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明海外故事独家连载

巴拿马科隆打跑黑人劫匪       

刚到巴拿马时，王家明与头头计一起从科隆去巴拿马城机场送媛回国，那时公司还没配车，他俩从巴拿马城坐公共大巴回到科隆已经是下午一点。打出租车两个人才花1.25美元，但头为了省钱说，“咱们走回去吧。”
他俩边说边走，没发现身边围过来两个年轻的黑人，个头比他们高大，身高足有1·80米左右，每人拿了一把刀，嘴里说着“one way”（只有一条路）。王家明包里装着公司的账本和照相机，而照相机是苗大哥帮他买的，华2300块人民币，这在当时是天文数字。公司的账本如果被抢走，后果不堪设想。他和计头互换使个了眼色，“打吧”。
他们分析那两个黑人虽然手里有刀，但并不是特别穷凶极恶的那种，自己应该不会吃亏。打斗中，那两个年轻人虽然个子高，但都很瘦。而王家明毕竟下过乡、当过民兵连长，身手敏捷轻快，他故意拿出“中国功夫”，两个劫匪落荒而逃。王家明捡起一块砖头就追，一直追到贫民区里，王家明也找不到他们。他的衣服被撕破，科隆满大街的人盯着他们看，纷纷交头接耳：“这两个中国人真有本事，竟然把拿着刀的劫匪给打跑了。”

委内瑞拉怒打便衣警察

有一次，王家明带着几个中石油的朋友，到麦德林的一家中餐馆吃饭。他们旁边有一桌当地人，以一个老者为首，嘴里不断喊着“契诺、契诺”。
王家明很客气地问那老者：“这位先生，你为什么叫他契诺？他有名字应该叫他名字呀。”老者说，“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呀。”“你不知道名字，可以叫他先生！我也不知道你的名字，但我从来没跟你叫过委内瑞拉人，而是叫先生。”老者说，“对不起，我错了。”
王家明心想，这还差不多。大家相安无事，继续吃饭。
吃到一半，另一桌上的一男一女，都是委内瑞拉人，男人斜了王家明一眼，故意对着服务员大声喊：“契诺，买单！”语气中，这明显的挑衅意味，显然是对刚才王家明与老者的对话表达不满。
王家明看他一眼，那人不屑地看王家明，说，“你看什么？这是在委内瑞拉，这是我的国家，我愿意叫你什么都可以，就叫‘契诺’！”
王家明站了起来，男人一拳打向王家明，几桌人呆呆地看到这一幕。王家明对着在场的所有人说，“你们都看见了吧，是他先打我的，而不是我先动手，别怪我不客气了。”
王家明一顿拳脚上去，男人的眼镜被打掉了，金项链也打断了，鞋也丢了。男人的妻子在王家明身后拳打脚踢着。按照委内瑞拉的法律，男人不能打女人，王家明深知这一点，但那时他气极了，回身一脚把女人踹倒在地上，脚力下得狠，他们顿时傻了一般。回过神来后，男人对女人说，“去，到车上把枪拿来。”王家明说，“我也有枪，才不怕你呢。”
男人一听，止住女人，掏出手机给警察局打电话，他要让警察集合起来，包围这个餐馆，惩治这个胆大包天的“契诺”。
无奈，那天是星期六，警察们没上班，打了半天也没人来。
这时，一直沉默的那个老者，站起身来，用敬佩的眼光看着王家明。他告诉王家明，他是委内瑞拉国防军上校。“我们军人非常敬重你这样勇敢、正义的中国人！”
王家明说，“好，您是军人，是有身份的，想必您明白，中国人来了，委内瑞拉人才有中国餐吃，他们没有做任何错事，你们为什么要污辱他们呢？”
王家明接着说，“您看到的一切，我有没有责任？是他先挑衅，又先动手。”上校说，“这个错误是我们的，这位中国先生，真对不起！”大家纷纷站起来，拉开那对男女，事情才算结束。
后来别人告诉他，被打的这个人是警察局的小头目，那天穿的是便衣。这位上校是这个城市的名人，他很有威望，受到人们普遍敬仰，在公众场所大家都认识他。这个警察看到王家明居然敢于当众质问上校，他新里不平，想为上校出口气，讨好上校。但他没有想到遇到了王家明，却白挨了一顿打，真实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阿拉法特秘书瓦利的枪口

刚到巴拿马还不到半年时间，王家明就像经历一个又一个战役。
进入8月，王家明清理账目时，发现有一个阿拉伯客户的一集装箱自行车的货款迟迟未结。这个公司叫撒弥尔，老板是瓦利，身边人提醒他，此人曾给阿拉法特当过秘书。
这天下午，王家明找到撒弥尔公司，来到瓦利的办公室，墙上果真挂着一张阿拉法特的照片。
瓦利30多岁，是个典型的阿拉伯人，留着一脸胡子，人高马大的样子。办公室里还有一男一女，女的是一个台湾人，看样子正向瓦利推销货物。
“瓦利先生，收货这么久，你该付款了。”王家明说明来意。
瓦利当即写了支票。
可是不到一分钟，他又反悔，歇斯底里地把支票撕碎。他抓着自己的头发，发疯似地指着王家明说：“你走，今天，我不能给你钱。”
“为什么，你都已经写好支票，为何又反悔？”
瓦利吼道：“我没有钱，不能给你。”
王家明说，“你把支票给我，我马上走。”
瓦利无动于衷。王家明急了，“今天你不给我支票，我就不可能走。”
很意外的是，瓦利从抽屉里抽出一支手枪，直接把枪口指向王家明。
王家明的大脑急速旋转，想如何应对。他发现，瓦利的枪并没有上膛。这时，王家明一提气，直视瓦利的眼睛，“啪”地一声，把衬衣扯开，纽扣拉掉了几粒，其中一粒“嗖”地飞出很远。
王家明拍着胸膛，冲着瓦利，“来吧，朝这里打！”
他们对视了两分钟，瓦利把枪放下了。按照巴拿马的法律，王家明刚去不久，还没有资格申请持枪证。他很气愤，转身出去，找到一个中国人的朋友：“把你的枪借我用用。”
当王家明把枪别进腰间，回到瓦利办公室。瓦利见他进屋，竟然做出一个让王家明惊愕的动作：他把枪双手举过头顶，对王家明毕恭毕敬地说：“王先生，我们阿拉伯人非常崇拜英雄，我曾经是阿拉法特的秘书，和他并肩作过战，在枪口下，没有人会像你这么毫无惧色，我佩服你！我要把这支枪送给你，咱俩交个朋友。”
王家明由愤怒到疑惑，现场的气氛也渐渐缓和下来。他对瓦利说，“瓦利，你错了，交朋友我很愿意，也很喜欢你的这只曲尺枪，但我不能要你的东西。今天这个事情责任不在我，明明是你欠我的钱，又把写好的支票撕掉，还要赶我走。”
瓦利说，“我今天，特别烦躁。”
那一男一女，呆愣地看着面前这两个不同种族的男人。
王家明说，“你烦躁是一回事，但我是你的合作伙伴，是你的客人，我也是为公司打工的，公司找我要钱，我怎么办？你应该记住，你的枪是该对着你的敌人，而不应对着你的客户。”
瓦利向他道歉。一场危机就这样被化解了。
直到很久以后，王家明在巴拿马时间长了，才明白，按照巴拿马的法律，如果那天瓦利真开枪把他打死，瓦利不需要负任何责任。因为那是瓦利的私人处所，他让王家明离开，就必须离开，外人不经主人允许是不应该私闯私人领地的。
事后，王家明对朋友讲起这件事，朋友问他：真的不怕瓦利开枪吗？王家明说，不怕是假的，其实这里也要看个人的反应能力和经验智慧。他注意到瓦利的子弹没上膛，心里稍有底数。另外，瓦利的行为也激怒了他，作为中国人，在这个时候就不能低头，被人小看。
后来王家明很少见到瓦利。多年后，据说瓦利在加拿大洗钱被法院抓起来判刑了。

