渠道的畅通。
       吴忠全身心地投入了紧急战备的组织指挥工作。尽管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合眼，但他丝毫不感到疲倦，大脑非常清晰，一道道命令从他的口中迅速传往四方。
       卫戍区部队迅即出动。初秋的北京，城乡公路上骤然出现了一列列疾速开进的车龙，车上的士兵全副武装，神情严肃。轰鸣的马达，耀眼的车灯，划破了黎明的寂静，也惊醒了部分熟睡的北京市民。一些早起晨练和上班的市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伫足路旁，惊异地观望。
       负责加强中南海、人民大会堂警卫任务的部队，与中央警卫团密切协同，隐蔽进入指定位置。在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和中央首长驻地附近，岗哨和便衣流动哨骤然增多，严密注视过往行人、车辆，随时准备应付突然情况。
       负责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要害目标警卫任务的部队，干部亲自带哨，官兵荷枪实弹，同时在目标周围秘密安置了武装人员。
       以卫戍区机关抽调的数十名干部为主组成的搜查分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秘密包围、查封了林彪集团在北京的5个黑据点，扣押全部人员，封存全部材料和物品。吴忠亲临现场指挥官兵细致检查，获取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大量重要罪证。
       担负封闭机场任务部队，由吴忠对从卫戍区机关选派的几个处长直接下达任务，他们携带各种重型装备，于13日凌晨进入北京附近的几个机场。吴忠指示：“第一，在机场跑道设置障碍物，禁止一切飞机起飞着陆。第二，封锁机场各部位，控制塔台、机库、油库等重要目标；第三，机场停放的所有飞机，一律抽空油料，并增派武装分队，严密看护油库；第四，坦克、火炮开上跑道，如果发现有飞机敢强行起飞，立即开火，击毁它!”
       这样，到13日晨曦初露时，卫戍区部队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全部到达指定位置，北京已经处于严密的控制之下。
       与此同时，北京地区的战备部署调整也在加速进行之中。
       林彪集团的成员，都是身居高位、执掌兵权的高级将领。而林彪作为“副统帅”，掌握着国家、军队的重大机密，他所逃往的苏联，当时与中国关系紧张，在边境地区陈兵百万，虎视眈眈。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地区不仅面临着内部政变的危险，也面临着外部入侵的威胁，不能不全力防范，紧急备战。
       13日，中央军委下达命令，决定增调某机械化军以及部分坦克师、炮兵师，加强北京地区的战备力量，并规定：所有进入北京地区的部队，由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吴忠作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成为当时北京地区紧急战备的最高军事指挥员。
       这是吴忠第一次指挥如此庞大的部队，而且是诸兵种合成机械化战役兵团。临危受命，重担千钧，吴忠有些紧张，但毫不慌乱，更没有束手无策。他过去几十年中所积累的战争经验和所接受的现代战争训练，在这一刻全部进发、释放了出来。他对北京地区的地形、地貌和军事要点早已烂熟于胸，对现代战争的特点和理论也有亲身体验和深入研究，再加上他曾统领过人民解放军第一个机械化师，对机械化部队使用和指挥诸兵种协同作战具有丰富的经验。因此，他义无反顾地迎接这次空前的挑战。
