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记忆

                             少年记忆     一过年

        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2015年春节的脚步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而我既没有儿时千盼万盼向往过年的那种迫切、兴奋、激动。也没有中年时为了过年的忙忙碌碌。脑中仿佛没有要过年了的概念。依旧是一个星期收拾一次房间，家里缺什么，再去超市买点什么。

        东北就这点好，每到冬天，家家都有一个天然的冰箱。我在凉台放了一个大缸，里面有肉、刀鱼、羊肉片、翅中、饺子等。已装了半缸，于是打电话让孩子抽空回来拿点。现在生活好了，吃不愁、穿不愁，想过过年一样的生活，天天都可以过年。而这样的年，比起儿时的过年可要好上一千倍，一万倍。

       说起儿时的年，还真是让人心酸。记得那时过年，市里都发供应卷，每人供应半斤肉、半斤花生、一斤瓜子，每户还供应二两香油。大米和白面供应的也很少。还要排队，等很长时间才能买到。那时候母亲上班，这采购的事就都交给我了。她还会让我买一些，包着花花绿绿纸的水果糖，冻花盖梨、冻大柿子，再爆两锅苞米花，足能装满一面袋子，年货也就基本准备齐了。二十八、九晚上，母亲把花生和瓜子抄好，给我们几个孩子，每人分一小堆，剩下的分别装在小布袋里，放在火墙的台上，留着招待客人。我便迫不及待的将所有的花生都扒好，装在兜里，一会儿扒开兜看看，一会儿小心翼翼的拿出一粒，放在嘴里，这哪是在吃花生，分明像是在吃药引子。吃完的那些水果糖纸，我们也舍不得丢掉，小心的、慢慢的将一张一张糖纸捋平，夹在书里，上学的时候女同学们就会拿出来互相比，看谁的糖纸漂亮。包的饺子哪都是酸菜馅的，里面根本就没有多少肉。过年 母亲还会给我们每个孩子发一个小红包，里面装着崭新的纸币，二元钱的压岁钱。我因经常帮家里买东西，不觉得什么，弟弟们却拿出来看了又看，摸了又摸，高兴的不得了。那年母亲还破例给我做了一件，红色的条绒上衣，可是我穿惯了男孩的衣服，很不习惯。上学时我穿着走，出了大院我就脱下来，放学回家时，到大院门口再把它穿上。后来母亲还是发现了，见我执意不穿，于是她拿盆子，用染料给煮成了黑色。

       过年时印象最深的是年三十晚上，很晚了也不肯睡觉，一群孩子手提着圆的、方的小灯笼，里面点着小蜡烛。在院子里跑来跑去，还比谁的灯笼大，谁的灯笼最亮。天刚蒙蒙亮，院里的孩子们，便开始一拔又一拨的，挨家挨户去拜年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女孩子除了那身花衣服，头上还戴着稠子做的头花，小辩上系着红色、粉色的稠子，像一个个蝴蝶。他们喜气洋洋，精精神神，竟没有一丝困意。还有男孩子们放小鞭、哧花的时候，偶尔还会有人放个二踢脚，这时便会围上一群孩子，用羡慕的眼神看着他，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炮竹，胆小的此刻也舍不得走开，他们捂上耳朵，继续看着鞭炮点燃，再升上天空。接着院子里便会发出，一阵阵哈哈的笑声和喊叫声。我因为胆子小，怕崩着，就站在他们后面观看，从不敢到跟前。可笑的是一辈子还没放过一次鞭，哪怕是一个小鞭。初五早上吃完了那顿不香不臭的饺子后，家里的饭菜也就“外甥打灯笼照旧了。



       下午荒友风荣来了，送给我一件羊毛衫，一条鲜艳的花围巾。说是快过年了，先送过来。从战友那深深的情意中，我闻到了年的味道。

                               少年记忆         二桃花巷五十号

      

         桃花巷地处哈尔滨市道外区繁华地带，五十号是个灰色的二层圈楼大院，木制的楼梯，刷着深绿色的油，扶手是深紫色。那里面住着三十几户人家，我从小在这里长大，直到结婚后动迁。那破旧的楼房里，却带着温暖的氛围。大院里的长辈和朋友们，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大院留下了我生活的痕迹，那儿是个有故事的地方。