武力征服委内瑞拉律师

1996年11月13日，王家明在委内瑞拉要出三个集装箱，报关行的人叫路易斯，答应三天之内给他提货。他催促路易斯一定要守时，因为小女儿立娜四天后要过生日，他特别着急，心想赶快办完手续，回到巴拿马。
结果第三天没提出来，第四天竟然也没提出来。他再回巴拿马已经来不及，想起母女三人的翘首企盼，特别是小女儿失望的眼神，心里越发愧疚，他是信誓旦旦答应她们的。关键是，路易斯的言而无信，才导致他在全家人面前的失信。
王家明越想越气，找到路易斯办公室跟他吵起来：“你答应了提货，就应该遵守承诺，如果不能提货，那就应该提前告诉我，好让我给女儿过完生日再报关。”
路易斯与律师和会计师共用一个办公室。那个律师突然站起来说，“契诺，这是我们的办公室，不许大声吵嚷！”
“我跟你讲话了吗？他是我的报关行，他答应为我提货，却耽误了我的时间，我当然要跟他理论，是他不守信用在先！”
“你出去！”律师生气了。
“你凭什么让我出去？是他骗了我，我现在是跟他谈事，跟你没关系。”王家明急了。
律师不答话，拿起王家明的包扔到门口。
王家明说：“你给我捡回来！”律师不理他。
两人对峙着。
王家明又说一遍，“你给我捡回来。”
律师仍然不动。
“别怪我不客气了！”他上去就是一拳，打到律师的身上，这是会计师也站起来，抱住了他。律师魁梧高大，两个人都高出王家明一头，合起来打他一个。他只好拳打脚踢，把律师打得鼻青脸肿。
他地三次对对律师说：“你给我捡回来！”
律师最后捡回他的包，老实了许多。
律师说：“契诺，你玩赖的，我们是用拳头，你用脚。”
那一刻，谁还分拳和脚呢。律师被他打服了。
此后，王家明再去他们办公室，律师和会计师都对他毕恭毕敬，总是先打招呼：“王先生，你来啦？”王家明欣慰地注意到，路易斯已经把当初的“契诺”改为“先生！”
这件事，让王家明暗暗自豪，也为自己捏了一把汗。这两个高马大的家伙要是正面对打，王家明一定不会赢。王家明是各个击破，先打服了嚣张的律师，迫使会计师就不敢动手了。

车祸见真情
  1997年秋天，王家明一个人到离加拉加斯很远的一个城市，即查韦斯总统的老家去要账。他一个人开着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车速在120公里左右。
突然，从高速路边上冲出一个骑自行车的男孩，这瞬间的冲力，任何刹车都不可能避免，男孩的头部“嘭”地撞到车前玻璃上。他把王家明的车窗砸出一个排球大小的洞，男孩滚了几下，停到草地里。
王家明立即停车，他看到男孩还能坐起来，满脸是血，还用西班牙语对王家明说，“对不起，中国先生，我太急了，错误是我的。”
按照委内瑞拉的法律，遇到这种伤人事故，必须保护好现场，等待交通警察来处理，只有交警才能证明王家明无罪。
可是，那里是一个荒凉偏僻之地，有几个小孩在旁边看着，王家明立即想拦截一个出租车把男孩送到医院检查。王家明让那几个孩子帮着叫车，但他们都很冷漠，而那个地方真的太偏僻，根本没有出租车经过。
王家明立即问男孩最近的医院离这里有多远，男孩说不远，他可以带路。王家明担心孩子有内伤，就顾不得等警察。救人要紧，他对男孩说，“你赶快上我的车。”他明白，在这种情况下离开现场，意味着他一个人要承担全部责任。但他为了救孩子的命，甘愿自己必须承担这个责任。这时满车都是玻璃碎片，车的玻璃是花的，根本看不见道路，好在王家明驾驶技术过硬，拉着男孩很快到了医院。
他为男孩办好一切手续，看着男孩检查后，他才开车到警察局投案自首。当晚，他一个人在警察局的宿舍住了一个晚上。在委内瑞拉，遇到这种交通事故后，一定要等法庭开庭，开庭时才能判定你是否有罪。如果有罪就要负法律责任，按照判决进监狱或者赔偿损失：如果没罪就让你自由。
那天晚上王家明一夜没睡，他最担心是有一种车祸，当时没发现严重外伤，但头内出血，事后生命难保。他看到男孩脸上出了很多血，如果是外伤还好，止住就没事了；若是内出血，按委内瑞拉的医疗水平和条件，根本救不了他。王家明辗转难眠。
第二天开庭时，欠王家明钱的生意伙伴吴保华还带来了他自己的律师。
开庭时，男孩的父亲首先讲话，他说“首先，我们非常感谢这位中国先生，明明是我儿子的错误，但是这位中国先生在第一时间把我儿子送到医院，住院的钱也是中国先生垫付的，我儿子得到了及时救治。医生做了全面检查，我儿子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我们特别高兴。”
王家明听后，一直提着的心才放下来——孩子没有生命危险，这是最最重要的。
接着，男孩父亲又说，“我们提几个要求。的确，我们把中国先生的车窗撞烂了，换一块玻璃需要很多钱，可是我们赔不起；第二，医疗费能否由中国先生负担？第三，我们真的很穷，自行车撞烂了，中国先生能否帮我儿子买辆新车？”
当场，王家明的律师就火了：“怎么能这样讲？因为你的孩子，耽误了中国先生的事情，并且把他的车撞坏了，这个是你们应该需要赔偿的。你穷，借钱也要赔，是你孩子的责任，怎么能让中国先生承担呢？”
他们在那里争辩，交警也当场作证，“经过实地丈量证明，全部责任是男孩的，他违反了几项交通规则：一是没有瞭望，突然穿过高速公路；二是没戴头盔；三是自行车没有刹车闸……”
在各方争论不休的时候，王家明站起来，说：“我想谈谈我的想法。无论如何，我就在那个时间，被突然走到的孩子闯上了。虽然不是我的责任，但我很内疚，毕竟是我的车把他撞了，我非常高兴的是孩子没有生命危险。我决定，一修车费不用孩子家长承担；二孩子的医疗费我全部负责；三关于孩子的车，我送他一辆18速的山地车；四，这次孩子出血很多，需要补养，我再送孩子2000美金，作为日后的营养费。毕竟孩子家里有困难，我作为中国人，会尽力帮助他。”
王家明话音刚落，全场唏嘘一片，随即响起热烈的掌声。
“善人啊，大善人啊”，在场的法官、交警、律师纷纷用各自不同感受的目光看着这个特殊的中国人。男孩的家人，被感动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手足无措间几乎要给王家明长跪了。他们私下说，从没见过这样的中国人呐！
在他们心目中，原来以为中国人一个个都斤斤计较，如果遇到这种事定会拼命推脱责任，绝不会主动多付出一分钱。王家明改变了他们的看法。
王家明心里想的并不是这几千美金，他真的为孩子的安然无恙欣慰无比。在他心里，这才是最大的圆满。他心里有一杆大秤，人在拉美，对方从不关心你叫什么名字，开口就是“契诺”。作为华人，你表现不好，就是中国人不好。而你的善行，也会让对方立即改变印象——这个“契诺”，真是好人！
他很欣慰，在这次车祸的自始至终，其善行给他赢得的都是“中国先生”，这在他心里，比金钱重要得多。