       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后，吴忠在几个小时内就提出了基本作战设想。他说：“党中央决定北京地区进入紧急战备，增派重兵，是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国内外敌人勾结，颠覆社会主义祖国的重大举措。我们的一切认识和所有行动，都要从这一基点出发，确定部署和计划。”
       他的作战设想，得到了吴德、杨俊生等人的赞成。依据这一设想，吴忠组织卫戍区有关部门迅速拟定了具体作战方案，呈送党中央审批。
       9月13日晚，参加北京地区紧急战备任务的各部队全部进入指定位置，并向卫戍区报到。吴忠指派卫戍区副司令员李刚与部队主官具体协商部队的临战准备工作。
       15日，党中央批准了卫戍区上报的作战方案。吴忠主持召开参加北京地区紧急战备任务的各部队师以上干部作战会议，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并根据作战方案，部署、确定各部队作战任务。
       至此，北京地区的紧急战备工作全部落实，部队全部到位，做好了应付各种突发事变的准备。
       吴忠听着李伟信的招供，大惊失色，双手不由得颤抖起来。他终于明白，林彪反革命集团要谋害毛泽东，进行武装政变，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而且密谋已久，已经付诸行动。
       9月13日凌晨5时许，卫戍区京郊某指挥所向吴忠报告：在怀柔县境内发现迫降的直升飞机。部队在当地民兵的协助下，已经包围并严密封锁现场。机上人员5人，3人已经身亡，另外两人被抓获，一名叫李伟信，另一名是副驾驶员陈士印。现正在继续搜寻现场和附近地区。吴忠立即指示：“对机降地域实施戒严，严密保护好现场。
       没有中央的指示，任何人不得接近。同时，仔细清点机上物品，搜索附近地域，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
       但凌晨6时左右，指挥所突然打来电话，说：直升飞机迫降的地域出现一支空军分队，说是奉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司令员的命令，要进入戒严区。
       吴忠大脑中的弦立即紧绷。他后来说：“我当时的想法是，封锁直升飞机迫降地域的任务，是周总理亲自向我下达的，并严格规定，除卫戍区部队外，不允许任何人、任何部队接近迫降地域。总理在下达任务时，并没有向我提到李司令员已派出部队，也没有要求卫戍区与空军部队协同。况且，问题是空军方面出的，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有空军部队出现在出事现场，什么意图、什么用意?不能没有警惕性。”
       情况紧急，吴忠决定先斩后奏。他给部队下达命令：“全部解除来者的武装，在查明情况之前，扣留所有人员。对所扣留的空军人员，要耐心解释，告诉他们，我们已奉中央指示处理此事，请他们不要插手。一定要非常有礼貌地接待空军同志，态度要和蔼，请他们吃饭!”命令下达之后，吴忠马上打电话向周恩来详细汇报了情况，请周恩来指示。
       周恩来听后，哈哈大笑，说：“我没有告诉你，李德生同志是我派到空军去坐镇的。如果真的是李德生同志派的人，请你们好好招待。但在搞清情况之前，暂时不要发还武器。这件事情你处理得很好，就是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我重申一遍，飞机迫降地域的警戒任务，由卫戍区全权负责。”
       吴忠长出一口气。他后来说：“虽然是场误会，可当时情况特殊，我是先斩后奏，有了总理的指示，手续就完备了。”
       到了下午5时左右，现场的清理工作基本结束。经查证，到达飞机迫降现场的空军分队，确实是李德生司令员派出的，由于情况紧急，没有来得及报告中央，因此卫戍区没有接到通报。
       吴忠遂请示周恩来：“是不是可以发还被扣留的空军人员武器，放他们回去?”
