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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沪，知识青年，1953年出生，响应党的号召从上海奔赴黑河，把美好青春奉献给祖国边疆。退休后不忘乡亲，带病返回第二故乡，以“豁出老命也要帮助乡亲致富”的坚定信念，呕心沥血，勤苦劳作，把生命最后时光留在了黑土地
杨晓沪（1953—2015）
一
在大伙眼里，杨晓沪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一米八七的个子，消瘦的身形，在上世纪70年代足够引人注目。他平时话语不多，给人感觉总有思考不完的问题。就这样一个看似文静的人，谁能想到他为了乡亲们连命都豁得出去呢。
而他的“豁得出去”，早在下乡报到的第一天大家就领教了。
1970年4月，17岁的杨晓沪到爱辉公社腰屯三队插队下乡。载满行李的汽车半道陷入凹坑，大家下车用力推也无济于事。驾驶员说只有垫入土块、砂石或树枝才行。而当时天已经黑透了，伸手不见五指，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什么都找不到。杨晓沪二话没说，脱下身上新发的棉大衣，卷起来垫进坑里，又招呼大家奋力推车，一下将车推了出来。4月的黑河，还是天寒地冻，每人只有一件大衣御寒，被车碾成一堆烂棉花，可不是谁都舍得出来的。杨晓沪这一举动，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接下来的日子，知青和村民们见证了杨晓沪的与众不同之处。他进村没几天，看到食堂的活儿没人愿意干，就自告奋勇到食堂给大伙做饭。当时村里有30多名知青，除了黑河当地青年，其余都是上海来的。常言说，众口难调。南甜北咸东辣西酸，个人小口味汇聚到一起就成了大问题。而他不但南方菜做的好，就连没有猪肉的酸菜炖粉条也能有滋有味。一闲下来，他就到处转悠，尤其是北山。这里是全村最高点，北面浩浩荡荡的黑龙江尽收眼底，其他三面是一望无际的田野。他每天都到这里待一会儿。几个月下来，他就能把腰屯及周边情况说得一清二楚。在这期间，他实现了人生的重大转进。在全体知青中，他第一个入团，第一个入党，第一个担任生产队长。当时，黑河有上海知青5000多人，一批人被提拔担任生产队一级干部，但是能够担任生产队大队长的仅有他一人，其他都是副职。
今年78岁的王继岭，曾担任腰屯大队党支部书记，是杨晓沪的入党介绍人。他回忆说，1973年冬，公社革委会工作组在腰屯大队蹲点，调整生产队领导班子。当时局面很复杂，社员们推举杨晓沪为生产队长。这对才20岁的他来说是个很大考验。敢不敢当？能不能干好？大家心里都没底。工作队找他谈话，说明意图，没想到他爽快地同意了，大家十分佩服。
万事开头难。他上任头一件事就是要解决生产队与大兴安岭樟岭林场倒圆木合同的纠纷。由于种种原因，腰屯村没有按计划完成合同，林场方面扣住钱款不给，此前生产队多次协商都是无功而返，大家很挠头。但他似乎对这件事胸有成竹，带着公社介绍信，只身一人远赴樟岭。在林场场长办公室，他说村民顶风冒雪上山砍伐的辛劳，说村民等钱过日子的贫穷，最终得到场方理解，当下分文不少一次性付清了钱款。
转眼到了春节，知青都回上海探亲了，杨晓沪却独自留了下来。一年之计在于春，积肥、选种、送粪、买化肥，他起早贪黑抓备耕，忙得不亦乐乎，全队备耕生产井井有条。当年小麦、玉米、大豆三大作物都适时完成播种，村里的春耕头一次这么顺当。
腰屯村老人宋恩波回忆说，杨晓沪对农活非常上心，事事征求有经验的老农、老队长意见，向群众讨教，成天琢磨着采用新技术、新办法。当时，黑龙江农村生产还很落后，用的都是三轮手扶拖拉机，运点种子、化肥还可以，犁地根本使不上劲。他打听到新出的一种四轮拖拉机功能多、功效高，和大伙商量后，从父母亲那里借钱买来一台。这台拖拉机果然在秋收和秋翻时派上了大用场，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他刚上任时，生产队每个劳动日才几毛钱，他上任第一年就翻了番，每个劳动日达一元多，第二年达到两元多，农民的收入比城里工人都高，这在黑河是从来没有过的。