破窗救人
只有一次，王家明没有为“契诺”发狂。
那一次，王家明与黄列平在回加拉加斯的高速路上，他们前面有一辆大客车与一辆货车，不知为何彼此斗气，你超我赶，互相追逐，时而并行，时而拉开距离。天下着雨，王家明看着就眼晕，尽可能地躲避他们。
忽然，那辆货车从他们后面猛地超过去，使他大吃一惊。只见货车与那辆大客车越飚越猛，货车一个急刹车，大客车便翻倒了。
车里满满一车人，侧倒在路边一动不动，车门压到底下已经变形，车里被困住的人惊叫一片。车的另一侧，就是几十米深的壕沟，危险极了，稍一摇动，整车人就会翻下去。
王家明对黄列平说，咱们赶快救人吧。
他们拿出自己车上的工具，砸开玻璃，把里面的人一个个往外拉，一直到把一车人全部救出来。
这一车人，幸亏碰到了王家明，平时人们遇到这样的事都会向躲得远远的，这就是王家明与众不同之处。
这一车的人，感激不尽，激动地围上前来，不停地说着，“感谢这个契诺，幸亏这个契诺先生啊！”
只有这一次，王家明没有因叫他“契诺”而发狂！

高速公路救小孩
有一次王家明从委内瑞拉西部办事回首都，在马都林到十字岗的路上，路面越来越窄，两个车会车时勉强通过。路基高出地面五六米，像个独木桥，多么老练的司机开这一段时都会提心吊胆。
忽然，他的正前方，有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焦急地拦车。那妇女一身是血，她怀里的孩子也满脸是血，看着就可怜的，显然是刚遭遇车祸的。王家明眼睁睁地看着一辆辆的车都开过去了，谁也不肯停下来。
王家明立即停下车，一问才知，他们的车翻到路下面，孩子被砸伤了。王家明一眼能看到路的下面，一个男人，想必是她丈夫，正围着车转悠。王家明气愤起来：车已经报废了，却不顾老婆孩子！
女人说，“先生啊，您能否帮一下我们的孩子？”王家明顾不上多想，对那妇女说，“赶快抱孩子急救吧，上我的车。”
母子俩一身血，把他的车里搞得脏乱不堪。孩子还哇哇大哭，女人就吓唬孩子，不让他哭。孩子哭累了，没了声音，想是睡了。突然，王家明想起一个常识：在这种情况下，孩子是绝对不能睡觉的，一睡就醒不过来。他立即强迫那个母亲，“你一定要让他哭，掐他，拧他，否则你的孩子就没命了。”
他让那个女人赶紧给家人打电话，联系好一个就近的医院，以便直接把车开到医院。可是女人说她的手机已经跟车一起摔坏了。王家明把自己的手机递给她，她却不会用。王家明一把拿回手机，“把号码告诉我。”他一手开车，一手拨号，终于边拨通了电话，通知伤者家属，让他们马上通知医院急救。
母子俩上车的位置正好在两个城市中间，两边都很远，他们必须开到十字岗。到了指定医院，医生们都等在门口，立即安排孩子急救。王家明才悄悄离开了。
事后，王家明一直非常奇怪，如果他是那个丈夫，早就扔下车，急救孩子了。可是那个委内瑞拉丈夫，一直守着那个破车。
类似的事情，8年后的内蒙古，王家明又救了一车人。
2002年初冬，王家明到内蒙古考察房产投资项目。项目合作方到机场接他，刚出机场，看到两辆车撞得很惨，一位女士被卡在车里，呼吸很艰难。汽车的油箱滴答滴答地漏着油，已是傍晚，光线渐渐暗下来。
由于看不清楚，接他的几个人下车，都拿出打火机，想打开照明，了解车内人受伤的情况。当然，王家明明白他们是好心，想帮司机脱险。但是，王家明一把拦住了他们说：“你们糊涂啊，一打肯定就着火，两个车以及周围的人都没命。”
他想起这个常识，告诉他们，“连一个钉子滑在地面上擦出的微弱火星都可能引发巨大灾难，你这不玩命吗。”他立即像个总指挥，安排身边的人，费了很大劲，把司机抬了出来。
上车后，那几个接他的人纷纷后怕。他告诉他们，遇到这种情况，警察一般是这样处理的：用锯沫把油埋上，或者用灭火机处理。