       “同意，照此执行。”周恩来回答，“要向空军同志做好解释工作。就说，周恩来请卫戍区转告一句话，‘你们完成了任务’。”
       下午，现场搜寻工作基本结束。吴忠命令李刚：“立即派出得力干部和足够的部队，将被俘人员和现场查获的物品，全部送回卫戍区司令部。途中要武装押运，设置警戒，确保人员安全和物品完好无损。”
       吴忠随即再次打电话向周恩来汇报情况。周恩来完全同意吴忠的部署，并说：“现在指定你和杨俊生同志，各带一名得力的干部，突击审讯两名被俘人员。由你审讯李伟信，杨俊生同志审讯陈士印。查获的物品，由你和吴德、杨俊生3人亲自清点，迅速上报中央。有情况，随时向我直接报告。”
       13日傍晚，被俘人员和查获物品运抵卫戍区司令部。直到这时，吴忠才长出一口气。他后来说：“我一生独自决断处理过两件大事，一件是‘天安门广场事件’时决定推迟清场的时间和放走被扣留的绝大部分人员。另一件就是在‘九一三事件’中，下令在直升飞机迫降现场扣留了空军派出的人员，这样做当然会造成与兄弟部队关系的紧张，也会引起同志间不必要的误解。但是，事关重大，我不得不小心行事。误会可以解释，可如果发生了意外情况，后果不堪设想，就是对党和人民的犯罪。我认为，我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吴忠连夜审讯李伟信。李伟信的精神此时已经完全崩溃，很快就如实交代了乘机外逃的经过。
       原来乘该架直升飞机外逃的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死党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飞机起飞后，先是向张家口方向飞行，驾驶员陈修文发觉他们叛逃的企图后，想要回飞，但周宇驰懂飞行，拔出手枪逼迫陈修文继续北飞。就在这时，奉周恩来命令起飞拦截的8架歼6式战斗机临空，并开炮示警。陈修文借口躲避炮火，驾驶飞机左右盘旋，将周宇驰等人搞得晕头转向后，又破坏罗盘，重新飞回北京郊区，迫降在怀柔县境内。
       飞机迫降时，周宇驰发觉情况不妙，竟丧心病狂地对陈修文开枪，陈修文当场壮烈牺牲。周宇驰爬出飞机后，撕毁随身携带的林彪手令和林彪给黄永胜的信，然后与另外两人进行“集体自杀”。周宇驰、于新野当场毙命，李伟信在最后一刻胆怯，对天开枪，撒腿逃命，被闻讯赶到的民兵抓获。
       李伟信还供出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小舰队”的武装政变计划，并叙述了他们阴谋谋害毛泽东、在广州另立中央、分裂党和国家的活动。
       吴忠听着李伟信的招供，双手不由得颤抖起来。在此之前，他虽然参加了庐山会议和批林整风运动，也在丰台车站听取了毛泽东的打招呼，但吴忠只是认为林彪犯了路线错误，属于党内斗争的性质。因此，当他得知林彪外逃的消息后，虽然万分震惊，清楚林彪问题性质已经起了决定性的变化，但他还是不相信，身为“副统帅”的林彪真的会敢于谋害毛泽东，更不相信林彪会搞武装政变。
       现在，当他听到李伟信的供词后，大惊失色。他终于明白，林彪反革命集团要谋害毛泽东，进行武装政变，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而且密谋已久，已经付诸行动，其爪牙、死党也遍布军队的要害部门。如果不是毛泽东洞察其奸，采取了果断行动，党和国家将面临一场空前的劫难。
       当天晚上，吴忠和吴德、杨俊生认真清点从机降现场查获的物品，同时组织专业人员对已经找到的纸片进行拼接。在缴获物品中，除了党和军队的大量绝密文件、国防力量部署图表、北京经乌兰巴托至伊尔库茨克的航线图和机场资料以及大量美元之外，还有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许多重要罪证，主要有：
       林彪亲笔书写的反革命政变手令：“盼照(林)立果、(周)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九月八日”；
       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你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敬礼!林彪”；
       林彪反革命集团武装政变骨干——所谓“小舰队”的成员名单；
       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准备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分裂国家，所乘坐的飞机编号和人员安排；
       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向林彪死党密报的广州军区政委刘兴元传达毛泽东南巡谈话要点。
       有件事情，引起了吴忠的注意。李伟信在供述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发动武装政变的情况时，曾提到他们制定过武装政变的计划。但在清点机上缴获物品时，并没有发现武装政变的具体计划。吴忠忽然记起李伟信在招供时，曾经提到过一组数字——“571”，会不会这组数字与其武装政变计划有关?