       隔壁苏爷爷、苏奶奶，只有一个儿子，他在医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附近的外县工作。苏爷爷为人善良，性格极好，苏奶奶信佛，待人和气。他们家是我和几个闺密的一个聚集点。他家其实并不大，也就十一、二米，我们一去就把小屋挤的满满的。但爷爷、奶奶很高兴，他们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孩子，告诉我们不要打架，要做个好人，还常给我们讲过去的一些故事。无疑他们善良的品质，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从小到大，伙伴们之间从未吵过架，就像亲姐妹一样友好相处。

       院里最勤俭持家会过日子，且干净利落的，数我们楼上的张大娘了。她没有工作，六个孩子，仅靠张大爷一个人的工资生活，日子过的很紧巴。张大娘揽来了外加工的活，锁扣眼、行棉衣，家里大些的孩子写完作业，也要跟着干。每个月她把家里必须花的钱如房费、电费、粮款等，一份份的都准备好，剩下的钱才是买菜钱。每个月她还要挤出一点钱攒起来，过年时给每个孩子都做上一件新衣服。邻居们又是称赞，又是羡慕。张大娘爱干净，她家的地板没刷油，却刷的比面板还白，进屋都得脱鞋。那时没有拖鞋，就穿着袜子进屋。每次院里搞卫生评比，她家回回都是标兵。她的持家之道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后我的一些生活方式有些和她很相像。

       多年后的今天，桃花巷面目全非，老院子已拆迁，重建成商业街。连名字也改成南勋街，我们也都搬迁到了别处。院里的老辈人都不在了，一起玩的姐妹，也已各奔东西。有的去了海南，有的去了北京，还有的去了天国，但更多的人留在了这个城市里。大家为第二代忙完，又忙着照顾第三代，朋友们难得一见。我衷心的祝福他们健康快乐！平安幸福！

道外区最早形成的街道是延爽街和平原巷，一街一巷相互平行，东西走向，修建于1870年清朝同治年间。十年后，1880年光绪年间，紧挨在延爽街北边又形成一条与之平行的一条街叫桃花巷，道外区的巷道以桃花巷最为有名，西巷口是景阳街、承德街、中马路三街交汇处，交通便利，四通八达。东巷口与南头道街、南勋街、太古街、延爽街、天一街五街汇合，商家林立，人流熙攘。

                              少年记忆   三吃不饱的日子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是我国遭受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时期。那时候我们这里粮食，副食奇缺。除正常的供应，在市场根本买不到粮食，黑市上的粮票三元一斤，可又有几个人能买的起。酱油限量，连豆付渣都只卖给家里有四个孩子以上的家庭。当时我正在上小学，每天吃不饱，肚子饿的咕咕叫。母亲用苞米面烂白菜帮子，罗卜缨子做的菜团子，竟成了美味佳肴。每顿饭不管吃的是什么，我们一家人都要分着吃。我发烧了，躺在床上，不能上学，妈妈才给我几块0.56元一斤，粗糙而发黄的并干。过年、过节了才会吃上没有几块肉的饺子，我常常想，等我长大了，挣钱了，就天天吃饺子。

      二姨家的五个孩子都是男孩，粮食更是不够吃。姨夫是南下的干部，在政府部门工作，但和我们一样，也是吃不饱。一次姥姥蒸了一锅窝头，她把刚出锅的窝头放在面板上晾着，两个大表弟见了，便用菜刀把窝头的下半部分削去，然后把上半部分再摆在那里。他们溜出家门，躲到邻街的门洞里，把削下来的窝头狼吞虎咽的都吃了。姥姥眼神不好，看看窝头还在，也没注意。可是等她去捡窝头时才发现，窝头的下半部分都没了。姥姥气的够呛，罚几个表弟一天不许吃饭。可苦了那几个小的，跟着吃了锅烙。