司机嗨喽
嗨喽原来是刘姓华人朋友的司机，因为他偷东西被刘炒掉。而王家明当时没有司机，刘老板告诉王家明，这个司机很聪明，什么话都会干，就是小偷小摸，同时他对委内瑞拉的道路又非常熟悉。王家明考虑之后，他想把规章制度订得完善些，不给嗨喽偷盗的机会，于是就暂用了他。
嗨罗的确特别能干也巧干，在委内瑞拉工人里较有智慧。他话不多，做事踏实、聪明，跟王家明四五年，他都很满意。只有一个偷的毛病，王家明一直想感化他。而且王家明刚到委内瑞拉起家的时候，嗨喽功不可没。
王家明一直感念他帮助自己创业的情分，真诚待之。但无论王家明对他多好，他都不会与他的华人老板同心同德。他认为“你们中国人赚了我们的钱，来委内瑞拉就是剥削我们”。所以他对中国人天生有一种敌意。
1999年，委内瑞拉发大水，嗨喽岳母家的房子被冲毁，王家明立即拿出6000美金送给嗨喽，给他岳母盖房子。
有一次，王家明叫嗨喽去看一个货柜，货车坏在半路上，谁知他不但没有看好货柜车，反而开着王家明的货车去酒吧喝酒，还跟人打架，让对方朝他的腿打了一枪。第二天，不见货柜车到仓库卸货，王家明到处找嗨喽，结果在医院找到了他，他正在做手术。他的父亲、哥哥都说，他是为公司看货柜车遭人抢劫，被歹徒在腿上打了一枪。王家明觉得有点奇怪，货柜车停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车和货完好无损，车上又没有血迹，他是怎么受伤来到医院的呢？王家明马上问护士，嗨喽是怎样到医院的。护士说是他哥哥送他来的。王家明心想，他半夜给公司看货柜怎么会同他哥哥在一起呢？按照正常情况，他出了这样的事故又是给公司工作，他一定先给老板打电话求救。嗨喽的做法完全不正常，王家明一经调查，原来，他和兄弟到酒吧喝酒，跟人打架，被对方开枪打伤了右腿。王家明把事情经过告诉嗨喽的父亲——“这件事是你儿子自己的问题，但作为老板，看在他多年为公司工作的份上，可以为嗨喽垫付6000多美元的医药费及工资。但是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你儿子工作时间私自开公司的车去酒吧喝酒，这是不可原谅的错误。但是无论如何他是我的员工，你们家庭也没有能力承担这些费用。咱们按照委内瑞拉法律办事，等到嗨喽辞工时扣回垫付。
数年后，王家明已经离开委内瑞拉。在王家勇被绑架的事情上，王家明和家勇越分析越觉嗨喽可疑，嗨喽身上的破绽像一块石头浮出水面——原来嗨喽一手策划了家勇的绑架案！
他们分析，如果作为绑架，绑匪应该把事主和司机一起绑架扔掉，至少让嗨喽跟家勇绑在一起才对呀！怎么可能只绑家勇一个人，而把嗨喽放走呢？而且嗨喽到警察局报案时说：“他的老板已经被打死”，他根本没有看到王家勇去了哪里，怎么知道王家勇会有生命危险呢？
    有一天，嗨罗竟然把车轴卸下偷走，拿去卖钱。家勇无法忍耐，立即炒掉了他，嗨喽就去劳工部告家勇，而且当年王家明替他支付的医药费因为年代久远，会计师当时没有找到打的函，为此，王家勇只好付出了双倍的代价。
王家明多次提到，他一个人不能改变和影响所有的华人，但他力图通过他的言行，改变当地人对华人的印象。尤其要善待每一个员工，包括司机、秘书、工人。但是所有这一切，必须建立在法律制度的框架下，否则，只有吃亏。吃亏有时不是坏事，有时会因祸得福，有太多华人就是不想吃亏，过于斤斤计较，最后一事无成。

巴拿马机场的广东大嫂
王家明的故事，有很多均以机场为背景。
机场是一个集聚了太多人生况味的地方。海外多年，周游世界的王家明与机场密不可分，同时机场又成为王家明的故事最为密集的发生地，他与机场有着不解之缘，机场展演着人间太多的悲欢离合，王家明也在机场编织着属于他自己的人生传奇故事。
在拉美期间，他经常出入的机场有两个，即巴拿马和委内瑞拉机场。巴拿马杜公摩国际机场位于巴拿马城，这是他的必经机场，留下他许多难忘的人生经历。
1992年，王家明到杜公摩机场接机，时间还早，便来到二楼候机室。见一帮人围观什么，他扒开人群一看，原来是四个中国。凭他多年广东生活的经验，他一眼就能辨别，他们肯定是广东人，一个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可能几天的旅途太疲惫，显得脏乱不堪。他们傻愣愣地站在那里，最小的孩子哇哇大哭。那种无助，像是被人围观的动物……同胞的狼狈相，让王家明看了心酸不已。
他用广东话问那个母亲，“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你？”
不问则已，一问，那个女人“哇”地大哭起来。她告诉王家明，他们母女四人从中国去伯利兹跟丈夫团聚，她丈夫在那里经营餐馆。他们不懂外语，在巴拿马转机时，不知为何没上去飞机，工作人员把他们赶到大厅后，不闻不问，他们不知该怎么办。
王家明压抑住愤怒，说，“把你的护照和飞机票给我看看。”他告诉她们坐在原地别动，他拿着机票和护照去找航空公司。
航空公司的人看了看，耸耸肩，不屑地说：“啊，是的，这些契诺不懂外语，我们也没办法。”王家明气极了，“正因为她不懂，你们才必须特殊照顾，她若什么都懂，要你们干什么？你们现在把她扔在这里，让她们怎么办？”
航空公司说，“那我们不管，漏乘是她自己的责任，跟我们无关，她可以住宾馆嘛。”
王家明一听，火气噌地窜上来，“我告诉你们，我是科隆自由港中轻公司的董事长，按照国际法，这件事情应该由你们全权负责，你们的客人漏乘了，你们要把他们送到宾馆，安排食宿，再把他们接回来送上飞机。如果你们不想这么做，今天，我可以出钱请我的乡亲去住宾馆吃饭，但是我明天就请我的律师起诉你们，”王家明用不太流利的西班牙语一通正告，航空公司的人呆呆地看着这个气度不凡的“契诺”，一时反应不过来，王家明趁热打铁，“你们明知道她们不懂语言，环境陌生，却如此歧视他们，机场大厅这么冷，她带着三个孩子，又不懂语言，你让她们去哪里？这件事，你们必须负责到底！”
王家明不卑不亢，义正辞严，工作人员很受触动，不敢怠慢。但他们表情尴尬，一时不知如何处理。一个负责人模样者，征求王家明意见，“能否给我们几分钟商量一下？”王家明一听，给他们台阶吧，“好的，你们可以去商量一下，我在这里等五分钟，五分钟后，请告诉我结果。”
过了一会儿，几个人出来，拿着一叠东西，对王家明说，“这是给他们的车票、住宿票和饭票……”，并向他保证，第二天，航空公司一定派人安全地把她们母子四人送上飞机。王家明说，你们稍等，我带我的乡亲过来。就这样，王家明使母子四人妥当安置后才放下心来。
广东大嫂当场给王家明跪下，还拿出三百美金，酬谢王家明的帮助。王家明扶起她，说，“不用，在国外，你碰到我，就算碰对人了。无论是谁，这种事我都会管，并且一定要管到底。”