杨晓沪特别爱读书，从上海来时随身带着《中国通史》和《三国志》，插队后还找来当地的史书看，有时也和村民们聊聊历史上的那些事。他对瑷珲那段屈辱史特别熟悉，尤其是瑷珲历史上的九大将军他都能详细地讲述他们的经历和结局，这让土生土长的黑河人非常惊讶。他们都说别看杨晓沪那么小的年纪，心里可装着大事呢。然而在他第一次回上海探亲后，大家发现他却买回了一大摞农业书籍，《植物学》《土壤学》《肥料学》《农机学》《水文学》《气象学》，几十本摆了半铺炕。
每天从早到晚就和这些书捆在一起。有一次公社来人，看到这些书说没想到咱们这儿藏了一个农业专家！他对公社干部说农业门类太多，知识太广，一辈子也学不完，一旦学好了可大有用途。由于他人品好，爱学习，爱劳动，在知青和村民中威望很高，大家有什么事都愿意找他说道说道，谁家做了好菜好饭也都不忘给他送点儿。从1973年起，生产队、大队、公社三级每年都推荐他上大学，但都被他拒绝了。他说自己在生产队干也是一种学习，并且是最好的学习。连续三年，他每年都把上大学的名额让给了别人。直到1976年，公社党委集体决定，杨晓沪必须上大学。
临行前，杨晓沪把自己心爱的农技书送给村里的技术骨干，一句话掷地有声：等着我，我一定会回来的！
他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
杨晓沪从同济大学外语系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石化集团搞外贸。国内、国外到处奔波，工作非常繁忙。但他心里总惦着腰屯的父老乡亲，想着昔日的插队战友。上世纪90年代，他和当年知青共同发起成立了上海爱辉知青联谊会，还与几位知青企业家共同出资，建立了爱辉知青联谊会帮困基金。他不仅出钱，还亲自登门探望，知青战友谁家有困难，无论再忙也要帮助解决。远在数千里外的上海，他更惦记着腰屯的乡亲们，曾经几次回来探望。也是从那时起，村里的孩子凡考上大学，每个人他都赞助1000元。当时的1000元可不是小数，相当于黑河当地职工的半年工资。
二
2005年6月，52岁的杨晓沪做出一个惊人决定：重走长征路。
当时，这样的举动足够前卫。进入公众视野的重走长征路大多发生在2010年以后，一批年轻人重新审视历史和自我，开始探求“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长征精神，以此来激励人生的前行之路。
大多数人不知道杨晓沪是“红二代”，他这一决定源于父母的影响。
杨晓沪的父亲杨克瑞，陕西三原县人，自幼父母双亡，在县城木匠铺当学徒。1937年春，17岁的杨克瑞参加红军去了延安，随着部队南征北战。建国初期，杨克瑞担任原南京军区后勤部运输处处长，1953年调上海市邮政局担任副局长。母亲李振芳，威海人，原八路军卫生员，上海铁道医院胸外科主刀医生。父亲告诉杨晓沪，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的一次战斗中，他身负重伤昏迷，半夜从死人堆中爬出来，附近村子一位大娘收留他养伤，救了他的命。解放后他多次去寻找这家大娘，一直没有找到，估计这位大娘在战争中遇难了。1967年春，父亲专门带着杨晓沪返回陕西老家，让他了解了农民的艰苦生活。
杨晓沪此行的任务是“重走长征路，寻访老知青”，行进路线可谓关山迢远，预先计算总行程23683公里，途经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西藏、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等地，实际行程45000多公里，相当于两个长征。他沿着当年红军转战的井冈山和长征路线，以及八路军、新四军、抗联战士战斗过的地方，一路拍摄采访，记录报道了大量山川江河、风土人情和至今坚守农村老知青的生活现状。
就这样，驾驶越野车，一路走，一路看。在《上海知青网》，他留下了这样的文字：
“……与下乡相比，其他的经历似乎平淡如水，只有那段岁月如血、如铁、如诗、如酒，刻骨铭心，魂牵梦萦。
