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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9月12日,他主持召开安源支部会议,成立罢工指挥部,并担任总指挥。他和刘少奇同志一道,采取正确罢工策略,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完全胜利,提高了党组织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扩大了党的影响,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开展。
这次罢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
李立三同志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坚决站在斗争第一线,为安源罢工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1925年5月15日,日本纱厂的资本家枪杀代表工人与日本资本家谈判的共产党员顾正红,导致了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运动的爆发。
李立三和邓中夏同志一道,领导上海日资纱厂工人举行规模空前的罢工,参加组织和领导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
1925年6月1日,上海各工会联席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上海总工会,李立三被公推为总工会委员长,负责领导全市各业工人的总同盟罢工。
1927年1月,李立三同志参与领导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反帝斗争。他先后三次参与主持召开数十万人参加的反英示威大会和游行,同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谈判相配合,迫使英国政府作出让步,将在汉口、九江的租界交还中国。这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和外交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
5月,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一中全会上,李立三同志分别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有过不讳言。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李立三在1930年6月至9月犯过“立三路线”错误,给我党领导的革命事业造成了无比巨大的损失。
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憾事。
在对待错误的问题上,历来有两种态度。一些人犯了错误,总是躲躲闪闪,生怕丢了面子。李立三:“共产党就是提倡自我批评。一个共产党员究竟有没有党性,就看他能不能对自己的错误进行认真地自我批评。
李立三多次说过:“如果党需要我当‘反面教员’,我就当好这个‘反面教员’。”
他在后半生的政治生涯中,始终是把这句话当作他自觉遵守的“座右铭”。一方面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忘我地工作,努力以优异成绩作为补偿;一方面他又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在各种各样的场合,襟怀坦白、主动地向同志们、甚至向一些素不相识的人讲自己的错误,公开批评“立三路线”的错误及危害。
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这种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二次;还不满意,再来第三次,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作检讨。”
李立三同志正是这样,尽管他是在党的幼年时期,他只有30岁,犯错误的时间只有三个月,却坦率地检讨了30多年。
从国内检讨到共产国际,回到国内又不停地继续检讨。立三同志对自己犯错误的态度,正是他无私的高尚品质、坚强党性的表现,也是他对党的事业的特殊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部长宋平在怀念立三同志的文章中写道:无论在革命高潮还是低潮,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立三同志对革命事业始终充满必胜的信念。他既不居功自傲,也不讳疾忌医,既敢于坚持真理,又勇于修正错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淡泊名利,无私无畏。这正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应有的高尚品格,也是立三同志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为党事业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不计较职务的高低 。
1949年党中央对他委以重任,身兼数职,开国大典时担任政务院委员,享受副总理一级的待遇。
1951年12月全国总工会第一次党组扩大会议,对他进行了错误的批判(1980年中央给以平反)。
正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所说,李立三同志有强烈的报国之心,却失去了报国之门。
这是对李立三处境的最真实的写照。尽管如此,在那以后的十多年时间里,立三同志不计较职务的高低,毫不气馁,仍然是干劲不减,在允许的职权范围内,坚持夜以继日地工作。
1954年9月,他被解除中央劳动部部长职务。
1955年初,身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的邓小平,代表中央与立三同志谈话时,传达中央对他的工作安排意见是,要他去担任正在组建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主管农村工作)。
他立即提出:他对农村工作不熟悉,希望把他安排到工业部门工作。
邓小平同志说,主管工业的第三办公室已选定李雪峰同志了。
李立三同志立即表态说,那我去给雪峰同志当助手好了。
邓小平同志说,雪峰同志还不是中央委员!
言外之意是说,你是中央委员,怎么能去给还不是中央委员的李雪峰当助手呢?
话音未落,李立三再次表态说,请党中央放心,我一定服从和尊重雪峰同志的领导,即使我在工作中犯错误,保证不在组织原则上犯错误。
其结果是,党中央批准了立三同志的请求,委任他为“中三办”副主任,协助李雪峰工作。在此以后的十多年工作中,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他对李雪峰始终是大事必请示,小事不干扰,没有越雷池一步,仍然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工作。在对国营工业企业管理方面的探索,作出了可喜的贡献,得到了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肯定,1960年初毛泽东又把它命名为“鞍钢宪法”。
周恩来曾在李立三送给他的一份发言稿上批示:“李立三在总工会受了批评以后,不气馁,不消极,继续积极工作,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应有品质。”
醴陵市党史专家杨水生介绍:李立三生于1899年,从小聪颖好学,有救国救民的志向,1919年受五四爱国运动影响赴法留学,并逐渐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1921年回国后,李立三和时任中共湖南支部书记毛泽东一同考察了安源路矿,并接受毛泽东指示,留在了安源开展平民教育。
李立三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虽历经荣辱与坎坷,一生被开过4次追悼会,但李立三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初心不改,忠诚不变,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事业。
李立三的秘书说:我在立三同志身边工作近7年,从他的言传身教之中,只觉得他是一位有领导水平、有工作干劲、克己奉公、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忠心耿耿、光明磊落、襟怀坦白、淡泊名利,一心想的是在有生之年能为党为人民多作贡献的老革命家。
为了探求立三同志一生的功过是非,在1992年我从工作一线退下来以后,用了11年时间搜集整理立三同志的资料,最后写成《李立三红色传奇》这本拙作,目的是想真实地再现立三同志的一生。我想,这可能是我为李立三做的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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