拉巴斯机场与联合国女官员

1993年12月，王家明去智利访问客户时途径玻利维亚。
到了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他想到自己的中国护照已经满页了，需要加页，由于中国和巴拿马没有外交关系，他的中国护照总是成为他出行的最大问题。此时，他想到中国驻玻利维亚大使馆办加页。他没有玻利维亚签证，于是就和机场移民局官员商量:“我是巴拿马科隆自由贸易区中轻公司的董事长，我的中国护照页满了，想到中国驻贵国大使馆办理加页。但是我虽然没有玻利维亚签证，但是我有巴拿马居留证明，又有智利、委内瑞拉签证。我要在这里等候转机7个多小时，能否给个方便？”王家明发现移民局官员不置可否，一看有门儿，就给了移民局官员一百美金，并把行李押在那里，同时呈上名片，那些人见王家明是巴拿马科隆自由贸易区的董事长，相信他不会“跑”，就给他放行了。
此前，王家明对玻利维亚毫无概念，对首都一无所知。首都拉巴斯位于玻利维亚高原，海拔3680米，是世界上最高的首都。拉巴斯国际机场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际机场，索性建在海拔4100米的山脊上。拉巴斯机场虽然不大，但有14条国际航线，是连接南美洲、欧洲和美国的重要枢纽。去办事的中国人都会无一例外地被提醒几大秘笈：到后慢慢走路，不要吃太饱。话要少说几句，给自己省点氧气。
但王家明的此行无人提醒，他不了解这些。那天天气阴沉，下着雨，他貌似悠闲地转悠半天，感到大脑晕沉沉的，头痛欲裂，心里总在想：怎么回事呢？怎么会头痛？
他忍住头痛，拦了一个出租车，让司机拉着他去找中国驻玻利维亚大使馆。车绕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敲门却不开，好像没上班一样，没人理他。那是一座二层小楼，黑色塑钢门窗，赭红色屋顶，墙壁由水泥和粗大的鹅卵石砌成，房前的地面上铺着小一些的鹅卵石，门前有一棵形似桂花的绿树，颇为茁壮。为了证明自己来过这里，他让司机给他拍了一张照片，只好返回。
他是经过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回到巴拿马的，航空公司告诉他，这条航线还要经过一个叫山达克鲁斯的机场中转，“王先生，不如坐下一班飞机，需要多等一个多小时起飞，但不用在山达克鲁斯转机，可以直飞委内瑞拉再到巴拿马，减少一次起落。”
王家明一听，没什么不可以的。他便修改了航班。
而再进入机场时，机场工作人员告诉他，需要再付30美元的机场税，理由是超过八小时了。他与航空公司争辩：“这钱不应我付呀，是航空公司让我修改航班的，要付也应航空公司付。”
但那个办手续的女孩说是机场规定，坚持让他补交机场税，王家明找到航空公司的服务生，她竟对机场工作人员说：“他是个契诺，我们担心山达克鲁斯没有海关，没有移民局，我担心他跑了，所以改为乘不停飞山达克鲁斯的航班，晚了一个多小时。”
王家明一听，立刻气炸了——简直就是对我的污辱！“你怎么说话呢？你凭什么说山达克鲁斯没有海关？”他“啪”地把在山达克鲁斯移民局盖过章的护照拍在女孩面前，上面有出关时移民局盖的章，“这是什么？”
那两个人呆在那里，愣愣地看着一脸愤怒的他。
这时王家明找来了机场负责人，说明情况，“你认为我是中国人，我就会跑？你这不是人身歧视吗？”
那小女孩继续呆呆地瞪着他，王家明问，“这钱，还让我付吗？”
小女孩吓得哭起来。这等于她几天的工钱，王家明看得出，如果他不付这个钱，女孩自己付不起。那个负责人表示不管是谁支付，这30美金的机场税不能少交，这意味着必须女孩自己垫付。王家明一想，一个大男人，区区30美金，跟两个女人这么争执没意思，他掏出50美金，往柜台上“啪”地一拍。工作人员要找零，他手一扬，“不要了，送给你们！你们穷嘛！”
办完手续，王家明余怒未消，气哼哼地走进候机厅。
里面坐满了人，他正张望着寻找座位，一位年轻女士往里靠靠，让出一个座位，对他说，“这位先生，我这里没人，你可以坐。”
他带着气，说声“谢谢”，坐下了。
女士始终扭着身子，意味深长地打量他，用西班牙语问：“刚才我看见你在门口跟她们吵，在说什么呢？”
王家明把全过程讲一遍，并把护照给女士看。没想到，她笑了，肃然起敬，以欣赏英雄的目光仰望着他说，“我觉得你特别勇敢，特别‘爷们儿’，拉美人都喜欢你这样的男子汉！”
接着，她说，“你要有我的护照就好了。”他问，“你是什么护照？”她说她是UN。王家明当时没反应过来，心想，也许她是某个国际组织的。
飞机从委内瑞拉再起飞，转去巴拿马的时候，机舱里一下子空起来。王家明与那位女士的座位没挨在一起，这时她向王家明招呼，“王先生，你能否坐到我这边来？”他说，“好啊。”
女士始终用敬佩的眼光看着他，仿佛他是个英雄，嘴里不断说着：“你很男子汉！”她又拿出护照给他看，王家明这次仔细一看，惊呆了，上面有五种文字，其中用中文写着“此人是联合国官员，请目的国给予协助”。原来，她是联合国援助开发署在玻利维亚的总负责人。
直到这时，王家明才认真打量身边这个特别的女人。她叫何塞菲娅，30多岁，中等个，大眼睛，高鼻梁，典型的欧洲形象，气质高贵，典雅秀气。她告诉他，她是荷兰人，在尼加拉瓜长大，考了三种语言到联合国工作。丈夫在马来西亚执行任务，她们夫妻都在联合国工作。
她告诉王家明，玻利维亚给她配备了三室一厅，还有一部车和佣人，并说，下次再来玻利维亚，一定要住在她家里，她说“在玻利维亚，总理和部长都是我的好朋友，你要做什么生意我都能帮你。我给你找相关人员，找谁都行。”
素昧平生，王家明很感动。
她对王家明说，我会到巴拿马去看你。并把正在飞机上看的一本书签上名字，送给了王家明，然后笑着问他:“王先生，你送我什么呢？”王家明很窘，他身上没有什么可以送给她的东西，乱翻中，看到一张刚刚在智利拍的照片，便送给了她。
临别，何塞菲娅把家里地址、电话全部留给他。王家明打过两次电话，后来由于没有玻利维亚的生意，再无联系。
没想到，在机场一场大闹，却得到联合国美女官员的青睐，这让王家明十分感慨。

特拉维夫国际机场的歧视性安检
1993年底，王家明暂时抛开生意的烦恼，于12月12日至18日先到玻利维亚、智利处理生意问题，并于24日经美国、法国进入以色列，终于开始了自己的宗教探索之旅，并在以色列度过了1994年圣旦。
他在进入以色列时已经过了护照签证有效期，依萨通过在特拉维夫任警察局长的高中同学，破例给王家明办了入境手续。他住在依萨家里，依萨带他见自己的所有朋友，并把他在巴兰基亚海滩救小女孩的壮举不厌其烦地告诉他的朋友们，这使王家明在特拉维夫一次次重温着做英雄的感觉。
问题出在王家明离开以色列时。
依萨和他弟弟到机场送行，他们站在门口看着王家明过安检，亲眼看着王家明被左查一次，右查一次。第一次查完不行，又查第二次，第三次查完还不放行。王家明一直忍耐着，发现机场人员前也不查，后也不查，其它国籍的人都不查，只查他一个人。
他终于不再忍耐了，拍案而起，指着安检人员大声质问：“你们是什么意思？因为我是中国人？因为我的朋友是阿拉伯人？把你们机场的头目给我找来！”
他们真的把负责人找来了。王家明质问他们为什么搜查三次。
“这是机场职责，我们有权利这样做，如果你不接受，可以不离开。”
“我没有不同意，但你搜了三遍，我的前后都不查，为何只查我？你让别人怎么看我？就因为我是中国人吗？”
“你可以不走！”
王家明也火了，“我可以不走，你们这样对我，是对我的一种污辱。中国和以色列刚刚建交，你们若想把这件事情搞大，我马上到特拉维夫中国大使馆去投诉你们。”
一名工作人员把他拉到一边，悄悄告诉他，“你的朋友是阿拉伯人，我们担心他在你的包里放了炸弹。因为以前出现过这种情况，他们自己不放，但可以放在朋友的包里，所以我们要反复检查。”
王家明回头看看无辜的依萨兄弟，顾不上思考这两个民族的恩恩怨怨，心里翻涌着说不出的滋味。
王家明不怕把事情闹大，真想打电话到中国驻以大使馆。
这时，机场负责人翻看他的护照。一翻，发现了破绽：王家明没能在规定时间内进入签证国，“你的签证过了有效期才进入以色列，你是有问题的。”
他们反复检查他签证上的印章，“你是怎么进来的？”
“你可以去问特拉维夫警察局长，特批的。”
他们果然打电话去问警察局长。
就听对方在电话里说，“是的，是我特批的，他是我同学的好朋友，是个救人的英雄。”
警察局长是他们的顶头上司，那帮人立即颜色大变，连忙对他说：“对不起，王先生。你可以走了。”

