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八年 彪炳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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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兵团记忆

任兆奎

龙江六月千顷绿，大荒七秩五车书。又是一个孕育丰收的季节，也是黑龙江农垦在改革中不忘初心，砥砺奋进的日月。在回顾垦区七十年峥嵘岁月的时候，我总是忘不了50年前的“6.18”——1968年6月18日，毛主席批示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往事。
毛主席批示组建兵团，是在特殊年代做出的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战略决策。回顾历史，撤消东北农垦总局，成立兵团，在当时“文革”风暴日渐猛烈的混乱时期，垦区正处于动荡无序的无政府状态，对保护东北边境地区生产力，保护垦区广大干部，巩固边疆，建设边疆，全面完成屯垦戍边任务，维护边境地区的稳定和安全，推动各项生产建设更好的更快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
我原在东北农垦总局担任计划财务处长。兵团宣布成立后，迅速派遣一批现役干部进驻东总机关，果断地解散了群众造反派组织，制止了群众之间的互斗派性活动，全面接管了东总党政领导权力。直接领导机关“斗批改”，我们一批几十名被长期监管劳动的局处级干部，走出了“牛棚”参加整党学习，不久我被宣布“解放”，并选调到哈市兵团司令部报到，以37岁的年龄光荣“参军”，入伍解放军序列的兵团机关，被任命为司令部计划建设处副处长，协助任圣鹏处长主持全面工作。1971年春，任圣鹏升任兵团后勤部副部长后，沈阳军区党委任命我为兵团司令部党委委员、计划建设处长。一直工作到1976年8月兵团撤销，历时整整八年。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回忆我在兵团工作的日日夜夜，心系兵团，同呼吸共命运，风雨同舟，休戚与共，历经风雨和峥嵘，至今心潮澎湃，久久难以释怀。兵团八年走过的道路艰辛而辉煌，近百万兵团战友创造的历史功绩，将彪炳史册，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一、兵团的组建保护了垦区的生产力
1961年11月，国务院决定成立东北农垦总局，成为农垦部直属的全国最大的垦区。农垦部第一副部长张林池兼任总局党委书记、局长。周总理指示东总要搞好屯垦戍边，建成国家商品粮生产基地，每年要增产一亿斤商品粮，几年后每年给国家上交100万吨商品粮，为京津沪和军队专用。正在垦区积极贯彻周总理指示，在战胜三年自然灾害，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全面整顿农场经营管理，在全国率先进行农场经营管理制度改革，学习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同时，推广产量工资制，施行超产超收奖励，调动了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各项生产建设事业日新月异，蒸蒸日上，全局年年增产，年年增收，年年盈利，职工收入也年年增加，同当时全国一样，形势越来越好。正在此时漫延全国的“文革”风暴，席卷而来，造成垦区一时大乱。黑龙江垦区的文化大革命，同全国、全省一样，始于1966年中共中央的《5.16通知》。自当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北京接见并表示支持“红卫兵”之后，东总机关和垦区所属各农牧场便纷纷成立起各种不同形式的群众“造反”组织，由“破四旧”和“革命大串联”逐步发展到“造反”、“罢官”、“夺权”，斗争的矛头直指从总局领导到农场和生产队的各级“当权派”。
1967年6月15日，“东北农垦总局红色造反者接管委员会”接管了东总的领导权，自封为垦区的最高权力机关。从1967年10月开始，揪斗“走资派”的浪潮波及到农垦系统的最高领导者。总局党委书记彭达彰、局长王正林及一批处级干部，有的被隔离审查，有几十人被关进“牛棚”监禁劳动。已经调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张林池也被“揪回”总局批斗。以张林池为首的多数总局级领导干部被“造反派”拉到各农场进行巡回游斗，所到之处，一般都由当地农场领导干部陪同接受群众的“革命大批判”。
此时，黑龙江垦区上下指挥系统基本失灵，正常的生产秩序已被打乱，多数领导干部被污为“走资派”、大批科技人员靠边站接受审查批判。职工群众人心惶惶、等待观望，各项工作处于无序状态。“文革”造成的垦区内乱与黑龙江省日渐严重的边境危局，呼唤着一个能迅速稳定农垦大局，有效部署战备大局的新的领导机构，兵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所以，兵团组建后的第一要务是准备打仗，尽快组织一支团结对外的大部队。上级要求兵团一方面要把垦区“斗、批、改”继续推动下去，另一方面又要求兵团必须尽快地结束农垦系统内的动乱局面，集中精力搞好战备和生产。
面对上述情况，兵团党委认为，对内稳定社会，对外维护边境安全，二者都和人员内耗水火不容，必须消除派性，结束内斗，稳定局势。于是，决定“办班”“放人”。1969年 5月10日兵团党委会议纪要指出：“现在关押的人，除证据确凿的杀人、放火、放毒的危险分子外，其余人员应全部释放。放出后，办好学习班，有问题的把问题弄清楚；关错了的，使其提高觉悟，正确对待，消除对立情绪。”
“办班”分级进行，兵团、师、团各负其责，兵团主要办团（场）一级靠边站的干部学习班，从1970至1971年上半年就先后办了7期，参加人员达300多人。每期学习班都由兵团政委和政治部主任进行动员和总结。参加各级学习班的干部回到原单位后都根据当时需要，逐步安排了工作。
在解放干部工作上，兵团动手早。兵团组建后，司令部设在哈尔滨，原东北农垦总局领导和机关干部300多人，其中处以上干部40多人（多为抗战和红军时期的老干部）都在佳木斯待分配。兵团党委迅速派出后勤部延军政委和司令部作训处姚永汐处长到佳木斯办班，按照沈阳军区领导关于“解放大批干部从中选拨部分专业人员充实兵团司、政、后机关”的指示，学习班结束后，原东总机关留下了包括我在内的21名干部（其中总局领导1人，处级3人，其余17人为专业技术人员）充实到兵团司、政、后各部门工作，其余干部均分到各师团工作。1969年10月任茂如政委到兵团工作，又传达了沈阳军区领导关于“解放干部的工作要加快”的指示，进一步加快了兵团解放干部工作的步伐。由于兵团解放干部工作动手早，动作快，所以各级领导班子很快得到充实，进而推动了兵团组建的步伐，使各项工作很快步入正轨。
兵团历时八年，正处于“文革”极左思潮盛行时期，虽然按照中央和省里的要求，先后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项工作，但都是在兵团党委统一领导下有序进行，兵团党委始终坚持“不管批什么，都不能影响战备；不管怎么批，不能把人心批散了，把思想搞乱了”。因为兵团团以上领导班子主要成员都是现役军人，没有山头，没有派性，所以，遇事决策快，办事效率高。有些工作尽管有“左”的印记，但对兵团的战备和生产，均未造成重大损失。从这一点看，全国十年文化大革命，而黑龙江垦区真正“闹革命”只有三年，兵团的组建，及时地扭转了边境地区的混乱局面，保护了垦区生产力，保护了垦区大批干部。我作为一名老垦荒，亲历兵团八年，深有体会。全国“文革”十年动乱、十年的浩劫，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大批干部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成立兵团，垦区领导机构列入解放军序列，军事化组织，实行军事化管理，有效有力地避免了“文革”风暴对垦区的破坏。这真是北大荒垦区的大幸，广大干部职工的大幸，国家的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