      那时大姨还住在乡下，他们可以到地里溜点粮食或甜菜什么的，比我们过的好些。母亲隔些天，就利用假日到乡下取点吃的东西。可是车站总有一帮人日夜在查，不让旅客带粮食，搜到了就没收。妈妈就缝了一个细长的口袋，把粮食装在里面，然后系在腰上，外面再穿上件肥大的衣服。还好用这个办法，她每次都顺利的逃过了检查。靠着大姨家的接济，我们总算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

       或许是挨饿的经历，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吧。婚后三十几年，做饭时我都坚持少做，勤做，够吃就行。多年来，很少倒掉什么。我觉得日子过好了，也不能浪费。去年搞的光盘行动，我很赞成。粮食是我们生存的宝贝，真的应该好好珍惜它

                                少年记忆    四看电影

                       

        小时候我十分喜欢看电影，有一段时间甚至到了狂热和痴迷的状态。电影院会把近期要演的影片予告登出来，我就三天两头的往那跑，看一遍，记住了哪天演什么片子，只要一换片子，便早早去了，有股看不见心不甘的劲。那时候儿童票0.15元，大人票0.30元。妈妈虽然每天都给我买菜钱，可是我不敢去买电影票，只能等学校组织大家看电影时看。母亲单位发电影票时，她从来不看，每次都偷偷塞给我，生怕弟弟们看见。我拿到票后，就会心喜若狂的一溜烟似的跑到电影院。后来父亲工作调动，他们单位和一家电影院只隔几个门，很快父亲和电影院的几个工作人员便混熟了，于是他常常以点头票的方式把我送进去。人少时，可以混个座位，人多时就站在两旁的过道上。我津津有味的看着电影，眼睛一眨不眨的紧紧盯着荧幕，心情也随着剧情跌宕起伏。有时我紧张的握着拳头，心象要跳出来一样。有时我哈哈大笑，兴奋的拍起巴掌。寂静的山林、铁道卫士、古刹钟声、马兰花、大李小李和老李、锦上添花、林海雪原等都是我最爱看的片子。电影给我的少年生活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邻居杨叔是铁路客运段的职工，每次走完班他都会来我家串门。见我不买票就能看电影，于是说他不认识把门的，也能凭点头票进去。我们不相信，他就到附近的一家电影院一试，我和爸爸在旁边瞧着。只见他面带笑容先向右边把门的点了一下头，说：“今天你当班啊。”把门的啊了一声。然后又向左边把门的点一下头，说：“当班啊。”这个把门的点了点头。然后他就大摇大摆的进去了。事后我问他，为什么他们都不拦你哪？他说；“因为他俩都以为我和对方认识，所以就让我进去了。”我不得不佩服杨叔的聪明和胆量。

        七十年代家里买了电视机，我便很少去电影院了。随着电视的普及，到电影院的人也越来越少。区里的五家电影院陆续关门，留做它用，市里也只剩几家大影院了。时代变了，现在一张电影票要几十元，观众们坐在柔软的沙发里看电影，真是享受。而每当我从过去的电影院门前走过，都会不由自主的往里面看看，怀念那时的电影院，怀念那些老影片。