加拉加斯偶遇美国女签证官
1996年，王家明发现委内瑞拉这个生意新大陆后，加拉加斯机场成为他频繁进出的交通中转站。他在这个机场遇到过王总、中国空军政委，以及无数的人生奇遇。
1998年初，王家明从加拉加斯坐飞机去波多黎各，乘客早已登机就序，但飞机迟迟不起飞。眼看就要晚点了，人们等得烦躁，机舱里微微的骚动。这时，气喘吁吁地跑进来一位女士，嘴里一劲儿地“sorry”，她的座位正好在王家明身边。她刚坐定，飞机就滑行起飞了。乘客们这才明白，原来飞机在等她。
王家明见她是个白人，气质还不错，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他也见惯了欧美白人女子的高傲，就顾自看书。或许是看到王家明也在看书，女士侧身看了他一眼，主动找他聊天。她问王家明，“你从哪里来呀？”王家明回答说，“巴拿马。”
“老家是哪里呢？”
“中国。”
“香港？台湾？还是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
白人女士一听中国大陆，顿时来了精神，郑重地问王家明，“我有一个情况不明白，为什么你们每一个中国人，都那么拼命地要去美国？”  
王家明淡淡地说，“不是吧，我就没想拼命去美国。”
女士一怔，“你有美国签证吗？”
“有啊。”
“那你拿来给我看看。”  
女士一看王家明的护照签证，一年多次往返美国。
女士顿时有点讪讪的，似乎她刚才的话没了揭露性，她故作镇静地说，“哦，如果是这样，我就敢跟你多聊了。否则，我还真担心你会找我的麻烦，又要追着我办签证。”
王家明这才明白，原来她是美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签证官，知道他一年多次往返签证，才没了戒心，他们的谈话开始轻松起来，从中国餐馆谈到委内瑞拉的风土人情。
可是谈着谈着，她又加重语气地问：“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你们中国人，都要拿我们美国签证，都要往美国跑呢？”
王家明也认真地讲起自己对美国的看法。他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美国在中国人心目中，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国人愿意去美国，是愿意去了解美国的社会，以及美国与中国的区别。”他话锋一转，“作为我个人，认为你们美国公民非常好。但是，作为你们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我不喜欢。你们今天打这个，明天又打那个，这样的国家形象，很不好。”
女签证官用异样的眼神打量着王家明。王家明看得出她的苦笑中的含义，从她微微点头中，她甚至有点认同王家明的话了。王家明继续说，“其实，真正想去美国的是两种人，一种是赚到钱，图安稳的，因为拉丁美洲社会治安不如美国，还有一种是在委内瑞拉找不到工作，生活不下去的人，才想到美国去打工。因为美国人工资高，真正在委内瑞拉有产业生活正常的人，不需要去美国，最多让孩子去美国读书。”
对于美国，王家明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作为美国公民，它的社会制度很完善，虽仍有种族歧视，但相对来说还算公平。描述美国时，王家明总是喜欢用一句话，“他把自己的一只鸟都保护得好好的。”城市规划、金融体系、教育体系，正能量很多，很人性，讲人权，对于百姓在美国生活来说确实是天堂。
但美国政府对于国内和国外是两种不同的做法。世人最反感美国的对外政策，对自己有利才做，并不是以世界公理、普遍真理为标准，只要对美国利益有利可以不择手段，不像他自己标榜的那样。当世界警察也是为个人私利，并不是出于世界的和平与正义，不但没有起到维护世界和平的作用，反而给世界造成许多灾难。
他第一次踏上美国领土的时候，就体验到这个国家是十分热情地想把四海名人都吸引到自己的怀抱。之后多次登临这个不可一世的国度，每次都惊叹它永不停歇、不顾一切的冒险精神和包藏宇宙、吞吐天地的志向，那种凌空翱翔的冲动，赋予美国直冲天际的思想翅膀和狂放不羁的自由驰骋。这就造就了美国任性而为的国家性格，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其实隐藏在爱迪生、莱特兄弟的发明之中，也隐藏在里根的冷战成就、小布什的战争之中。
但谁都明白，美国不可能因为无对手而止步，就像一个天生丽质的佳人，不可能因自己出众而自动毁容。这真像女作家亦舒在她的小说《艳阳天》里描述的那样，纽约是“一个极度丑陋罪恶的城市，也是绝对美丽包涵的城市，它的坏比全世界坏，它的好又比全世界好，是最奇妙的都会。”
王家明对美国的这番“宏论”，让这位女签证官打开了对中国人的另一扇窗口，了解到她所不知道的那一部分中国人的某些见解。她吃惊地看着他，时而觉得钦佩，时而又不解。这个有特点、有骨气的中国人像个谜，他那么与众不同，他的不卑不亢让她对这个中国人青睐有加，又让她费解。
她主动要求跟王家明成为朋友。王家明很平淡地笑笑，女签证官继续说，“王先生，我在委内瑞拉很喜欢吃中国菜，请你告诉我，哪家菜馆最好？”
王家明给他介绍了几家中国餐馆。
下机的时候，女签证官说，由于她是美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第一签证官，不能留下私人电话，但她把大使馆的总机留给了王家明，让他有事可以随时找她。王家明没要她的电话，说：“谢谢，我不会有任何事情再来找你。”