当年，我们行走在泥泞的土路，奔驰在茫茫的草原，穿行在深山老林，忙碌在冰天雪地，无时不感受着大自然那宽广的胸怀对我们的抚慰和庇护。至今，我的脑海中还时常浮现出站在山顶眺望银带般的黑龙江水盘旋逶迤在小兴安岭之麓那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象；我的身体还能依稀感受着从草甸子拉草回村途中，躺在牛车堆积数米高的饲草上，眼望蓝天白云，鲜草的清香随着呼吸，顺着全身的毛孔慢慢沁透到我全身的每个细胞，化解了一天的劳累疲乏的情景。也许是因为那段时期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然而，我更感到，在那场整整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我们全身心地投入改变农村贫穷落后面貌的火热战斗。那股豪情壮志，那样忘我劳动、无私奉献的精神，是多么的纯洁、鲜亮，伟大和崇高。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特别是我们沿海的大城市，早已奔入了小康。然而，广大的农村、边疆还依然贫穷落后。2004年，我随着上海老知青回访团重返当年下乡的爱辉县，沿着黑龙江北上进入大兴安岭到呼玛县，所见所闻，感慨万千。正如现今大家都认识到的那样：我们国家经济已经到了工业必须反哺农业、城市必须辐射农村的重要阶段，否则城市和农村就极不和谐，就必然相互束缚，相互制约，谁都得不到持续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感到，城市里大量闲置的资金、技术、项目、管理经验，积累的人才、知识、文明、理念等等，都可以大量而且必须迅速地辐射到广大农村，特别是到贫困边远的山区和边疆去。在这方面，已经返城的当年老知青，既了解农村，又熟悉城市，正是大有用武之时，大显身手之地。况且，不少老知青已经或即将退休，在‘关注三农，二次下乡’方面正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我们已经无法还原杨晓沪这一年在中国大地上行走的具体细节，但从他留下的文字我们能看出那段时间他对当代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和思考，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他已不再是曾经的那个满腔热血的知识青年，而是中国现实社会的冷静观察者。
杨晓沪的人生有了柳暗花明般的理性升华。
2013年11月，他应邀出席北京有关方面举办的“中国农业合作社首届（北京）高峰论坛”。面对国家农业部、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等有关领导，作了《悬在农民头上的“三把刀”》的发言：“农民辛苦一年，汗珠摔八瓣，不但要看老天爷的脸色，好不容易收获点粮食，还要被农资、农机和卖粮这‘三把刀’割去30%以上的利润。这是当今农民的苦衷和无奈。”
他进而指出这“三把刀”的危害：
（一）、农资。包括种子、化肥、农药及农机配件，经销商在农民需要时以高价牟取暴利，2012年玉米种子的出厂价为10元左右1斤，播种季节被不法经销商炒到50多元1斤，化肥、农药也是年年变着花样地涨价。
（二）、农机。尽管各级政府大力扶持农业合作社，但有的农民种植合作社却买不到有国家补贴的大型农机具，原因是一些“非农民”抢先成立了“农机合作社”，领取当地本该属于农民的农机补贴。这些所谓的合作社强行为农民代耕，明目张胆实行垄断，牟取高利。
（三）、卖粮。卖粮难已是多年积存的老问题，各地报道屡见不鲜。粮贩子想方设法盘剥农民，花样层出不穷。用粮食的水分、杂质、重量，一分一分地打压粮价，国家保护价格形同虚设。农民去粮库卖粮要在粮库门口冒着严寒排队几天几夜，粮贩子与粮库勾结，可以不排队先把粮食送入粮库。有的粮贩子甚至公开宣称：“一斤粮食给我一分钱，我就让你不排队”。仅卖粮一个环节，粮贩子就盘剥农民种粮收入的5%~10%。
杨晓沪语惊四座。出席会议的领导、专家、农民代表对他的发言纷纷报以热烈回应，同时也对这位当年的知青刮目相看。
三
2009年夏，杨晓沪经常浑身疼痛乏力，到医院检查，发现肝、胆、肾、肠，到处都有囊肿，而且病情严重。医生告诉他，即便有适配的活体进行移植，也活不过5年，必须马上休息。
杨晓沪办理了病退手续。第二年，腰屯村乡亲们把他接回来养病，因为这里的日照、空气、水质都要比大城市好得多。