                           少年记忆    五书

        我上小学三年级时，每天是半天课。班主任张老师把同学们编成了十几个学习小组，那半天让我们在一起学习、做作业。我和邻居李宗良被分到一个小组，学习地点就在他家。李宗良的父亲是位工程师，他家大屋的书架上摆放着很多书，下面的抽屉里还有满满的一抽屉小人书。他挺大方的，把小人书都拿出来，放到外屋的方桌上，让我们随便看。那时我每天都急急忙忙的把作业写完，然后兴冲冲的去看那些好看的小人书。四年级时我开始看长篇小说，那时认识的字不多，遇到不认识的字我就跳过去，结果每本书都看的囫囵半片，只知道大概的意思。
       记得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红色经典《苦菜花》，勇敢而智慧的母亲、娟子的故事让人为之动情。接着又看了《林海雪原》，印象最深的是孤胆英雄杨子荣，深入虎穴与土匪斗智斗勇的那些情节，他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还有《红岩》里的江姐、许云峰，也让我敬佩万分。可有时我正看得津津有味，父亲就在隔壁屋喊，“还不睡觉，闭灯！”我恋恋不舍的放下书，关掉灯，心里却还惦记着书中的人物后来怎么样了？于是想了一个办法，只要父亲一喊，我就将头钻进被子里，打开手电，在里面偷偷的看。以后又看了《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练成的》、《红楼梦》、《西游记》、《牛氓》等。
      上中学了，学校有个图书馆，班里有一位男同学专门负责帮我们取书、送书，我有机会看到了更多的书。可是好景不长，文革开始了，从学校再也借不到书了。下乡后连队里是无书可看的，幸好后来每次回家探亲，可以从邻居三姐那借到书，她男朋友家是书香门第，有不少的书。《红与黑》、《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玩偶之家》、《安娜卡列尼娜》等外国书籍都是那时看的。不过当时自己不知道应该从书中去学到些东西，只是看热闹。
       退休后我曾去过几次书店，里面各类书籍齐全，应有尽有，让人眼花缭乱。现在我也有了时间，可是却很少再看书了，一来看书时间长了，眼睛不舒服，二来也没了从前那么大的兴致。上网后，看了一些朋友的文章，有长篇的、有短篇的，他们写的故事多是我熟悉的生活。我倒觉得有些网友的文章，并不比那些出书的作者写的差。书是我们的好朋友。记得有段话说的好“我喜欢读那些好书。一本好书是一个朋友，一个朋友更是一本好书。书有多少种，朋友就有多少类。有的书装帧精美，有的书朴实无华；有的书只短短几章，有的书则洋洋洒洒；有的书教我们生活，有的书教我们做人；有的书给我们一时欢愉，有的书让我们终生受益；有的书激荡感情，有的书催人奋进……”
读书拓宽了我们的知识面，
读书开阔了我们的眼界，
读书让我们看的更远，
读书可以改变人生，
读书会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少年记忆     六我在文革初期

         一九六六年史无前例，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市里的工人，学生纷纷拿起笔来做刀枪，口诛笔伐“走资派”，“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大字报铺天盖地满大街都是，高音喇叭里不停的广播着两报一刊社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歌曲，全国一片混乱。
       学校停课闹革命了，高年级的一些学生组织成立了红卫兵总部。红五类子女们，积极加入其中，我也被批准成了一名红卫兵。我们揭发，批判学校领导班子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判家庭出身不好和所谓有问题的老师们。开批斗会，辩论会，写大字报，到外校串连，整日忙个不停。运动很快也波及到了小学，弟弟他们班也开始斗老师，几个淘学生，一见到老师就围着老师，推来推去，要过去被没收的书本和笔。母亲不知从哪知道了这件事，一天她把我们叫到一起，警告我们，没大事，不许上学校，更不许打骂老师，如果让她知道了，绝不轻饶。从此我们姐弟成了逍遥派，很少到学校。我每天除了做家务，就是和楼上几个伙伴在一起。那时候玩的东西很少，几个闺密也都不大爱动，聊天成了我们唯一的乐趣。从学校、同学、家庭、到社会上的所见所闻，几乎无所不谈。偶尔去附近的承德广场转转，看到的也是高喊口号的游行队伍，戴高帽或剃了鬼头被游斗的“走资派”“牛鬼蛇神”，还有工厂，学校文艺宣传队的演出。
       大串连开始了，从小就梦想到全国各地去游山玩水的我，欣喜若狂，我曾去过北京，这次决定去上海。那时各地都有接待站，吃、住不用花钱，妈妈给了我五元钱。列车上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一个挨着一个。毫不夸张的说，你抬起脚想活动一下，再放下去，啊，脚没地方放了。只好挤了又挤，才站住了。行李架上是人，厕所里也有人。列车走走停停，我一直站了三天三夜，总算到了上海。下火车时脚肿的老高，鞋已经提不上了，只好踩着鞋后跟走路。参观串连了一个星期，我和同学又杀向北京。列车上的人依然那么多，这次我接受教训，索性在座席下面铺上报纸，躺到里面，虽然很憋屈，但毕竟不挤了。到北京后，我们每天拿着本子到清华，北大去抄大字报，到天安门去拍照。有一天还去一个礼堂参加首都红卫兵批斗国歌作者“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田汉等人大会。印象中还有周扬、夏衍、阳翰笙。看着他们一个个脖子上挂着牌子，大弯着腰，每个人的双臂都被两个红卫兵反拧着，头被狠狠按下去的样子，心里突然很痛，不由可怜起他们。后来我才知道，田汉68年年底，就背着罪名死在了狱中。一个著名的作家、诗人走的时候甚至没有一个亲友和他告别。当79年为他平反昭雪时，他的骨灰盒里却没有一把骨灰，而是他用过的一支钢笔，一付眼镜和写完的一个剧本。
       文革那段日子，不堪回首，它对中国，对中国人民来说只能是一场人为的灾难，国民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正常社会秩序被打乱，许多干部，名人被迫害致死。值得庆幸的是，我和弟弟因母亲的及时阻拦，文革中才没有做抄家，打砸抢，那些丧心病狂，惨无人道，  伤天害理的事，保住了做人的底线。