巴拿马机场偶遇山东著名企业家
1996年夏，王家明从巴拿马去委内瑞拉，那个航班是从墨西哥经停巴拿马，再从巴拿马到委内瑞拉的联航，是墨西哥航空公司的飞机。
在杜公摩国际机场，王家明见到几个自由港的韩国人，他们平时很熟悉，就站着聊天。过了一会儿，一个农民打扮的中国人急匆匆走过来，问那几个韩国人：“请问，你们是中国人吗？我遇到点困难，你们可以帮我一下吗？”
韩国人听不懂他的话，没人理睬。王家明听出来是山东口音，使接过话来，“我是中国人，你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讲吧。”
这位男子高大健硕，一见中国人，就像见到了亲人，“哎呀，这下可好了，”他甩着两只手，“口里骂骂咧咧的：“奶奶的，我想去墨西哥，不让进去，被退回来了，还要遣回委内瑞拉。”
王家明说，“你想进墨西哥，是要填入境申请单的。”男子说，本来是有人接他，结果没能进去。王家明拿过他的护照，注明委内瑞拉一年注册往返。王家明不了解这个男子是做什么的，就说：“你有这个签证就不怕了，跟着我一起到委内瑞拉去，你不嫌弃的话就住我家里，我租的是三室一厅的房子，只有我一个人住。”
此人不懂西班牙语，不能单独办理所有手续。王家明带着他，帮他回答所有问话，又帮他填写报关单和入境单。到了加拉加斯，王家明邀请男子住在自己家。但男子坚持要住宾馆。王家明看他的农民打扮，心想，就为他在自家附近找一家便宜点的宾馆吧，就是十块二十块美金的那种。可是，当他带着农民男子到了所找的那个宾馆时，那个男子皱皱眉，说，“我还是去住来时住过的欧洲酒店吧。”
王家明一愣，说，“欧洲酒店可是委内瑞拉最昂贵的酒店呐，一晚要一百七八十块美金呢。”男子说，“是啊，我来的时候就住在那里了。”王家明这才想起，近日有山东省副省长带领的一个企业家代表团到委内瑞拉考察，难道他就是其中之一？男子告诉他，他就是随团来的。本想去墨西哥考察一个新项目，却没能进去。
王家明已经离开公司一周，许多事情都等着他处理。忙起来忘记了山东男子。第二天，他突然接到那同胞的电话：“王先生，你得来接我一下。”他一听，好大的口气！就说，“我在忙，让司机去接你吧。”他说：“不行，你得自己来。”
王家明只好放下生意，亲自开车到酒店把他接到公司。男子在办公室一站，惊讶地说，“你们这里条件这么差！”他让王家明看一些照片，都是江泽民、胡锦涛等国家领导人接见他的照片。这时，王家明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操着一口山东口音的男子，就是山东省大名鼎鼎的农民企业家王总！当年他将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600万人民币捐给集体，用这笔资金办起了陶瓷厂、夹板厂、肉制品厂，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称他是带领农民发家致富的领路人。他是全国劳模、全国党代会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
王家明带他到一个华人餐厅，餐厅老板是一个祖籍山东的天津人。他和王总吃大葱蘸酱，餐桌上东北口音与山东口音交织在一起，他们吃的舒畅、开心，还不停地说：“就喜欢吃这个！”
王总临走前给王家明留下一张名片，邀请他回国时一定要去他家做客。名片上写着“山东临沂罗庄区沈泉庄”。在王家明的概念里，临沂本来就是一个小城市，这个沈泉庄该是一个多小的庄儿啊。
王家明每次回国，日程都这安排得很紧张，基本上没多余时间去别的地方逗留。2000年4月广交会期间，王家明回到广州。突然有一天，王总给他打电话，“王先生，我们来广州接你了，你跟我们一起去山东吧。”王总得知王家明每年都回国参加广交会，居然专门飞到广东来接他。这次王家明没推辞，他说：“广交会才刚开始，等结束就去山东。”王总特别执着，“不行，如果你不跟我一起走，我就不回去。”王家明说，“我说到做到，一定会去。”王家明充分领略了山东大汉的实在，他让王总亲眼看着，订好了4月28号的机票。
到临沂，王家明浸泡在山东人热情的海洋里。王总把他的副总一一介绍给他，都是憨厚淳朴的农民企业家。王总再向他的下属郑重地推出王家明：“这就是王先生，在国外帮了我的大忙！”
王总的企业规模，让初到的王家明目瞪口呆，觉得不可思议，这就是一个小社会：有发电厂、炼铝厂、钢铁厂、洗煤厂、饲养场、肉制品厂、陶瓷厂、地砖厂、水泥厂、油脂厂、木材加工厂、进出口公司以及几百台各种车辆，还有运输船队、欧洲风情商业街、超五星级宾馆、小学到高中、养老院，在世界十几个国家有分公司…..一个庄儿啊！一年给国家上缴十几个亿的利税，王家明跟着他们参观三天，居然没能参观完。让王家明目瞪口呆，由衷的敬佩王总。
这时，王总获得五一劳动奖奖章，要到北京领奖去。本来他已经订好机票，但王家明没能订到机票。于是王总就退掉机票和王家明一起开车进京。车到泰山，王总让司机陪王家明爬山，自己留在车里。王家明刚要打开车门，王总接到一位高层领导的电话，让王总到家里吃饭，王家明站在车门口，就听王总说，“首长，今天我得陪一个巴拿马的朋友，明天去您家……”王家明非常感慨，他才知道王总与北京的山东籍领导关系那么密切。更让他感动的是，王总为了陪他推掉了领导的邀请。
王总对王家明有一种特殊的尊重，王家明每次到临沂，王总都全程陪同，这让王家明很受感动。有一天，王总又赔他来到自由市场，没想到人们都认识王总，亲热地围上来。王家明对他说，“王总，你不要这么客气，为了你的安全，今后让你的秘书陪我好了。”后来王总太忙时就派办公室主任陪王家明。一名下属对王家明说：“1999年1月8日，胡锦涛总书记到华盛参观时，王总也是仅仅在门口接送，可他专程到广州去接一个朋友，绝无仅有，你的面子太大了！”
巴拿马机场的一个偶遇，延续着王家明和王总的特殊缘分。
那次临沂之行，王总与王家明还达成一项“协议”，王总将其麾下一名爱将小王公派到委内瑞拉。小王到委内瑞拉后住在王家明家里，与王家明同吃同住同工作。后来他把这段经历写成一篇文章，发表在《南美日报》上，题为《三年师生谊，六载兄弟情》。文章中有这一段话，“六年前，我初次踏上委国的土地，人生地不熟，先生用那辆别克轿车把我接到了位于加拉加斯的公寓里。次日，先生热情地把我安排到自己的公司熟悉业务。从此，每天陪着先生进出公司，上班下班，我成了先生的食客。工作上无法给先生帮忙，却坐享其成，混吃混喝，我心中不安，吃饭时再也坐不住，抢着埋单。先生洪亮而真诚的声音把我喝住了。我只好作罢，把感激藏到心中，任凭先生安排。三个月，我与先生同吃，同住，领略了先生的古道热肠，君子风度，也目睹了先生的辛苦操劳，喜怒哀乐。……在这个利益优先的社会里，像先生这样的人实在是越来越少了。我遇到了先生，是我的造化。所以，我始终心存感激并无限珍惜。”