       吴忠连夜再次提审李伟信。李伟信招认，“571”就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武装政变计划的代号，全称是“571工程计划”。经吴忠追问，李伟信又供称：“571工程计划”是林立果亲自确定的名称，“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后来，吴忠亲自带人在林立果设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中，查获了“571工程计划”的要点草稿。
       吴德、吴忠、杨俊生3人将所有物品仔细清点之后，连同提审的供词，全部上报周恩来办公室。
       这些物证和供词，对中央掌握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武
       装政变阴谋，迅速清剿林彪集团的死党、爪牙，起到了重要作用。
       吴忠亲自把这片来之不易的纸片送到了周恩来手中。周恩来非常高兴，将之小心地拼接到林彪的信上，反复查看，确认无误后，又将拼接好的信再次拿给黄永胜看。
       有关物证上报后，周恩来曾在人民大会堂将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拿给黄永胜看，希望他能翻然悔悟，争取主动。不料黄永胜执迷不悟，拒不认账。由于信件是用在现场搜集到的纸片拼接而成的，“胜”字只剩下了右边的“生”，左边的“月”字旁不见了。黄永胜看后，故作镇静，说：“没有听说过空军有个叫‘永生’的人啊。”
       吴忠接到周恩来办公室的通报后，给警卫某团团长张前进下达命令：“马上派人到迫降现场再次搜索，就是挖地三尺，也务必找到‘月’字旁。”
       张前进接到命令后，带着部队到现场展开拉网式的搜索。这时刚刚下过一场小雨，现场的土地被人长时间践踏，已经泥泞不堪。张前进与战士们跪在地上，一寸一寸地仔细查找。两个多小时后，终于从泥水中找到了那片只有指甲大小，写着“月”字旁的纸片。
       吴忠亲自把这片来之不易的纸片送到了周恩来手中。周恩来非常高兴，将之小心地拼接到林彪的信上，反复查看，确认无误后，又将拼接好的信再次拿给黄永胜看。
       这一次，黄永胜看完信后，脸色苍白，一声没吭，瘫坐到了沙发上，半天没有站起来。
       9月14日，通过中国驻蒙古大使的现场确认，最后证实林彪乘坐外逃的三叉戟飞机，已经于9月13日凌晨2时30分坠毁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附近，林彪及其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及机上其他成员全部死亡。
       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与政治局委员们举杯欢饮，庆祝兵不血刃平息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武装政变计划，庆祝不费一枪一弹即铲除了党和军队的一大祸根。
       吴忠和他的战友们同样为党和国家、人民解放军平安度过了一场劫难而万分高兴。从9月12日到9月15日，吴忠4天4夜没有合眼了。得知林彪折戟沉沙、葬身异国的消息后，他也与吴德、杨俊生痛饮3杯，然后倒头便睡，鼾声如雷。
       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败露后，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对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看他们10天，叫他们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代好了就行”。
       周恩来遂代表中央宣布：黄、吴、李、邱4人暂时不参加政治局活动，集中精力检查自己的问题，揭发交代林彪的罪行。
       但是，黄永胜等人既不揭发林彪的罪行，也不交代自己的问题，毫无悔悟的表现。担负他们住处警卫任务的卫戍区部队官兵向吴忠报告：黄永胜在家中烧东西，把客厅中放字画的大瓷缸都烧炸了。另外，还发现他们3人有搞串联、统一口径的迹象。
       吴忠迅速把这些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报告。与此同时，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团的同志也向周恩来报告了有关情况，认为黄永胜等人掌握兵权，夜长梦多，一旦出事很麻烦，建议尽快采取行动。
       周恩来和汪东兴将归拢到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报告，当讲到黄永胜烧材料时，毛泽东说：“是啊，那是在毁证据嘛。这些人在活动，这些家伙是要顽抗到底了。”
       中央决定：9月23日晚，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实施隔离审查，由北京卫戍区部队负责执行和关押。
       周恩来召来吴忠和杨俊生，亲自下达任务，要求他们两人具体组织指挥执行这一任务，并强调：一定要保留“活口”，坚决防止发生任何意外情况。
       吴忠和杨俊生接受任务后，决定由他们两人和两位副司令员亲自带队，从机关抽调30余名政治可靠、身强力壮、军事素质过硬的干部，执行这次特殊任务。除了武装押运部队外，从人民大会堂到关押地点之间，沿途设置便衣游动哨，严密警戒，以防万一。
       9月23日晚，吴忠、杨俊生率领执行任务的干部和武装分队，乘坐12辆吉普车和3辆卡车按时到达人民大会堂。吴忠下令将厅内烟缸、茶杯等物品全部撤下，以防黄永胜等人反抗。
       黄、吴、李、邱4人先后到达，周恩来分别向他们宣布了中央的决定，说：“限你们10天时间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你们不听。这事还小呀?还有什么比这个事大?你们对党和人民是犯了罪的。现在宣布对你们进行隔离审查!”