                           少年记忆         七理想

        上学时几个闺密聚在一起，曾不止一次谈起各自美好的理想。文慧说想当作家，她是我们班的大队长，学习好，作文更棒，小学毕业后，考上了全省最好的重点学校第三中学。其香说要当老师，她的大姐、二姐都是老师，每年的寒暑假可以有很长的时间呆在家里。桂华说要当医生，因为她看隔壁的苏叔是受人尊敬的大夫。小时候我的心就野，曾多次幻想着以后要去很多很多的地方，走的越远越好。所以当问到我时，我就说想当列车员，她们瞪大眼睛问我为什么。我说当列车员可以走遍全国，还不用花钱，他们铁路职工每年都有票，这是在铁路工作的叔叔告诉我的。
      上山下乡开始了，我们几个先后去了兵团、农场，理想梦随之破灭。几年后大家都返城了，但是每个人的工作却与年少时的理想无关。文慧做了出纳，桂华走上了领导岗位，其香当了公务员，我则进了国企。工作上几次变动，欣喜的是却让我有了多次出差的机会。虽然每回都是走马观花来去匆匆，但精神上的愉悦，让我的心灵得到了暂时的满足。于是有机会站在黑河的江边，看一江之隔的苏联。登上五岳之首的泰山，参观孔子的老家孔府，到枣庄去追寻铁道游击队的踪迹，漫步在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吃上天津的“狗不理”包子，桂发祥麻花。走进号称小香港的大连开发区，闲逛在一家挨一家私人店铺的温州，在美丽的小岛鼓浪屿，听海浪有节奏的拍打声，日光岩上拍张照片。背回写着万寿无疆的景德镇陶瓷碗，站在黄鹤楼上向远处眺望，街头上再来碗热干面。故宫里面转一转，王府井给孩子们买几代苻苓夹饼。从包公祠知道了更多包公清正廉明，铁面无私的故事。 欣赏西湖的美景，给父亲买桶龙井花茶。看浏阳河的曲曲弯弯，坐上黄浦江的渡船，尝尝城隍庙小吃。买二床漂亮的苏州丝绸被面……。
       现在有时还在想，也许有一天，我会为了儿时的梦想，迈开双腿，潇洒的再来一次肆意的旅行。走进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城市，尽情欣赏祖国一幅又一幅美丽的风景，惬意的享受中实现我的理想。

过去和现在写的和真实。特别是现在：我在凉台放了一个大缸，里面有肉、刀鱼、羊肉片、翅中、饺子等。已装了半缸，于是打电话让孩子抽空回来拿点。现在生活好了，吃不愁、穿不愁，想过过年一样的生活，天天都可以过年。而这样的年，比起儿时的过年可要好上一千倍，一万倍。点赞！

农场章文 发表于 2022-1-23 08:30
过去和现在写的和真实。特别是现在：我在凉台放了一个大缸，里面有肉、刀鱼、羊肉片、翅中、饺子等。已装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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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难忘的地方

我在冰城的第一个家，是在靖宇四道街。那时候全国实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全行业公私合营，于是安排我家搬到桃花巷。

楼下是我家，现在已是银行。





这个三层楼右侧就是三友照相馆，我们家的全家福就是在这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