阿鲁巴机场的河南受伤小男孩       
1995年3月，王家明来到阿鲁巴考察观光。当他观光结束就要离开时，在阿鲁巴国际机场登机的当儿，碰到一个亚洲男孩，他们两根手指被绞掉了，不知几天没洗过澡，手上的伤口已经感染，骨头裸露在外，惨兮兮的。王家明从外貌判断，这个男孩应该是中国人。乘客们都纷纷躲避他，而王家明告诉乘务员，“我是中国人，让他换一个位置，坐到我这里。”
男孩坐过来了。一问，果然，男孩来自河南南阳。他问他这是怎么回事？男孩说，“我在渔船里干活，发生工伤事故，手被轧断了，老板就把我赶回来了。”
“那你怎么转机呀？”
或许因为地方口音的原因，男孩子说不了半天，王家明也没听清楚。事实上，男孩自己也不明白。
王家明当即找来乘务长，用西班牙语问道，“你好！我想问问，我这个乡亲是怎么回事？”
乘务长说：“他要回中国，我们到法国后再给他转机。”
“他不懂语言怎么办？”
“这个我们管不了。”
“你必须要管！”王家明以坚定地口气对乘务长说，“他的手伤成这个样子，你们一定要派个人，具体告诉他，在哪里转飞机，怎么转，一定要负责到底。”
说着，王家明掏出名片，递给乘务长，“这是我的名片。虽然他身上脏，又受了伤，但他是我的乡亲。希望你们把这件事情做好，做不好，我会过问的。”
他又问男孩，“你身上有钱吗？”“没有。”“那你吃什么呀？”王家明立即掏出身上的所有美金，塞给小男孩。男孩自始至终都愣愣地看着他，因为他听不懂王家明用西班牙语与乘务人员对话的内容。王家明安慰他说，“我已经跟他们讲好，到了法国，她们会领着你，到换飞机的登机口上飞机回国，美金你到法国机场买点儿吃的。”
这个南阳的小伙子，留给王家明一个纸片，上面写着凌乱的字迹：“河南省南阳市王世相、大副李伟、666船、经理台湾人等字样。”王家明后来时常想起这个可怜的男孩，却一直无缘到南阳与他相见。
可是，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18年后，河南乡亲会以另一种难以想象的方式，回报了他18年前的阿鲁巴善举。
　　2013年4月17日早晨，王家明从北京乘高铁来到郑州，接着，与朋友一起包车，去焦作考察市场。
　　上车时，司机将王家明的公文包等物品都放在了后备箱里。也许是由于他们疏忽，后备箱的盖子没盖好，但当时大家谁都也没注意到。
　　12时30分左右，王家明的车到达郑焦晋高速公路新庄收费站，取卡准备上路到焦作去。这时，正在另一个道口取卡的焦作博爱县中巴车司机买欢迎注意到，相邻道口的那辆轿车后备箱没关好，他还没来得及大声提醒，那轿车已经开出去并上了辅道。
当买欢迎驾车准备进入高速车道时，突然发现转弯处有一个黑色公文包。他下意识地想到，会不会是从刚才那辆车上掉下来的？可是再往路的前方看去，已经不见了王家明他们乘的那辆车的踪影。
买欢迎赶紧停车，让车上的朋友下车将包捡起。考虑到失主可能还没意识到自己丢了东西，买欢迎就让朋友打开公文包，看能不能找到有价值的线索。打开一看，两人都有些吃惊。这里面有一台笔记本电脑、一本护照、三个电脑硬盘、一个照相机和一张身份证，还有一些电话号码簿、文字资料。再仔细看，还发现了一盒名片。经仔细寻找，他们注意到，名片上的名字与身份证上的名字相符，买欢迎试探性地拨通了名片上的电话。
　　此时，由于早起，坐在车上的王家明睡意朦胧，根本没意识到自己丢了东西。12时37分，手机叫醒了他，是一个陌生的号码。他接通后，对方问：“请问，你是王家明吗？”
　　“是啊，你是哪里的？”王家明有些疑惑，听声音不像是老朋友，陌生人怎么会知道自己的名字？况且那种地方口音，他很陌生。
　　“你现在是不是在郑州去焦作的高速公路上？”对方又问。
　　王家明更是纳闷，告诉对方自己正在去焦作的高速公路上。
　　“你是不是有一个黑色的公文包？”
　　对方这样一问，更引起了王家明的警觉，难道……他下意识地想着是不是自己的包丢了。他赶紧追问对方：“你怎么知道的？你是哪里的？”
　　“你不要着急，我们在高速公路上捡到一个公文包，里面有你的名片，想核对一下身份。现在我们放心了，我们的车就在你们后面，请你们到前面小徐岗高速路口下车，在那里等一会儿，我把包还给你。”这一番话，让王家明如释重负，他赶紧通知司机到前面下站等待。
几分钟后，买欢迎的车也在小徐岗站下了高速路。当他提着公文包下车时，王家明正焦急地等着。经仔细核对身份信息，并听王家明一样不差地讲了包里所装的东西后，买欢迎才放心地将公文包还给他。
接过失而复得的公文包，王家明无法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于是他从随身携带的现金中拿出500元钱，要感谢这个素不相识的好心人，可被一脸真诚的买欢迎谢绝了。买欢迎还一再提醒他和司机，一定要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财物。
平时，王家明很少在公文包里放置名片。那天，他想到河南来，就随手在包里塞了一盒，没想到，派了这样的用场。
17日傍晚，王家明从焦作专程赶到博爱县感谢买欢迎他们。他在中山大酒店备下酒席，宴请买欢迎和他的乡亲们。
买欢迎30多岁，憨憨胖胖的，上穿灰色夹克衫，下着一条牛仔裤，是个典型的北方汉子。他车上共有12位男女朋友，他们却入了宴席。
王家明通过朋友请来了《焦作日报》记者，在记者面前打开公文包，数点着他那些珍贵的宝贝，并说：“电脑里有我的课件和北大访问学者的论文；硬盘里有大量的珍贵资料，都是不可复制的；这些公证材料都是原件，还有我的护照~~要是丢了，后果不敢想象。我太幸运了，在焦作遇到了买先生这样的好人。”
“我以前也丢过东西，但是从没有像这次如此顺利就失而复得，好心人不要任何报酬。我走过30多个国家和地区，就这次来焦作最让我感动，留下的印象最深。”王家明感慨万端。
多年前，王家明曾在孙中山故居买了“博爱”徽章，无论走到哪里都戴在身上。由于河南方言，从买欢迎口中，他始终没能听清楚“博爱”二字。直到他来到博爱县的中山大酒店，要宴请这些可敬的恩人时，人们盯着他的衣服前襟，看了半天。问他：“哦，你怎么戴个博爱徽章呢？我们这个县就叫博爱呀。”
他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博爱”县！
大家更加感动这种奇妙的缘分。当时王家明身上带着两个小小的博爱徽章，他立即取出一个，送给了买欢迎。
王家明对在场的所有人表达自己的心情，他说“我一直敬重孙中山先生，他的‘天下为公’的博爱思想对我影响很大，但我并不知道真的还有一个博爱县。这次真是有缘。”
王家明说，“我的衣服上都戴有一个写着‘博爱’两字的胸章，我没有什么给买先生作纪念的，只能将随身带着的一枚赠送给他。这次来焦作，我收获了一分特别的感动，我要把这份感动写进我的传记里，传递给我国内外的亲戚朋友。”
王家明海外漂泊多年，他大概对河南近年来在国人心中的不佳印象知之不多，更不知某地警方曾打出“严厉打击河南籍犯罪团伙”的宣传语，“防火防盗防河南”一度曾在全国盛行，以至于，一气之下，河南作家集体写了一本书——《河南人惹谁了？》。
2013年4月19日 ，《焦作日报》对王家明这一忘记的亲历，以《感动在焦作》为题，全过程进行了报道。

看标题还心存狐疑，看内容方知果然是独家。
自传写的确实很有水平。

看标题还心存狐疑，看内容方知果然是独家。
自传写的确实很有水平。

刘文喜 发表于 2021-8-12 16:22
看标题还心存狐疑，看内容方知果然是独家。
自传写的确实很有水平。

谢谢文喜兄的点评。