杨晓沪回村养病期间，养了100多只鸡，又承包了一个小鱼塘。毕竟是曾经生活了7年的地方，他走家串户看望乡亲，了解他们的生活，看看庄稼的长势。他发现村里问题不少，有的还很严重。全村人均只有20~30亩耕地，每户的耕地分散在好几处，大型机械无法深耕作业。由于长期使用化肥，不施农家肥，日积月累，土壤板结。土壤表层下20厘米处形成犁底层，铁锹用脚使劲蹬都铲不下去。植物根系只能在表层生长，下雨时地表水渗不下去，天旱时地下水分上不来，庄稼扎不下根，一遇风吹就大片倒伏，一有灾害就大幅减产，甚至绝产。各家各户只顾种地，很少搞养殖发展副业，收入一直原地徘徊，没有明显增加。
曾经肥沃松软的黑土地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农民的未来在哪里？原本返乡静养的杨晓沪静不下来了。经过几十年的摔打，他更加深信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道理。腰屯村有1万余亩耕地，只需两整套大型农机具，十余人就可以完成全部春种、夏管、秋收。节省出的富余劳动力可以组织起来外出打工，也可以留下来搞粮食深加工和多种经营。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杨晓沪心里酝酿着。
2012年夏，杨晓沪结识了逊克县边疆镇山河村带领农民创办合作社的上海知青徐桔桔和北京知青贾爱春。这两位退休后重回第二故乡创业的知青告诉杨晓沪，当年的老知青在村里没耕地，正因为没有地，才没有利害关系，乡亲们才信得过。老知青当年给村民们印象很好，回城后经过改革开放锻炼，思想更成熟、能力也更强了，知青们回村带领农民创办合作社，村民们最信得过。
两位老知青的做法和经验，使杨晓沪更坚定了信心。说干就干，杨晓沪和村民们谈起了种植合作。他告诉村民们，国家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出台了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优惠扶持政策，现在搞种植合作正是时候。可村民们却说：我们也明白这个理儿，但现在都是各干各的，谁也顾不上谁，要不老队长你领着我们大伙儿干吧。三十年前你就是我们的生产队长，大伙儿都愿意跟着你干。那时候我们信你，现在我们还信你。
杨晓沪有说不出口的苦衷。自己整天病歪歪的，万一哪天倒下，不是把乡亲们坑了？可面对乡亲们期待的目光，他实在推辞不过，就说，咱们也别说谁挑头儿，先把合作社成立起来吧。
2012年12月29日，腰屯村“三好粮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挂牌成立，全村一半以上农户入社，入社耕地5000多亩。
大家一致推选杨晓沪为合作社理事长。杨晓沪没有理由拒绝，只能把心一横：干吧，只要我还活着！
老天好像有意和杨晓沪过去不。2013年春，刚上任的他迎来的是连降暴雪，春涝已成定局。新成立的合作社自己没有大型农机，只能依靠其他由国家补贴的大型农机合作社帮助春耕春播。这些大型农机合作社以春涝为由开出高价作业费，干脆用不起。杨晓沪领着大伙修复安装了4台小播种机，又通过亲友联系了2台四垄播种机，起早摸黑终于在6月1日播完玉米，6月6日抢在雨季前完成了大豆播种。
吃了没有大型农机具的亏，延误了春耕春播，合作社严重受损。多亏了杨晓沪在合作社成立之初自掏腰包7000元为土地投了保，靠保险公司赔付的35万元才渡过了难关。年终总结时，全体社员经过充分讨论，下定决心自己集资购买大型农机具。但是，挖尽了全部家底，全体社员也只能集资70多万，还缺100多万，怎么办？
“回上海，找知青战友帮忙，我们必须渡过这个难关!” 2014年春节刚过，杨晓沪就决定回上海，凭自己在爱辉知青中的信誉找知青借钱购买农机具。就在这关键时刻，他突然得了脑梗，瘫在床上，手指、脚趾一点都动弹不了。
他几近绝望，大脑一片空白。
然而，过了两天，他突然发现自己的手指可以动弹了，又过了两天，脚趾也能动弹了。还要不要回上海？已经走到这一步，他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继续向前走，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全力去争取。