       周恩来宣布完决定，吴忠一挥手，早已在大厅外等候的卫戍区官兵进屋，押解黄永胜等人出了人民大会堂。吴忠分工押解黄永胜。黄永胜此时浑身打颤，两腿瘫软，是被卫戍区两名干部架着走出大会堂、塞进车里的。15辆车子组成的车队，向着北京郊区卫戍区某师驻地飞快地驶去。
       此后，卫戍区根据中央的指示，承担了看管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的任务。除了黄、吴、李、邱之外，还有陆续从各地送来的省军级以上重要成员10多人，“大小舰队”成员数十人。卫戍区参加看管任务的人员，仅干部就达200多人，直到1976年最后解除看管任务。在此期间，中央成立了专案组，周恩来任组长，吴忠是10人小组的成员，并担负部分审讯工作。黄、吴、李、邱4人在很长时间内负隅顽抗，拒不开口。1971年底，情况出现转机。担负看护任务的干部向吴忠报告了一个重要情况：黄永胜、吴法宪不约而同地在报纸上抄写了一首词：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此乃《三国演义》开篇词。吴忠接到报告后，敏锐地觉察到：两人此时此刻抄写此词，是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情绪流露，如果抓住时机，施以攻心战术，可能会收重点突破之效。
       他把情况和自己的想法向周恩来写了书面报告。周恩来同意吴忠的分析，指示：抓住机会，向两人交代政策，给他们一个出路，并指示先从吴法宪身上找突破口，允许他给家中写封信。
       吴忠遂提审吴法宪，首先严肃批评了他“成者为王败者寇”的错误思想，然后反复交代政策，促使其转变立场，老实交代问题。在强大的政策攻势面前，吴法宪终于开口了，交代了在庐山会议上奉林彪之命鼓吹“天才论”，抢班夺权的阴谋活动，同时还交代了将空军指挥权私自交给了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等罪行。
       由此，黄永胜4人的防线开始崩溃。继吴法宪之后，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也不得不交代自己的罪行，证实了一些问题。
       吴忠后来说：“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是我们党和国家、军队历史上惊心动魄的一幕。这场斗争，是毛主席、周总理直接指挥的，他们以非凡胆识和丰富斗争经验，及时识破和粉碎了一场极其险恶的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避免了党被分裂、国家内战、军队相残的严重后果，避免了中国历史的一场大灾难。这是党和人民的大幸。”
       尽管吴忠对自己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发挥的作用，从来都是只字不提，但所有知晓内情的人都清楚，作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作为北京地区紧急战备行动的组织指挥者，作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作为毛泽东信任的将军，吴忠在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决战中，是立了大功的。
       1973年12月，人民解放军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毛泽东接见军委委员和各大军区司令员，吴忠也出席了接见活动。
       毛泽东此时患眼疾，视力不好。被接见的干部依次上前，自报姓名。当吴忠走上前后，报过姓名，毛泽东紧紧握着吴忠的手，说：“吴忠有忠。”
       随后，毛泽东又环视在座的解放军高级将领，高声重复一遍：“吴忠有忠啊!”
       听到这话，吴忠心里如春天般温暖。
       责任编辑 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