回到上海后，他在当年腰屯知青的帮助下，一边治疗养病，一边找战友们筹款。开始，他找了几个知青企业家，但遭到拒绝：“农业是弱质产业，投资农业风险太大，万万不可！”他只能转身向当年腰屯村的知青借。腰屯知青战友中没有一个企业家，大部分都是买断下岗或退休工人。他们听了杨晓沪的介绍和分析，都被他帮助乡亲的一片赤诚感动了，大家行动起来，翻箱倒柜，东拼西凑，有的把全部积蓄都拿了出来，杨晓沪也清仓了家里的全部存款。半个月后，杨晓沪带着筹集到的100多万元，订购了合作社急需的农机具。
2014年合作社获得了大丰收，但粮食收购商一直拖着380多万元的卖粮款不给。收购商一再答应，2014年年底前一定到位。但是，年底过了，没给。又答应大年三十前一定支付，结果也没给。最后还说元宵节前连利息一起支付，但是元宵节过了依然没动静。全村上下急得团团转，合作社干部们天天坐在对方老板办公室，围住老板追讨。杨晓沪也天天到对方办公室跟老板理论。这380万不仅是去年的收入，更是今年春播购买种子、肥料、农药的资金，万一有个闪失，合作社就垮了。在他的坚持下，正月刚过，380多万元全部追了回来。
这可是个大喜的日子，杨晓沪露出了少有的笑容。入社农户每垧地收入由单干时的3000多元，一跃升到10000多元，不仅解决了劳动力缺乏家庭和“五保户”的生活，还吸引几个种田大户加入了合作社。2015年3月，省农业部门发文把腰屯村三好合作社列入“规范合作社”。
一个月后的4月13日清晨，正当春播在即，全村人都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杨晓沪的手机却怎样都打不通了……他带着对这块黑土地的深深眷恋，带着对腰屯人民的无限热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四
《人民日报》记者王继红撰文说：“杨晓沪在工作岗位上不幸以身殉职，他的搏命奋斗精神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杨晓沪是为实践中国梦而搏命献身的，他的事迹催人泪下，精神感人至深，凡是了解杨晓沪事迹的人，无不钦佩、敬仰。杨晓沪是我们党培养教育的优秀党员，是全国老知青的杰出榜样。学习、宣传杨晓沪同志这种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国梦敢于担当、勇于奋斗的奉献精神，对鼓舞激励更多的老知青关心投入新农村建设，对培养教育青少年，对激励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加快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奋斗具有重大紧迫的现实作用和深远影响。
这个共产党员让我相信，对共产党这本经，有人是真念的；对共产党的誓言，有人是当真的；对人民的爱，有人是发自内心的。他让我相信，共产党队伍终有不灭的光芒。杨晓沪的精神价值岂止发挥余热？他彰显了共产党人的灵魂。尽管自己有太多的不信，但在杨晓沪面前，我信；尽管自己有种种的唾弃，但在杨晓沪面前，我充满崇敬。”
腰屯村民亲眼见证了杨晓沪去世时的场景：他趴在办公桌上像睡着了一样，桌上是展开的《三好农机合作社五年发展规划》，清楚地写着“合作社建立的第一年，先在已集中连片的耕地上落实农业规模经营、标准化生产、应用现代科技指导种植，请附近的农机合作社代耕代收，统一采购农用物资，统一销售农产品，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为尚在观望的未入社农户做出示范表率。第二年，在巩固提高的基础上，将土地经营规模扩大到1万亩。第三年，开始发展饲养肉猪、肉鸡等养殖业。第四年，开始搞绿色食品、肉食品加工等。同时，对旧住房进行改造，分期分批建设集中供暖的别墅式新民居……”
这是杨晓沪为村民们设计的一幅美好蓝图。房间里，除了这份规划和做饭的炊具，再也找不到像样的东西了。
在杨晓沪去世前不久，《中国青年报》一位记者见到瘦弱不堪的杨晓沪后，在一篇报道中引用了他的原话：“我现在是骑虎难下，进退两难。如果退，合作社就办不成，肯定要损害乡亲。如果进，我可能要搭上老命，死在这里。反复思考，权衡利弊，我决定还是要干下去。”“我就是爬也要爬到底，哪怕是搭上老命，也要把合作社办好。无论如何，我不能对不起老乡!”
曾经在一起插队的知青韩自力看到杨晓沪居住的小屋里里外外堆满了各种化肥、种子，奇怪地问：“你这是要干什么？”杨晓沪就向他讲起腰屯农民要求自己再度出山，与他们一起创办合作社。韩自力马上打断他：“你现在已经60多岁了，早已不是40年前的年轻人了，你自己还有病，医生都说你没几年活头儿了，怎么可以再出山？再说创办合作社，现在是有争议的，风险很大，你怎么不考虑考虑，就轻率答应了呢？”杨晓沪却拿出一叠农民签字盖章的名单和《三好农民种植业合作社章程》：“这些都是乡亲们强烈要求的，每个人都签名、画押，盖了章，老乡们一再要求我重新出山带他们干，我不能不干!”
杨晓沪的妻子更是竭力反对：“晓沪，你不仅有多种囊肿，还有高血压，这些病最怕的就是寒冷，重回黑龙江，是不要命了吗？”
但谁也拦不住一个豁出命的人。
2013年元宵节，杨晓沪感到浑身乏力，腹部疼痛，接着全身疼痛，折腾得白天吃不下饭，晚上睡不着觉。三月中旬开始，他疼得浑身发抖冒虚汗。黑河、哈尔滨医院查不出原因，他不得已回到上海，住进了华东医院。一连20多天，他全靠打点滴维持生命。
躺在病床上的杨晓沪，天天牵挂着合作社。他把朋友们找到病房，向大家讲三好合作社，让大家想方设法为腰屯联系大型农机，寻找养殖项目，探讨有没有可能到黑河发展的农业项目和资金，帮合作社发展肉猪、肉鸡、奶牛饲养，或者农业加工项目。他要为三好合作社准备下一步发展的后备项目。一位好朋友生气地说，你整天不是腰屯就是合作社，为什么不考虑一下怎么治好病呢？！
杨晓沪放心不下春耕，病情稍稍缓解，他就决意返回黑河。途经哈尔滨再次病倒，医生分两次从他身体里抽出积液4000多毫升，并告诉必须静养，决不能再操劳，否则就有生命危险。但他开玩笑地说，死过好几次，都习惯了。
杨晓沪虽然是合作社理事长，但自己却没有股份，也不领取一分钱工资。甚至连自己为合作社外出跑业务，带着合作社其他领导成员外出联系工作，所有交通、住宿、伙食费，都是他自己掏腰包。三年来，杨晓沪从没在合作社集体账上报销过一分钱。“外出差旅费不能入账报销”是他给自己立下的规矩。他从上海带来的越野吉普车就是合作社的工作用车，三年来几乎天天为合作社办事。汽油费本属于生产性开支，完全应该列入生产成本核销。大伙也一致催促他及时报销汽油费，但是他却再而三地推辞，一直没有报销。
合作社很多人不知道，其实杨晓沪退休工资并不高，每月不到3000元。他曾经对朋友说起，为了合作社，我恨不得自己倒贴钱来做。问题是自己现在实在是没有钱了，要是退休工资能再多些，对合作社的投入会更多的。2014年春节前，卖粮款迟迟没打回来，他担心大伙没钱过年，拿出了自己最后20万元看病保命的“过河钱”，打给每户5000元。
村民们看不下去了，大伙塞钱给他买补品吃。他分文不要，“老百姓的钱不容易，我不能要！”他硬是把钱都退了回去。
黑河知青博物馆名誉馆长刘树新也下过乡，是杨晓沪的铁哥们，多次上门劝他回上海疗养：“你这样拼命不行，早晚要把命搭进去！”他却满不在乎：“我没事，不会倒下的。活着就要干，我精神头还好着哪，不会倒下的，不会的。”
刘树新说的没错，铁人也有散架的时候。
杨晓沪真真切切地倒下了，但他创立的合作社没有倒。2015年，按照他生前制定的种植计划，合作社3500多亩耕地全部种上玉米，粮食总产值400万元。除留足下年生产费外，每垧地分红12000元，创造了全镇历史新高。
合作社要办下去，乡亲们要富起来。
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是对杨晓沪的最好纪念，也是对他“豁出命”精神的最好传承。
作者：唐文波，笔名浩蓝，蒙古族，1966年11月生，内蒙古大学毕业。1985年开始文学创作，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发表诗歌100余首，散文、剧本、报告文学、文艺评论等数十篇，作品被收录于多种文学选本。
来源：爱辉广播电视台上海知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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